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张翼-中产参会论文2008.6.26.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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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当前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 张 翼利用 2006 年全国性调查数据,重点分析当前中 产阶层的政治态度及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与其他各阶级阶层相比,中 产阶层 的社会批判意识渐趋显化,其政治态度也并不保守;在中产阶层内部,新中产阶级比老中产阶级更具“社会改造 ”风险;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向“ 社会中层” 的认同,能显著增加社会稳定性;社会公正的维护与各级政府形象的改善极其有利于抑制各类冲突的发生;在社会稳定意识的培育上,政治身份的作用渐趋式微。关键词 中产阶层 社会稳定 政治态度作者张翼,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32)。一、 文献回顾与理论

2、假设近一时期,中产阶级 1研究的课题已成为社会学的主要内容。其中一个炙手可热的焦点,集结在中产阶级的培育和壮大对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的影响上。就现有文献看,绝大多数学人及其研究认为:中产阶层的扩大是中国未来社会稳定的基石。尽管也有人对此进行过反思 2,但可以说,这个自亚里士多德提出并经后辈继承的假设,得到了中国学人的普遍支持。可考察中产阶级的成长史就会发现: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时代背景和社会情境下,其对社会稳定的“维护”作用会显著不同。支持其是“社会稳定器”的重要根据是:这个阶级不仅在政治上相对保守,而且能极大缓和来自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的矛盾冲突。虽然学人引用这一论断时做了解释,但很少有人把中产

3、阶级自己的社会态度和阶级意识置于其中并进行探讨。很自然地,这些学者将中产阶级的社会态度和阶级意识等同于社会的主流态度和阶级意识,即认为中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社会态度可以引导和规制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并相对“和谐”地形成阶级结构的社会替代。可跨国研究得到的认识却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幅图景中产阶级的崛起往往伴生着与该阶级有关的社会冲突的漫延。也就是说,如果把中产阶级的“生成过程”与中产阶级既已生成所形成的“阶级力量结构”作为两个不同研究对象的话,那么,在其壮大过程中,它绝不会静悄悄走上历史舞台。比如说,美国中产阶级的崛起,甚至于西欧国家的中产阶级化,就曾经风起云涌般掀起过 20 世纪 60 年代的所谓

4、“革命” 。美国的反战运动、法国的学潮以及漫延于整个西方社会的大学生的反叛、大麻吸食、性解放运动和随后的民主思潮等,都与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不无关系。所以,芭芭拉才说,不管是在 19 世纪末,还是在 20 世纪 6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尤其是那些被标称为职业专家和管理人员的中产阶级,都与体力工人存在重大认识冲突。在她看来,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相比较,反倒是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更 该文为李培林主持的“中国 GSS 调查(2006) ”的部分研究成果。本文主要内容曾经发表于 2008 年中国社会科学第 2 期上。感谢冯小双在编辑过程中对文章表达的精细化修改。1 本文在泛指时,为与原引文相一致,仍然使用“中产

5、阶级”的概念;在对中国社会进行分析时,则使用“中产阶层”的概念。2参见李友梅:社会结构中的“白领”及其社会功能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上海为例 , 社会学研究 ,2005 年第 6 期;张翼:中国城市社会阶级阶层冲突意识研究 , 中国社会科学 ,2005 年第 4 期。2为保守。维纳曼儒夫和韦伯加农在美国人的阶级感知一书中,也有同样认识 1。退一步说,即使在考虑到中产阶级可能具有的保守性时,还应该看到:当上层阶级的规范与道德准则,或者国家机器的强制性约束与其所追求的那种“自由”存在差异时,他们对上层阶级或现存社会制度的反抗也会剧烈起来。法兰克福学派的知识分子,就既不满于所谓工人阶级的保

6、守革命性的丧失,也非常愤恨上层资产阶级的意识规制枷锁。虽然阿多诺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屡遭所谓亚文化论者的批评,但其所代表的“左派”性质却毋庸置疑虽然他曾公然反对学生之盲动。总体来看,二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运动,大都发端于中产阶级的启蒙、鼓动和推进。在近期出版的一些文献中,就有人将 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社会的动荡描述为中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争夺 2。如果说西欧和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成实践,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发达国家中产化过程所带来的“冲突”画面的话,那么,亚洲和南美一些国家的工业化和后工业化过程,则为我们展示了当代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热情。比如说,韩国社会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

7、产化,就变相地体现着整个社会政治结构的再造。与西方社会如出一辙的是,学生运动既吹响了“政治民主化”的号角,也补充和扩张了中产阶级队伍 3。另外,中产阶级参与支持之下的学生运动,还直接导致了总统直选制的产生。对巴西中产阶级的研究也发现中产阶级的成长,尤其是下层中产阶级的向上流动,紧紧依赖于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设施比如教育设施的改善。在可以顺利获得经济收益时,他们对财富和生活享乐的渴望会消解其政治热情;但在其收益被经济起伏所阻滞时,他们则会积极参与政治运动中产阶级不但在整个社会建立了众多非政府组织,而且还以极其强烈的示威活动,造就了总统直选制 4。虽然有很多文献反思过东欧各国上世纪 80 年代

8、末 90 年代初的政治转型过程,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中产阶级的成长与东欧社会主义制度“崩溃”的关系。如果对匈牙利、波兰、前苏联等国进行阶级分析的话,就会发现:这些国家中产阶级人数的扩张及其向政治反对派的转化,使其有了动员足够大的社会力量去反对原有制度配置的可能。为什么在“民主化”压力下执政党历经改革,一再妥协,但结局却极其惨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产阶级的中坚代表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阶层对政治反对派的支持 5。亨廷顿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时,发现中产阶级在其成长阶段总是革命的急先锋:他们在维护个人利益、反对官僚统治、追求平等、迎合全球化等方面,要比体力工人更明确、也更有合法性策略和“自觉”

9、意识。亨廷顿认为,最早出现的中产阶级往往是都市政治的制造者。在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的过程中, “一个中产阶级政治参与水平很高的社会,很容易产生不安定” 6。李普塞特的研究也说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经济成长和人们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造成政治民主化。另外,在全球化影响下,中产阶级的那种理想主义的、力图拷贝发达国家政治制度的欲望,往往会产生其与本国政治传统统治方式的冲突。如果国家的社会转型,较好地调整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引导了中产阶级的思维取向,并使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具1 Barbara Ehrenreich, Fear of Falling, The Inner Life of the Mid

10、dle Class. New York, NY: Harper Collins. 1989. Reeve Vanneman and Lynn Weber Cannon, The American Perception of Class. New York, NY: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2参见程魏: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 年代与文化领导权 ,上海: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6 年。3 Kim Shinil, ”South Korea,” in P. G. Altbach(ed.), Student Political Activism: An Int

11、ernational Reference Handbook.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9. pp. 173182.4 Javier Martinez-Lara,.Building Democracy in Brazil: The Politics of Constitutional Change,1985-95,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5.5房宁, 天鹅绒革命是怎样发生的 , 河北建筑科技学院学报 ,2002 年第 2 期。6塞缪尔亨廷顿,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年,第 87 页。3有话语和行动表达

12、的空间,那么,中产阶级的政治抱负就会被政治转型所消解,这个社会就会在改革中趋于平稳。但如果中产阶级在扩张的过程中,其话语和社会行动空间被约束和压制,或者其阶级意识不能被上层建筑所整合,听任其以“亚文化”方式漫延,则其所导致的反弹会日趋激烈这时,政治动荡就会生成 1。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经济飞速增长带来中产阶级的迅速扩张,以及大学教育为中产阶层准备了越来越多后备军的社会背景下,研究中国中产阶层在当前和未来的政治取向,就理应成为人们关注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在绝大多数社会学家肯定中产阶级的社会稳定作用的同时,本文所关心的问题是:与其他各阶层相比,中国中产阶层会不会在其成长时期成为既有社

13、会制度的改造者?会不会以其阶级行动表达某种不满?也就是说,我想从赛特斯所说的阶级心理学角度 2,来说明中产阶层潜在政治态度对未来社会稳定的影响。本文的假设是:如果中产阶层在其生成的过程中,与其他各阶层相比,它对政府的信任心理、对社会制度的公平性评价、对政府各项工作的满意程度等与别的阶级相比无差异,则与其他阶层相比,这个阶层的社会稳定意识和政治改造意识也会无差异。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不能说它是社会的稳定器,也不能说它会影响社会的安定。如果中产阶层在其生成过程中,与其他阶层相比,其对政府的信任心理较低、对社会公平程度的评价较消极,对政府各项工作不是很满意,则它的社会不满会更强烈,在心理上

14、也会滋生对国家制度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认同危机,生成改造既有社会秩序的政治风险。如果中产阶层在其生成过程中,与其他阶层相比,其对政府的信任心理较强,对社会公平程度的评价较高,对主导社会发展的政府的各项工作比较满意,则它会成为既定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在社会变迁中其政治态度也会比较稳定,亦会积极消解其他阶级或阶层带来的社会不安。二、 定义、研究策略、数据与变量介绍1、中产阶层的定义中产阶级或中产阶层实证研究的首要问题是定义问题这一概念外延的扩大或缩小,内涵的精简或充实,都会直接导致中产阶级人口结构的差异,致使研究中得到的结论缺少互相借鉴和比较的价值。当前,阶级阶层理论繁华多样。不同学者,为了不同目的,往

15、往会构建出不同的理论图状去进行自己的阶级分析。但比较明确的是,学术界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以社会流动为出发点的阶级阶层理论,很难用于阶级关系的现实解释,因此主张要“回归马克思” 。的确,把社会阶层确立为上层阶级、中层阶级和下层阶级的那种“理想型” ,很难发现马克思意义或社会冲突论者所说的阶级关系、阶级团结或阶级意识。已有文献使用了岗索普(John H. Goldthorpe)的阶级分类框架,但却发现客观阶级对因变量缺少解释力 3。在这种情况下,要研究各个阶级社会行动的意向或心理,就必须从抽象走向具体。应该说,中产阶级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渔猎社会和农牧社会更多地表现着缺少流动的封闭特征。人们的收

16、入、职业、社会地位和阶级位置等,往往取决于世袭和家庭出身等先赋因素。工业社会来到世间之后,越来越细的职业分化对工作技能的要求使教育成为就职之必需,从而也使人力资本开始彰显社会流动的重要性。这就打破了传统社会那种世袭式固化结构,使人们有可能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那种与生俱来的既定地位安排。这也使人类历史上第一次1可参考李普塞特的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2 Richard Centers, Psychology of Social Class: A Study of Class Consciousnes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

17、ty Press, 1949.3 张翼:中国城市社会阶级阶层社会冲突意识研究 , 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 4 期。4出现了具有社会学意义的阶级结构的分化和结构组成的多元化。马克思正是注意到这种变化 1,才在不同著述中用不同笔墨刻画既不属于社会上层、也不属于社会下层的那些人中产阶级的组成人群。有时,马克思将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等标称为“中等阶级” ;有时,他在前述组成人群的基础上,还加入富农、小食利者、自耕农、医生、牧师、律师、老师等;有时,他明确地将知识的生产者“学者”等也置于中产阶级之列;有时,他还将企业里当时为数很少的管理人员指称为中产阶级 2。马克思认为,伴随竞

18、争的激化,居于中间位置的这些阶级,会日益向贫富两大集团分化。但资本主义的现代发展,却没有出现马克思所分析的那种结果,反而出现了中产阶级人数越来越扩大的趋势。于是,伯恩斯坦为区别中产阶级内部的组成结构,即将那些企业管理人员、国家公务员、办公室工作人员、技术雇员等为代表的所谓“白领”标称为“新中产阶级”这标志着劳动过程技术含量的增加导致了工人阶级的分化非体力劳动者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都有了长足增长。这种增长的稳定性,使 20 世纪中期的米尔斯看到,美国白领工人的数量已经接近整个工人总数的一半并将超过蓝领工人的数量,于是,他就将那些受过一定专业教育、作为企业高级雇员、脱离体力劳动的羁绊、以技术资本和

19、管理技能而取得较高收入的人们抽象为“新中产阶级” (这与普兰查斯的“新小资产阶级” ,马勒的“新工人阶级” 、高茨的所谓“非工人的非阶级”等组成人群差不多一致) ;而将拥有少量资产、雇佣少量雇员并参加一定体力劳动的人们定义为“老中产阶级” 3。在上世纪后期,美国左翼社会学家赖特的阶级类型学划分标准,也基本继承了这种“新” “老”中产阶级的划分方法。只不过在赖特那里,那些权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经济资本(收入)都高度一致地居于中产阶级最上层的人们的特性,极其接近资产阶级,而其下层则接近蓝领工人阶级而已。所以,中产阶级的语境,离不开工业化和后工业化这样的时代背景。而中产阶级的定义,也是在与资产阶级、体

20、力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等的比较中逐渐明晰化的。非体力劳动的特性将“新中产阶级”与体力工人阶级区别开来;不拥有生产资料但拥有技术资本的特性又将其与“老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区别了开来。是否拥有一定生产资料和雇员又将“新” “老”中产阶级区别了开来。赖特的理论框架,因为较好地以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解决了新、老中产阶级的位置安排问题,旋即被社会学界所接受,并成为阶级分析的一个重要理论范式。赖特与马克思一样,首先将一个社会的阶级分为“有产”和“无产”两大类。但与马克思的假设所不同的是,他认为:作为老中产阶级的小雇主和小业主阶级等,会与所谓的新中产阶级即白领阶级一样长期存在于现代资本市场经济之中。故他在理论

21、分析中,将雇佣了 10 人以上的有产者,定义为资产阶级;将雇佣了 29 人的有产者定义为小雇主;将“有产”但不雇佣他人劳动的人(自雇)定义为小资产阶级雇佣人数的多寡成为划分大、中、小资本拥有者阶级位置的依据。对中产阶级进行类型学分析,区别出“老中产阶级”和“新中产阶级”的概念和社会人群,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这两个人群都可能占有较大的人口比重。另外,即使在同属于中产阶级这个阶级类别的人群中,不同的权力和技术资本位置,也决定了不同的“中产”特性。赖特正是注意到了这些,才一方面将中产阶级区别为老中产阶级(雇员人数在 9人以下的雇主和自雇)和新中产阶级,另外一方面也将新中产阶级细化为管理阶层和

22、监理阶1 其实在马克思之前,就有人研究过中产阶级。详细内容可参考刘长江:中产阶级研究:疑问与探源 ,载社会2006 年第 4 期。另外,根据刘长江的考证,马克思在 1871 年之前将资产阶级包括在中产阶级之列;在 1871 年之后将资产阶级排除在中产阶级之外。2参见周晓虹主编:全球中产阶级报告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3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5层。在赖特看来,权力和技术作为资本之后,与经济资本一样,都能够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参与分配,并使自己的收益有所增加 1。所以,权力资本、技术资本与土地和货币资本一样也参与了剩余分配,故理应成为划分

23、阶级阶层的依据。基于此,也结合中国自身的特点,本文将各阶级的操作性概念定义如下(见图 1):新中产阶层:不拥有资产的、受雇于国家机构、企业或其他类型组织的非体力劳动者,包括“专业管理阶层” 、 “专业监理阶层” 、 “专业阶层” 、 “技术管理阶层” 、 “技术监理阶层”以及“体力管理阶层” 。老中产阶层:拥有一定资产并雇佣 7 人及以下非家庭成员的业主或不雇佣他人的自雇。拥有雇员的阶层,是老中产阶级的上层,在其使用雇员进行生产劳动的特性上,更类似于业主阶层。不拥有雇员的自雇是其下层与工人阶级相像,但却具有更多的劳动自主性。业主阶层:拥有生产资料等资产并雇佣了 8 人及以上非家庭成员的企业主。

24、农民阶级:以务农为业的土地承包者。工人阶级 2:不拥有生产资料的体力或半体力受雇者。主要包括“半技术半体力受雇阶层” 、 “体力受雇阶层”和“体力受雇阶层的监理阶层” 。其中,半技术半体力劳动阶层,在技术资本上,接近于中产阶级的下层;在体力劳动性质上,与体力工人阶级相类似。体力监理阶层在权力支配性上,与中产阶级相像;在劳动过程的非技术性上,接近体力工人阶级。2、研究策略、数据与变量介绍本文将在区别新老中产阶层的基础上,分别分析各阶层的政治态度及其对未来社会稳定性的潜在影响。为此,文章设计了两个进程的量化分析:第一,以三组不同类型的变量侧度各阶层的政治态度。为消除某单一变量所造成的随机扰动,在测

25、度人们的政治态度时,文章使用了如表1所示的三组变量进行分析。每一组变量要求被访对其中包含的各个问题做出“满意程度”、“信任程度”和“公平程度”评价。然后将每组中5个问题的最后得分加总。因此,每组问题的可能最高值为10 ,最低值为-10。分值越低,证明被访问者对该项问题“越不满意”、“越不信任”或认为社会“越不公平”;分值越高,证明被访问者对该项问题的评价“越满意”、“越信任”或认为社会“越公平” 3。为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文章又将最终得分进行了二分变量处理。将-10分到-1分者赋值为“0”,即定义为负面评价;将1分到10分之间者赋值为“1” ,即定义为正面评价。由此分别得到 “对当地政府工作是

26、否满意” 、 “对当地政府是否信任”以及“当前社会是否公平”三个二分变量。力图在控制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以logistic模型分析各阶级阶层的政治态度,当然,重点会放在新中产阶层和老中产阶层那里。表 1 测量各阶级政治意识的三组问题对当地政府以下工作满意程度的评价对当地政府以下各项信任程度的评价对社会以下各项问题公平程度的评价1 对政府树立良好社会风气工作 对政府新闻媒体 对财富及收入分配2 对政府维护社会治安工作 对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 对高考制度3 对政府依法办事 对当地政府 对提拔干部4 对政府发展经济的工作 对所在社区或村委会 对公共医疗1 E.O. Wright,Class Coun

27、ts: Comparative Studies and Class 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2 在我国,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这里使用的“工人阶级”概念,是赖特意义的概念,与媒体日常使用的工人阶级概念稍有不同。3赖特在对阶级意识进行国际比较的时候,曾经使用了几个非常具有阶级偏向性假设的变量。具体可参考赖特:后工业社会中的阶级 , 工业社会中的阶级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第416页。65 对政府实现社会公正所做工作 对当地法官、警察 司法与执法赋值很不满意=-2,不满意=-1,不确定=0,满意=1,很满意

28、=2很不信任=-2,不信任=-1,不确定=0,信任=1,很信任=2很不公平=-2,不公平=-1,不确定=0,公平=1,很公平=2第二,在进行政治态度分析的基础上,研究设计了另外三个因变量:“您认为我国现在是否存在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 、 “您认为当前我国社会是否和谐” 、 “您认为今后我国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否会激化” ,力图据此分析以阶级关系为取向定义的各个客观阶级尤其是中产阶层的心理感知,并以此预测他们在未来的政治态度。但在分析时,文章会将第一步分析中得到的那三个二分变量作为自变量,检视其在logistic模型中对“社会冲突是否会激化”等的影响。采用这种测度的基本出发点是美国社会学

29、家托马斯的“情境预定假说”:如果人们定义其所处的情境是“真” ,则其会按照这种定义去行动 1。在我国这样一个政府主导发展的大国,各个阶层对当地政府的信任程度、对当地政府工作的满意程度以及其对当前社会是否公平的评价等,就与其可能的社会整合心理密切相关。无疑,在这一指标体系中,越是负面评价的人和阶层,对当前社会的不满程度就越高,其在社会发展可能提供的机会中,力图改造这个社会的动机也会越强,从而产生威胁社会常态发展的风险;而越是正面评价的人和阶层,则其对当前社会现状就越认同、对当前社会秩序所维持的发展方向越认可、对当前社会的稳定性也会越加维持,并会以较大努力去消除可能出现的发展风险。分析所使用的数据

30、,来自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2006 年实施的 GSS 调查。该调查以第五次人口普查所提供的区市县统计资料为基础进行抽样框设计,采用分层多阶段抽样方法,共采集到了覆盖全国 28 个省市区 130 个县(市、区) 、260 个乡(镇、街道) 、520 个村/居委会的7100 余家庭户。然后通过家庭内抽样的办法采集到了有效问卷 7063 份,调查误差小于2%。在数据使用过程中,本文以 2005 年 1%人口抽样数据进行了加权。三、 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规模与新老中产阶层的构成毋庸置疑,中国社会仍然处于转型之中。为此,我们所关心的是:当前,在以是否拥有生产资料资产、是否在劳动过程可以对他人进行权力支配,

31、以及劳动过程所要求的技术能力这三个维度所做的阶级划分中, “新” “老”中产阶层各自占有多大规模?当然,为进行必要分析,对现今中国社会其他各阶级阶层规模的估计,也是不得不考量的内容。图 1 为我们详细报告了这些信息。在有产阶级栏,越在上层的位置,其雇佣人数就越多,其在生产过程中的权力也越大。在雇佣阶级栏,处于左上角的位置、或与该位置越接近的阶层,其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其劳动岗位所需要的技术资本就越高。与之相对应,居于右下角的阶层,则无权支配他人的劳动,其劳动的技术含量也最低。为粗线标定的、居于有产阶级栏的是老中产阶级,居于受雇阶级栏的是新中产阶级。在有产阶级栏,雇佣人数在 8 人以上的拥有较多

32、资产的“业主阶层” ,在社会劳动者中所占比重为 0.52%;雇佣人数在 1-7 人之间的小雇主阶层占 2.63%;自雇或家庭企业无酬和有酬劳动者占很大比重,达到 11.51%;农民阶级所占比重最大,为 46.96%。在雇佣阶级栏,专业管理阶层占 0.93%;专业监理阶层占 0.79%;专业人员阶层占2.31%;技术管理阶层占 1.11%;技术监理阶层占 1.65%;半技术半体力阶层占 7.63%;体力管理阶层占 0.97%;体力监理阶层占 1.55%;体力工人阶层占 21.43%在中国的非农化和1 社会学家默顿的自我实现预期假说(Selffulfilling prophecy ) ,也是一个可

33、资解释的根据。7世界工厂化过程中,这个阶层所占比重还会迅速上升。因为我们的抽样框中,没有将居住在企业内部的集体职工和流动民工囊括在内,故由农民工转变来的体力工人阶层的人数可能被低估。需要说明的是:划分构成新中产阶级内部各部分的依据,在赖特那里,主要看其在单位内部决策权的大小及其劳动岗位的技术含量。本文将那些位居单位中上层并对其下属具有人事任免权和提拔权者,定义为管理阶级;将没有人事任免权和提拔权,但对业务具有安排指导等权力者定义为监理阶级。那些受教育程度较高、属于单位的技术专家、具有一定职称但不能支配他人劳动的人员,被定义为“专业人员阶层” 。我们认为:那些有人事权真正有权对其下属任免和提升的

34、人员,实际上也能在业务上做出重大决策。图 1 中国当前的阶级结构状况有产阶级 受雇阶级雇佣人数多业主阶层(有 8 人以上雇员)0.52%专业管理阶层0.93%技术管理阶层1.11%体力管理阶层0.97%少老中产:小雇主阶层(有 1-7 名雇员)2.63%专业监理阶层0.79%技术监理阶层1.65%体力监理阶层1.55%没有老中产自雇阶层(无雇员)11.51%专业人员阶层2.31半技术半体力阶层7.63%体力工人阶层21.43%有下属管理有下属监理无 没有 农民阶级 46.96% 高技术 有技术 低技术注:如果农民中有人雇用了雇员,如养殖场雇了养殖人员,则根据雇佣人数的多少并入有产阶级。“自雇”

35、中包括了家庭企业劳动者。 N=5198。这样,由小雇主阶层和自雇阶层所组成的“老中产阶层”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中所占比重达 14.14%(2.63+11.51) 。由位居管理阶层、监理阶层及专业人员阶层所组成的“新中产阶层” ,则占 7.77%。所以,严格地说,新中产阶级的人数规模,比老中产阶级的人数规模要小一点。但新中产阶级却是权力精英和技术精英,他们不但掌握社会管理权、经济管理权,而且还拥有我们社会主要的技术人力资本和文化生产霸权。这个阶层会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逐渐加深中继续扩大其阶层规模。高等教育的扩张,将迅速增加这一阶层的人口比重。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讲,这都是一个欣欣向荣日益壮大

36、的阶层。工人阶级主要由体力工人阶级、半技术半体力阶层和体力监理阶层所组成,占全社会各阶级比重的 30.61%。在这里,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如果将“体力监理阶层”定义为“新中产阶层” ,则“新中产阶层”占整个就业人员的比重会上升到 9.32%也就是说,当我们将新中产阶级的定义宽泛到体力监理人员时,其比重会增加到差不多 10%左右。四、 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和社会冲突感1、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8在进行阶级阶层的心理学分析时,社会学惯常的做法是将认同阶级和客观阶级同时置于模型之中以探索其对可能出现的阶级行动的影响。已有的研究曾经发现,人们的认同阶级比客观阶级更易于导致行动阶级的产生。但这些研究也告诉我们

37、,以社会流动为理论基础构建的阶级阶层结构,可能并不适宜于阶级关系取向有关阶级团结、阶级冲突和阶级共同性行动的分析。所以,这里构建了具有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具有明显阶级关系取向的阶级类型学框架。将这个框架作为客观阶级(或理论阶级)而置于模型分析会产生何种结果呢?表2向我们详细报告了各个变量的影响。在控制了“性别”、“年龄”、“上个月月收入”等变量的影响后,作为政治资本的“党员身份”在各个模型中都失去了统计影响力。这是一个极其有意思的发现:以往的研究,尤其是在以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为核心内容的研究中,“党员身份”这个政治资本变量,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意义 1。但在表2的各个模型中,其失去了统计解释力。这

38、一方面说明党员的增加,尤其是党员数量的迅速增长给党的思想整合带来了重大压力;另一方面也说明时代的变迁,使党员的质量在数量扩张中受到了影响。所以,党员的整合能力和团结能力是其影响力的主要保证,而不是简单的数量多寡。表2 中产阶级与其他阶级政治态度比较对当地政府各项工作是否满意的评价对当前社会各项制度是否公平的评价对当地政府各机构是否信任的评价B Exp(B) B Exp(B) B Exp(B)性别(男=1) -.135 .873 -.038 .962 -.259* .772年龄组(对照组:65 岁及以上) 25岁及以下 -.014 .986 -.641 .527 -.178 .83726-35岁

39、 -.069 .933 -.628 .533 -.325 .72236-45岁 .207 1.230 -.579 .560 -.071 .93146-55岁 .098 1.103 -.497 .608 .032 1.03356-64岁 .290 1.336 -.498 .608 .261 1.298是否党员(党员=1) -.047 .954 -.081 .922 .171 1.186教育程度(对照组:未受正式教育) 小学 -.033 .968 .121 1.129 .064 1.066初中 -.014 .986 .075 1.077 -.130 .878高中/技校/ 职高 -.277 .758

40、 .004 1.004 -.070 .932中专/大专/ 本科及以上 -.142 .868 .077 1.080 -.361* .697上个月的月收入 .000 1.000 .000* 1.000 .000 1.000认同阶级(对照组:认同下层) 认同社会中下层 .160 1.174 .220* 1.246 .275* 1.317认同社会中层 .348* 1.417 .408* 1.504 .643* 1.903认同社会上层 .549* 1.731 .827* 2.285 .594* 1.812客观阶级(对照组:农民阶级) 业主阶层(雇员在8人及以上) .538 1.713 -.163 .85

41、0 -.720 .487老中产阶级上层(雇员7人以下) .038 1.038 -.640* .527 -.072 .931老中产阶级下层(自雇阶层) -.466* .628 -.378* .685 -.221* .8021 张翼:中国人社会地位的获得阶级继承与代内流动 , 社会学研究2004 年第 4 期。9新中产阶层 -.453* .636 -.644* .525 -.273* .761工人阶级上层(半技术/半管理) -.409* .664 -.683* .505 -.116 .890工人阶级下层(体力工人阶层) -.202 .817 -.428 .652 -.118 .888常数 .954

42、 2.597 .726* 2.068 1.337* 3.809-2 Log likelihood 4113.508 4700.412 3636.545N 3309 3309 3309注:“*”=p0.001;“* ”=p0.01;“*”=p0.05。按照惯常的假定,人们的收入越高,则预示其在现制度中的收益越多,由“收益”所影响的对现制度的支持和拥护感就应该越强。但有意思的是,在表2的分析中,该变量也没有任何解释力。这使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话题:人们不是实际收入的绝对值高而对现状产生满足感,而是在与参照群体的比较中,在自己的心理预期与实际达到的目标的比较中产生满足感。在市场分割的情况下,更是如

43、此。所以,“扩大中等收入层”政策指向所达到的目的,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经济意义,将大于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意义。“文化程度”本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当我们将其视为虚拟变量来看待时,与“未受正式教育者”相比,其在前两个模型中失去了解释力。但在“对当地政府各部门是否信任的评价”模型中,受过较高教育者“中专/大专/ 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者”显示出了负面影响,即与“未受正式教育者”相比,其选择“不信任”的发生比增加了。也就是说,文化程度较高的群体,对当地政府的信任感也较低。而这个群体,则正符合“教育中产”的标准。与以往研究发现相一致的是:当人们将自己认同在“社会中层”或“社会中上层”时,他们对现实社会

44、各方面的评价会更积极一些。不管是在“对当地政府各项工作是否满意”的评价模型,还是在“对当前社会各项制度是否公平”的评价模型和“对当地政府各机构是否信任”的评价模型中,认同阶级都极具解释力。也就是说:人们将自己所处的阶层认同得越高,则对政府工作满意程度的评价越高、对社会公平感的感受越高、对政府各机构也越信任。也即:人们认同的阶级阶层位置,与人们实际所处的阶级阶层位置不同,因而人们得到的心理感受也会不同。而正因为如此,人们的政治态度才深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种状况再一次证明了:人们在心理上将自己认同在比较高的位置时,其对社会稳定的维护作用就比较显著。这对获取下层阶层的支持极其有用因为下层阶层收益增

45、加获得的满足感,即其将自己认同到社会中层的心理评价弹性,要远远大于中上层阶层。所以,政府对弱势群体所做的改善其生活状况的任何努力,都会较大程度地获得好评时至今日,对普通百姓而言,民生问题的政治收益仍然大于其他问题的政治收益。与原有研究发现不同的是:在我们将具有阶级关系意义的客观阶级引入模型后,客观阶级或理论阶级的变量在这里变得显著起来。在“对政府各项工作是否满意”的评价模型中,与农民阶级相比较,老中产阶层的下层、新中产阶层和工人阶级的上层都显示:这些阶级中有相对较多的人选择了“负面评价”。在“对当前社会各项制度是否公平”的评价模型中,老中产阶层的上层也有了统计解释力,也显示了比农民阶级更多概率

46、的负面评价。但在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上,老中产阶层的上层和新中产阶层比农民阶级更具有负面评价倾向显示出了更低的发生比。这是在已有有关中国阶级阶层定量研究中很少被揭示的现象。中产阶层新中产阶层更具有社会批判意识,更对政府和社会制度具有怀疑心理,他们对政府工作的要求可能更严格。我们可以说,在现今中国,与其他各阶级阶层相比,农民阶级和体力工人阶级相对比较满意于当前社会制度的配置和政府工作的既定方向。国家解决“三农”问题、减免义务教育学杂费的努力与新农村建设方略的推进,大大改善了农民阶级对国家的亲和心理;城市就业10形势的改善、体力劳动者工资待遇最近几年的相对提高、城市“低保”政策的贯彻与充分就业努力,也

47、给体力工人阶级物质生活的改善提供了机遇。但工人阶级的“上层”“半技术/半管理阶层”,却与中产阶级的状况极其相近。虽然在“对政府各级机构的信任程度”评价上不显著,但在另外两个模型中,这个阶层都十分显著地显示出了负面评价意向即与农民阶级相比,他们对政府不满意的发生比更高、也感受到了更多的不公平。这个阶层中的成员,如果不是管理人员,则其在技术资本上与中产阶层很相近;如果不是半技术人员,则在管理权力上与中产阶层很相近。临近阶级位置之间的互相比较,很容易使其在参照群体的变换中,产生更多的不满。另外,一部分新毕业的大学生,虽然拥有较高的文化程度,但却在就业竞争中不幸落入了半蓝领阶层。这种暂时的挫折感,也助

48、长了这一阶层的不满情绪。在老中产阶层内部,拥有雇员的老中产阶层,是一个更加接近业主阶层的老中产阶层。他们在位置上本来就与业主阶层临近在一起。虽然其对当前社会的公平感较低,但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程度,却并不显著,而与业主阶层相一致。如果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其提供了继续扩大再生产的机遇,或者为其资本的积累继续创造了条件,他们仍然会与业主阶层一样,维护现实社会的制度配置。但某些制度配置影响其发展时,他们也会怀疑制度配置的公正性。而中产阶层的下层不拥有雇员的自雇阶层,主要由城市里自主创业的灵活就业者和来自于农村的夫妇经营店面所组成。他们具有某种程度的劳动自主性,但劳动时间却可能很长,其市场竞争力也很弱。

49、在这种情况下,其在劳动自主性上,偏向于中产阶层,但在收入水平和生活方式上,与工人阶层的上层相仿。这种阶级位置,使其渴望转变为雇主阶层的愿望经常受阻,其对未来的预期与发展现状之间的矛盾,使其易于产生不满心理。新中产阶层虽然不拥有生产资料,但却拥有权力资本和技术资本。他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不但继续再生产着自己的权力和技术技能,而且还再生产着影响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意识和社会舆论。从职业上说,他们本身就是知识的生产、使用和再生产者;也是媒体和大众传播的主要操作者和受众相对于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而言,他们的受教育程度等决定了其对媒体的依赖和易接收性;相对于业主阶层和老中产阶层而言,他们的工作内容和精神追求易于与社会意识相关。虽然他们的经济收入远远高于农民阶级和体力工人阶级,但其改善生活状况的心理预期,却也远远高于农民阶级和体力工人阶层。最近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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