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国立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学士班.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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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2010,第一章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一 三大戰役,奠定中共江山:八年抗日戰爭結束之后,中國共產黨的軍事實力和政治聲勢都大為增長,而蔣介石的國民政府面臨重整河山的嚴峻挑戰。盡管有來自民主黨派和全社會渴望和平穩定的強大壓力,但是國共雙方的矛盾日益加深。1946年7月,內戰全面爆發。 當時國民黨政府有軍隊430萬,接收了日本侵華軍隊100萬人的全部裝備,并獲得美國的大量援助,擁有了3億以上人口的地區;而人民解放軍只有120多萬人,裝備很差,沒有外援,解放區人口只有1.3億。雙方實力對比相當懸殊,因此蔣介石曾經極為樂觀地宣布,要在三個月內消滅中共軍隊。極為諷刺的是,三年之
2、后,卻是國民黨的力量土崩瓦解。 1947年7月:中共軍隊由戰略防御階段進入戰略進攻階段,劉伯承和鄧小平指揮的部隊挺進大別山。隨后,東北大部分國土被林彪指揮的人民解放軍攻克,使得原先分割的解放區連成一片。雙方軍事決戰的態勢已經形成。,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初,國共之間進行了三大戰役: 1948年9月12日開始的遼沈戰役,進行到11月2日結束,林彪率領的中共第四野戰軍占領了東北的絕大部分地區。1948年11月6 日到1949年1月10日,中共一鼓作氣,再次發動淮海戰役,以六十萬正規軍,在從農村動員起來的五百二十四萬“民工”的支援下,重創蔣介石的黃伯韜,黃維和杜聿明三個兵團,占領了中原地區。1
3、948年12 到1949年1月31日,中共嚴令有待休整的東北大軍提前入關,與從中原北上的部隊合力展開平津戰役,攻克天津,和平解放北平。經此三大戰役,國民黨在軍事上已經徹底失敗,兩黨對決,至此大局底定。在解放戰爭中,中共軍隊大體劃分為四個野戰軍,軍隊內部的勢力劃分也以此為基礎,這個劃分一直延續到今天,形成軍隊內部的派系格局。它們分別是:彭德懷,賀龍,習仲勛,張宗遜等為首的第一野戰軍,簡稱“一野”;以劉伯承,鄧小平,張際春為首的第二野戰軍,簡稱“二野”;以陳毅,饒漱石,粟裕,譚震林為首的第三野戰軍,簡稱“三野”,以及以林彪,羅榮桓,鄧子恢,譚政為首的第四野戰軍,簡稱四野“。 1949年4月20日,
4、中國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23日進入中國民國的首都南京;國民政府從南京遷到廣州,以后又從廣州遷到臺北。國民黨的統治以驚人的速度土崩瓦解,全世界都沒有做好準備的情況下,突然要開始面對一個紅色的中國了。,二 中共為什么打敗了國民黨? 從僅剩下幾萬人馬,被圍困在陜北,處境艱難,到軍隊發展壯大,得到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廣泛支持,最后一舉擊敗國民黨的百萬大軍,取得最終的勝利。中共的建國之路,得益于以下一些因素: 首先,當然是國民黨的腐敗和專制,使得他們的統治失去了民心;其次,中共強大的統戰宣傳,使得各界,甚至包括美國,都認為中共一旦執政,將帶領中國建設一個清廉,民主,統一的強大國家,結束動亂不定的政治局面,
5、而人民對此有強烈的需求;第三,中共采取的從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成功。尤其是土地革命,通過給予農民土地的方式進行大范圍政治和軍事動員,這是中共實力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第四,抗日戰爭在某種程度上,緩和了中共在延安時期面臨的危機,也給了中共在后方戰場壯大自己實力的機會;同時,國民黨正面作戰,損耗了精銳部隊,這是后來在軍事作戰上連連失利的主要原因之一。歷史有必然也有偶然,如果說以上三條是歷史的必然因素的話,日本侵華給中共帶來了喘息之后再起的機會,就是歷史偶然因素。 以上是學界經常會討論到的一些原因,我就不再贅述。我要特別拿來討論一下的,就是第五個原因,那就是國民黨內部的四分五裂。,在國共內戰時期,當時國
6、民黨的主要將領都心懷鬼胎,一些高級將領的身邊還有嚴重的被中共間諜滲透情況。典型的例子就是平津戰役中傅作義的選擇:根據后人的研究,當時國民黨在華北共50多萬部隊,無論如何抵擋不了中共東北和華北100多萬野戰軍的夾擊。如果此時將華北國民黨數十萬主力撤退到南方,“退可挽救一支機動大軍,進或可以支援淮海戰場,將杜聿明集團從羅網中解救,或可以直接拱衛南京,強化長江防線,伺機卷土重來。”但是傅作義堅守北平不過是幌子,避免去江南才是最深層目的。因為“他起家于綏遠,部下也都是綏遠人,一旦脫離根本,不但以后控制部隊是個大問題,最終結果也只能是被蔣介石吞并。”當時的“傅作義其實只有兩種命運-撤向江南,被蔣介石奪取
7、兵權;或者逃亡綏遠,最終也免不了被消滅。但傅作義的最終選擇自有他的理由,當時他就試圖在堅守平津的過程中,暗自與共產黨展開和談。”“但他的政治思維和白崇禧大體是一個問題,即在自己擁有相當軍事實力和底盤的前提下議和,力爭成立聯合政府,繼續擁兵一方,保全實力。”這完全還是軍閥時代的舊思維,是中共和毛絕對不會接受的。但是傅作義的自私和錯誤判斷終結了華北戰場。另一方面,他的女兒就是共產黨員。而被稱為他的左膀右臂的上校秘書閻又文也是共產黨情報人員,“專門負責起草傅作義的各種重要電報,文件及講稿。”“1948年10月林彪大軍入關前,閻又文在一個多星期內就把傅作義堅守北平的部署詳情傳給了中央軍委。遼沈戰役結束
8、后,共產黨中央再次接到閻又文的情報,得知李世杰為傅作義制定的作戰計劃中,可能西撤綏遠,或由天津,塘沽南下。”后來的研究者認為,“從平津戰局中毛澤東的決策看,閻又文的情報成為毛澤東對平津戰役一系列決策中的關鍵。在得知傅作義仍可能逃跑后,毛澤東最終決心讓四野結束修整,提前入關,發動平津戰役。”高級將領的私心和共產黨情報人員的滲透,是國民黨丟到華北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個有名的例子是1942年加入中共情報系統的國民黨高級軍官韓煉成,在淮海戰役的時候擅自離開隊伍,使得他率領的四十六師失去指揮,未能及時采取支援行動,造成國民黨精銳的七十四軍被共產黨軍隊擊潰,軍長李仙洲被俘,李部五六萬人被殲滅。事后韓煉成
9、偽造借口,重新回到南京的蔣介石身邊,居然還被蔣介石任命為國民政府參軍處參軍,參加了他召集的大小軍事會議,并把情報送往上海交中共地下黨接頭人員,誤導國民黨的戰爭部署。在共產黨情報人員的滲透下,國民黨很多軍事部署毫無秘密可言,而共產黨方面,經過延安整風時期的政治清洗,國民黨情報部門很難有所斬獲。敵對雙方,幾乎是一明一暗,勝負自然就很清楚了。關于國民黨內部的四分五裂,還有一個聽起來有點可笑的案例。根據包爾汗對新疆和平解放的回憶,當時駐守新疆的國民黨軍隊中,新疆警備司令陶峙岳已經準備向中共和平移交政權,但是葉成等一批忠于蔣介石的高級軍官卻主張進行武裝抵抗,然而這樣的計劃最后被放棄,起原因居然只是因為葉
10、成的老婆反對!包爾漢回憶說:“9月19日,叶成等人在开会时讨论了要杀以我为首的400人,然后把陶峙岳将军逮捕并带领着一起逃走。 但是,叶成是个很怕老婆的人。在叶成等开会讨论的时候,叶的老婆插进来说,你们都是军人,你们的事我管不了,不过我是叶成的老婆,我不让叶成参加你们搞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叶成表现出左右为难的样子,最后表示不能参加他们的行动。其他在场的反动将领们对叶成的这一举动表示不满,但是因为军权和武器都掌握在叶成的手里,也无可奈何,最后都表示既然意见不能一致,就一起和平撤退好了。” 結果,9月25日,陶岳峙通电起义,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次日,新疆省主席包爾汗也通电起義。10月12日:解放军
11、不費一槍一彈藥,進駐新疆。高級將領,居然因為怕老婆而做出撤退的重大決策,這樣的軍隊,怎么可能有戰斗力呢?,蔣介石退守臺灣以后,總結國民黨為什么會丟失江山,第一個提出的原因,就是國民黨內部紀律松弛,同時對于所謂“匪諜”在臺灣的活動可謂風聲鶴唳,導致1950年代的臺灣,特務統治導致的白色恐怖籠罩社會,這應當說也是蔣介石反思為何丟掉政權之后的結論導致的。 三。 開國大典 早在1949年3月在河北西柏坡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就開始為建國做準備。其中一個主要的考量,就是建國大典舉辦的日期。根據1949年時擔任中共北平第八區工作委員會的干部的馬句的回憶:“1949年中共中央很大的精力還在集中解決華南各省
12、的問題,關于建國的籌備最初的打算是要到1950年元月納入計劃。但蘇聯方面當時提醒中央為防止潰敗的國民黨政府向西方求援,利用所謂無政府狀態進行干涉。這樣,見過的籌備和開國大典的準備工作才提前了。”這樣的時間點,就提前到了1949年的10月1日,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紀念日。中共奪取政權的幾乎每個步驟都可以看到蘇聯的影子,就連開國的時間點都是遵照蘇聯的指示確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大典于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的天安門廣場舉行,詳細情形已經有很多記載。但是一個比較不為外人所知的有趣細節是:開國大典的閱兵儀式預訂會有空軍參加,而中共當時的飛機很少,本來預定只有9架戰斗機參加,但是聶榮臻決定再
13、增加了兩架轟炸機,3架運輸機,一架通訊機甚至兩架教練機。即使這樣也不很好看,于是聶與周恩來決定,“領隊的戰斗機飛行速度較快,所以通過了天安門之后,這九架飛機又轉回去,接到飛得較慢的教練機和通訊機后面再飛。結果,開國大典當天,外國記者在發出的報道中聲稱一共有26架飛機參加了編隊飛行,并驚呼中共一夜之間有了自己的空軍。”可見中共的欺騙的個性是從一開始就形成的,而且西方媒體是多么容易被中共欺騙。中共建國伊始,名義上的最高政治權力機構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1949年9月29日,由中共和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人民解放軍,各地區,各民族和海外華僑等各方面的635名代表組成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
14、體會議一致同意,“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政治基礎”,并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值得注意的是,此時共同綱領確立的國體是“新民主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具體的說法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政治基礎”“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在經濟制度的安排方面,共同綱領提出“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動,內外交流”的原則。這是中共對民主黨派和全國各界做出的讓步式承諾。主要的讓步,是沒有把中共一向主張的“社會主義”寫進共同綱領,這是早在中共建國前黨內就有的共識。
15、1947年中共中央召開“十二月會議”的時候,當時有人提出要把社會主義前途寫進會議文件,毛澤東就說過:“這也是急性病,人家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搞了十五六年,到一九三二年才正式搞社會主義,今天我們還在消滅封建,社會主義還早著哩!何必提社會主義!”。當然,歷史后來見證,六年以后,毛澤東自己也犯了他所謂的“急性病”,這是后話。 共同綱領此時等于是臨時憲法,一直到1954年中國才制定第一部憲法(應斯大林要求)。1954年9月15日召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協商會議”從類似國會的權力機構變成了咨商機構,民主黨派被安排到名義上的“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大,國務院取代政務院,國務院總理,副總理中一個民主黨
16、派也沒有了,民主黨派等于退出了歷史舞臺。其內心之不滿是可以想象的。這埋下了日后“反右”運動的種子。事實上,建國之后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很多是針對民主黨派的,這也為逐漸逼迫民主黨派退出歷史舞臺打下了基礎。,在建國之初的政府高層人事安排上,中共一開始還是仍舊遵循與各民主黨派組建聯合政府的承諾。當時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組成是: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五個副主席中民主黨派有三名;政務院方面,總理是周恩來,副總理是董必武,陳云,郭沫若,黃炎培。15名政務委員中,黨外人士9人,分別是譚平山,謝覺哉,羅瑞卿,薄一波,滕代遠,章伯鈞,李立三,馬敘倫,陳劭先,王昆侖,羅隆基,章
17、乃器,劭力子和黃邵竑。而中央人民政府56名委員中,黨外人士占27人。此外,在一些關鍵職務上的分配上,周恩來為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毛澤東為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為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沈鈞儒為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羅榮桓為最高人民檢察署檢察長。盡管在一些關鍵性的黨政軍部門,中共是不可能讓民主黨派人士染指的,但是至少在表面上看來,民主黨派還是可以沾沾自喜地認為與中共共同執政的。而在地方政府方面,按照四個野戰軍這樣的勢力劃分,設立了五個大的行政區,各大區實行的,是黨政軍一體化的領導體系。五大區分別是:東北人民政府,以高崗為主席,李富春,林楓,高崇民為副主席,屬于“四野”(第四野戰軍)的勢力范圍;華東
18、軍政委員會,以繞漱石為主席,曾山,粟裕,馬寅初,顏惠慶為副主席,是“三野”的勢力范圍;中南軍政委員會,以林彪為主席,鄧子恢,葉劍英,程潛,張難先為副主席,是個派系混合的一個結構;西北軍事委員會,以彭德懷為主席,習仲勛,張治中,鮑爾漢為副主席,是“一野”的勢力范圍;西南軍政委員會,以劉伯承為主席,是“二野”的勢力范圍。另外,首都北京為特別行政單位,以聶榮臻為市長,張友漁,吳晗為副市長。同時,對應政務院的權力分配格局,地方各級政府的副手,都安排了一些民主黨派人士擔任。中共建國,確定首都是北平,改名為北京;確定國旗為五星紅旗;國歌為義勇軍進行曲。,新政權的鞏固 建國之后,當時在華南和西南還有白崇禧和
19、胡宗南指揮的的國民黨正規部隊,各地也有大量國民黨殘留下來的武裝力量。當局首先在軍事上繼續進行全面消滅國民黨軍事力量的行動。1949年冬天1950年初開展了湖粵,廣西,西南三次戰役,桂系部隊被消滅。1949年12月初,云南龍漢,四川鄧錫侯,西康(青海)劉文輝分別宣布和平起義;新疆的包爾漢,陶峙岳早在9月25日就已經宣布接受改編;而西藏要到1951年5月才完成解放軍進駐的工作。這一階段的軍事行動,因為國民黨大勢已去,很多地方上的原國民黨實力派紛紛放棄抵抗,換取在新政權中能有一席之地,因此中共在軍事上沒有付出太大代價。 在經濟方面,在當時的政務院副總理兼財經委員會主任陳雲的主導下,當局采取了及時的穩
20、定財政的政策。1950年3月3日,政務院通過並頒布關於統一全國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主要有三條:“成立全國編制委員會,統一規定各級軍政機關人員,馬匹,車輛的編制;成立全國倉庫物資清理調配委員會,清查所有倉庫存貨,由中財委統一調度;全國各地所收公糧,所有關稅,鹽稅,工商稅等一切收入,全部歸中財委統一調度,使用。”“集中財力物力,加以統一使用。”以後又規定:“一切公營企業,機關,部隊及合作社的現金,票據,除準予保留規定的限額外,必須存入中國人民銀行,不得存入私人銀行。”這些政策的實施,迅速穩定了動蕩的金融和財政秩序。,當然,經濟上的穩定很大程度上也是依靠政治上的支持,尤其是國家機器行使的鎮壓功能。比
21、如,1949年10月下旬才解放的廣州市,金融不穩定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長期起來廣州市民的一切交易,都是以港幣為本位幣,而操縱這些貨幣交易的是分布在十三行一帶的大批已經形成行幫的金融投機客和地下錢莊。為了建立和穩定人民幣的地位,并進而穩定物價,1949年12月5日,大批軍警出動,一天之內就關掉了100多家錢莊。盡管如此,新中國建立伊始,面臨的經濟形勢仍然十分嚴峻,主要表現為經濟不穩定的狀況持續惡化。1950年初開始,工商業蕭條,商品滯銷。據統計,1至4月,在14個城市中,有2945家工廠關門,在16個城市中,有9347家商店歇業。工商資產階級普遍持觀望態度,叫做:“望國旗五星不定,扭秧歌進退兩
22、難。”在這種情況下,如何穩定工商資產階級的情緒,使得他們能夠致力于恢復生產,就成了中共執政的重要課題。五 在如何對待工商資產階級的問題上毛澤東與劉少奇開始出現分歧,如何對待工商資產階級關系到中共統治國家之初是否能夠穩定形勢。在當時百廢待興的情況下,共同綱領曾明確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得,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目的。”關于這個政策的陳述,最著名的就是劉少奇的“天津講話”:1949年4月,劉少奇受毛澤東委托,到天津與資本家座談,提出了后來所稱的剝削 有功論“。他說,失業工人要求你們資本家復工,就是要求你們剝削他們一下。現在的工人是
23、有人剝削比沒人剝削好,沒人剝削他更痛苦,有人剝削他雖然痛苦,但總比較好一點,不會失業,有飯吃,等等。這明顯是安撫資本家的政策,主要目的還是希望能夠恢復資本家的信心,從而恢復生產。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劉少奇的講話的基本精神得到了毛澤東的同意,但是這篇講話對于民族資產階級過于肯定的立場,是毛不能接受的。根據反對劉少奇講話的另一位地方大員,東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崗的回憶,當他把劉少奇的講話給毛澤東看的時候,“毛主席氣得發抖,臉色都變了”。高崗的回憶也許有些添油加醋,但是毛澤東的不滿是顯而易見的。 其實,劉少奇的講話,依據的也是毛澤東公開的說法,只是他沒有想到,第一,毛澤東的說法與他內心的真實想法之間是
24、有距離的,第二,毛澤東自己的想法也是在不斷變化的。 對于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政策,劉少奇和毛澤東的主張是一致的,但是劉少奇是真心的,而毛澤東是假意的;劉少奇的主張是政策性的,而毛澤東的主張是策略性的。,在毛澤東的心目中,對于民族資產階級他始終是心懷警惕的,盡管嘴上不說,但是他自有一個棋局在心中,那就是早晚還是要逐漸消滅資產階級,這不僅是意識形態的需要,也是現實統治的需要,因為毛對他們是不放心的。根據黃克誠的回憶,早在1949年5月,有一次毛澤東曾經問他“今后的主要任務是什么?”黃克誠說“是搞經濟建設”,毛說,不對,是階級斗爭,要解決資產階級的問題。可見,毛澤東表面上雖然說要寬容與團結民族資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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