1、1九鼎斜影下的文人2006 年底，央视新闻节目中报道了一则王三妮铸鼎的消息，说的是河北一位叫王三妮的中年汉子，自己铸了一个鼎，名曰“告别田赋鼎” ，以表达他对取消农业税的喜悦心情。鼎重约五百斤，王三妮匠心独运地把鼎上所铭之龙爪，改成了牛蹄子。在镜头前，王三妮仔细讲述铭文所用的一个词“慈爱” ，他用这个词来讲述领导与人民的关系，王三妮说，他曾经反复推敲这个词，最后才落在母亲对孩子才使用的这个“慈爱”上。铁鼎凸显慈爱，估计这样的诗兴思维不是一个农民想得出来的，应该有高人指点才是。但我绝无埋没王三妮才情的意思。看来，他是很懂历史常数的。 班固在汉书中，针对九鼎之下落，下了一个大包围，收录了司马迁的说
2、法，也补充了一条史料，说在周显王四十二年，即公元前 327年，九鼎沉没在彭城（今江苏徐州）泅水之下。后来秦始皇南巡之时，派了数千人在泅水进行打捞，毕竟江水滔滔，无从觅处，只得徒劳而返。从此事件再往前推，就进入到神话的浪漫流域。 春秋左传中，谈到九鼎铸造的情况，治水的过程中，禹对各地的风土人情自然也有所了解，禹将天下分为九州，又铸了九只大鼎，一只鼎铭刻一州的情形。九鼎即九州，反映了全国的统一和王权的集于一鼎，显示夏王已成为君临天下之圣主，是顺应天命的。于是，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2莫非王臣” ，作为炊事的器具，鼎实现了华丽转身，成为权力的宝器。独坐于鼎之上，稳如磐石，一心一意问鼎权力
3、，魁首不能不心花怒放。 不料，妙事“鼎顶鼎”地鱼贯而来。2007 年 12 月 18 日，媒体报道了“失传两千余年的中华传国之宝大禹所铸九鼎，日前复原成功”的消息，并以“中华民族世纪工程”的名义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隆重揭幕。“在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动下，以郑光先生为首席专家的九鼎复原委员会，先后查阅资料两千多万字，整理各门类专家手稿五百多万字，历时数年论证，终于使九鼎成功复原。 ”既然鼎已不存，如何“复原”？这种依靠文字记载激发出来的乌托邦蓝图，就叫“复原”？既然如此，99.9 厘米的高度又是“复原”了什么样的价值尺度呢？何况，中国典籍里，有关鼎或九鼎的原始记载有数百万字以上的浩瀚篇幅吗？这类低级
4、问题，对我这样的普通人而言，自然是关心的。 这就让我注意到，鼎的出现，一般有“自铸”和“献礼”两条道路。后一种属于民间通往宫阙的捷径，在这条“献宝”之路上，献鼎没有卞和式的高度危险，也没有清初向帝王“献书”的杀身之虞，更没有后来文人们“献言”的阳谋之术，充其量，是被置之不理。 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中心问题是禹，顾颉刚说“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 。这是民国十二年的事。至于后来被人附会，又“栽赃”于顾颉刚，说他考证出大禹的出生日等等，众口沸腾，如水泻地。至于顾制造谣言，说鲁迅的小说史抄袭盐谷温、而由陈源散播出来，使鲁迅恨之入骨，这似乎已经是题外话。但九一八事件前后，已有土肥原推行、
5、白鸟库吉参加计划的满洲国运动，所以后来有学者认3为，灭亡中国的运动，根本无须劳他们来灭古史了。2007 年朱大可先生在鼎：青铜时代的金属记忆里认为，九鼎的这种非凡气节，为整个铜鼎家族蒙上了灵性的光环，所以得出了“顾颉刚单手击碎九鼎神话”的结论，乍看起来，多少就有些一厢情愿。 据资治通鉴载，武则天神功元年（公元 697 年） ，夏四月铸成九鼎，徙置通天宫。豫州之鼎名曰永昌，高一丈八尺，受千八百石；冀、兖、青、徐、扬、荆、梁、雍八鼎，各有其名，高一丈二尺，受千二百石，各写其州山川物象，共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二十一斤。 宋史记载，宋徽宗崇宁三年（公元 1104 年）用方士魏汉津之说，备百物之象，铸九鼎，
6、翌年鼎成。取九州水土内鼎中，置于九成宫；政和七年（1117 年）后又用方士言，铸神霄九鼎。翌年鼎成，曰太极飞云洞劫之鼐、苍壶祀天贮醇酒之鼎、山岳五神之鼎、精明洞渊之鼎、天地阴阳之鼎、混沌之鼎、浮光洞天之鼎、灵光晃耀炼神之鼎、苍龟火蛇虫鱼金轮之鼎，奉安于上清宝篆宫神霄殿，钦宗靖康二年（1127 年）金人大举入侵，北宋帝后及宫中之物一并被掳，后再无下文。 （参见邸永君从九鼎到传国玉玺中华金玉文化考略 ）不料近千年之后，接力者终于浮出水面。余世存在非常道：1840-1999 的中国话语里，围绕献九鼎事件，刻画了顾颉刚“巧妙却无力的申辩” 。 1942 年，蒋介石六十大寿，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朱家
7、骅为讨蒋的欢心，发起寿辰献礼运动。这是仿效历代为皇帝“祝嘏献鼎”的国粹，以“献九鼎”为中心，要求从城市到乡村，由学校到工厂，逐渐酿成全国“献金铸鼎”的高潮。铭文由刘起 起草，顾颉刚最后定稿：“于4维总裁，允文允武，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载欣载舞，献此九鼎，宝于万古。 ”此外，国民党各学校党部和工矿党部也分别写了献词，称颂蒋介石“天下所顺” 、 “勋重无疆” 。献鼎仪式进行一半时，在现场一旁垂帘静听的蒋介石却让活动立即停止，大骂朱家骅：“这是无耻！”“太糊涂，是侮辱我！” “这种做法，不仅给我侮辱，也给党侮辱，怎样对得起总理在天之灵！”个中原委，尽管有诸多猜测，认为蒋是看到或听到美国以及
8、朝野的议论而怒火中烧。但我估计，朱家骅等人固然渴望谄媚获誉，事前蒋肯定是知道大概的，但不一定很清楚“献九鼎”是针对他个人的，一旦知道了，雷霆震怒，立即“心系民生” ，也在情理之中。顾颉刚刻意从九鼎的阴影下旁逸出走，但往往被一些好事者揪住。近年多有自由知识分子站出来为顾打抱不平，认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过”也未必构成，不要老让大学者难堪嘛。在这样的因势利导下，我就对此很感兴趣了。其实，朱家骅与顾颉刚历来友善，私交笃厚，选择顾颉刚来担任铭文之终审一职，无论从学力、名声还是性情而言，顾均是不二人选。 据顾颉刚年谱记载，1943 年 1 月 28 日，有“作九鼎铭文 ”的记载，但顾颉刚却否认九鼎
9、铭文出于己手。他在一篇文章中曾申辩说：“1943 年 1 月 11 日，中英、中美另订新约废除百年来的不平等条约，这是抗战以来第一件可喜的事，我们精神都为之一振。全国大学党部和工矿党部议决庆祝，并由民生厂铸铜九座献给蒋氏致敬。因为我在中大，所以由中大的同学邀我撰鼎铭，适有历史系学生刘起 曾作文言文，我交5给他做了。铭文中有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载欣载舞的话，也是实在的情形。我把刘君所拟的送去，说明不是我做的，但过几天报纸上登出来，仍写了我的名字，这是他们要引我的名为重的意思。 ”（顾颉刚自述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82 页）实际情况是，当时顾在中大，中大的学生邀顾亲撰鼎
10、铭，正好，历史系的学生刘起 曾写过一些文言文，曾得到顾的赞许，于是顾就决定由刘起 起草，自己最后把关。这很平常，就犹如如今的导师指导学生的作业，他们并没有忘记“共同署名”的研究策略：有了社会贤达的称誉，就拈须微笑；一旦事情不妙，就设法抽身而退。明哲保身的古文化已经烂熟于心，根本无须费力考证。所以，在很多读书人记忆中，顾颉刚不过是个学识打通古今、但不谙世事的呆子，其实，献九鼎风波犹如顾的梦魇，他多次陈述，意味非常，似乎显示出了书呆子学力之外的另一种功力。 “疑古”史家现代历史学家顾颉刚一文（见高增德等编世纪学人自述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里，顾说：“想不到解放之后，一般人以献九鼎
11、做成我的罪状这献鼎的事既不出于我的提议，又不出于我的设计，制成之后我不但未见实物，连照片也没有见。哪知隔了六年，忽然旧事重提，说我献鼎。我哪里来的铸鼎的工料钱？倘使我存心迎合，我岂不是早做了官了？再说，当时国共合作尚未决裂，共产党尚喊拥护蒋委员长的口号，而废除不平等条约也未始不是共产党该庆幸的事，这鼎铭即使是我做也并不在今天犯罪。拿这件事来攻击我，并不能使我内疚神明，外惭清议 。 ” 魏邦良先生在蒋介石拒收九鼎的另一种说法里指出，顾颉刚6并非因为这一件事而“报之以桃” ，事实上，朱家骅对顾颉刚一向都很关照。早在 1934 年，朱家骅就曾帮过顾颉刚一次大忙，解决了学术经费。“我没有办法，就去见朱
12、家骅，请他想法。他说：你们学术团体的刊物，照例只有得到教育部请求补助，但这种团体太多了，教育部平均分配，所得一定不多。好在你们讲的是边疆，而中英庚款董事会正要办边疆教育，你们回去备一个正式信来请求补助，我在董事会开会的时候，替你们提出讨论。 我听了他的话就做了，居然于 1936 年夏天由董事会通过在一年度内给我们一万五千元的补助费。我们学会的工作从此有了正常的发展，有了专任的研究员，发表的文章自然有更充实的学术贡献。”（顾颉刚自述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167 页） 魏邦良的结论是：“既然朱家骅多次对顾颉刚援之以手，后者自然感激非常，自然会在别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情况下，欣然同意为九鼎
13、作铭文。设身处地想一想，顾颉刚的投之以李，报之以桃也属情有可原，只是后来不肯承认铭文出自自己的笔下，就缺少一份敢作敢当的勇气了。”（万象2005 第 10 期） 那么， “不能使我内疚神明，外惭清议 ”的断语，应该还是有来历的。这让我想起了三个人：钱穆、陈寅恪、胡小石。 顾颉刚是极有个性的人，爱才之心不时从古奥的学识里旁逸斜出，显得颇有人情味。他阅读一篇文章，就发现了当年在图书馆做资料员的童书业，也发现了当时还是小学教员的钱穆。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回忆：“又一日，天一又偕顾颉刚亲来余室，是亦为余与颉刚之第一次见面。颉刚家居苏州，此次由广州中山大学转赴北平燕京大学7任教，返家小祝见余桌上
14、诸子系年稿，问，可携返舍下一详读否。余诺之。隔数日，天一又来，告余，颉刚行期在即，我两人能偕往一答否。余曰佳，两人遂同至颉刚家。颉刚言，君之系年稿仅匆匆翻阅，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因云，彼离广州中山大学时，副校长朱家骅骝先，嘱其代为物色新人，今拟推荐君前去。 ” 其实，就无须去翻看李敖蒋介石研究中蒋介石和钱穆之间的一些臭史之类的考据了，钱穆对蒋公自始至终抱有一种“遇明主”的亲和感，和煦春风，感铭五内，热浪翻涌，在所难免。读一读钱穆大作总统蒋公八秩华诞寿文：蒋公乃“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
15、公胜之也” 。相比之顾颉刚终审的铭文，有过之而无不及之慨。看来，顾颉刚是慧眼识知己的，知人，自然可以论史、论世。其实这些情况，在很多传统知识分子以及一些自由主义分子身上，是伴随着高深的学问而“薪尽火传”的。在他们看来，学术与道德立场是两回事，即使一脑壳扎进了体制的裤裆，吮痈舐痔，深入至盲肠，但这并不妨碍学术的飞黄腾达。于是，靠近权力，将火中取栗和谐为火里添柴，成为了问鼎学术的必要手段。维护现存的道统和制度，宽袍大袖的传统学人与西装革履的自由知识分子，围绕着九鼎跳起了欢快的狐步舞。伴随他们鼎立加盟的身影，就等于为三足或四足之鼎，再增加了又一只脚！ 再看看如同歙砚一般沉默的陈寅恪。 在凸显国粹的“
16、献九鼎”事件中，御用文人也曾征求陈寅恪先生的8意见，希望他在此“盛典”中有所表示。先生的确表示了，他写了癸未春日感赋诗作答 沧海生还又见春，岂知春与时俱新。 读书渐已师秦吏，钳市终须避楚人。 九鼎铭辞争颂德，百年粗粝总伤贫。 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是此身。 面对民族危亡，党国政府的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寅恪先生感到痛心。诗句沉郁，宛如刀锋从骨殖剔过，展示了先生对党国政府的极度失望以及不屑与阿谀者合污的气节。其实，早在 1940 年，陈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第一次见到“蒋公”时，便“深觉其人不足为道，有负其职” （吴宓语） 。宴席后，陈便作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七律一首，表达了自己不屑为伍的
17、胸襟。 也许，一个人的遭际就决定了一个人的性情。寅恪先生的祖父陈宝箴在内忧外侮之时，立志维新，卒振兴湖南。父陈三立“以吏能廉洁及气节文章颇负重名于当代” （寒柳堂记梦未定稿 ） 。他受父祖熏陶教育，一门数代忠义是他崇尚气节史学思想的渊源。而“贬斥势力、尊崇气节”也是宋代史学的重要特点，寅恪先生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重气节等也是与宋代史学思想一脉相承的。而这样的节操，可能在很多知识人眼里，不过是个人私见也。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的古训，正变得如流云一样遥不可及。 9“献九鼎”事件期间，国学大师胡小石恰好也在重庆中央大学。当时有一“民意机构”派人与胡小石商洽，许以重金
18、，请他为蒋介石寿辰书写寿文。据说此举乃一箭双雕，一是因为胡小石已是民国最高学府中央大学最负盛名的学者（部聘教授）之一，金石书画、诗词曲赋日臻胜境；其二在于胡小石无党无派，毫无扭捏，寿文出自其手，既显风雅，更具“民意” 。来人刚说明来意，胡小石即一口回绝。来人情急之下，脱口反问：“前时美军将领史迪威逝世，那次公祭典礼上的祭文，不是由先生写作的么?”胡小石回答：“史迪威将军来中国帮助我们抗战，所以我才为他写祭文。再说，我只会给死人写祭文，不会替活人写寿文。 ”来人闻之变色。 （参见国学大师胡小石 ） 九一八事变后，与寅恪先生一样，胡小石目睹外患日深、民不聊生，常有愤世嫉俗之语。在杂诗中怒斥“狐狸亦
19、当道，安问豺与狼?” ，感叹“万哀天地夜，阖眼倘我存” 。著名书法家衡阳曾家髯(熙)先生对胡小石曾有一评价：“其为人孤峻绝物，苟非所与必面唾之，虽白刃在前不顾也。及观其事师敬友则循循然，有古人风。 ”若以此观之陈寅恪先生，不是同样如此吗？ 对于文人与气节，陈寅恪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讲了一段十分沉重的话：“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此话远没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那般飞荡扬厉，但却是飞荡之思的人格基座！如此沉痛之言，连同那
20、铸好的微型九10鼎，兴许早已经湮没于历史的尘烟中了。但，有的人没忘。 风云突变的 1976 年 10 月份，沈从文在致友人书信里谈到这事，等于是将陈寅恪的话来了一番现实化的理解：“按照近代政治的现实习惯，总是把焦头烂额的人尊为座上客，而不在意曲突徙薪的建议，加以深入分析和考虑。也可说因此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本来特征长处和弱点的认识，都还缺少应有理解。重视或轻视，都易过分，难得恰到好处。因此比较老实正派的，反而不如长于巧佞逢迎的吃香，受重视，有出路。只担心知识分子捣乱不合作，却乐于知识分子的逢迎捧场，也因之过去在蒋介石时代献九鼎的名流，和在宋美龄身边做顾问的人们，都成为吃得开的不倒翁 、 。而十
21、分本分贴着国家需要默默低头做事的人，反而觉得硬生生的不好对付，不易制伏，别有用心” （沈从文自传?自传编零?一张大字报稿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5 年 9 月版）读到这样并不遥远的话，我的心情是十分怪异而又冰结的。其实，改天换日之后，置身九鼎阴影下的人们，并不需要像顾颉刚那样杯弓蛇影，杞人忧天，他们都是历史上的“善鸣”之人，其赤胆忠心，问鼎者是明察秋毫的，是洞若观火的。被一些学者推为“胸襟开阔、雍雍大度”的清初统治者，也把当初弃暗投明者列入“二臣传” ，实为愚蠢之举。看看不少大名鼎鼎的学人，如周作人、冯友兰、周一良、钱穆、胡兰成、舒芜以及所谓的“文革余孽”等等，从来不会因为过往年代的一些“不愉快”而遭到现实的唾弃。这至少说明与时俱进的鼎祚具有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气度，如同金子之光一直普照于他们葵花一般学术或面庞。更何况，区区献鼎乎！如果再来一次“献爱心”盛举，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