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华文明史讲义绪论一、中华文明的界定“中华”一词，由“中国”与“华夏”二名复合而成，大约在魏晋时期即已出现，南北朝后已普遍使用。 晋书刘乔传记载刘弘上表给晋惠帝，表中云：“今边陲无备豫之储，中华有杼轴之困。 ”以“中华”与“边陲”相对，是指中原地区。又魏书宕昌传有“其地东接中华，西通西域。 ”这里以“中华”对“西域” ，则与“中国”语义相当，是指代中原王朝了。中国古代所有朝代都不以“中国”为国名，可又都以“中国”或“中华”为通称。至晚明、清初西方传教士东来，他们均已直称明清两朝为“中华帝国”了。近代随着“民族”一词的引进，又复合出“中华民族”一词，最初一般是指中国的主体民族，即汉族；后来随着各
2、民族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日益自觉地走向联合，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直接对象，中华民族一词实际上已包括了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国所有的民族。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专制制度，定国名为“中华民国” 。1949 年中华民族获得了彻底的独立和解放，更定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华” ，就是指我们统一的多民族的伟大祖国，当然也指包括中国古代所有在中华大地上活动过的各个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文明”一词出现很早， 易经中就多处使用。如易经大有云：“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 ”这里“文明”是文采光明的意思。其后词义引申、发展，有了多种含义，如辞海列出四项：其一，犹言文化，
3、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其二，指人类社会进步状态，与“野蛮”相对；其三，旧指时新的，如早期话剧称文明戏；其四，光明，有文采。本书主要取其与“文化”相近的第一义。但“文化”一词内涵极为丰富，在实际生活中也存在许多种用语。如不识字要学文化， “文化”仅指读书识字；不讲礼貌，言行粗鲁，要提高文化素养， “文化”指人的素质修养；考古学中所说“仰韶文化” 、“龙山文化”中的“文化” ，是指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遗存；政府机关有文化部、文化局，主管的“文化”主要指文学艺术、文博、图书等。这些用法词义较狭。而在理论研究中，文化也至少有三种含义：一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二是专指精神文明
4、，即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典章制度、政治和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学术思想、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三是指社会生活中和政治、经济并列的文化类而言。本书所用“文明”概念偏重于“文化”的第一义。又因传统文化包含有精华和糟粕两个方面，而“文明”则主要指进步、积极的内容，故本书采用了文明一词。总之，我们使用“中华文明”的概念，是指包括当代 56 个民族以及曾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古代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优秀成果。二、少数民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中华文明是中华大地上发展起来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经过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国最后形成了现在
5、的 56 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93.3，其他 55 个民族人口占 6.7。因此一般认为，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其他民族为中国的少数民族。在数千年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仅人数众多、经济文化发展较高的汉族为创造中华文明起了主导的较大作用，其他少数民族也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是相当突出的。下面从三个方面简略举例说明。其一，少数民族对物质文明的贡献。例如，我国的青铜文化相当发达，这不仅表现在中原王朝直接统治的地区，也反映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广泛存在着一种用青铜铸造的铜鼓，制作精细，风格独特，有人称为铜鼓文化。目前，我国已发现的
6、铜鼓有一千多面。中国早期的铜鼓产生于春秋初年，一直发展到秦汉；分布在云南中部，北及四川南部，东和东南至贵州和广西。这显然是南方少数民族创造的青铜器文化。在北方草原发现的鄂尔多斯青铜文化，产生于商，发展于西周，繁荣于春秋战国。这种青铜器文化带有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特点。在准格尔旗西沟畔、凉城县毛庆沟战国匈奴墓出土的金银器和青铜器，制作精致，有相当高的水平。再如，历史上各少数民族对我国各地区的开发建设，至今还保存着许多建筑物或它的遗址和遗迹。国务院批准定为有重大价值的 62 座历史文化名城中，至少有 12 座是由、或最初由少数民族建设的。它们是承德、遵义、昆明、大理、拉萨、呼和浩特、镇远、丽江、
7、日喀则、武威、银川、喀什。在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秦汉以来的 37 处古遗址中，至少有 13 处是属于少数民族的。如楼兰故城遗址（新疆若羌县） 、古格王国遗址（西藏普兰县） 、金上京会宁府遗址（黑龙江阿城县） 、元上都遗址（内蒙古正蓝旗）等。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 216 处古建筑及历史纪念建筑物中，至少有 53 处是我国少数民族在掌握政权时由这些民族修建的。如沈阳故宫，北京国子监、雍和宫、恭王府及花园，承德市普乐寺、须弥福寿之庙、避暑山庄等。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 55 处古墓葬，其中属于少数民族的有 17 处。如河北遵化县的清东陵、河北易县的清西陵、辽宁沈阳的清昭陵等。又如，各
8、少数民族都有历史悠久并独具特色的手工业，其产品也是物质文明的重要内容。维吾尔族的地毯图案优美，色泽鲜艳，作工精致，经久耐用，至今畅销国内外。阿昌族的刀具，简称“阿昌刀” ，历史悠久，为滇西和缅甸东北各族所喜爱。苗、瑶等族的蜡染是民间传统印染手工艺，图案多样优美，反映着浓郁朴实的民族格调，已有千余年的历史。其二，少数民族对科学技术的贡献。例如，18 世纪前期在清朝钦天监任职的蒙古族科学家明安图，参与了清政府主编的律历渊源 、 历象考成后编和仪象考成三书的编修，而这三部书是我国 18 世纪天文历法研究的总汇。在呼和浩特五塔寺后面的山墙上，有一幅石刻蒙文天文图，署“钦天监绘制” 。据研究，可能是明安
9、图在钦天监工作期间绘制的草稿，由喇嘛从北京带回上石的。这是目前所见惟一的一幅石刻蒙文天文图。其图与南宋时苏州石刻天文图相似，是一幅内容全面的“盖天图” ，北极在图的中心，有赤道，黄道画成扁圆形与赤道相交，有二十八宿的划分和银河，周围标注黄道十二宫、二十四节气和二十八宿名称。其中恒星除传统的星座外，还标出一些乾隆年间新测定的恒星。再如，在与自然和疾病的斗争中，少数民族也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医药学，是祖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医学家们编著了蒙古正典 、 普济杂方 、蒙医学大全等几十种医学著作；同时编译了大量汉、藏医学典籍，如本草纲目等。17 世纪蒙古族著名医学家墨尔根，将蒙医学中创伤接骨秘技传授到内
10、地，18 世纪初传播到国外，受到医学界的普遍重视。此外，藏、维、苗等民族的医学著作和医药经验也都为推动我国医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三，少数民族对文化艺术的贡献。例如，文字不仅是表达语言和书写的工具，也是科学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许多少数民族创造了自己的文字，至今仍在使用的有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傣文、锡伯文、彝文、朝鲜文等。少数民族用民族文字创作、编写了大量文学和史学著作，也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族的格萨尔王传是迄今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史诗，不仅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也有很高的艺术和史学价值。它通过对英雄人物事迹的描述，反映了藏族人民的古代社会生活和习俗。 江格尔传被称为蒙古族古
11、典文学的三大顶峰之一，是在卫特拉蒙古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在歌颂英雄人物的同时，也描写了蒙古族人民的古代社会各个方面，表现了他们保卫故乡反抗敌人战斗性格。 玛纳斯长达 20 万行，也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之一。它产生于 19 世纪，反映了柯尔克孜人民反抗统治者的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精神。以上三书被称为中国三大史诗，名扬世界。清代满族作家曹雪芹创作的文学名著红楼梦 ，以纷繁复杂的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物，反映了深刻的社会意义，表现了高度的审美价值。问世不久即家家传阅，处处争购，遍传海内。后来又相继被译成英、法、日、德等国文字，传播到世界上很多国家。由于红楼梦的卓越成就和巨大影响，围绕红楼梦研究形成一门特殊
12、的学问“红学” 。现在“红学”已经变成一门国际性的学科。又如，我国少数民族能歌善舞，在他们中间流传着大量的歌曲和舞蹈，东汉氐羌系统的白狼歌 ，歌颂了氐羌之国与中原皇朝的友好关系；北齐斛律金的敕勒歌唱出了北方草原的风光，至今均被视为名著。隋唐时期的龟兹乐、疏勒乐、高丽乐、高昌乐、北狄乐、南诏奉圣乐，都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乐舞。少数民族的音乐、民歌十分多姿多彩。如蒙古语的“长调” 、鄂温克族的“扎恩达勒格” 、鄂伦春族的“赞达仁” 、哈萨克族和阿尔克孜族的牧歌，都是曲调缓慢而悠长，辽阔而深沉，具有浓郁的草原气息，反映了游牧民族的风格。而南方少数民族在劳动、谈情说爱以及其他社交活动中唱的山歌，则曲调高亢
13、明快，奔放自由。少数民族还擅长用歌唱和乐器伴奏的舞蹈来反映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其中比较有名的，如维族的顶碗舞、大鼓舞，藏族的锅庄舞，蒙古族的安代舞，朝鲜族的长鼓舞，彝族的跳脚舞，纳西族的东巴舞、笛子舞，傣族的孔雀舞、象脚鼓舞，佤族的圆圈舞、舂碓舞，拉祜族的芦笙舞，土家族的摆手舞，壮族的横鼓舞、扁担舞，瑶族的铜鼓舞，苗族的禾花舞，畲族的婚礼舞等等。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我国音乐舞蹈艺术宝库，而且对其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总之，少数民族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优秀成果，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忽视。因此，首先在这里加以说明。第一章 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中国是世界历史上文明发达最早
14、的国家之一，而中华文明是上古世界诸多文明中一脉相承直接留传下来的仅存硕果。关于文明起源的理论还有待完善，学术界对文明到来的标志尚有争议。但一般认为，城墙、宫殿和专门武器的出现被认为是国家政权出现的标志，也是文明起源的标志。也可以城市、文字、冶金作为文明的三要素，其中以文字尤为重要。我国最晚在商代已有了相当规模的大都市，有了十分成熟的文字系统，又有了发达的青铜铸造技术和高超的玉器手工业，无疑已处于灿烂的文明时期。但是，商代文明并不是中华文明的源头。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证明，在中国广阔的领土上，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在世界史前史上已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则分布更为广泛，内容
15、更为丰富。正是在新石器文化的基础上，中华文明循序渐进，不断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第一节 中国早期的人类生活人类由古猿分化出来以后，直到文字出现之前，大约经历了二三百万年的发展过程。旧石器时代是人类经历的第一个缓慢的发展阶段，大致从人类出现至距今约一万年前。这个时代的生产工具以打制石器为标志，人类学会了用火，以采集和渔猎作为主要的生活手段。距今一万年前后，是发展时间不很长的中石器时代，以间接打击法获得的细小石器为工具，经济生活方式大体上继承了旧石器时代的传统。距今约八九千年前，原始农业、畜牧业产生，磨制石器、制陶和纺织技术出现，表明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社会生活也开始从野蛮状态走向
16、文明。一、农业文明农耕的发明是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标志，也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根基所在。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大约在距今 8000 年前，在黄河、长江流域周边的广大地区，已经有了较大规模的农耕活动，已培育出较好的栽培作物种子，收获量大体能满足人类生活需要，而且有了一定数量的粮食储备。农业的出现，使人类最终摆脱了采集、渔猎的对自然界完全依赖的生活，转入以定居为依托的农耕畜牧经济，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以至被一些学者称为“绿色革命” 。中国“绿色革命”最伟大的成果，是粟、黍、稻三大谷物的栽培成功。黄河流域广大干旱地区，在多处早期新石器遗址发现了旱地作物粟的证迹。如19761978 年，在
17、河北武安县磁山村东南部发现了数十座灰坑，平面呈长方形，长约 1 米余，宽不足 1 米，深 2 至 5 米不等。灰坑内堆积着已炭化的粟粒，口部以厚厚的黄土封堵，可以推算当时未经炭化的粟粒可能装满灰坑。经碳 14 测定，磁山文化距今年代在 80007600 年间，这应是至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储存粟的粮仓。在世界上其他几个重要的栽培作物起源地，如西亚、印度河与恒河流域，都没有发现这样早的粟类遗存。因此可以断定，华北地区是最古老的栽培粟原产地。在华北地区与粟同样古老的栽培作物还有黍，只是种植的范围稍小一些。在气候温暖湿润的南方地区，发现了大量史前稻作遗存，时代最早的属长江中游湖南澧县的彭头山文化，距今已
18、有 8000 年以上。在距今 7000 年前后，长江流域的水稻栽培已相当普遍，并且已培育成功粳、籼两个品种，考古发现证实，中国是稻谷的原产地之一。而世界其他地区最早的稻作遗存发现于泰国，距今只有 6000 年左右。华北地区稍晚栽培成功的谷物还有高粱和小麦。过去认为，高粱最早在非洲栽培成功，后经印度传入我国；小麦原产西亚，至西汉方传入我国。可近年的考古证实，我国栽培高梁、小麦至今已有 5000 年的历史。如 1972 年的河南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晚期房址内，发现了一瓮炭化高粱米，年代测定为距今5600 多年。1985 年，甘肃民乐东灰山史前遗址采集到不少高粱籽粒，年代为距今 5000 年前。与此同
19、时，科学工作者在中国南北各地都发现了高粱野生种，为论证高粱在中国的起源提供了有力证据。有研究者据此认为，中国高粱是在比较干旱的黄土高原起源的，而且是独立起源的，与非洲高粱没有什么关系。此外，我国新石器时代还有不少其他栽培作物。如陕西临潼白家村文化的油菜，仰韶文化半坡遗址发现的芥菜、白菜，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的葫芦，浙江余杭良渚文化的瓠瓜、甜瓜、大豆等。在北方草原新石器时代文化中，也发现大量的农业工具和农作物遗存，如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距今 8000 年左右的兴隆洼文化的石铲、石耜、红山文化的大型石梨、耜、锄、刀镰、磨盘等。这些均表明，中国是世界上农业起源的一个重要中心地区，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
20、十分重要的地位。与农耕生产关系密切的家畜饲养业，在新石器时代也已产生并得到发展。家畜中较早驯育成功的是狗和羊。中国多数新石器时代遗址，如河北磁山文化、河南裴李岗文化、浙江河姆渡文化等，都有狗的遗骸出土，最早的有70008000 年之久。农耕部落的家畜中最重要的是猪，驯化成功的年代与家狗基本同时，普遍见于各新石器文化。许多文化共同体的居民都有用猪作随葬品的习俗，表明人们对猪的重视程度。此外，北方有鸡、南方的水牛，都有了6000 年以上的历史。总之，中国传统家畜所称的六畜，即马、牛、羊、猪、狗、鸡，在新石器时代都已驯育成功。二、房屋建筑当农耕产生后，人类便开始告别世居的现成洞穴，慢慢向更适宜耕种的
21、平原迁移。空旷的田野上找不到现成的居所，人们不得不动手营造遮风雨、避寒暑的庇护所，房屋建筑技术便出现了。先民居址一般选择在背坡面水的地点，在河谷阶地和沼泽边缘，主要是从取水便利方面考虑的。有些较大的村落往往建筑在两河交汇处的台地上，这个经验一直沿用到今天，许多现代城市就是建筑在大河交汇处附近。为避免洪水的危害，居址又都有一定的高度，这也是先民从实践中得出的经验。新石器时代早期北方地区主要是半地穴式建筑，面积较小，建筑方法也简单，多为圆形坑状竖穴，上面可能支撑着一个很简陋的草木顶盖。晚期则多为地面建筑，面积较大，有时达到 100 平方米以上。如 1979 年发现的距今 7000年以上的甘肃秦安大
22、地湾遗址，有属于仰韶文化类型的房址，最大的一座多室建筑占地达 420 平方米，有主室、后室和左右侧室。其精心铺设的居住面，效果与现代混凝土相似，具有防潮、保温、抗压多种功能，居住面经数千年依然保存十分完好。另外河南淅川下王岗屈家岭文化时期，还有长达 80 米，分为17 个单元 29 间的长屋。这均表明当时的建筑技术已达到较高的水平。由于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殖，大规模的村落随之出现。不仅聚集了数量可观的大小房屋，而且有着比较严谨的布局，分为居住区、作坊区和墓地几部分，构成了一个独立性很强的社会组织单位。如被誉为“华夏第一村”的兴隆洼文化聚居村落遗址，距今约 8000 年，其面积近 5 万平方米。
23、地表暴露房屋基址 200 余座，成排布局，中心建筑是一座面积约 140 平方米的大房子。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保存最好、时代最早、面积最大、最完整的大型聚落遗址。又如距今约 6000 年的西安半坡遗址，面积约 5 万平方米，分为居住区、氏族墓地和公共窑场三部分。居住区中心为一大型近方形房屋，约 120 平方米，是整个氏族的公共活动场所；其北面由 45 座中小型房屋围绕，呈不规则半月形，当为氏族成员的住处。住处周围有 200 多个窖穴，2 处饲养牲畜的栏圈，居住区由一条深 5 至 6 米，宽 6 至 8 米的大防卫沟环绕。幼儿的瓮棺葬在居住区内，成人则葬在防卫沟外村北的公共墓地。防卫沟外东部为烧制陶器的窑场，共有六座陶窑。在南方地区，为适应潮湿的环境，房屋建筑形式多为杆栏式木结构建筑，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大批建筑木构件就是明证。考古证实，史前居址的建筑技术，大体经历了几个进程：房屋由小间到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