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制药业的真相第一部分凉白开(T h$H2Hi序言：药物非比寻常很多人买不起药了，他们不得不节衣缩食，或者擅自降低服药剂量。很多人羞于承认自己买不起药，他们手持处方离开医生的办公室后，并没有去花钱把那些昂贵的药买回来，结果导致这些病人没有得到相应的治疗。每天，我们都会受到很多制药业药品广告的狂轰滥炸。不同的药物可能会采用不同的推销方式，例如有的药品广告采用健美的人们尽情享受户外运动的形式，但在这些纷繁的广告形式背后，往往都传达出一个共同的信息。究其实质，这些广告在告诉我们：“ 是的，这些处方药是非常昂贵，但这也正表明了它们是多么有价值。再说，我们的研发成本是十分高昂的，我们需要弥补这些成本。作为
2、以研究为本的公司，我们在不断地提供那些能够延长寿命、提高生命品质的创新药物，并且在极力避免医疗费用的上涨。你们是美国自由市场体系不断发展的受益者，因此，你们应该停止抱怨、心存感激，赶紧付钱吧！”说的更明白点，这话的意思就是：药品物超所值。关乎金钱抑或关乎生命确实如此吗？当然，第一句话很实在。处方药的价格确实很高，并且仍在继续攀升。现在美国每年在处方药上的支出高达 2000 亿美元，并且这个数字在以每年 12的速度增长（1999 年的增速高达 18）。药物支出是整个医疗保健支出中增长最快的一部分而整个医疗保健支出本身就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药物支出的增长反映出以下事实：人们比他们过去服用了更多的药
3、物；这些药物往往是那些昂贵的新药而不是便宜的旧药；用得最多的处方药的价格会不断上涨，有时一年会提价好几次。例如，先灵葆雅公司（Schering-Plough）最畅销的抗过敏药物 Claritin 在药物专利过期之前，5 年内提价 13 次，价格累计增长超过 50这是一般通货膨胀率的 4 倍。正如一位公司发言人所解释的那样，“提价在这个行业内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这样才能够使我们有能力进行研发投入。” 2002 年，老年人在服用最多的 50 种药物上的平均年支出额将近 1500 美元（药物的价格其实相差很大，这里指的是公司所称的平均批发价格，这一价格与没有保险的个人在药店需要支付的金额通常是十分接近
4、的）。为处方药付费已经不仅仅是困扰穷人的一个问题。由于宏观经济持续不景气，健康保险也在不断缩水。雇主越来越多地要求员工自己去负担某些费用，许多公司都降低了它们在健康福利方面的支出。由于处方药的成本上升如此之快，付费者非常急切地想要将这些成本转嫁到个人身上。其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们将为他们的药物账单上更多的部分掏腰包。这确实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m7XgJ+QMq药物可以粗分为两种，一种是制药公司经过研究开发新的药物成分，再实施严格的试验，包括动物试验、人体临床实验等，再经过各国药政单位审核之后，才能上市的品牌药（brand Drug), 又名原厂药；另一种是所谓的通用名药（generic D
5、rug) ，又称副厂药、仿制药，即指品牌药的专利权过期之后，通用名药公司仿造原来品牌药的成分，加上一些简单的临床试验，或直接使用原来品牌药药厂所作的试验资料，而向药政单位申请审核上市的药品，通用名药的好处在于节省了开发新药所需花费的各种动物或临床试验的费用，所以可以大幅降低通用名药的价格，且因为药物成分类似，所以基本有一样的药效。有两种形式的垄断权由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授予的专利权以及由 FDA 授予的垄断权。二者尽管相关，但它们一般是独立运作、互为补充的。哈奇维克斯曼法案，以参议员奥林哈奇（ Orrin Hatch (R-Utah)）和众议院议员亨利 维克斯曼（Henry Waxma
6、n (D-Calif.)）的名字来命名，旨在通过绕过 FDA 对将通用名药推向市场的一些审核流程，来刺激通用名药行业的繁荣。哈奇维克斯曼法案达到了它的预期目标，但由于其中的一些条款被制药业的律师所利用，延长了品牌药的专利权期限，违背了立法者的初衷。20 世纪 90 年代，议会制定了其他一些法案，进一步延长了品牌药的专利权期限。制药公司现在雇佣了一些律师团来从这些法规中寻找可利用的空子这些空子确实非常有价值。其结果就是品牌药的专利期限从 1980 年的 8 年延长到了 2000 年的 14 年。对某种非常畅销的药物而言通常指一年内销售额超过 10 亿美元的药物（例如，Lipitor、Celebr
7、ex 或是 Zoloft）这多出来的6 年时间就像金子一样值钱。它能使销售额增加数十亿美元足够雇佣很多律师并且还能剩下很多。很自然地，大型制药公司会不惜代价去保护它们的市场垄断权，尽管这样做公然挑战了它们口口声声标榜的自由市场体系。飞上云霄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当制药业的利润暴涨的时候，它的政治影响力也与日俱增。到了 1990 年，该行业自认为对自己的财富有着空前的控制力。例如，如果它对 FDA（本应是监管该行业的机构）的什么规定不满意的话，它就会通过直接施压或是通过议会里的朋友，改变这些规定。十大制药公司（包括了欧洲公司）1990 年的销售额包含了大约 25的利润，并且除了克林顿政府提议进
8、行卫生保健改革期间，该比例骤降之外，整个 90 年代，该比例几乎一直保持不变（当然，从绝对数额上看，当销售额增加的时候，利润额也在增加）。到2001 年，在财富 500 强的名单中出现的十家美国制药公司（与前面提到的世界十大制药公司有所不同，但是它们的利润率基本一致）与名单上其他行业的美国公司相比，其净收益率遥遥领先，销售利润率为 18.5%。这样的利润率非常惊人。相比之下，财富 500 强中所有其他行业的平均净收益率仅是其销售额的3.3%。虽然商业银行也是一个十分具有“攻击性”的行业，但是，它排名第二，其销售利润率远低于制药业，为 13.5%。2002 年，当宏观经济仍然持续下滑时，大型制药
9、公司的利润率仅仅是轻微地下滑了一点销售利润率从 18.5%降至 17。最令人惊讶的是，2002 年财富 500 强名单中的十家制药公司的利润总和（359 亿美元）竟然超过了其他所有 490 家企业的利润总和（337 亿美元）。2003 年，财富 500 强名单中的制药公司的销售利润率降到了 14.3%，但是仍然比当年所有行业的平均水平 4.6%高出许多。制药业真的很赚钱。很难想象制药公司到底有多少钱。制药业为研究和开发支付的费用，尽管数额也很大，但是与其利润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十大制药公司 1990 年将销售额的 11用于研发，这一数字到 2000 年略有提高，为 14。预算表中最大的一项既
10、不是研发也不是利润，而是我们通常所称的“ 销售和管理费用 ”这一名称在不同公司可能会有不同的叫法。1990 年，销售收入的 36都用在了这个方面，并且这一比例在接下来的十年内几乎保持不变。要知道，这可是研发费用的 2.5 倍呀。这些数字来自制药公司给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及其股东的年度报告，但是这些分类具体包含了哪些内容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制药公司牢牢地将这些信息控制在自己手中。例如，很有可能在研发费用中包含了那些很多人认为是销售的活动，但是却没有人能够明确地指出来。对这些公司而言，“销售和管理费用”就是一个巨大的黑箱，其中可能包括了该行业所宣称的“ 教育费用”、广告和促销费用、律师费用、以及
11、管理人员的工资其数字之大令人咋舌。根据一个非营利团体美国家庭(Families USA)的报告，百时美施贵宝公司的前主席和首席执行官查尔斯 海姆保德（ Charles A. Heimbold,Jr.）2001 年赚了 7400 多万美元，这还不包括他价值 7600 多万美元的未执行的股票期权。惠氏公司（Wyeth）的总裁赚了 4052 万美元，不包括他价值 4063 万美元的股票期权，不胜枚举。这是一个有足够的钱来犒劳自己的行业。近几年，十大制药公司中挤进来五个欧洲的制药巨子葛兰素史克（Glaxo Smith Kline）、阿斯利康（AstraZeneca）、诺华（Novartis）、罗氏（R
12、oche ）和安万特（Aventis ）。这些公司的利润率与它们的美国竞争对手的利润率相似，同样它们的研发费用和销售管理费用也呈现与美国公司相似的特征。此外，它们还是行业商贸联盟的成员，该联盟有一个易让人误解的名字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PhRMA）。最近我听到诺华公司（Notartis）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丹尼尔魏思乐（Daniel Vasella）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他对美国的商业和研究环境感到十分满意。他说：“ 这里有自由定价的权利并且可以没有限额地迅速获准得到创新成果。”除了他迷人的瑞士口音外，这话听起来就像任何一个精力充沛的美国人所说的一样。他的公司现在将研究中心转到了麻省理工学院（
13、MIT）附近，那里有许多生物科技公司，是基础研究的温床。我怀疑它们将研究中心转移到此与所谓的“自由定价和迅速获准” 无关，而只是为了从贝赫多尔法案支持下美国财政资金资助的研究中获得好处，以及为了亲近那些做研究的美国医药科学家们。麻烦接踵而至 如果说 1980 年是制药业的一个分水岭的话，2000 年可以说就是另外一个这一年一切都开始向坏的方向发展。当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急速发展的经济开始减速的时候，许多成功的企业都发现自己陷入了麻烦中。随着税收的减少，政府自己也遇到了麻烦。一方面，制药业面对经济下滑自我保护得很好，毕竟它们是那么富有和有权力。但另一方面，它又显得特别脆弱，因为它的收入依
14、赖其他公司的雇主们支付的医疗保险和政府运作的公共医疗补助计划。当雇主和政府都陷入麻烦中时，制药业显然不能独善其身。可以肯定的是，在刚过去的几年中，雇主和他们与之签约的私营健康保险公司都开始在药物成本上缩减支出。大多数保健计划组织都开始为得到较大的价格折扣而讨价还价，并开始实行对处方药的三重保险对通用名药的全面保险、对有用的品牌药的部分保险和对昂贵但药效未必好的药物不予保险。可受保险的药物名单就构成了处方集，它成为控制药物成本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方法。大型制药公司发现这些措施有一定效果，自然地，它们开始熟练地运用这个手段主要是说服医生或健康计划组织将那些昂贵的品牌药加入到处方集中来。州政府部门也在
15、想方设法缩减它们的药物成本。一些州立法机构正在起草一些规章，以便监管涉及州雇员、公共医疗补助接受者以及无保险者的处方药的价格。同样，它们也正在制定可以享受优惠的药物的处方集。制药业正在通过游说议员的说客和律师团不遗余力地与这些行为进行斗争。斗争从缅因州一直到美国最高法院，最终在 2003 年，法院支持了缅因州为更低的价格与制药公司讨价还价的权利，但是还有许多细节悬而未决。这场战争才刚刚开始，我敢肯定它在今后数年仍会继续，并且会越来越引人注目。近来，公众表现出了厌烦情绪。众所周知，美国人在处方药上支付的费用比欧洲人或加拿大人多很多。据估计，大约有 100 万到 200 万的美国人通过互联网从加拿
16、大的药店买药，尽管由于该行业的极力游说。1987 年议会制定了法案认定除制造商外任何人从国外进口处方药都是非法的。此外，边境居民越来越多地选择乘坐公共汽车去加拿大或者墨西哥购买处方药。这些人多数是老年人，为了购买药物，他们花的钱不仅比邻国的人多，而且比本国的年轻人也多。老年人显然有愤恨情绪，他们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投票人集团对这一点，议会或州立法机构心知肚明。该行业还面临其他一些不为人知的问题。也许是巧合，事实上，每年的总销售额约合 350 亿美元的一些最畅销的药物，其专利权将在几年之内陆续到期。这个从顶峰开始下跌的过程始于 2001 年，当时礼来公司（Eli Lilly）借以一举成名的抗抑郁药
17、百忧解（Prozac）的专利到期了。同年，阿斯利康公司（AstraZeneca）失去了 Prilosec 的专利，这个治疗胃痛的“ 紫色药丸”在其顶峰时期曾给公司带来每年高达 60 亿美元的收入。百时美施贵宝公司失去了它最畅销的抗糖尿病药物格华止（Glucophage）的专利权。近几年内，会有多种药物专利期满，这种现象非同寻常。对制药业而言，这意味着巨大的损失；对个别公司而言，可能是灭顶之灾。2002 年，先灵葆雅公司的畅销抗过敏药克拉瑞汀（Claritin）专利权到期之时，该药物的收入占整个公司收入的三分之一。克拉瑞汀现在作为非处方药，价格大大降低。迄今为止，该公司仍无法弥补这个损失，它正试
18、图让克拉瑞汀的使用者去使用 Clarinex这种药与克拉瑞汀本质上完全一样，只不过仍然可以享受专利罢了。更糟的是，当畅销药物专利期满之后，流水线上几乎没有别的药物可以取代它们。这正是制药业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它最不为人知的秘密。对公众宣扬的所有创新只不过是为了掩盖这个事实。新药已经根本接不上趟，而且就算是新药也根本没有丝毫创新之处。相反，绝大多数是对旧的畅销药的改造模仿性创新药。制药公司将生产线进行整合，或是对同种药物进行共同推销，同时不断地从政府、大学和生物科技公司那里攫取获得专利的新药。但是这些源头本身也面临着推出新药的困难。2002 年，FDA 批准的 78 种新药中，只有 17 种包含了新的有效成分，并且只有 7 种被 FDA 认为是对旧药有所改进的。剩下的 71 种新药仅仅是旧药的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