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康有为的不变与梁启超的善变摘要 康有为、梁启超师弟二人，虽然一体并称，实则从来和而不同。梁启超的善变与康有为的不变反差尤为鲜明。不过，深究内情，梁启超的善变虽然公开而坦白，背后故实周折复杂；而康有为的不变则有故意掩饰的诸多情节，甚至不惜抹去变的痕迹，以维系不变的形象。如此一来，研治康梁就面对共同的难题，而须采取不同的办法。对梁启超，应尽力收集文字的所有版本，比较解读其相异之处及其所以然；对康有为，应注意文字标注和披露时间的差异，分别不变的自述与变化的实事之间的纠结。 关键词 康有为 梁启超 不变 善变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1)1100940
2、4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谈及他和老师康有为的差别时道：“启超与康有为有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其治学亦有然。有为常言之：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 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故有为之学在今日可以论定，启超之学则未能论定。然启超以太无成见之故，往往徇物而夺其所守，其创造力不逮有为，殆可断言矣。 ”康有为的原话，本来仅指其为学的一面，梁启超加以对比，范围则从两人的治学扩展到应事。后人遂笼统以为康有为不变而梁启超2善变。此节关乎师弟二人的学行有无分别，如何分别，研究康梁应如何解读史料、探究史事，可以讨论之处甚多，应有
3、所申论。 梁启超从不讳言自己的流质善变，并将原因归结为太无成见，所以治学应事不免徇物而夺其所守。在治学方面如缪凤林所言：“虽自知其短，而改之不勇；又以正义之见，不敌其名利之念。晚年讲学，尤好揣摩风气，儒墨汉宋，佛老科玄，时时改易。前之以识见文字转移一代风气者，卒乃行文之末，亦随人为转移。 ”并“悼惜梁氏，益叹先哲学必立本之义为不可易也” 。梁启超对学海堂及陈澧的看法，对乾嘉考据学的评价及始终坚持为研究中心的史学该如何治法等，均在不长的时间里前后数变。如此揣摩风气，随时转移，看似服膺真理，与时俱进，实则缺乏定见，随风摇摆，难免趋时者容易过时之讥，因而引起学界的不少非议。胡适就曾指出梁启超关于乾嘉
4、汉学态度的变化其实是受他影响的结果。政治思想方面，梁启超同样多变，其对世界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抉择，在革命与保皇间的徘徊，宪政与开明专制的犹疑，尤其民初以此办法从政，搅入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乱局，流质善变在人们眼中形同反复无常，人格亦备受质疑。如果治学方面如缪凤林所言，掺杂名利之念，则同样品行有亏。 面对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梁启超，研究者必须更加注意相关史事发生及衍化的时序，解读文本不可脱离具体时空联系、望文生义甚至凿空逞臆。因为缺乏定见，易受相关人事等环境因素影响，以及坐言起行的权谋因应需求，梁启超公开发表的论政论学文字往往短期内数度变更。其变化虽然幅度不一，均牵连他本人认识的改易或应对时势的调
5、3整，参照相关资料，可以从中解读的史事以及梁启超本人思想观念变化的脉络甚多。一般而言，不同文本的差异较易引起注意，而同一文本不同版本之间的变更，则往往容易忽略，或仅仅视为文字的改动，未及联系观念与史事。前人已经做过深入研究的如戊戌政变记 、谭嗣同传等，即为明证。若将梁启超的在具体时空环境下所写文字理解为此时此地对于具体人事而言则可，若抛开各项具体条件，笼统以为任公所言，则其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情形，在梁启超身后还将延续。只不过并非检验梁启超的学行，而是考验后来学人的智慧。 有鉴于上述，编辑梁启超的文集，除如常收集所有文字外，还须特别注意异于常情的一本多版现象，尽可能网罗各种版本，加以核校。其
6、办法并非校出最佳版本，而是分别同一文本不同版本差异的多少，少则以初版本为底，用校注形式将各种版本的异文按时序排列于注释，多则将不同版本按时序全文附录。若径直校出所谓最佳本，无非根据编者的判断进行取舍，反而会抹杀反映梁启超思想与环境变化的轨迹。迄今为止，只有朱维铮编注的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采用此法，则可以着力的余地尚多。 与梁启超公开坦承变化多端截然相反，康有为自称 30 岁学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若理解为学问无变化，甚至如梁启超所言，扩及应事，则大不然。康有为教主圣人自命，有意无意间，要维系其形象，绝不能如梁启超似的随风摆动。梁启超早就论道：“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执主义，无论何
7、人，不能摇动之。于学术亦然，于治事亦然。不肯迁就主义以徇事物，而每熔取事物以佐其主义，常有六经4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故短先生者，谓其武断，谓其执拗，谓其专制，或非无因耶。然人有长短，而短即在于长处之中，长即在于短处之内。先生所以不畏疑难，以旋撼世界者，皆此自信力求之也。 ” 不过，康有为的所谓不变，其实要大打折扣。其政治上最为典型的事例，当为学人不断揭破的对戊戌时期变法奏议的改篡。戴逸曾在为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所作的序言中说：“以前研究戊戌变法和康有为上书都根据康有为本人于宣统三年五月刊印的戊戌奏稿 ，大家对之深信不疑。哪里会想到。他所刊行的并非戊戌时期的真奏议。康有为部分是由于原
8、稿不在手头，更重要的是为了辛亥革命期间的政治需要，竟把自己过去的上书增删篡改，弄得面目全非，刊印公布出来。这样就把后世的研究工作者引入了歧途。 ”此事提请人们注意到，原来康有为的所谓不变，还包括这样的增删改篡。也就是说，康有为并非一成不变，只不过用种种手法将变的情节掩饰起来，将变的痕迹涂抹干净，以维系其不变的形象。更为重要的是，这在康有为身上绝非绝无仅有的特殊个案。他可以伪造衣带诏，可以暗中组织暗杀行动而公开断然否定，可以通过写我史来改变历史，重塑自我(我史并非单纯叙事，其要当在显示自己思想学术的形成与作用。若以为康有为旨在铺排事功，而这方面并无明显改篡，则离其本意尚远)。与随写随发、不断改写
9、、不停发表的梁启超相比，康有为的不少著述并非即时发表，而是成稿之后秘不示人，因应时势变化或见识改变，反复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修改。因此，与编辑梁启超的文字须着重注意搜求同文多本有异，编辑康有为的文字应注意其自署的时间和公开披露的时间，若二者相距较远，则要小5心其中有无后来改动的痕迹。若能找到稿本底本，即使仍然难以判断每处改动的具体时间，至少可以知道被改动的具体位置。否则，仅仅依靠与相关史事比对的外校，要想确证，不仅难度极高，而且很容易误判。 治史应在整体之下探究具体，必须贯通，不宜归纳，研究某人即以其为范围，只看直接材料，相当危险。其险有二，一是易以其是非为是非，结果等于无是非；二是易用一般理
10、解个别，误读错解本意。具体到康梁的文字，即使网罗所有的版本底本，若不能前后左右比较相关资料以求近真及联系，解语境以通本意，还是难免似是而非，甚至南辕北辙。20 世纪最初几年，梁启超在革命与保皇的宗旨方略取舍上和康有为产生严重分歧，除了私下通信争辩，暗中与其他各派势力联合反清外，还撰写了几篇文字刊载于新民丛报 ，公开讨论，标明主张。 其中1902 年 12 月 24 日新民丛报第 22 期的释革和 1904 年第 46-48期合刊的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最为直接正面。尽管两篇文章系公开发表，又未受不同版本的困扰，学人也充分自觉到概念的历史意义与诠释意义的差别，可是所解读出来的意思非但未能近真，还与
11、梁启超的本意大相径庭，乃至截然相反。 释革写于梁启超等人“猖狂言革”遭到康有为的极力压制，表面屈从而心有不甘之际，其难言之隐不在于对革命的内涵及形式的理解取舍，而是面对康有为的高压，如何表达非革命不可，且非法国大革命式的革命不可的意愿态度。至于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 ，是梁启超游新大陆归来，放弃言革主张，宣告与革命分道扬镳的一篇宣言。两篇文章看起来都是在探讨革命的可能性与可行性，6主旨却正相反对，一则说明革命的合理与合法，一则力证中国不能实行以铁血手段推翻清政权的狭义革命。如果不是将大量相关函札等资料排比互勘，使得相关史事近真连贯，发生衍化的脉络逐渐清晰，仅仅靠直面文本，再高明也难免误判错解。
12、世间常有对同一人事持相异相反的解读评价，梁启超的“善变”同样如此。郑振铎关于世人对梁启超善变的态度有一大段议论，颇有心得：“梁任公最为人所恭维的或者可以说，最为人所诟病的一点是善变 。无论在学问上，在政治活动上，在文学的作风上都是如此。他在很早的时候，曾著一篇善变之豪杰(见饮冰室自由书)，其中有几句话道：语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后已焉。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又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百变不离其宗。 他又有一句常常自诵的名语，是不惜以今日之吾与昨日之吾宣战 。我们看他，在政治上初则保皇，继而与袁世凯合作，继而又反抗袁氏
13、，为拥护共和政体而战，继而又反抗张勋，反抗清室的复辟；由保皇而至于反对复辟，恰恰是一个敌面，然而梁氏在六七年间，主张却已不同至此。这难道便是如许多人所诟病于他的反复无常么?我们看他，在学问上则初而沉浸于词章训诂，继而从事于今文运动，说伪经，谈改制，继而又反对康有为的保教尊孔的主张，继而又从事于介绍的工作，继而又从事于旧有学说的整理；由主张孔子改制而至于反对孔教，又恰恰是一个对面，然而梁氏却不惜十多年间一反其本来的见解。这不又是世人所讥诮他的心无定见么?然而我们当明白他，他之所以屡变者，无不7有他的最强固的理由，最透彻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如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遗少同
14、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供献与劳绩也许要等于零了。他最伟大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 ，他的屡变 。他的变 ，并不是变他的宗旨，变他的目的；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并未变动的，他所变者不过方法而已。 ” 当然，这样的看法也是一家之言，未必普遍认同。郑振铎又指出梁启超感觉最灵敏，感情最丰富，极能服善，不谬执己见，以及急于用世等，作为解释其善变的原因。不过，梁启超一再坦承自己善变易变，并一再声称自己“今是昨非，不敢自默” ，且一再用读者思想之进退作为其变化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的尺度，是否仅仅限于自我检讨?既然梁启超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的善变理所应当，作为当事人和知情者，难道他对号称
15、 30 岁以后不复进也不必进的康有为实际上变动不小熟视无睹?对康有为作伪改篡以维系不变的形象毫不知情?或者说他并不认为乃师这样的行径不够磊落，康有为可以不必随时与境而变，其脑识真的不用进一步发达?还是他每每这样说，都不仅为求得自己心安，同时也是向世人表明态度，向乃师曲折隐晦地进谏? 康梁并称，看似合为一体，实则师弟二人，不仅始终和而不同，而且关系紧张的时期远过于融洽。如果不是梁启超容忍迁就、委曲求全，恐怕早已分道扬镳、恩断义绝。草堂同门或保皇同派很少将两人并列，其他革新同道，也早已察觉师弟的不同，并向梁启超当面揭破。(参见汪康年师友书札)康梁并称，当发端于湖南士绅，普及于清政府，强8化于激进派
16、(如陈天华)或革命党(如孙中山)。梁启超虽然对外维护师道尊严，对乃师执礼甚恭，对彼此的差异分歧却心知肚明，且时因坚持己见而不惜挑战康的权威。 康有为自诩 30 岁以后不复进不必进的说法，颇值得玩味，迄今学界虽有引述，却罕见解释。据康有为自编我史 ，其 30 岁为光绪十三年，西历 1887 年，即使依据他本人的记述，这一年也乏善可陈，与前后几年相比，更显得平淡无奇。若说学问不复进不必进，则与廖平相见在此后数年，康有为因此完全转向今文经学，为其思想学问的一大转折，变动不可谓不显著。若以接受西学为断，则到上海、香港在此前数年。不过，反复斟酌，以 30 岁划线，在康有为绝非随口道来，或许是配合其编我史
17、时重塑形象的要着，深思熟虑，别有深意。 以 30 岁即 1887 年为界标，最直接的目的应是抬高次年赴京第一次上清帝书之举的思想成熟程度。因为此次上书无论就内容还是过程看，康有为都并未做好要求变革的准备，甚至看起来动机未免有几分可疑。康有为此行赴京的主要目的是乡试赶考，博取功名，结果未能如愿。指责康有为名落孙山是科场不公，逻辑上有些自相矛盾。如果康有为已经充分认识到科举制的弊病，或是不屑于八股文章，那么他或者干脆不考，或者不可能考好。若其高中，真不知说明他同流合污，还是确有水平。 落第之后，康有为的行为举止仿佛今日的愤青，只不过他还将希望寄托在达官贵人的赏识之上，以求出人头地。他不加分别地向各
18、式各样的显宦重臣上书进言，只能表明在他看来，这样的形式不过与八股文章一样，是进入仕途的敲门砖。因为很难用对京中官场情况了解不深来解9释康有为病笃乱投医式的攀附权贵，他一味选择位高权重之人，显示其目的即在于此。而他要想打动最高当道，语不惊人誓不休是最佳选择。其第一书内容其实泛泛，不出清流派与洋务官僚认知的范围，他人所不能的应是用那样的言词直达天听。将第一书与后来的变法相联系，康有为不仅是始作俑者，也是最大的受惠之人。 康有为如此自我塑造形象和维护形象，固然可以博取时名甚至欺世盗名，可是很难瞒过草堂弟子。而后者为了维护宗师和门派的声誉利益，有时不惜集体造假。直到编辑梁启超年谱长编时，涉及梁当年与革
19、命党暗中合作之事，草堂同门不仅断然否定，还将原函中的相关文字删除殆尽，使得相关史事的解读迷惑重重。梁启超虽曾几度挑战康有为的权威，但限于内部，他的身份角色和为人行事准则，都不允许他公开揭露或批评，用自责自励的方式，在自辨的同时不但可以自清，对于乃师或许也不失为曲折的讽喻。梁启超不断为善变正名，其言说对象应当包括多方掩饰悄然变化的康有为。他指康有为在学问和事业上都必欲强事实以从我，其实已暗示其为了自我形象不惜改变事实。这样推断或不免诛心之嫌，却可以提供一种合理的解释。其实康有为本来不必如此煞费苦心，他的历史地位不会因此动摇改变，同样也不会由此增光添彩。说到底，康有为极端自信的背后，多少有着几分不自信，或者说他是用过于自信来掩饰内心的忐忑。这或许和他故意拔高自己第一次上书及其他类似的行为有着内在的关联。 与梁启超当年所论相反，师尊康有为之学在今日歧义甚多，难以论定。而弟子梁启超在思想学问方面的影响，反倒越来越引起关注和重视。10至少今人看来，梁启超的创造力已经超越康有为。此一反差，未必合乎历史事实，康有为之学，在许多领域(包括受人诟病的今文经学)确有重新认识的必要。可是，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康有为种种作伪改篡的小动作当居首要。康有为将疑古的情境转移到现实，以为作伪可以改变历史，可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到头来只能自食其果。 责任编辑：杨向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