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论毛诗正义对李益诗歌的影响李益的诗歌在大历及其后的诗坛上颇有特点，张为的诗人主客图称之为”清奇雅正主”，其”清奇雅正”中”雅正”的诗歌审美内涵与风格正是植根于毛诗正义经学阐释系统的土壤之中的。一李益大历四年（公元 769 年）擢进士第，大历六年（公元 771年）”讽谏主文科”及第。而乾元三年（公元 760 年）以后十来年，恰是李益青少年时代，唐王朝的科举政策再次强调经学的要求和标准。如宝应二年（公元 763 年）礼部侍郎杨绾上疏条奏贡举之弊，并提出加强经业的措施（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九杨绾传，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 3431 页），不惟如此，他特别引毛诗正义阐释系统中的毛序来论述经学对取士的重
2、要性:”关雎之义曰: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盖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故延陵听诗，知诸侯之存亡。”（同上，第 3432 页）针对当下词场的弊病，杨绾又进一步用毛序来强调以经学取士的必要性:”夫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赞扬其风，系卿大夫也，卿大夫何尝不出于士乎?”士是风化的高扬者和推行者，风化的本质是经学儒道，因而高扬经学儒道是礼部取人的大义，是取士之大道（同上，第 3433 页）。这是对安史之乱前科举人才政治素质要求的反思，也是对当下科举制度砥砺、选拔人才政策的现实思考。杨绾的上疏比较典型地反映出李益青少年时期即乾元三年（公元 760 年）至大历六年（公元 771 年）的
3、十来年间，唐王朝大臣在科举政策方面要求仕子加强经学修养、提高经学水平并通经致用的意见，皇帝的决策对这些意见有所采纳。如永泰二年（公元 766 年）正月乙酉发布的诏书就强调科举必须遵循儒术:”朕志承理体，犹重儒术，先王设教，敢不虔行。”（同上卷十一代宗纪，第 281 页）皇帝钦命诏告天下的影响对那个时代的科举进士、明经科考生来说，无疑是颇为巨大而深远的。在上述科举重经学的政策与宏观背景下，李益科举仕进之路的知识建构中不能不纳入经学这一重要内容，否则他是不可能于大历四年进士及第后又于大历六年”讽谏主文科”及第的。册府元龟、唐会要等所记载的大历六年李益、郑 瑜”讽谏主文科”及第的事实便透露了个中信息
4、。毛诗正义是一个包括诗三百、毛序、毛传、郑笺和孔疏在内的系统，”讽谏主文”的经学语源来自毛序。孔颖达疏在郑笺基础上进一步阐释说:”其作诗也，本心主意，使合于宫商之文，播之于乐，而依违谲谏，不直言君之过失，故言之者无罪。”“云主文谲谏，唯说刺诗者，以诗之作皆为正邪防失，虽论功颂德，莫不匡正人君。”孔疏把”主文谲谏”的内涵阐释得十分明白，一是人臣用六义讽喻箴刺君上，以匡正人君，二是播之乐章，带有歌诗的特点，三是依违谲谏不直言君之过失。可见，”讽谏主文科”制科考试的内容离不开毛诗正义经学阐释系统，李益”讽谏主文科”之所以及第，是对毛诗正义经学阐释系统下了一番很深工夫的。二全唐文卷四八一载有李益的诗有
5、六义赋，大概因其是一篇赋，且又植根经学，故未为诗论家们所注意。李益诗有六义赋的命意与其标题下”以风雅比兴自家成国为韵”的意义相吻合，凸显了毛诗正义孔颖达疏中”风雅之诗，缘政而作”的主旨，是一篇典型的经学诗论。李赋大体上以风雅、比兴和诗教对唐朝国政的作用等三个层次为结构来展开论述，贯穿着诗歌之道与政通、诗以致用的经学思想。首先，李益阐述了风雅的缘起、定义和作用。他启题即把周易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改写为”观天文以审于王事，观人文而知其国http:/ 风”，使采诗以观风俗盛衰的缘起说在天人合一的架构中通向王道这一终极关怀，故以关雎为首的二南之化以及大小雅所揭示的王道盛衰，才能因
6、”天明”、”天听”授予人的神圣洞察力而被达知。风雅的定义早被毛序等进行过充分的阐释，本已无多大的阐释空间，然而揣摩李益的”政于内系一人之本，动于外形四方之风”，却可以看到李益在孔颖达阐释的”一人者，作诗之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把系王政于内的这”一人”视为王政风雅的根本。风与雅的定义非仅一国之事与天下之事的区别，更在于王政之始与王道之成的区分，王政得失才由”始于风，成于雅”而显现出来。风雅通过”事以类比”而发挥比类劝戒的作用，如”嘉鱼作而贤者进，驺虞废而王道缺”。嘉鱼即小雅南有嘉鱼，孔颖达疏阐释为:”作南有嘉鱼之诗者，言乐与贤也。”太平之世，王道昌盛，贤人有位有为故乐，这是比类于美。驺虞是召南末篇
7、，毛序说:”仁如驺虞，则王道成也。”李益反过来”类比”，自然推出”驺虞废而王道缺”了。由此可见，李益对类比的理解仅只局限在毛诗正义阐释系统的经学领域，所以他以”缘情孰多乎绮靡”来质疑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的纯文学理论观点。其次，李益诗有六义赋第二个层次中的”诗之为称，言以全兴;诗之为志，赋以明类”大体概括了孔颖达疏的理解。孔疏说”风、雅、颂同为政称”，又说”赋、比、兴是诗之所用是故同称为义”，既然”同称为义”，那么就与风、雅、颂一样”同为政称”，也就是说六义的称名皆具有王政教化功能。孔颖达又据郑笺解释说:”篇中义多兴者，以毛传于篇中每言兴也。以兴在篇中，明比、赋亦在篇中，故以兴显比、赋也。”
8、李益”诗之为称，言以全兴”概括了孔疏阐释六义的主要点。李益”诗之为志，赋以明类”所概括的也是毛诗正义中诗与志，赋与美刺比兴的阐释要领，孔疏对”志”与诗关系的解释是”言悦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从这个诗歌创作发生论出发，孔疏演绎了郑玄有关赋的二元类型:”赋云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其言通正、变，兼美、刺也。”这种善恶、正变、美刺二元类型的归纳，服从了阐释诗经以致用的目的，是经学诗论的核心内容。第三，诗有六义赋第三层转入颂扬唐王朝”抑文尚质，崇俭去奢，振六艺以补化，秉一言之无邪”的儒家文化政策，这一主流政治文化政策是使王朝昌盛、 福瑞降临的根本。为表达其颂扬之意，李益采用了云
9、汉、采 、采蘩、臣工在毛诗正义阐释系统中的阐释义，并通过浓缩成典的方法把阐释意义凝结在诗的题目或词语里，从而使赋的语言既富有语境张力又显得典雅。在李益看来，唐王朝主流政治文化政策不可离开诗的六义，即所谓”君非五谏兮何弼，诗匪六义兮何成”，王朝皇帝的英明就在于用诗的经学内涵来条理国家政治，治理人情，通六义以致用，这不仅可以用之邦国，治理蛮貊，甚而可以垂泽子孙千亿。最后托出诗教的巨大功用:”诗之为教，盖亦王猷之至极。”把孔颖达毛诗正义序的”诗之为用，其利大矣”推向了通经致用的至极高度。总之，李益诗有六义赋基本局限在毛诗正义经学阐释系统的范围内，其诗学思想不可能有多少出格的观点，但也正好说明毛诗正义
10、中经学化的诗学思想对他的深刻制约与影响。三李益的诗歌创作受毛诗正义的影响较为广泛而深刻。全唐诗卷二九七所载王建的寄李益少监兼送张实游幽州，评价李益的诗歌创作恢复了以”大雅”“国风”为标志的毛诗正义阐释系统的诗教精神，基本符合李益诗歌创作一隅的实际。首先，李益诗歌的不少语汇与毛诗正义经学阐释系统有明显的渊源关系。试举一例分析，如大礼毕皇帝御丹凤门改元建中大赦”大明瞳瞳天地分”，出自大雅大明。孔疏说:”作大明诗者，言文王有明德，由其德当上天，故天复命武王焉。言复更命武王，以对前命文王，言文王有明德，则武王亦有明德，互相见也。文王则才及六州，武王遍被天下，论其积渐之功，故云日以广大。以其益大，故曰大
11、明。”建中元年德宗李适继代宗李豫之位登基，李益用大雅大明的毛诗正义经学阐释义来颂美之，既准确得当又十分典雅。这类用例，证明着李益诗歌中部分语汇所凝结的诗歌核心意义是植根在毛诗正义阐释系统之中的。其次，李益诗歌有的脱胎于毛诗正义系统，但又经过重新艺术构思以抒写自我人生的现实体验和感受。如闻鸡赠主人:胶胶司晨鸣，报尔东方旭。无事恋君轩，今君重凫鹄。此诗的语言和命意渊源于郑风风雨及其注疏:”风雨潇潇，鸡鸣胶胶。既见君子，云胡不瘳?”从语言上看，风雨第二章的四言句”鸡鸣胶胶”被李益颠倒词序稍加改造为五言句”胶胶司晨鸣”，从意义上看，李益诗”胶胶司晨鸣，报尔东方旭”与孔疏”此鸡虽逢风雨，不变其鸣。喻君子
12、虽居乱世，不改其节。今日时世无复有此人”波澜莫二，描红之迹一眼可见。李益闻鸡赠主人是一首干谒诗，前两句显然用比兴自喻，抒写自我如同旭日东升时报晓晨鸡不改变司晨本性那样不改变其人格节度，并隐含着孔疏的意义:这种不改变人格气节的人，今日时世中已无复多见。后二句的两个”君”指诗题中的”主人”，即干谒的对象，”无事恋君轩，今君重凫鹄”，既蕴涵着干谒的意义，又十分委婉雅洁表达了一种自谦和失意。”今君重凫鹄”暗用鲍照白头吟中典故，使其在全诗语境中产生一种对照:今日”主人”只看重如”黄鹄一举千里”般的高远之人，而不重视如司晨鸡一般不改变人格节度的仁人志士，在对照的艺术张力中委婉流露出自己的心志和不卑不亢的态
13、度。李益的这首绝句经过精心构思，脱胎而又超越了风雨诗文本及阐释系统的意义，表达当下的干谒之意委婉雅正，十分得体。第三，李益从军诗的艺术源头是多元的，其中一翼受到了诗经中征戍诗及其经学阐释系统的影响。唐诗纪事卷三 载”益录其从军诗赠左补阙卢景亮”自序说”从事十八载，五在兵间投剑秉笔，散怀于斯亦其坎轲当世发愤之所致也”，此序一方面道出从军诗创作的多种原因，另一方面还透露出所受毛诗正义影响的蛛丝马迹。孔颖达毛诗正义序总论诗的动因目的之一说”时当惨黩，亦怨刺形于咏歌。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李益的”坎轲当世发愤之所致”与孔序”时当惨黩，亦怨刺形于咏歌”貌似神合，李益的”散怀”“发愤”
14、正是孔序”畅怀舒愤”的翻版，此外，孔疏阐释小雅苕之华所说”若非身自当之，不应如此深恨，故知身自将师而出，见戎敌交侵，而发愤闵伤也”，也可视为李益从军诗序”坎轲当世发愤之所致”的注脚。又如李益的从军有苦乐行与王粲从军行五首有所联系，而王粲作品其二的”哀彼东山人，喟然感鹳鸣”、”昔人从公旦，一征辄三龄”出自豳风东山及毛序，其四的”我有素餐责，诚愧伐檀人”出自魏风伐檀，这个现象启示我们，李益的从军有苦乐行亦可能像王粲那样吸取毛诗正义系统的某些因素。 其一，李益诗起首二句”劳者且莫歌，我欲送君觞”，笔者以为是对孔疏的撷取、改装。孔颖达疏采薇序说”言歌采薇以遣之者出车以劳还劳者，陈其功劳”，李诗是送人出
15、征所作，还谈不上像”出车以劳还”那样”劳者，陈其功劳”，故李诗起首二句根据奉命北征的当下背景将孔疏改造提炼为”劳者且莫歌，我欲送君觞”，以此来”寄语丈夫雄”，来送司空鱼公，以雄壮其行色士气。全唐诗卷二八二载李益从军有苦乐行题下注”时从司空鱼公北征（ 鱼一作冀）” ，这与采薇序”命将率遣戍役”相比较，在诗与序的配合、奉命出征的背景这两点上颇相类似，李益诗”北逐驱獯虏，西临复旧疆”也与毛序”北有?狁之难”、”西有昆夷之患”相对应，这些类似、对应的重复出现与其用偶然巧合来解释，毋宁视为借鉴的痕迹。其二，”从军苦乐”语汇与王粲诗合，也与小雅祈父孔疏”由其军行征伐，事有苦乐”合。其三，李诗结句”苦乐身自
16、当”为一篇之结穴，用语出自小雅苕之华孔疏”若非身自当之”，李诗戛然而止了，而孔疏”身自当”三字所蕴涵的苕之华语境意义却在李诗结穴的艺术张力中摇曳不止。从上三点来看，李益的从军有苦乐行与毛诗正义经学阐释系统的联系斑斑可见。此外，李益的从军有苦乐行与”清奇雅正”还有联系，如唐诗纪事卷三 载”马汗冻成霜句。右张为取为主客图，以益为清奇雅正主”，张为”以益为清奇雅正”所引例证之一”马汗冻成霜”，正是出自从军有苦乐行，这一联系发人深省。贺铸庆湖遗老诗集卷二读李益诗曾说”吏曹久失调，幕府感恩起。从军五十篇，王粲惭率尔”（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23册），认为李益的从军诗超越了王粲。如果从李益从军有苦乐行诗熔铸毛诗正义阐释系统中材料的意象密度和艺术技巧熟练程度来看，贺铸的话是有相当道理的。综上所述，大量材料显示出李益的诗歌观念和诗歌创作受到了毛诗正义阐释系统相当程度的影响，如果张为诗人主客图称其为”清奇雅正主”中的”雅正”可以理解为郑玄诗谱序和孔颖达疏诗大序中的”风雅”“正经”的话，那么”雅正”便是指李益诗歌受毛诗正义经学阐释系统影响的特定称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