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Be a good person and love challenge郁彬矫骏逸整理首先希望同学提问给我点提示，看看同学想要听什么。提问：现在留学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很少人回来，很多人认为国外研究环境比较好，但是如果获得高端技术的人才没有回来，国内环境很难有很大提高，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我想请教下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郁彬：我显然还没有回来。(笑)但我每年夏天都回来，我觉得这是一种balance。提问：郁老师您好，女性做科研还是比较困难的，我想问一下您本身作为一名女性在科研过程中遇到过什么困难，还有您对在座的女同学有什么好的建议吗？郁彬：找个好老公（笑） ，这实际上很重要，我先生对我还是很支持的。如
2、果没有他支持，我不会有今天的成绩。当然我还是承担很多事情。我们系的同事和我开玩笑说，你需要一个太太，因为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太太做的还是比先生多，虽然我先生已经很支持我了，我们俩还是一半一半，但是很多男性做科学的话，太太如果承担所有家庭负担，男性在家庭可能只要付出 10%，就可以集中精力做科研。但是现在职业夫妇的话，大家都是一半一半，不要苛求太多。正式演讲：刚才有同学问我人生规划，如果回溯起来的话，首先是来自家庭的影响。我可以讲一些过于我的家庭的故事。这是我外公郁华和他的两个弟弟（需图片）郁达夫，郁养吾他们的人生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从小听着的他们故事长大，最近国内有一部电影剑谍 ，里面有一个法官叫
3、郁国华，以我外公为原型。我外公是上海法租界第一位被日伪汉奸特务人枪杀的法官，郁达夫也是被日本人杀害的。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人可以为自己的原则付出生命，我想我永远也赶不上他们，但是跟他们比总不能做太差。我觉得自己从小总是做的不够，父辈的事迹也是对我的一种激励。这是我母亲一家的全家福（需照片） ，有我母亲和大姨。我的大姨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大姨和大姨夫在文化大革命中深受迫害，但是在监狱里度过七年之后，他们依然非常乐观，活到九十多岁，大姨圆满的渡过了自己的一生，大姨夫仍健在。他们对我影响很大。我常想是什么让他可以在牢房里关上七年出来还非常乐观。相比之下，我自己遇到的困难和家里人无法可比，也没有生命危险。这
4、是我小时候（需照片） ，这是我的两个孩子的照片。我的人生观很多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我很多亲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父亲也在文革中去世，我看到的大多是人性比较恶的一面。但是我也看到了人性善的一面。文革中家里的保姆拒绝离开，那时候我五岁，姐姐七岁，父母都被关起来了，红卫兵让她走，因为她出身好，当时可以不受牵连，但是她选择留下，而且用她每个月不多的月费，我记得当时每月只有 8 元钱，给在生长关键时期的我和姐姐买营养品。文化大革命是件坏事，但运动期间还有很多很善良的人，让我知道尽管很多人教育程度有限，但是很善良很有智慧。这给我形成一个观念，就是知识和人性是正交的。当然可能有些绝对，知识的确很重要，
5、但并不是知识多了就会自然而然成为好人。还有一个故事，是我小学的时候，每学期大家都要交 5 块钱的学费，有同学是工人子弟，开学时候老师就让交不起学费的同学站起来，当时家里还交得起这 5 元学费，能够坐在那里，当时我意识到，我父亲不在了，这是作为职业妇女的母亲供养我上的学。作为一名女性，只有经济独立，才能对自己和自己的子女负起责任。我至今仍然记得，同学站起来，就在我旁边，当时我很庆幸可以交这 5 块钱的学费，这是我最初关于独立的想法，至于以后做什么、当不当科学家没有想过，因为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我觉得不下乡就不错了，当中学老师再好不过了。第二个阶段是上中学的时候，小学第一次接触到数学，我表哥送我一
6、本数学书，三年级的时候我对这本书特别有兴趣，不断的做指数对数变换，现在想来很没有意思，但是当时我却自得其乐。回想起来当时是数学给我提供了这样一种避难所。当时社会比较动荡，我们家在文化大革命又受伤很重，在外面大家都说我爸爸畏罪自杀是人民的敌人，而在家里我觉得爸爸是好人。生活在这样一种矛盾的认识中，我从数学中得到了我需要的安全感。上中学的时候，我得到了一本平面几何，用一个假期去看去做，觉得很有意思。对我后来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我在哈师大附中时候遇到的老师。我初二初三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当时学校里有一位新来的数学老师叫做陈建业。他患过小儿麻痹症，有点瘸，他开始辅导我们数学竞赛，我得了第三名。其
7、他得奖同学都是数学老师的子女，我不是，他当时感觉我的情况特殊就开始辅导我。但是之后我每次竞赛都到区里就被刷下来了。我后来离开哈尔滨到北京，是初三毕业那年夏天，他把我叫回哈尔滨，用一个假期把高中数学全部教给我了。他是非常非常有天赋的老师，奠定了我的数学之路。他告诉我说一定要上北大，因为他当时特别向往北大，但是作为右派的孩子，他失去了这样的机会。我上了北大后他一直给我通信，他把很多想法给我讲，他说你要读研，我就想读研很好，他后来又说，你舅舅在美国，你应该出国，我当时觉得出国也不错，去美国看看，但不想让舅舅负担。所以我就自己练习英文，后来陈省身数学项目，费尽周折后出国学习，我本来想学泛函的，就是纯数
8、学，可是北大导师没要我，我就改学统计了。那年美国数学学会来中国面试老师之一是丘声桐教授，面试问了紧算子理论，并建议我去芝加哥大学学表示理论。北大提出出国应该继续学统计。后来我去了伯克利（Berkeley）学了统计。我觉得我不是非学数学不可的人，记得研究生时候我室友告诉我说你看起来不像学数学的，我当时特得意，因为我觉得我可能看上去比较正常。记得当时那篇关于陈景润的报告文学特别热，大家可能都觉得数学家都像陈景润一样。陈建业老师对我影响很大，没有他，我不知道我现在会做什么。接着说一下我的大学经历，在北大的四年是非常值得怀念的一段时光，当时我住在 36 楼，现在已经被拆掉了。我们 7 个人处的非常好，
9、感到找到知音了。在学业方面，我还记得数学第一次专业课自信心受到打击，因为我一道题都没做出来。虽然同来北大，我的录取成绩很好，但在年级里面并不是最定尖的，我还记得那个教室里那扇窗户，我就透过窗往外看，我记得那天天气很好，当时没有多想什么，因为知道北大人才济济，到了毕业时候，已经今非昔比。另外我想说的是机会很重要，但是你要时刻准备着。虽然毕业时候我成绩很好，是系里考研第一名，但是当时院里面没有让我出国，让四个男同学复习准备参加面试。也许都和我是女生有关。后来我改考了江泽培老师的研究生，转学了概率统计。这时候机会就来了，本来名额已经分配了，但是在面试过程中有其他学校的同学面试没有通过，然后我们系主任
10、让我和另外一名同学去参加面试。当时其他参加面试的同学都准备很久了，我们两个是临时挑选的，所以就要看平时的准备和积累。因此，机遇和准备都很重要，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我都不可能出国深造，更别说今天的成绩。1985 年我到了美国，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车从海湾大桥往伯克利（Berkeley）走，当时只有一个印象就是美国天怎么这么矮。当时我就忙着找房子，还学会了写支票。当时中国开放程度不是特别高，也没想要出人头地什么的，就是想踏踏实实的学点东西。当时有两位同学成为了我日后最好的朋友，一位是一名从哈佛毕业的美国女生，还有一名挪威男生。与在国内同学之间竞争的心理相比较，这位女生的坦诚给我印象很深，这位女生本身很
11、优秀，但总是真诚地赞扬别人，让我自愧不如。另外一点是从挪威的男同学身上学到的，我从他身上学到做决定有时需要慎重考虑，有时候放一放是有好处的。另外，当时我的两位导师对我的影响也特别大，一位是 Le Cam，一直很照顾我，他对中国人的友好是我的一位师姐打下的基础。他从师姐那里学到很多中国知识，他开玩笑说自己可能是中国人的后裔，因为法国 Brittany 地区人的眼睛细长，面部比较平，传说是当时郑和下西洋时候留下的后裔。后来要选老板，我当时希望选一位能够让我感觉放松而且可以说得上话的老板，当时我觉得我和 Le Cam 相处的时候很放松，所以自己选了课题，请他做我的老板。后来有一位从澳大利亚来的政府统
12、计研究部门的负责人 Terry Speed 到了伯克利，他给了一个关于信息论及统计的讲座，在楼道里遇到他，我说没听懂讲座但是很感兴趣，他就让我去他办公室给我很多文献。后来他找到 Le Cam 建议联合指导。当时我已经在 Le Cam 指导下，完成了一定的经验过程的研究工作。Le Cam人非常好，因为 Terry Speed 刚来资金不多，Le Cam 就提供钱，但由 Terry Speed 指导有关信息论与统计的研究。Terry Speed 对我之后的研究生涯影响很大，当时我是他在伯克利的第一个学生。他每天都来找我讨论，带我读文献，每周六我去他们家吃饭继续讨论问题。他花了很多精力来带我，我当时
13、还是很理论，从他那里我开始学习到真正的数据分析(应用统计)。Terry Speed 不仅教书非常好，而且是开创生物信息统计领域的著名专家。我从北大数学系毕业，分析基础好，所以转理论统计也不是很难。我跟他做研究，一开始还是非常数学化。我到伯克利学了二年统计后，对统计思维还是不很理解，是 Terry Speed 让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统计思维，他教给我很多英国经验主义的统计学，这与受欧洲大陆统计思想影响的美国统计思想不很一样，从而拓宽了我的视界。他起步澳大利亚，执教过英国，衣钵英国经验主义统计思维，他教我如何把数学和经验和科学的东西联系到一起。我至今为止还觉得这是我研究工作中最有意思的一步，这是只可
14、意会的。我感到应用统计能力的获得是需要称职、有经验的研究人员的言传身教，在做数据项目时体会领悟。刚才有同学提到怎么做统计研究。我刚刚提到，数学训练在北大做的非常好。但是在实际方面的应用训练不足。我们不妨从直觉和正式思维入手来考虑，我一直在思考直觉和正式的思维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我的同事在一本书的前言中说的非常好，他说直觉可以带着你走，你可以把一些假设猜出来，你可以用证明的方式来实现，但有时候你的直觉到了尽头，这时候正式的科学思维又可以把你的结论往前推，得出一定结果后再解释，使你的直觉得到升华，他们是相辅相成的两样东西。后来 Terry Speed 教给我的东西让我豁然开朗，对他来讲数学每个字母每
15、个公式都是有意义的，不是简单的符号。我特别想强调这一点。另一点就是要有批判性，当时我有很多道听途说的东西，经不起追问，他一问我就发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很肤浅。现在很多同学就是这样，很难让他们客观分析自己的项目。就像大家都喜欢去哈佛，但是事实上哈佛不是适合所有的人，大家受群体思维的影响非常重。我记得第一次和 Terry Speed 做应用的项目，做脂蛋白（lipoprotein） ，用了很多基础的统计分析。做应用统计事实上很难，但是很有意思，我现在做的理论很多都是与应用有关的理论，现在做的很多都是着眼于应用的。1990 年我研究生毕业，我最初离开中国时候没有想过不回来，但是由于 1989 年的
16、事件决定在美国找工作。当时威斯康辛的统计很强，我想继续跟在威斯康辛的George Box 学习英国经验主义应用统计，因此选择去威斯康辛任教。1992 年，伯克利统计系问我要不要申请回伯克利，当时在威斯康辛拿到终身教授可能性很大，但是我很喜欢加州，回伯克利会接触到更多东西，我就去申请并得到伯克利的教职。到伯克利后，我在统计的不同领域进行研究，几乎两三年换一个领域。广泛涉猎不同领域得以使我现在在不同的应用统计项目中得心应手，获得建树。我在伯克利遇到很多对我帮助很大的资深教授。我当时遇到电机系的Martin Vetterli 教授，听了他的讲座我很感兴趣，我介入到他的研究组中，他的一个学生成为我的第
17、一个学生。 回到伯克利，原来的老师变成了同事关系，关系转变并不容易。1996 年讨论我的终身教授。伯克利已经有了开放的晋级评估系统，被评审人可以读到匿名评价报告。报告中除了正面的评价也有一些争论。后来我仔细反思了一下自己的研究工作，面对几位过去老师的质疑，仔细思量后，我觉得自己做的不错。我当时做了三四个领域，每个领域都得到肯定，但是都没有那种将全部精力集中在一个领域那样有更大影响，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后来想到我爷爷余尚沅也是去美国留学，也是在我这个年龄继续往前走找到中国戏剧新路。我想可能是我自己找到了新路，只是还没被具有后卫思维的人们承认罢了。我的老师Terry Speed 告诉我：“那些没有置
18、你于死地的挫折使你更加坚强”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 you strong） 。当时我并没有完全理解老师的苦心。回想起来，确实是这样，这些挫折使我更加成熟，坚定了走自己路的信心。有了终身教授后，我决定去贝尔实验室做一段研究。我在贝尔实验室待的两年中，和一个朋友 Mark Hansen 一起搞一些前卫东西，贝尔实验室对我的成长有个非常鼓励和支持的环境。到了第二年，伯克利极力劝说我回去，所以我就回到了伯克利并很快提为正教授。再谈谈我的家庭生活，我 24 岁结婚，但是 34 岁才有了第一个孩子，有孩子后就去了贝尔实验室两年，因为考虑到在贝尔实验室可能比较灵活。有些人有了
19、孩子后还是一样努力，但是我觉得要照顾孩子，必然要付出一定的精力，要做好父母不可能什么都不付出。孩子出生后的前一两年我几乎没怎么参加会议，从事业上讲肯定有损失，要结果就一定要付出，不可能什么都占着，我觉得两个孩子是我最重要的项目。我还记得第一个孩子刚送幼儿园时候一直哭，哭了一个礼拜，孩子出生后第一个冬天过的很困难，几乎是孩子生病一周我生病一周。刚刚有同学问怎样才能做好科学家，我说过配偶很重要，我想要不是老公的支持和牺牲的话，我不可能走到今天。另外，如何带领学生进行研究很重要。从贝尔实验室回来，觉得工作已经很顺了。刚开始我的学生只是零零星星的几个，后来突然来了很多学生。我一直以一种平等的态度对待我
20、的学生，但是后来我意识到由于年龄的差异已经让我们变的不平等了，如果把什么都说的很开反而有很多误解。小时候我比较内向，现在比较外向，所以很多事情直讲，比较内向的学生接受不了。我有过一个巴西学生总结说如果很有自信的学生跟你学习研究会很好，但是本来不够自信的学生在我这可能变得更自卑。所以我就开始反思，尝试改变方法，以前总是用一样的方法对待学生，现在我也尝试根据学生特点采取不同的方法。另外一个挑战是做系主任，做系主任和做教授是不一样的，要考虑系的情况。我请教过一个朋友，他的几条意见很中肯，一条是做一个好人（be a good people）,第二条是现在你代表的不是一个人，要知道你现在所讲的每一句话都
21、代表整个系，尽管到现在我还不是很习惯。有一个我很尊重的耶鲁大学统计学家 John Hartigan, 他是一个研究兴趣极为广泛的人。我当时不像大多数人那样坚持做一个方向，而是同时做不同的领域。John的成就让我认识到虽然在一开始的时候并不一定做的那么好，但是可以和应该尝试，并终能有所成就。做过哲学系系主任的 John 告诉我，和系里面的秘书搞好关系很重要，因为你的教授是不会帮你的，但是你的秘书可以，现在想来，我觉得这条的确很重要，所以我做了系主任后，就请系里的秘书吃了一次饭（笑） 。现在来总结下我的主题，我的孩子在一所叫 Black Pine Circle 的学校，学校给每个孩子发了一个徽章，
22、我觉得和我这次演讲是很契合的，上面写着 “be kind, be curious， take a chance，take a stand”（善良，好奇, 勇于冒险，坚持立场） ， Thank you!提问部分：Q1：我想问下老师是如何到一直坚持做科研到今天的？郁彬：我觉得走到今天最重要的原因是好奇心，比较客观的评价自己，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功利心很重的人，别人怎么说我不知道，但是我自己的评价就是做事情还是靠自己的兴趣，我比较重视自由，我觉得人最重要的是能够顺从自己的本心, 不用受条条框框的限制，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上次在微软有人问我，为什么可以一直坚持做这么多年的研究还可以做
23、下去，我觉得好奇心驱使的研究是比较容易做下去的，不是说非要获奖，非要得到什么东西才能做下去，然后你才高兴，出于兴趣和好奇的研究完全是自己可以控制的东西，才能让你快乐。这次来我和（陶）乐天（北大教授）聊天，他给我讲他做的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个下午没有白过。上次和朋友去平谷，他说要去钓鱼，参加钓鱼比赛，给我讲了很多鱼的品种，鱼的比赛规则的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个下午也没有白过。所以说你去做一件事情，不是依赖于别人怎么评价你，不是去争资源，完全是出于兴趣，这样的话你就活的比较痛快，我喜欢这种不怎么耗资源的快乐。还有就是帮助朋友，帮助别人，去和别人沟通理解，让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事情。这样才能天天
24、心平气和，天天高兴，不用天天考虑这个没得到，那个没得到，那样就会很累。我希望我自己的价值观不依赖于这个系统，这样才能一直做下去，因为你不在乎别人，你想做的事情是不依赖于别人的，而依赖于别人的事情你是无法控制的。你能控制的只是你自己的态度，所以我说我希望自己快乐是建立在自己的态度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别人对我的评估啊，反馈上。当然并不是说别人对我的赞扬我不高兴，只不过我不会每天去想而且去追求这个，而且我希望自己的荣誉是自己挣来的，而不是靠其他各种各样的手段得来的，就是说别人给我的好标签，我不会不去拿，但是如果我觉得我不值，我不会拿的很高兴，总之，我希望我自己的荣誉都是靠我的努力和劳动换来的。Q2：教
25、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刚刚就想问，一直没有得到机会，因为我觉得作为北大的理科学生，对于很多同学都有出国的想法，但是各自有各自的打算，所以之后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您认为作为北大理科学生，选择出国的真正目的应该是什么？或者说您这些年的出国经历真正带给您了什么？是成就感还是您内心追求自己的自由的愉悦还是其他方面的因素，希望您给我一些答案。郁彬：我相对是一个比较理想主义的人，做到这个年龄，我希望自己的研究能给社会带来一些贡献，比如说，我做的神经科学是比较“自私” ，考虑自己的兴趣。我做的遥感方面的东西，则是考虑到环境保护，对社会的贡献。希望不管你们选择做什么，工业也好，研究也好，公私平衡的话，私不要太多
26、，因为私这件事不能带给人很多快乐。我是从我家里的前辈走过的路得出这条结论的。家里人谁过的高兴谁过的不高兴，和公私之间的比例有很大关系的，像我母亲虽然走过很艰辛的路，却依然活的很高兴，因为我母亲是一个公心比较重的人。我认为我最终追求的是一种快乐，要达到这种快乐，过程是不能很自私的，是要对社会有所贡献的过程，是对好奇心的满足的过程。当然每个人都不一样，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家庭限制，家庭背景。你们能到北大，你们父母的确付出了很多，各种社会资源都付出了很多，所以每个人都有责任为社会做出贡献，当然贡献的大小因人而已，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问：很多理科同学出国作为私的想法比较多，如果是做研究，或者对人生将来的
27、前景的想法，出国和留在国内的差别有哪些？郁彬：刚才的女同学也问到这个问题，我毕业后因 6 4 没有回国，之后也没有回国，我从 2004 年回来为北大做些事情，但是我觉得我太过于直截了当，对国内的环境不是很适应。问：您认为个性方面的因素会比较重要？郁彬：对，我觉得个性方面比较重要，中国的很多制度，我觉得还是忽悠的成分太多，所以我不会强迫我的研究生回国，如果他们想回国的话我会努力为他们提供最好的条件。刚才我提到的为社会做贡献，我个人不喜欢那种盲目的报效祖国，我觉得对社会做出贡献首先是从你身边的人开始，对你的父母，对你的朋友，对你的学生，你的师长，我不喜欢那种大口号。我不是会忽悠的人，因为要搞真正的
28、政绩，需要很艰辛的劳动，不是说出来的，我宁可说的少一点，做出来，而不是说一百，只做 50%，我希望中国以后做事能更加脚踏实地。当然总体趋势还是在慢慢变好，我作为一个访问学者，大家都对我很友好，但是如果作为同事来讲，我觉得大家可能处不好，因为大家在争资源，所以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讲，下十年对我科研来讲是很珍贵的十年，如果考虑这些事情的话，就没有时间做研究了，这也是我的一个担心。Q3： 听不清郁彬：我很爱中国的民族，中国的文化，对我来说，中国这个概念是很具体的，是我的家人，我的母亲，我的同学，所以我回来时还这个愿，我对国家的界限不是特别清楚。我觉得人只要善，不是很容易划清谁爱国，谁不爱国的，人的感情是
29、比较复杂的。一个人如果对其他文化感兴趣，也未必是一件坏事。Q4 您觉得北大和伯克利（ Berkeley）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它们的文化什么的是不是有很大的差异？郁彬：在美国教育制度下，比较松散，选择的自由比较大，集体的概念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可以和不同的人交流。在教育上，美国教育比较重视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问：那在校园的文化上有没有什么区别呢？郁彬：美国的学生非常多元化，而北大的同学都是同样的教育系统出来的，经历比较相似，而美国学生有各种各样的背景，他们的差异度更大。Q5 请问您是怎样带研究生的呢？郁彬：我仍然在学习怎么带研究生，我理想的带
30、法是给学生一个领域（area） ，让学生去游泳，如果能游好那很好，如果游不好，等快淹死的时候再去救他。但是发现这个方法不是适合所有学生，我正在最优化。Q6 您说您成长过程中很多老师给您很大影响，我觉得也是，导师就像灯塔，我和导师聊选校问题的时候，他说斯坦福认真教书的导师可能没有其他地方那么多，因为很多老师更多的是花时间在发文章上，而不是教书上，请问您觉得伯克利好好教书的老师多么？郁彬：我们系是对教书非常认真的老师，我们系的传统之一就是教书很认真，当然教不教的好是另一回事。Q7 您觉得是那些因素帮助您走到今天？郁彬：我觉得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你做事情的话，不刻苦不用功是做不到的，但是怎么刻苦怎么
31、用功因人而异，刻苦用功并不一定是时间长（Long hours） ，实际我大学四年和研究生五年的话，研究生是比本科更用功的。当然还有一个文化差异，刚上课英语都听不懂，不用功也是不行的。但也不意味着一定都是花费很多时间，举个例子，有个从非顶尖学校来的女孩子，是很优秀的，但是在伯克利（Berkeley）她就不适应了，她天赋很好，本科可以不费力气就拿到A，但是在伯克利（Berkeley）没有人可以不费力气就拿到 A。毕竟都是很聪明的学生，在聪明人中，不可能玩一玩就过去的，读研读博都是是一个严肃的选择（serious choice） 。Q8 非常感谢您做的精彩演讲，作为一名女性，您却选择了数学，所以我觉
32、得您是一个特殊的人，我觉得您在中学的时候一定酷爱数学，我想问下如何学好数学？郁彬：您提到妇女做数学很难，其实着很多是一个文化问题，如果从小有人告诉你女性不能学数学，你不可能数学学得好之类的，你肯定是不能学好数学的。我觉得我可能是比较天真，我就不相信，我就想做一做，证明给大家看一看。我经常开玩笑说如果大家都同意女性可以学好数学，我可能就不会走到今天了，因为没有什么可以证明的。但是如果有人老是说女的这个做不好女的那个做不好，我就不服气，觉得都是胡说八道。男性科学家的确比女性科学家多，但是不证明很多男性可以做到的事情女性就可能做不到。对于一个后来者来说，说女孩子做数学家非常难的话，对她们本身就是一种
33、心理压力，将来你们也要做父母，建议你们给下一代一种希望，一种可以选择的希望，不要从小就灌输给她们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这种社会的压力我觉得实际上造成了一种循环论证（circular argument）的模式：我说你不行吧，你看你就是不行，你看你证明了你就是不行吧。就是这样一个逻辑。我考研究生时候一个老师就说，女孩子做数学很麻烦，以后要生孩子要带孩子。实际上很多东西可以放慢（slow down） 一点，像我生孩子那几年就放慢（slow down）很多，但是没关系，将来可以奋起直追（catch up） 。一个社会，对女性是非常不公平的，整个社会的希望需要女性去哺育下一代，在工作机会上，又不提供给她
34、们，这是非常矛盾的。我总觉得我是很多很偶然的因素学了数学。还有文理科之间的代沟不是特别大，我很多男同事的写作都很好。但是在中国从小文理就分的太清，文的不能做理科，理科的不能搞人文，所以说这种文化对人的影响实在是很大的。在男女问题上，社会文化对女生的评判时很不公平。在我上大学时候，成绩很好，许多男孩子就说我“她就会考试” ，你就花很多时间去反省自己是不是只会考试，如果是一个男生做到这一点，可能就不会被人这样说了。这样妇女总是需要不停的在因为社会原因造成的环境里面，重新证明自己。另外，搞数学仅仅靠天赋是不够的，我有很多很有天赋的大学同学最终没有走下来，光有天赋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同时具备天赋和努力的
35、同学才能笑到最后。Q9：您是怎样对待您遇到的困难和挫折的呢？郁彬：我觉得会思考很重要。受到挫折时候我会排解，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的家庭对我的影响，我总是把我的生活和我母亲的相比较。现在美国经济危机，大家都很恐慌，我倒很淡定，我说大不了就是把房子卖了，总不会比文化大革命都困难。因为小时候过的比较苦，我的对幸福的门槛定义非常低，我外公命都不要了，当时敌人给恐吓信里面装了子弹，想强迫让他合作，他不愿意合作，就在家门口被杀害了，听着这样的故事长大，我的困难相比又有什么呢？人终究需要什么？是名和利吗？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把握现在，我觉得应该活在现在，与人为善。与人为善是通往快乐最重要的途径。如果这个社会都是你
36、争我夺，尔虞我诈，就没有幸福快乐而言，只有大家都去追求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才可能获得真正的幸福。精神的东西是无限的，而物质的东西是有限的。物质的东西是你有了我就没了，而精神的东西不是这样。世界上有好人也有坏人，我以前看到很多事情都很看不惯，其实现在想想很多事情都是一种平衡。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角色，既然你主动选择或者被动地扮演了好人的角色，就踏踏实实地去做一个好人，不必愤愤不平。Q10 郁老师，请问如何培养自己的批判性思维？关于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 ，最重要的是问题不要一知半解，一定要刨根问底。要敢于问问题，我们系当时有一个教授去听报告总是问很多问题，什么问题他都敢问，大多数人的心态都是怕被人嘲笑好像别人都懂只有自己不懂，但是他就是特别真的一个人，敢于把想问的都问出来。另外，要把别人挑毛病这事当成一件好事，接受别人的批评，不要让自己的自信心下降，比的心态不要太重，不要担心自己是不是显得很傻，而是想到自己学到很多新的东西。对别人的问题，作为批评者，要学会把问题说的比较有策略。要学会批评别人，评估，要说实话，中国人比较爱面子，说了实话大家都不高兴。这样的环境不是特别适合这种批判性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