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历史和阶级意识译者前言一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Lukcs，18851971)，匈牙利人，世界著名哲学家、美学家、文艺理论家、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卢卡奇出身于布达佩斯的一个富裕的银行家家庭，从小生活在同各个社会阶层有着广泛交往的资产阶级环境中。他在布达佩斯大学学习法律和国民经济学，后攻读文学、艺术史和哲学，1906 年获得法学博士。大学毕业后，在德国柏林、海德堡等地学习和研究美学、黑格尔哲学。他年轻时，曾深受欧洲哲学和文化，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以及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新康德主义和维贝尔社会学派的思想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的推动下，卢卡奇开始系统地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
2、尤其是深入钻研了青年马克思的著作。尽管如此，黑格尔主义在卢卡奇思想中的影响仍占有重要地位，与此同时，他还受到艾尔温沙布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1918年 12月，卢卡奇加入匈牙利共产党，不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1919 年 3月担任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事务部副人民委员和第五红色师政委，参加了 1919年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匈牙利革命失败后，卢卡奇流亡德、奥等国，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在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上，卢卡奇采取了一种过激的立场，拒绝一切不能立即取得胜利的策略。列宁对他的左倾激进的反议会立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据卢卡奇自己说，列宁的批评是他世界观转变的开始，他由此而转入对列宁思想的学习，转入对
3、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研究。1923年，卢卡奇出版了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在 1924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这本书受到了严肃的批判。1924年，卢卡奇出版了列宁一书，高度评价了列宁的理论和实践。1932 年，他前往莫斯科，参加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的编辑工作。1931 年夏，他再度移居柏林。希特勒上台之后，1937 年，卢卡奇再次侨居苏联，开始了其一生中的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他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潜心研究美学和文艺理论。1934 年他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在国际上被誉为出色的马克思主义作家和理论家。1944年匈牙利解放后，卢卡奇回到祖国，在布达佩斯任美学和文化哲学教授，194
4、61959年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国会议员、匈牙利科学院主席团委员、华沙波兰科学院院士、柏林德国科学院通讯院士、柏林艺术科学院院士，被授予大柯尔特奖金。苏共二十大之后，卢卡奇参加了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活动，参加了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 ，任纳吉人民政府人民教育部部长，后又退出纳吉政府。匈牙利事件后，他被留在党外。1963年，卢卡奇完成了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两卷本著作美学 ，力图全面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在晚年，他还打算撰写一本巨著社会存在本体论 ，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出发，阐述劳动、实践、社会生活条件再生产、意识形态和异化等范畴。可惜他在生前只完成了一部分。卢卡奇 1969年被重新接纳入党，1971
5、 年 6月死于癌症。卢卡奇思想经历非常复杂，一生坚持探求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由于受过各种各样的思潮影响，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他毕竟为社会主义事业，为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奋斗了一生。他在 85岁高龄时对自己一生作了中肯客观的评价，他说：“我最大的幸运是经历了一番动荡的、充满重大转折的生活。特别幸运的是经历了 19171919年的时期。由于我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父亲在布达佩斯当过银行行长，我自己虽然在西方社会中代表一种特殊的反对派立场，但在实质上毕竟还是资产阶级的反对派。现在我不敢说，也不能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对我产生的消极影响，足以使我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但可以肯定的是，俄国革命和继之而来的匈
6、牙利革命运动，的确把我造就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我从此为它奋斗一生。我认为这是我一生中最积极的一个方面。至于说我整个一生中曾出现过向上、向下或向其他各个方向的摆动，那是另外的问题，但可以说它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统一的。 ”注：卢卡奇：两种危机 ，首次发表于 1970年新左派评论 。二卢卡奇这个名字是同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历史和阶级意识是卢卡奇一生所有著述中影响最大，因而引起的争论也最多的一本书，据国外理论界评价，这本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本经典著作。历史和阶级意识是一本论文集，共包括 8篇文章。 物性化和无产阶级意识 、 对罗莎卢森堡“俄国革命”的批判考察和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是
7、 1922年写的，其余几篇都是 19191921年间写的。出版之前，卢卡奇把这 8篇论文加以整理，进行了修改，有的还加以改写。全书是在 1923年春季出版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的主要命题，就是“历史”和“阶级意识” 。卢卡奇分别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这两个概念实际上是一回事，因为历史是由阶级意识决定的。他认为，十月革命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失败，不是由于条件不具备，而主要是同无产阶级的意识有关。他进一步强调了意识的作用，并认为意识作用问题归根到底又是辩证法问题，而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关键问题。因此，他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作为本书的副标题。卢卡奇在这本书中集中阐述了他所谓的“
8、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把马克思的辩证法混同于黑格尔的辩证法，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同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致的。他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归结为整体性(又译为总体性)范畴，认为辩证法关键体现了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卢卡奇在书中批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反对列宁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卢卡奇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引伸出物性化的概念(许多文章译为物化概念)。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无产阶级意识发生了严重的“物性化” ，陷入了“阶级意识的危机” ，从而无法发挥无产阶级意识的革命作用。他认为，无产阶级只有从物化意识中解放出来，发挥自己阶级意识的重要作用，才能使全人类从物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从整体性范畴出发提出“
9、整体性革命”思想，认为无产阶级不仅要搞经济革命，而且还要搞政治革命和思想意识革命。 因为，这本书涉及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又与当时革命斗争密切相关，所以，这本书一出版立即就引起了党内外和国际上极大的关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褒贬不同，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概括地说，反对者批评卢卡奇把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否定唯物主义，否定自然辩证法，唯心主义地把客体说成是意识，过分扩大意识的作用，同时把马克思同恩格斯对立起来。支持者认为，这本书第一次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最重要的东西辩证法，纠正了马克思主义中的机械论、宿命论和唯经济论的缺陷，强调了人及其意识在历史创造中的作用。在 1924年召开的
10、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形成了批判卢卡奇的一边倒的形势，此后卢卡奇沉默了很长时间。尽管如此，卢卡奇的思想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在欧洲知识分子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到了 50一 60年代，西方出现了“马克思热” ，西方马克思学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又重新给予本书以高度的评价，认为这本书是“20 世纪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高成就” ， “卢卡奇是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典范” ，致使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一版再版，仅英文版就连续印 6版， 历史和阶级意识的原版书成了珍品。这些情况同样受到苏联和东欧理论界的高度重视，在苏联和东欧论坛上已出现了研究卢卡奇及其思想的热潮。至于卢卡奇本人，在历史和阶级意识受到共产国际的批判之
11、后，经过近 10年的沉默之后，在 1933年，写了自传性文章我走向马克思的道路 ，初步检查了本书的一些错误。1934 年，他又在苏联，对这本书的思想进行了相当彻底的批判，认为这本书的主要倾向是唯心主义的。1938 年，他再一次批判了这本书。 1967年，卢卡奇利用这本书再版之机，写了一篇很长的序言，力求全面地评价这本书。他既指出了本书的主要缺点，又指出了他认为本书正确的地方，同时又估价了本书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可以说， 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是卢卡奇一生的缩影。我们认为，翻译出版这本书，对于研究卢卡奇的基本理论观点、思想发展，总结他在理论研究中失误的教训，对于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研究国际共产
12、主义运动，对于进一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一件很有价值的工作。译者1986年 12月目录新版序(1967 年)(1)序言(1922 年)(1)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1)罗莎卢森堡的马克思主义 (27)阶级意识 (45)物性化和无产阶级意识 (82)历史唯物主义变化着的功能 (226)合法性和非法性 (258)对罗莎卢森堡俄国革命批判的批判考察 (275)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 (298)英译本术语和人物介绍 (342)人名对照表 (349)后记 (352)新版序在我过去的一篇自传小品(1933 年)中注：载于乔治卢卡奇诞辰 70周年纪念 ，柏林建设出版社 1955年德文版；重载于 G卢
13、卡奇意识形态和政治论文集 ，P卢兹编，诺伊维德，卢希特罕德出版社 1967年版，第 323329页。，我把自己早期发展的历史叫做我通向马克思的道路 。本书收入的作品就是在我初学马克思主义的那些年代里写成的。现在重新发表这一时期(19181930 年)的这些最重要的文献，我并不是要说明它们在当前关于马克思主义真正本质的争论中有什么现实的重要性。而是要强调它们的尝试性质。鉴于目前在基本内容和方法论的效用方面极为盛行模棱两可的东西，有必要以出于理智的诚实极其坚定指出这一点。然而，如果仔细地批判考察这些文章以及当时的状况，我们将会发现，这些文章在目前争论中仍具有某种文献的价值。因此，本书汇集的文章并不
14、单单标志着我个人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同时也显示了各种思维活动通常经历的道路，只要批判地看待它们，这对理解今天的情况就不无意义。当然，不简单明了地提一下我早期的思想发展，我就不可能描述 1918年前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正象我在上面提到的那篇自传小品中所着重指出的那样，我最初读马克思的书，还是在我上中学时期。后来，在 1908年前后，为了给我的关于现代戏剧的专著注：当代戏剧的发展 ，两卷本，布达佩斯 1911年匈文版。奠定社会学基础，我研究了资本论 。当时，吸引我的是作为“社会学家”的马克思，我是通过席美尔和 M韦伯的有色眼睛来看他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重新研究了马克思。不过，我这次研究是
15、出于我的一般哲学兴趣和黑格尔的影响，而不是别的当代思想家的影响。当然，即使黑格尔对我的影响也是不很明显的。因为，一方面，克尔凯郭尔对我的早期思想发展已经起了重要作用，在大战前几年，我在海德尔堡甚至打算写一篇论述他对黑格尔的批判的文章。另一方面，我思想政治观上的矛盾使我在思想上接触了工联主义，特别是 G索莱尔的哲学。我力图超越资产阶级激进主义，但也觉得厌恶社会民主党的理论(特别是考茨基式的理论)。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左翼反对派的精神导师 E沙布，唤起了我对索莱尔的兴趣。大战期间，我又了解了罗莎卢森堡的著作。所有这一切造就了一种极其矛盾的理论混合物，决定着大战和战后最初几年内我的思想。我认为，如果我
16、人为地构想一种有机的发展过程，然后将其纳入“思想史”的相应的分类架中，以此来消除我这一时期思想上存在着的明显矛盾，那就背离了真相。如果浮士德的胸中能有两个灵魂，为什么一个正常人发现自己在世界性危机中从一个阶级转向另一个阶级时，内心不可以混合着各种冲突着的思想潮流呢?至少我觉得，就我所能记起的那些岁月来说，我的思想在徘徊，不是接受马克思主义和政治行动主义，就是不断强化我的纯粹唯心主义的伦理学偏见。我读了我在那个时期撰写的文章，觉得这一点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当我回想起这些数量不多而且很不重要的文章时，我感到其中过分自相矛盾的唯心主义与在此之前我更早的作品相比，色彩是更浓厚了。与此同时，我吸收马克思
17、主义的过程也在加速。如果现在我把这种不和谐的二重性当作我当时的思想特征的话，我的意图并不是要把它说成是泾渭分明的，就象用革命之善和资产阶级思想的余恶之间的斗争来确定形势动态一样，从一个阶级向另一个直接与之对立的阶级的转变比这复杂多了。现在回过头看，我发现，我从黑格尔那里获得的伦理唯心主义，就其折射出浪漫的反资本主义之光而言，对我在这场危机后对世界形成的看法，仍然起了很大的实际作用。当然，这些作用要成为一个新的同质的世界观的一部分，就不得不失去其至高无上的(甚至平等的)地位，并从根本上得到改造。的确，或许现在就可以指出，甚至我对资本主义的切身了解，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这种新的综合体中的积极因素。有
18、些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根本摆脱不了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畏惧，我对于在这些人中经常听到的谬论，从来没有屈服过。从童年就开始的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的仇恨和蔑视，使我不致于产生这样的畏惧。思想混乱并不意味着永久的混沌。从暂时来看它会加剧内在矛盾，但从长远来看，它将导致矛盾的解决。因此，我的伦理观趋向于实践、行动以及政治方面。而这反过来又使我走向经济学，最终，出于理论基础的需要，我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所有这些发展都是缓慢地、不平稳地进行的。但在俄国革命爆发后的战争期间，我选择的方向开始明朗起来。 小说理论写作时期，正值我仍处于普遍绝望状态之时(见我的新版序言注：同上书，载于德译本第二版，谱伊
19、维德，卢希特罕德 1963年，第 5页；或参见 1965年第3版)。因此，毫不奇怪，这本书表现出一种完全没落的费希特的状态，任何找出路的希望似乎都是乌托邦的幻想。只有俄国革命才真正打开了洞见未来的窗口；沙皇的垮台使我瞥见未来之一斑，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崩溃，未来便全部展现出来了。当时，我们对这些事实以及这些事实背后的原理的认识是非常浅薄的和非常不可靠的。尽管如此，我们终于看到了人类摆脱战争和资本主义的道路！当然，即使回想起这种热情，我们也必须注意不要把过去理想化。我本人在这里我只能讲我本人就经历过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在我做出我最后的不可更改的选择之前，我一直在犹豫，这表现在我错误地想凭借抽象而庸俗
20、的论证来加强自我辩解。但是，最终的决定是不可避免的。短文策略和伦理学显示了其内在的人性动力。没有必要多费言词去谈论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以及这个共和国形成时期所写的少量文章。当时在思想上，我们没有准备(而且我可能比其他人更少准备)去把握我们面临的任务。我们的热情成了知识和经验临时凑合的代用品。我只需例举一个事实来解释：我们对于列宁的革命理论和他在马克思主义领域所取得的重大进展几乎一无所知。当时只有少量论文和小册子被翻译过来并可利用的，那些参加俄国革命的人，有的(如萨缪尔)没有什么理论才能，有的(如孔贝拉)则受俄国左翼反对派的强烈影响。在移居维也纳之前，我也未能详尽研究过列宁的理论。结果，我
21、这一时期的思想也包含着尚未解决的二重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未能从根本上找到一种正确的办法，去解决机会主义者所犯的灾难性错误，例如，他们按纯粹社会民主党的路线所制定的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另外，部分地是因为我在文化政治领域里，思想上偏爱抽象的乌托邦主义。今天，在时隔近半个世纪之后，我惊奇地发现，我们那时的活动相对来说是多么富有成效。(我想指出，就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而言， 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变化着的功能最初的两篇论文，就是这一时期写的。出版历史和阶级意识时，我对它们做了修改，但基本倾向依然如故。)移居维也纳，是我的研究时期的开端。首先，这意味着我进一步熟悉了列宁的著作。不言而
22、喻，这种研究一刻也没有脱离革命活动。最需要的是给匈牙利革命工人运动注入新的生命，并使其继续下去；必须找到新的口号和政策，使这种运动能够在白色恐怖期间生存下去并加以扩展。必须驳斥对专政的诽谤不管纯粹反动的或社会民主党的诽谤是不是重要。同时，有必要开始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专政进行自我批评的过程。此外，我们在维也纳发现我们被卷入了国际革命运动的潮流之中。匈牙利移民当时可能是人数最多、最分裂的，但决不是唯一的移民。还有许多来自波兰和巴尔干的流亡者，临时地或永久地居住在维也纳。加之维也纳是一个国际中转站，所以我们可以和德国、法国、意大利以及其它国家的共产主义者经常接触。在这种环境里，毫不奇怪， 共产主义
23、杂志产生了，在一段时期内，它成了第三国际中极左思潮的焦点。奥地利共产主义者、匈牙利和波兰的移民构成了该刊的内部核心和长期成员，和他们站在一起的还有来自意大利极左派的同情者，如鲍蒂加和泰拉西尼，以及荷兰共产主义者，如潘涅库克和 R霍尔斯特。在这种环境里，很自然，我的思想的二重性不仅达到了顶点，而且还凝固成难以理解的新的实践和理论形式。作为共产主义杂志的核心成员之一，我积极帮助制定新的“左翼”政治和理论路线。它根据于一种当时颇为盛行的信念，即伟大的革命浪潮将很快席卷整个世界，至少欧洲将走向社会主义，这个浪潮决不会因为我们在芬兰、匈牙利和慕尼黑所遭受的挫折而平息下来。象卡普暴乱注：1920 年 3月
24、 13日的卡普暴乱是自由军团对艾伯特政府发动的一次反叛事件。爱尔哈特旅占领了柏林，宣布文职官员、容克地主沃尔夫刚卡普和鲁特维兹将军为新政府首脑。艾伯特向军队求援徒劳一场。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的长达 4天的总罢工挫败了这场暴乱。译者那样的事件，在意大利发生的占领工厂的事件，波苏战争，甚至三月行动注：三月行动 1921年 3月 16日，德国国防军武装干涉曼斯费尔德的骚动。第二天，德国共产党(后来与独立社会党左冀相合并而且获得新生)号召公开起义。由于响应者寥寥无几，接着又号召总罢工。从而造成了共产党员同工人同事以及警察和军队发生冲突。许多人伤亡，数千人被捕。这次行动于 3月 31日停息下来。这次失败给
25、德国共产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它的党员人数由原来的 40多万人下降到 18万人。第三次国际也参与了这次行动，因为有证据表明，孔贝拉等人在俄国喀琅施塔得叛乱之后想采取激烈的行动来鼓舞士气。三月行动引起了关于盲动主义的争论。译者，都加强了我们关于世界革命迫在眉睫、世界文明将被彻底改造的信念，当然，在讨论 20年代前期的这种宗派主义时，我们不应猜想它与斯大林主义实践上的宗派主义有什么相似之处。后一种宗派主义的目的在于维护既得权力关系，反对一切改革；它的目的是保守的，它的方法是官僚主义的。而 20年代的宗派主义具有救世主式的、乌托邦的激情，它的方法是激烈反对官僚主义的。这两种思潮只是在名称上相同，本质
26、上却代表着两种敌对的极端。(当然，季诺维也夫和他的信徒确实把官僚主义的方法引入了第三国际，就象列宁在他已重病缠身的晚年，确实对克服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上的苏维埃共和国自发地产生的和增长的官僚主义问题充满忧虑一样。我关于匈牙利党的组织问题的文章是针对季诺维也夫的门徒孔贝拉的理论和实践的。)我们的杂志每一期都提出最激进的方法，并宣称同来自资产阶级世界的每一种制度和生活方式实行彻底决裂，以此竭力宣传以救世主自居的宗派主义。这会有助于在先锋队，在共产主义政党和在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内培养起未被歪曲的阶级意识。我批判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的思想的论战文章就是这种倾向的一个典型例子。文章受到了列宁的批评。这种命运使我迈
27、出了脱离宗派主义的第一步。列宁指出了关键的区别，甚至提出了这是一个悖论，即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一种制度或许过时了例如，苏维埃已使得议会过时了，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出于策略的原因而参与这种制度。我很快看出了这一批评的力量，它迫使我修正了我的历史观，使其更灵活、不粗率，以适应日常策略的迫切需要。在这一方面，它是我观点变化的开始。然而，这种变化是在一种本质属于宗派主义世界观的框架中发生的。一年之后，这一点得到了证明，当时我以宗派主义的精神，未加批判地赞扬了整个三月行动，尽管我也批评了它的某些策略错误。正是在这一点上，我的政治和哲学观上的客观内在矛盾公开化了。在国际舞台上，我可以毫无阻碍地纵容我对革命救世
28、主义的思想热情。但在匈牙利，随着一个有组织的共产主义运动逐渐产生，我逐渐发现不得不做出一些决定，我不能忽视这些决定的一般的和个人的，长远的和直接的后果，我不得不使这些后果成为我下一步决定的根据。这已经成了我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里的责任。在人民教育委员部和在我负责政治事务的部队中，我需要违背救世主义观点来考虑问题，必须做出合乎实际的决定。总之，正视事实，被迫寻找列宁称之为“链条的另一环”的东西，成了我生活中最为迫切、最为强烈向往的事情。正因为这些决定的现实本质看起来是完全以经验为根据的，以致对我的理论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这种理论观现在必须得到调整，以适应客观形势和趋势。如果我想做出一个基本正
29、确的决定，我就不能仅仅满足于考虑直接的事态，我就必须找出那些经常隐蔽着的造成这种情况的中介，尤其是，我必须预见到那些可能由中介产生并影响着未来实践的因素。我发现，我采取了一种生活本身教给我的理智态度，它与我的革命救世主义的唯心主义和乌托邦主义是尖锐对立的。在匈牙利党的领导层中，反对我的是以季诺维也夫的信徒孔贝拉为首的集团，他赞同现代官僚主义式的宗派主义，这一事实进一步加剧了我的进退两难的处境。在理论上，可以把他的观点当作假左派的东西加以摈弃；但在实践上，对他的计划却只能用日常生活的极其平凡的现实来驳斥，这些现实只与世界革命的远大前景有不密切的联系。在我生活的这一时刻，象平常一样，我碰到了一次好
30、运：E兰德勒领导了反对孔贝拉的斗争。他是一个著名人物，这不仅因为他具有伟大的实践智慧，而且还因为他按理论问题同革命实践的联系不管多么间接来理解理论问题。他深入了解群众生活，以此来确定自己坚定的态度。他反对孔贝拉官僚主义和冒险主义计划的主张很快使我信服，而且当斗争公开化时，我总是站在他那一边。这里，我不可能对这些党内斗争的哪怕最重要的细节加以详述，尽管其中有一些事情具有理论趣味。就我而言，这种分歧意味着我思想中方法论的裂口，现在发展成为理论与实践的分裂。在重大的国际革命问题上。我继续支持极左思潮，而作为匈牙利党的领导成员，我成了孔。贝拉宗派主义最凶狠的敌人。1921 年初，这一点，变得特别明显。
31、在匈牙利战线，我追随兰德勒，主张一种富有活力的反宗派主义路线，而在整个国际上，我给三月行动以理论上的支持。这样一来，我思想上对立倾向的冲突达到了顶点。随着匈牙利党内的分裂日益尖锐，随着匈牙利激进工人的运动开始兴起，我的观点越来越受到这些事件产生的理论思潮的影响。然而，在这一阶段这些思潮并没占上风，尽管列宁的批评动摇了我对三月行动的分析。历史和阶级意识诞生在这个过渡时期的决定性时刻。它写于 1922年。它包括一部分修改过的早期文章；除上面已提到过的文章之外，还有 1920年的文章阶级意识 。两篇关于罗莎卢森堡的文章和合法性与非法性 ，未做重大更改而收入新版集子中。只有两篇文章，也是最重要的文章，
32、是全新的，即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和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 。(后者依据于革命运动的组织问题一文，此文曾在三月行动后不久，刊于1921年的国际杂志上。)所以， 历史和阶级意识是我大战后期开始的发展阶段的最后综合。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标志着一个越来越明晰的过渡阶段的开始，即使我的思想倾向还不很成熟。对互相对立着的思潮之间的尚未解决的冲突，我们不能轻而易举地贴上胜利者或失败者的标签，这使得我们直到今天也难以对本书进行前后一致的批判。但是，至少应把占主导地位的主旨分离出来。本书最显著的特点，恰恰与作者的主观意图相反。它客观上落入了具有多种不同形式马克思主义历史的思潮之中。所有这些形式，不管它们是否喜欢，不管
33、有什么样的哲学根源和政治效果，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它们都冲击了马克思的本体论根基。我指的是这样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只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社会理论，社会哲学，因而忽视或否认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关于自然的理论。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象 M阿德勒和卢那察尔斯基那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也维护这种观点。今天，我们发现，这种观点再度出现，尤其是在法国存在主义及其思想环境里这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历史和阶级意识的影响。我的书在这一问题上采取非常明确的立场。在书中许多地方我断言，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全书的要旨在于表明，只有关于社会和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的认识，才与哲学有关联。这种思潮的代表者的名字表明，它不是一个明确确定的
34、流派。我只知卢那察尔斯基其名，而且总是把 M阿德勒当作康德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来反对。尽管如此，认真的考察可以揭示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一方面，可以证明，正是唯物主义自然观造成了社会主义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真正根本的分歧。不把握这一点，就弄不清哲学上的争论，例如有碍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做出清晰的阐释。另一方面，这种对社会范畴在方法论上明显抬高，也歪曲了这些范畴真正的认识论功能。它们特定的马克思主义性质被削弱了，它们高于资产阶级思想的真正进展经常被无意识地抹杀了。在这里，我只能对历史和阶级意识做出批判，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在其他具有类似观点的作家那里，就不怎么明显。在这本
35、书里，这种背离对我提出的经济学观点产生了直接影响，并导致根本性的混乱，因为在本质上，经济学应是决定性的。的确，我企图根据其经济基础来解释一切意识形态现象，但由于忽视“劳动”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范畴，是社会和自然之间新陈代谢相互作用的中介，所以我的经济学眼界是狭隘的。既然我的基本方法如此，产生这种结果也是很自然的。它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最重要的现实支柱消失了，这种以尽可能激进的方式推断马克思主义根本革命含意的企图，失去了它真正的经济基础。毋庸置疑，这意味着这一变化过程所依据的那种本体论的自然客观性消失了。这也意味着从真正的唯物主义观点来理解的劳动与劳动者的进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消失了。马克思的伟
36、大见解， “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 ”也就在历史和阶级意识所能探索的领域之外。因而，资本主义剥削在我看来失去了其客观的革命作用，并且我把握不住这样一个事实：“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 ”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6卷，第124125页。结果，我关于资本主义矛盾和无产阶级革命化的论述不自觉地带上了过分浓重的主观主义色彩。这对本书的实践这一核心概念也产了狭隘和歪曲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
37、，我的意图也是想依据马克思，使他的概念从后来的每种资产阶级的歪曲中解放出来，并使其适合当前伟大革命高潮的需要。无论如何，我绝对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必须彻底克服资产阶级思想的纯粹思辨性质。结果，在本书中革命实践的概念采取了过分的高调，与其说这些高调符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莫如说它们更符合共产主义左派流行的救世主义的乌托邦主义，完全可以理解，在整个这一时期，我抨击了工人运动中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的思潮，这些思潮炫耀一种貌似客观而实则完全脱离实践的认识观；我非常公正地驳斥过对思辨的过度夸张和过高评价。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加强了我的信念。然而，我没有认识到，缺乏真正的实践的基础，缺乏具有本源形式和模式
38、的劳动的基础，过度夸张实践概念也会走向其反面：陷入唯心主义的思辨之中。我当时的意图是制定无产阶级正确的，真正的阶级意识的航图，使其同“民意考察”(一个尚未流行的术语)区别开来，并使它具有无可争辩的实际客观性。然而，我未能超出“被赋予的”(zugerechnet)阶级意识的观念。我以这种观念指列宁在怎么办?中所说的那种东西。他认为，社会主义的阶级意识不同于自发产生的工联意识的地方在于，它“只能从经济斗争范围外面，从工人与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 。注：列宁选集中文版第 1卷，第 293页。这样，我主观上想达到的东西和列宁通过对实际运动作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所已达到的东西，在我的论述中都改变
39、成为纯粹思想的产物，从而成了某种思辨的东西。在我的表述中，如果这种“被赋予的”意识能变为革命实践，那才真是一种奇迹了!这种本身是正确的意图的东西转向其反面的，来自我刚才提到的那种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实践概念。这一点从我对恩格斯所作的一也是并非完全错误的批评中可以明显地显示出来。恩格斯认为，实验和工业是证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典型事例。从那时起，我开始认识到，恩格斯的论点在理论上是不完善的，因为它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实践的基本结构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实践的领域已比劳动的领域变得更广泛、更复杂和更间接。出于这种理由，单纯生产一种对象的活动，的确可以成为一种理论假设直接地正确实现的基础。就此而言，它
40、能作为检验这个假设的真伪性的标准。然而，恩格斯这里想用直接的实践来除掉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理论，这一任务远未实现。因为劳动本身很容易只是纯粹的操作事情，自发地或自觉地无视对自在之物问题的解决，并且全部或部分地忽视自在之物问题。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事例，证明曾在错误理论的基础上做出过正确的行动，而按恩格斯的意思，这些情况意味着没有理解自在之物。的确，康德的理论本身根本不否认这类实验是客观的，能提供有价值的知识。他只是将它们归类为纯粹现象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自在之物仍是未知的。现代的新实证主义想把一切关于实在(自在之物)的问题驱除出科学界之外，它把所有关于自在之物的问题都当作“非科学的”东
41、西加以抛弃，同时又承认技术和科学的所有结论的有效性。如果实践要满足恩格斯正确赋予它的功能，它就必须超越这种直接性，同时坚持实践并把实践发展成为一种内容广泛的实践。我反对恩格斯的作法，并不是没有根据。所有的错误都在于我的论证环节。认为“实践是纯粹的思辨” ，这是完全错误的。我自己的论述驳斥了这一点。因为创造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所考察的自然力能“纯粹地” ，即没有外部干扰或主观错误地发生作用，这完全符合劳动的情形，劳动也意味着创造一个公认是特定种类的目的系统。所以，在本质上这就是纯粹实践。否认工业是实践，认为它“在历史的和辩证的意义上，仅仅是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客体而不是主体” ，这同样是错误的。这
42、句话中包含的部分真理一至多也只有部分真理仅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总体。但它决不与这样一个事实相矛盾，即工业生产中的每一单个活动不仅代表着有目的的劳动活动的综合，而且它本身也是这种综合中的一种有目的的活动，即实践的活动。与这些哲学错误相一致， 历史和阶级意识对经济现象的分析，不是肇始于对劳动的考虑，而只是肇始于对发达的商品经济的复杂结构的分析。这意味着解决象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这样的决定性问题的所有前景，从一开始就破灭了。在这些以及其他同样成问题的前提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后果，即不能对黑格尔的遗产重新作彻底的唯物主义的解释，从而超越和保留它。这也是一个根本的原则问题。毫无疑问， 历
43、史和阶级意识的伟大成就之一是重新奠定了总体性范畴的核心地位，这一范畴曾贯穿马克思的著作始终，但却被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的“科学主义”取代了。当时，我不知道列宁正沿着同样的方向进展。(历史和阶级意识问世 9年后，列宁的哲学笔记出版了。)列宁真正复活了马克思的方法，而我的努力却造成一种黑格尔主义的曲解，我把总体系摆在体系的核心地位，使其凌驾于经济的首要性之上。 “在历史的说明中强调经济动机的首要性，这并不能作为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思想决定性的差别，决定性的差别乃是总体观点。 ”这种方法论上的谬论由于下列事实而加重；总体性被视为科学的革命原则的观念体现。 “总体性范畴的首要性是科学里的革命原则的承
44、担者。 ” 毫无疑问，在历史和阶级意识对后来思想的影响方面，这种方法上的谬论起了一种并非不重要的，而且在许多方面非常进步的作用。因为黑格尔辩证法的复活沉重打击了修正主义的传统。伯恩斯坦曾希望以“科学”的名义消除黑格尔辩证法的一切遗物。而他的哲学对手，尤其是考茨基的思想，也不过是要维护这种传统。对一切想复归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传统的人来说，复活黑格尔的传统是必需的。 历史和阶级意识代表着一种可能最激进的企图，想通过更新和扩展黑格尔的辩证观和方法来恢复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性质。当时资产阶级哲学表现出对黑格尔越来越感兴趣，从而使得这一任务更为重要。当然，他们从未使黑格尔脱离开作为他们分析基础的康德。另外，
45、他们受狄尔泰的影响。企图从理论上把黑格尔辩证法同现代非理性主义联结起来。在历史和阶级意识问世后不久，克洛纳曾把黑格尔描绘成一切时代的最伟大的非理性主义者，而罗维斯后来的研究中把马克思和克尔凯郭尔当作从黑格尔主义的解体中产生的两个平行的现象。通过与所有这些发展相对照，我们就能看出历史和阶级意识的中肯性。另一个对激进工人运动的意识形态起了重要作用的事实是，当普列汉诺夫等人把费尔巴哈的作用过高估价为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中介时，我这本书却认为这种观点并不重要。然而，只是在后来，在列宁的后期哲学著作发表前几年，我才在关于 M赫斯的文章中明确说明马克思直接受惠于黑格尔。但是，这一观点已经蕴含在历史和阶级意
46、识的许多论述之中。在这个简短的总结中，我不可能对本书所引起的所有问题都作出具体的评论，并指出它对黑格尔的解释在多大程度上是引起混乱的根源，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暗示着未来。有资格进行评论的当代读者肯定会找到这两种倾向的证据。为了估价本书当时的影响和它在今天的意义，我们必须考虑一个比所有细节问题都更为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异化问题。这个问题从马克思开始，第一次被当作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批判的核心问题，而且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有其理论的和方法论的根基。当然，这个问题在当时是悬而未决的。几年之后，随着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1927)的出版，它成了哲学争论的核心问题。甚至在今天它也没有失去这种地位，这主要是由于萨特
47、及其追随者和反对者的影响。L高尔德曼把海德格尔的著作说成是在某种程度上对我的著作的辩驳(但没有明确这样提)，他的说法所引起的哲学问题在此可撇开不谈。说异化问题在当时悬而未决，这一提法是非常恰当的，就如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讨论这种情况的原因，不能说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法国最为盛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存在主义思想的混合物一样。在这里，谁最早，谁影响谁的问题并不特别值得注意。重要的是，人的异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问题，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无产阶级思想家，右派和左派评论家都承认这一问题。因此， 历史和阶级意识对青年知识分子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我知道有一大批优秀的共产主义者被这一事实吸引到这个运动中来。毫无疑问，这
48、一马克思主义的和黑格尔主义的问题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提出来的，这就说明了本书的影响为什么能远远超出政党的界限之外。至于实际研究这一问题的方式，今天不难看出，本书是按纯粹黑格尔的方式进行的。尤其是，它的根本的哲学基础是在历史进程中实现其自身的统一的主体客体。当然，在黑格尔那里，它是以一种纯粹逻辑的和哲学的形式产生的，通过消除异化，自我意识向自我的返回，以及实现统一的主客体，从而在哲学上达到绝对精神的最高阶段。然而，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这个过程是社会历史的，当无产阶级在它的阶级意识上达到了这一阶段并成为历史的统一的主客体时，这一过程才达到了顶点。这看来确实是“使黑格尔脚踏实地了” ；好象精神现象学的逻辑形而上学结构已经在无产阶级的存在和意识里得到了真正的实现。而且这反过来又象是为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并结束人类“史前史”的努力提供了哲学基础。然而，这种统一的主客体难道比纯粹的形而上学的结构更真实一点吗?不论自我认识多么充分，多么真正地基于充分的社会认识之上，多么完善，它能创造一种真正统一的主客体吗?我们只要确切地提出问题，便会认识到，对此必须给予否定的回答。因为即使认识的内容被归结为认识的主体，这也不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