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农地“流转集中”到谁手里？自进入 2008 年 9 月，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一些专家学者和城市流行媒体突然爆炒所谓“新土改” ，沸沸扬扬地鼓吹废除农村集体所有制；要求个体“永佃” ，实行耕地和房基地私有化；要求容许“资本下乡”去促进“流转集中” ，去“盘活农村固定资产”以“扩大内需”和增加“廉价”劳力供给。 “山雨欲来风满楼” ，并非真金白银的今日“资本”正孕育着一场对我国农民史无前例的剥夺。对此，中央则反复强调土地流转不是土地私有化。显然，这里有需要仔细辨析讨论的地方。 鼓励“流转”是为了鼓励“集中” 。我国农村的耕地、房基地、山林地，该不该流转集中？应该。尽管农业技术越来
2、越先进，农民收入却长期停滞，从事农业劳动的积极性越来越低，耕地撂荒现象也越来越普遍。如同三十年的计划经济， “小岗道路”也已经走了三十年，路逐渐越走越窄。八亿农村人中的二亿人脱离耕地流动到了城市，他们留下的耕地和房基地权属当然应该“适度”集中。其实，中央政府自上个世纪就一直在号召“把耕地集中到种田能手那里” 。 然而，农地流转集中给“资本”还是农民？这个问题暗藏着可以导致社会大动荡的陷阱。陷阱在于张扬“为什么”集中，却掩盖了“集中给谁”的生死道义，掩盖了农业经济的“道义”特性。 土地应当流转集中给农村集体。削弱了农村集体，就阻碍了进城农2民的退出机制，留在农村的人们就享受不到城市化的好处，反而
3、走向破产。加强农村集体，巩固农村集体，农民才能自愿进城，而非被资本逼迫进城；他们留在乡下的亲戚们才有与退出者们“共同富裕”的希望。换言之，实行共有私用，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农村集体才是农民利益真正的代表。 为什么这样判断？本文阐述国家干预土地使用的原理，澄清我国耕地和房基地的国情特性，讨论我国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内容，然后议论流转集中给“谁” 。 世界上从未存在过清晰的土地私有制 从法律意义上讲，当代世界不存在绝对的土地私有产权。权属是为了使用，干预使用就是干预权属。全世界的政府，包括我们的近邻日本政府，都干预土地使用，一直干预到每块土地的具体用途。越南政府搞了耕地和房基地的私有化，结果很糟糕。若
4、非越南政府维持了土地用途的严厉干预，后果不堪设想，越南会变成菲律宾、印度和拉美。平原辽阔、人口稀少的美国都严格干预耕地使用。我的一个美国友人是加州头号房地产商，他在加州海岸中部最昂贵的地区买下了上百平方公里的山地。但加州行政当局批准这单交易的条件是禁止砍掉山中的任何一棵树，否则交易作废。正因为如此规定，这块地并不很“值钱” ，只起到禁止闲人进入，保护原生环境的目的。私人间的土地交易凭什么要政府批准？因为美国土地从来就不是什么“完全私有” ，正如英国土地也不是私有的。3英国政府凭借出让九百九十九年的土地使用权合约来干预每块土地的具体用途，私自改变用途就收回了。若我租用香港中银大厦某层楼三十年，似
5、与拥有三十年产权并无区别，因为大厦业主也只有六十年的土地使用权。可我的租用合约是“办公” ，若用于办“讲习班”就会因违反合约而被剥夺租约，或导致另谈租用价格。同样，大厦业主若容许大厦出现“居民” ，大厦的土地租约会被政府废除。香港和新加坡被美国某权威机构连年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两个经济体，世界排名第一、第二，但那里的土地是“国有”的。土地私有与“经济自由”毫无关系。中国自古就有很多国有和集体所有的土地，有土地集中的限制。唐代的“府兵制”就基于政府临时分配土地使用权；宋代宗祠“集体”拥有几乎三分之一的耕地；我国还有卖地者在有生之年可向买地者“找补”若干次的“习惯法” 。换言之，世界史上从来就没
6、存在过土地“清晰的”私人权属。所谓集体土地“产权不清晰”和“所有者缺位”的说法是自造的貌似“学术”的概念，目的是拆毁我国农村耕地的集体所有制，为资本下乡集中土地的狂欢盛宴鸣锣开道。 为什么世界上不存在“清晰的”土地私有产权？为什么全世界的政府都想方设法干预土地使用权？道理分三层，核心在于土地事关“生存安全的道义” 。 第一，土地不会增加，但人口会增加。随经济发展和富裕程度不同，人对土地使用的要求会增加。所以，与大多数产品交易的性质不同，土地“自由”交易根本不可能符合市场供求规律，不可能有什么符合市场规律的“价格” ，只可能出现“貌似”符合市场规律的短暂交易繁荣期，4接下来就是灾难期。企业数量和
7、产品产量及种类可以成倍增加，但土地不会增加。不可能增加的“商品”只能被“炒作” 。多数产品数量可依供求增减，符合市场机制，清晰的私人权属有助商品生产的繁荣。地上房屋的建筑面积可因层数不同而成倍增加，货币更可以轻易地成倍增加，金钱的数量甚至可以增加到与钞票印刷量无关，却与别国的货币量有关。世界人口暴增，产品产量暴增，货币量更在暴增，土地面积却永不增加。与清朝发行的大龙邮票一样，我国十八亿亩耕地不会增加，只可能减少。“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就是金银” 。在地球上人口和“虚拟货币”暴增之际，土地天然不是货币，但能使货币保值的天然就是土地。因此，持有大量货币的人当然会炒作有限的土地，通过炒作来集
8、中土地，推高土地价格。土地投机与依供求关系增减的产品和货币不同，土地投机并不增加土地，却会占用大量资金。土地炒作与农民收益无关，与农业发展更无关系。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海南发生爆炒地皮的浪潮，严重影响了海南的经济发展，却没给当地农民带来任何好处。 第二，土地是人“安身立命”的地方，是人类吃住安全的依托。 “家有千间房，只睡一张床” 。是否有钱或许是重要的，也可以不重要。但吃住的生存权绝对重要。生存的安全没有了，人民当然造反，无论他们是否曾经“自由”或“自愿”地出售其土地和房屋。前苏联学者查雅诺夫因阐述农民的“生存经济”而不朽；美国学者斯科特因阐述农民的“道义经济”而不朽，两个概念的含义是一样的，
9、都强调“生存”和“生存的道义” 。道义经济的核心是保障人民吃住生存的基本安全，是所有“经济”道理的基础；而吃住安全的基本权利来自土地，土地权利来自政府5根据人口变化而公平地调整土地的使用不是来自土地的私有。道义经济不仅适合农村，而且适合城市；不仅是封建经济的基础，也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还是社会主义经济和西北欧“社会市场经济”的基础，更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两亿流动民工在城市所以没成为动乱之源，因为他们有家乡的土地制度提供生存安全。因为上述原因，现代政府恒定会限制土地交易，因地制宜，用种种法律干预土地使用，制止土地成为资本炒作的对象，制止土地集中到少数富人手里。第三，无论怎样
10、“集约” ，农业都“不赚钱” 。按“分秒”产出的第二和第三产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才是现代人类财富的主要来源，依“季节”产出的种植和养殖业早已不再是人类“财富”的主要来源，只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中国“农民”人均拥有二亩耕地，美国“农民”（农场主）平均拥有三千亩耕地（二百公顷） 。但有了“规模经营” ，美国“农民”依然无力“致富” ，还得靠国家补贴才能生存。美国人吃牛肉如同中国人吃猪肉，美国政府用纳税人的钱补贴养牛的美国农民。眼下每头美国“牛”每天可获得 2.2 美元补贴，合每年 5500 元。我国 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只有 4140 元。美国政府还补贴“休耕” ，农民不种地照样得到种
11、地的纯收入。若非美国农民“不赚钱” ，美国政府不会去“补贴”农业。就美国这种“规模”农业，就这么个“补贴”法，也没听说哪个美国农民“致富”了，不过是以“无法享受城市生活”为代价，获得略高于城市的人均收入而已。在有农业的国家，所有政府都立法限制农地转为他用，都节制“资本”吞噬农业用地。这就是“道义经6济” 。道义经济保障包括城市人在内的所有人的食品安全，是适用于全世界的规则。 为什么我国政府要特别干预农村耕地和房基地的权属交易？ 耕地和房基地的国情与极不可靠的钞票 我国政府干预农村耕地和房基地的权属，道理也很简单，只有四个。第一，我国农民与耕地之比的条件极为恶劣。拥有耕地权属的“农村人”多达八亿
12、，而他们只拥有十八亿亩耕地比印度还少得多。不分气候冷暖和降水差异，不分产量高低，我国农村人均只有二亩耕地，与美国平均“住家”的占地大致相当。自清朝初年起，我国的一亿总人口已上升为八亿农村人十三亿总人口。而国土面积却大幅缩小，耕地面积缩小得更快因为城市扩张，因为六十年分发房基地，还因为六十年的坟墓用地。换言之，我国八亿公民能安全有序地生存，靠的就是那人均二亩地和从耕地中划拨的户均一块房基地。奇迹是：这点微薄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公平地保障了全部八亿人吃住的基本生存安全，也保障了我国全部十三亿人的粮食及其他农产品安全，保障了我国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这中国式的“公平”从哪里来？来自国家对农业用地的法律保护，
13、来自建国初平均主义的土地改革，来自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来自改革初以户为单位平均分配承包地，来自宪法规定的耕地集体所有制不是国家所有，也不是私人所有，还来自国家法律规定已婚农村7夫妇有权从集体耕地中获得一块免费房基地。 第二，耕地和房基地不是农民“致富”的工具，而是八亿农村人吃住安全的保障。人均二亩地和户均一块房基地不是八亿农村人“致富”的手段。尽管我国耕地的单位生产效率已经属于世界最高水平，十八亿亩耕地用于农产品生产只够极少数人“致富” 。设每公斤粮食售价二元，全国每年生产的五千亿公斤粮食只值一万亿元。设“致富”的标准是年均“毛收入”一百万元（包括不可能低于百分之六十的生产成本，
14、而且不计劳动力成本） ，即年纯收入的上限为四十万元，全部一万亿元的粮食总值只够分给一百万人“致富” 。若年纯入四万元则够一千万人，但已无关“致富” ；若年纯入四千元也仅够八亿人中间的一亿人，但那已低于联合国规定的日均二美元“贫困线” 。所以，我国农村的耕地和房基地不是致富手段，农村人致富只能另寻他途。事实上，单纯的农业收入只占目前我国农民收入的百分之十六左右。耕地和房基地虽然不能让农民致富，却是他们的“生命线” 。对二亿流动民工如此，对六亿留在农村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城市没有拒绝乡村人，没有拒绝乡村人买房和工作。然而，今天的城市当局根本没有能力保障二亿流动民工及其直系亲属的工作和住房福利。不是不
15、想，而是不可能。事实上，流动民工有能力定居于其所服务的城市者是少数。事实上，城市企业只给十八至四十九岁的流动民工提供最下层，收入最少的工作。大多数民工的“工资”连孩子都养不起，结婚生子后会把孩子送回家乡养活。十八岁出门，五十岁返乡，在城市的三十年辛劳人生为的是在乡村安全舒适的退养。换言之，对二亿流动民工中的大多数人而言，乡村的家庭承包地和房基地是他们生存8安全的保障，是他们留在乡村的祖父母、父母和孩子们的保障，是他们退养的保障。他们每年打工挣钱，为的就是新年时“回家” ，最终回家退养。乡村的家才是他们的认同和归属之处。而对于六亿留在乡村的人而言，号称给他们“户口”就能让他们定居城市，如果不是无
16、知，就是故意撒谎。他们多是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没有技能获得稳定像样的城市工作，更不可能获得城市早已非常昂贵的住房。若用一纸空洞的“城市户口”来换取六亿人的土地和房基地，那是抢劫。 第三，出售耕地和房基地所得的钞票远不足以保障包括二亿流动民工在内的八亿农村人的吃住安全。今天，巨额的城市乃至外国资本像狼一样盯住了我国农村的土地，因为人多了，地少了，恰逢粉色和绿色的钞票无处可去投资赚取利润，更逢农产品市价暴涨，还因为中国莫名其妙地流行原始和简单粗糙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毫无疑问，农村人多得一些钞票可以为城市的工厂企业暂时“扩大内需” ，而且扩大内需是重要的。然而，今天的钞票早就不再是历史上用于买地的真
17、金白银了，与稀有的金银毫无关系。个体农户只会看到那数以“万元”计的“巨额”钞票，却不知今年之钱不是明年之钱，不知八亿人都拿到那钞票之际，那钞票就“毛”了，就不值钱了，是无法应付随“城市户口”而来的生存成本的。卖房卖地当然会换来眼前急用的“现钞” ，当然能“盘活资产” ，当然能暂时“扩大内需” 。但农村人均二亩地和房基地不是“资产” ，是包括二亿民工在内的八亿农村人的“生命线” 。说是这卖房卖地的钱能让他们在城市“投资” ，这种话鬼才相信。遑论乡下人，大多数城市人都靠工资过活，没多少城市人有能力去“投资理财”而不亏本。虽然我国农9地产出效率已经是世界最高一类，土地集中或许还可以再增加一点点“农业
18、生产效率和效益” 。问题不在利润多少，而在利润归谁？归集中拥有土地的人，还是他们会平均分配给原来拥有土地的八亿人？若土地集中为人均一百亩，收益率大概会高一点点，可还是小农，还算不上规模经营，不过是巴西“无地农民”概念的上限而已。而且，政府还不可能有办法控制土地集中一百亩的上限。可人均一百亩意味着仅有一千八百万人拥有现存的十八亿亩耕地，其余的近八亿农村人就“永久”丧失耕地收益权属了。这就是增加那点“效益”所需付出的巨大“成本”除非这一千八百万“新小农”买地为的是当“活雷锋” ，为的是承担近八亿人的生活保障。 事实上，而今“土地流转集中”的主体是外来的“公司” ，公司不支持“道义经济” ，更不是活
19、雷锋。近年我国农村发生的“群体抗议事件” ，大多是“公司加农户”引发的。著名的小岗村大概已属于“良性”集中了。小岗村人均二亩地，村民们不种粮食，自愿把土地“流转集中”到种植经济作物的“公司”手里。有“公司”拿着国家补贴去小岗种“蘑菇” ，每亩二十年一次性总付四千元。还有“公司”去种“葡萄” ，价格是每亩每年五百元，租期二十年。二十年总付一万元，还“分年支付” 。经济作物风险大，收入不稳， “公司”连这点租金也不保障支付，结果是“政府垫付” 。就这样小岗还是有不少耕地抛荒。这就是耕地的“市场价格” ，这就是“资产”的“盘活” 。靠四千元进城活二十年？靠五百元在城里生活一年？不用谈二十年，五年后那
20、五百元就可能买不起一口人吃一年的米钱了。若这租约不是二十年而是七十年，小岗农民连孙子辈就10都没指望了。要是他们再卖了房基地就真的会立即实现“城乡一体化” ，城市会再欣赏到唱花鼓乞讨的“艺术” 。当然，小岗人不用乞讨，小岗是“模范” ，有官款支应。 有学人说，现有的城市足以担当失地农民生活，只需要容许他们“自由”地建立和居住在像拉美、印度那样的“贫民窟” 。然而，那贫民窟由犯罪集团控制，无水无电无下水无学校，既不代表“人道”或“自由” ，也不代表“城乡一体化” 。是倾向资本自由的“制度”迫使无地流民过上了一种貌似“自由”的非人生活。拉美和印度人没造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习惯于宗教安慰。笔者
21、希望那些欣赏印度和拉美贫民窟的学人们去实地看一看，比较一下那里贫民窟的生活和我国农村有房有地有学校的生活，做个诚实的结论。 有学人说，要相信个体农民会作出理性、谨慎、最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可“崽卖爷田不心疼”是咋回事？发展中国家的大批无地流民都是从石头缝里冒出来的？一户有老少五口人的湘西农民向我兜售他家承包七十年的二百亩山林地，要价“高达”十万元，因为林地的野生山茶树每年仅带给他家五千元收益。那“理性”就是五口人不干活白拿二十年的钱。他们不知道，二万元现金维持不了一口人二十年的生活，而我则用辆廉价小汽车的钱轻易坐拥二百亩美丽的湘西山野，当上“不在地”的庄园主。美国百姓的“理性” ，如何敌得过华尔街的“理性” ，个体农户的理性怎敌得过“公司”的理性。正如股市有能力套牢“理性”的城市人，今日资本有能力诱使八亿村民“自由自愿”地出售房基地和耕地，迫使他们过上“自由”生活。而且，今日之“资本”并非真金白银。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