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劉曉波：中共的獨裁愛國主義【大紀元 10 月 4 日訊】國家由它的民眾構成，民眾是一個國家的主體，也是國家主權的來源和國家利益的擁有者。在一個合理的政治制度下，政治權力來自民眾的授予，政府靠民眾血汗養活，政府或執政黨僅僅是國家的公僕而非國家的主人。政府必須真正地而不是口頭地把民眾當作衣食父母，而把自己當作民眾公僕。所以，政府的首要職能是善待自己的人民和提供公共服務，無論是權力和國家財政，都必須做到取之於民而用之於民；政府所代表的國家利益必須具體化為民眾的利益，最終具體落實為個人的安全、財產、自由和民主等諸項法定權利。 總之，尊民愛民、特別是尊重和保障民眾用和平的方式置疑、批評、甚至反對政府決策
2、的權利，才有資格代表由民眾利益彙集而成的國家利益，也才可以稱之為愛國政府，才有資格倡導愛國主義。 然而，一個獨裁政權的愛國恰恰相反，它高調提倡愛國主義卻從來不尊重不愛護國家的主體人民。 首先，它的權力不是來自民授而是來自暴力並靠暴力維持，它把本應服務於社會公益的公權力變成政權及權貴的私權力，變成貫徹政權意志、牟取權貴利益的工具。 其次，它維持社會秩序的主要方式是暴力恐怖和意識形態謊言，它剝奪民眾的基本人權，它封鎖公共信息，壓制多元化的價值和不同意見的表達，它不允許自由的思想和信仰，不允許民眾議政、結社、罷工和遊行，不允許民眾用和平方式來表達自身的不滿和對政府的批評。 最後，它靠人民的血汗來養活
3、卻從來敵視民意並以虐待人民為樂，它增進社會福利的主要方式是自上而下的恩賜，它用暴力搶掠了全部社會財富，然後從本應屬於民眾的財產分出一小部份恩賜給民眾，非但不覺得羞恥，反而自以為是皇恩浩蕩，逼著民眾感恩戴德。 中共掌權後，為了維持黨權對人民和國家的絕對統治，一直在大談愛國主義，也始終強調一種似是而非的統治邏輯亡黨亡國論。六四後，這種論調變種為穩定論和崩潰論的相互補充。它的正面宣傳是只有中共才能給中國帶來穩定和繁榮，它的反面灌輸是離開了中共政權中國就將大亂甚至崩潰，這一正一反的雙簧演奏著亡黨亡國論的主旋律。 事實上，亡黨與亡國之間，並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因為，任何政黨都是特定利益集團的代表，而沒有
4、資格宣稱為國家、民族和人民的代表。即便是執政黨，也不能等於國家，更不能等同於民族及其文化。中共政權，不等於中國，更不能代表中國文化；亡黨，只意味著某一執政黨政權的坍塌，而並不意味著中國的崩潰和中華民族的沉淪。中國歷史上的政權更替頻繁，但中國作為一個國家並沒有亡國。 亡國，只能是主權更迭，即由國與國之間的極端衝突造成，民族被征服，領土被佔領，主權被剝奪，一個國家被另一國家所顛覆並控制（或由佔領者直接統治，或佔領者通過操縱傀儡政權進行間接控制），而絕非政權更迭，一國之內的政權更迭與亡國無關。美國有二百多年的歷史，期間由兩大政黨輪流執政的政權更迭定期進行，而美國作為一個國家則一脈相承。 在此意義上，
5、冷戰時期的前蘇聯陣營中的東歐諸國，儘管在表面上還是主權國家，但實際的狀態更近於亡國，因為這些東毆國家的政權直接受制於前蘇聯霸權的武力操控，以至於，前蘇聯為了達到完全操控這些國家政權的目的，在這些國家發生旨在擺脫蘇聯共產霸權的改革之時，不惜將坦克直接開進這些國家的首都，以赤裸裸的武力來恢復前蘇聯的共產霸權。 中國是歷史悠久的古老國家，自從秦始皇通過武力兼併而建立統一秦朝政權之後，經歷了無數次政權更迭，但中國作為一個作家並沒有被滅亡。只有蒙族武力顛覆宋朝和滿清武力顛覆明朝，踏破中原大地的馬蹄和手起頭落的馬刀，將漢人置於劣等人地位的種族歧視制度，還可以勉強稱之為亡國之恥。反元復宋和反清復明的鬥爭，還
6、可以稱之為復國的反侵略反佔領的鬥爭。1840年以來西方列強與中國的武力衝突，即便是中國的屢戰屢敗，不得不簽下大量喪權辱國的條約，也始終沒有淪為徹底的亡國，甚至包括日本人扶持的滿洲國和汪精衛政權，也並沒有取代中華民國政權。 同樣，在中國近代、現代歷史上，內部的頻繁權力更替之中，衰亡的僅僅是某個家天下政權或黨天下政權，而非國家本身。孫中山和袁世凱合力推翻滿清之功，最終以國民黨的黨天下政權取代了傳統的家天下政權。毛澤東及其中共打敗了蔣介石所代表的國民黨政權，不過是國民黨的黨天下被中共的黨天下所取代，也只是一國之內的改朝換代，並不涉及中國主權的轉移。換言之，中共政權只有五十年，而中國歷史已經延綿了五千
7、年，中共所顛覆的僅僅是國民黨政權，而非中國這個國家。所以，中共在 1949 年奪取政權，只是又一個新政權的建立，而與建國無關；毛澤東也僅是新政權之父，而決不是新中國之父。即便現在的中共是世界上最大的政黨，但六千多萬黨員與十三億人口相比，也僅僅是少數，怎麼就能那麼大言不慚地宣稱代表人民和國家。中共之所以一直自奉為國家、民族和人民的天然代表，絕非真的替天行道，而是要維護獨裁強權及其既得利益。 凡是獨裁政權，都喜歡倡導愛國主義，而獨裁愛國主義不過是禍國殃民的藉口而已。中共獨裁政權提倡的官方愛國主義，是以黨代國體制的謬論，愛國的實質是要求人民愛獨裁政權、愛獨裁黨、愛獨裁者，是盜用愛國主義之名而行禍國殃
8、民之實。 2005 年 10 月 3 日於北京家中劉曉波：難道中國人只配接受黨主民主-【大紀元 1 月 6 日訊】2005 年 10 月 19 日，中共國務院新聞辦於發佈了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儘管這是中共掌權後發表的第一份關於民主建設的白皮書，但除了白皮書的公佈本身之外，其內容毫無新意。白皮書的核心內容是關於國情論、黨權論和中共英明論的論證。此次白皮書中國情論，不再強調中國的經濟落後和人口素質低下，而是著重中共的核心領導地位，是歷史的選擇，也是中國人民的自願選擇，也是歷史地形成的，而不是共產黨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民；顯然，國情論是為了否定民主形式的普世性，也為了以特殊國情來掩飾中共現政權
9、的合法性。黨權論公開肯定了中國現行的党權至上體制，無論是抽象的人民主權的民主建設，還是寫進憲法的人權保護及其具體人權，也無論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政協制 度，還是所謂的中共特色的民主集中制，更無論是基層民主進程，還是依法治國，皆要在中共黨權的領導之下，而與人民主權無關。中共英明論意在宣示：當下中國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中共的功勞，甚至不惜把一系列失敗辯護為偉大的成就。同樣，改革以來中國的任何一點點民主成就，也都是中共英明領導的功勞，而絕非來自民間的自發爭取。于是，白皮書等於向全世界宣告：在人民主權的民主之上，還有中共黨權這個更高的權威，這個黨權才是至高無上，也就是黨主人民和黨主民主，人大是黨權
10、的傀儡，政協是黨權的花瓶，司法是黨權的工具，人權和民主等辭彙是党權的裝飾。象中共當局發佈的人權白皮書一樣，這份民主白皮書也充滿了謊言，比如，白皮書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但是， 13 億國人是黨權驅趕下的羊群，根本無緣參與國家主席的選舉；再如：白皮書聲言發展黨內民主，但 6800 萬黨員中的絕大多數，也不過是黨奴而已，也與 黨魁選舉無緣。這就是白皮書所標榜的中國的政治民主建設！所以，與其說此白皮書是關於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的公告，不如說是為維護黨權至上的獨裁體制的公開辯護。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澤東第一次登上天安門之後，他是人民的大救星的歌聲唱遍大陸，且曆久而不衰，直到
11、今天，還是人們發洩不滿時的懷舊工具；1984 年 10 月 1 日，鄧小平走下天安門檢閱三軍、接受小平您好的真心擁戴之後，總設計師一揮手，就恩賜給小民以奔小康的機遇，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在經濟上獲得有限的解放；1999 年 10 月 1 日，江澤民在檢閱了三軍之後，儘管遭到來自各方面的抨擊，但他仍然穩坐繼往開來的領路人的核心位置，進行了 又一次皇恩浩蕩的理論創新，讓那些發了大財的資本家加入中共，在政治上獲得欽定的解放，不再只是人大、政協中的統戰對象和政治花瓶，而成為執政黨的一員。不知道新黨魁胡錦濤準備何時登上天安門檢閱三軍，為自己的親民形象造型。我不否認中共執政集團內，會有善待人民且具有一定現
12、代政治意識的高官，比如胡耀邦和趙紫陽，在當政之時也確實做過不少善政，並為推進政改而甘冒風險。但是，即便如此，百姓的權益也只能等待自上而下的恩賜，何況，這樣的 好官在中共體制下難以長存。退一萬步講，如果國人能經常遇到明主，或皇帝的開恩不是偶然行為，而是隔三差五地浩蕩一次，等待恩典的民族惰性，儘管有辱做人的尊嚴，因為得到了實惠也還情有可原。可悲的是，國人歷經諸多苦難和漫長等待，才會偶然遇到一個賢明的君主或一次極為吝嗇的開恩，得到的總是遲到的微薄補償和可憐安慰，為什麼仍然只會仰視皇冠？何況，在中國，王朝迴圈的歷史上的每一次皇恩浩蕩，要麼發生在百廢待興的開國之初，要麼發生在危機四伏的末年，在 根本上不
13、是為了民眾的福祉，而是出於鞏固政權、維持政權或挽救政權的政治需要。而國人仍然象完全需要成年人照顧的嬰兒，只會等待明主的出現。難道國人真的 就永遠長不大、永遠人格殘疾和弱智，宿命般地只配跪著祈求和接受皇恩？！毫無疑問，後毛時代的大陸，比之於毛澤東時代，國人得到了溫飽的 實惠和極有限的個人選擇空間，鄧小平開創的實用主義貓論比強調階級鬥爭的毛思想，具有了靈活而柔軟的彈性，但是，這一切變化，都沒有在根基上改變國人的基 本生存狀態；這塊土地上的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仍然是千古一系，單傳至今。那就是：人的權利、國家的命運、社會的任何進步和老百姓生活的任何改善，主動權和決定權皆牢牢握在獨裁者的手中，皆
14、是自上而下的恩賜，需要子民們三呼萬歲，以示百姓的忠誠和感恩；需要社會名流扮演同舟共濟的諍友，需要御用文人妙筆生花的辯護和讚美，以示君主的英明和戴德。儘管，近年來民間維權運動有所起色，但也必須看到民間維權事業面臨的嚴峻現實，自下而上的爭取做人尊嚴和自身權益的運動，不是被陰險的獨裁者作為奪權和建立新王朝的工具而利用，就是被野蠻的專制機器徹底剿滅，一場場揭竿而起的大規模民間反 抗運動，無論是傳統的暴力反抗的改朝換代，還是現代的和平抗爭的政治反對運動，都無法撼動專制制度和奴性文化的根基。原因何在？獨裁官權的鎮壓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民眾的冷漠則是更深層的原因。在愚昧、懦弱而盲目的民眾心中，被利用等於被解放
15、，等於重獲新生；在懦弱而聰明的犬儒身上，被鎮壓就是被征服，就等於從此做幫兇、做幫閒，起碼做沈默的順民。國人何時嘗到過當家作主的真正解放的滋味？中國何曾走出過專制王朝的治亂迴圈的歷史怪圈？直到今天，中共執政的日子，仍然以解放以後、建國以來和新中國成立以後的表達方式，以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說 辭，成為一代代人最基本的歷史常識和語言習慣，深深地沉澱在民族的集體記憶中，普遍地應用於人們的口語和書面語中。就是那些對中共歷史瞭若指掌的知識份子和黨內開明派，在揭露中共執政後的累累罪惡時，也要習慣性地用上述辭彙來為歷史劃界。同樣，現在的百姓談起八九運動和六四大屠殺，絕大多 數人隨口說出的詞仍然是動亂或暴亂
16、，即便是親歷了浩大的和平遊行和血腥大屠殺的北京市民，也大都用官方定性的辭彙；即便官方已經悄悄地在公開媒體 上用政治風波代替了動亂和暴亂，人們的語言也並沒有隨之改變多少。1999 年江澤民政權鎮壓法輪功以來，邪教一詞也在民眾中、特別是大中小學生中迅速普及。前幾年，我每次聽到熟人講起八九運動用動亂一詞時，都要予以反駁和糾正。這種糾正，開始是憤怒，繼而是嚴肅，最後是無可奈何，時間一長便聽之任之了。強勢的意識形態灌輸進入長期被奴化的頭腦，遂使記憶和語言定型化。思想怪傑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認為，語言絕非傳統意義上的表意工具，語言就是行為本身，選擇什麼樣的語言表達方式，就是選擇什麼樣的思維方式；選擇什麼樣
17、的思維方式，就是選擇什麼樣的生活方式。由此引申，習慣於感恩戴德的語言表達方式，就必然造就出救世主意識，救世主意識必然導致等待自上而下恩賜的奴性生存方式，離開了救世主便惶惶不可終日，比喪家之犬還 要狼狽。國人一次次地把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希望，寄託於新上任的執政者，但是每一次皆以失望告終；荒謬的是，一次次失望，仍然沒有滅絕人們對中共主動改革的近乎於絕望的希望。為什麼？通常的回答是國情使然：有人說，偌大的國家，必須靠威權制度才能控制和治理；有人說中共過於強大，擁有的壟 斷性資源太多，除非中共自我改造，否則任何其他力量無法挑戰；有人說，民間政治反對派在各方面都不如中共，他們上臺，還不如中共；有人說，首
18、先要發展經濟，之後才是政治改革，而要保持經濟高增長就必須保持社會穩定，只有中共執政才能維持穩定；有人說，大陸人口太多且素質低下、愚昧無知，只配接受精英們的恩賜性指導，只能進行自上而下的變革所有這一切辯護，無非就是為了證明：沒有了中共或中共下臺，誰能代替它有效地統治中國？海內外的民運人士和持不同政見者，不是經常遭遇這樣的質問嗎？所以，等待恩賜的幸福就是平民百姓的唯一選擇。當國人不爭取、甚至壓根不準備自我做主之時；當爭取自身權益的鬥爭，還未真正開始就已經放棄努力之時；人們就會普遍地虛構出一個下意識的假設：離開了現行執政者，必然天下大亂。這樣的假設，既來自中共長期的強制性的意識形態灌輸，也來自國人至
19、今不改的奴性。獨裁者有理由無視歷史事實而提出這樣的假設，因為他們的所有決策和言說的最終目的只有一個保住絕對 權力。而民眾卻沒有任何理由相信這樣的假設，因為這假設所維持的制度，恰恰是不把人當人來對待的秩序。國人一旦忘記歷史事實而相信了這樣的假設，就會心安理得地等待天上掉下餡餅，就會雖九死而猶未悔地尋找明君賢主，就會把所有自下而上的民間反對運動、爭取自身權益運動，視為幫倒忙的添亂，就會在執政者幹了九十九件大壞事而只作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善事時，用 1的善政來為 99的惡政辯護。即便被屠殺、被餓死、被監禁、被流放、被剝奪、被歧視獨裁者仍 然偉大光榮正確，小民們仍然千恩萬謝。白居易有詩雲：野火燒不盡，春風
20、吹又生。在大陸，此千古名句決不適於描述敢於挺直腰身的國人，卻是對習慣于優雅跪姿的國人的絕妙寫照。金鑾殿下，文武大臣齊刷刷跪成一片，三呼萬歲！萬萬歲！天安門城樓上，獨裁者一揮手，全世界最大的廣場就變成了子民向救世主歡呼的海洋。清王朝覆滅以來的國人，特別是中共執政後的國人，雖然不再象古人那樣做肉體上的跪拜，但是靈魂上的長跪不起更甚于古人！做人的箴言雲：人，生而自由、平等。導致普遍的奴役和不平等的，決不是因為統治者過於強大或過於英明，而是因為被統治者們的跪下。難道三叩九跪的皇權時代已經廢除了一百多年的今天，國人還自我作踐、找出種種理由為自己的跪姿辯護？僅僅是小康的恩惠和允許富人入黨的開恩，難道就使國
21、人只會以下跪叩謝來顯示獨裁者的高大和恩典嗎？！自由中國的出現，與其寄希望于統治者的新政，遠不如寄希望於民間新力量的不斷擴張，民間尊嚴在觀念上和法律上得以確立之日，就是國人的人權得到制度性保障之時。2006 年 1 月 6 日於北京家中觀察首發(http:/)劉曉波：通過改變社會來改變政權-【大紀元 2 月 27 日訊】經過了二十多年的改革，由於中共在政治上的權力自私，也由於民間力量的分散，短期內還看不到足以任何改朝換代的政治力量，官權內部看不到戈巴契夫或蔣經國式的開明力量，民間社會也無法聚積起足以抗衡官權的政治力量。所以，中國向現代自由社會的轉型過程，必然是漸進的曲折的，時間的漫長也可能超出最
22、保守時間估計。同時，相對於中共政權的強勢而言，民間社會仍然弱勢，民間勇氣不夠及其心智還很不成熟，民間社會還處在最初的發育過程之中，因而也無法在短期內培育出足以替代中共政權的政治力量。在此情況下，中國政治體制及其現政權的改變，任何急功近利的計畫、綱領乃至行動，只能是難以兌現的空中樓閣。然而，這並不等於未來的自由中國毫無希望。因為，後毛時代的中國政治天空，不再是極權者一手遮天，而呈現出黑暗與光明的二重色彩。官民之間的關係，也不再是除了山呼萬歲的仰望，就是萬馬齊喑的黑暗，而是官方的政治僵化和民間的權利覺醒、官權鎮壓與民間反抗的同時並存。制度的獨裁依舊，但社會不再愚昧；官權的霸道依舊，但民間維權運動的
23、此起彼伏；文字獄的恐怖依舊，但已不再能產生殺一儆百的威懾力；政權的敵人意識依舊，但敏感人士已不再是人人避之猶恐不及的瘟疫。在毛時代，個人極權統治之所以得以確立，必須同時滿足以下四大條件：一是全盤國有化導致了個人在經濟上毫無自主性，政權成為國人的全權保姆，國人對政權的經濟依附，已經到了從搖籃到墳墓的程度；二是無孔不入的組織化導致了個人的人身自由的全面喪失，組織成為國人合法身份的唯一證明，離開了組織便寸步難行，國人對政權的人身依附，已經到了沒有組織的庇護就是社會黑戶的程度；三是暴力專政機器所施加於全社會肉體的硬性暴政，極端的人治和敵人意識形成了全民皆兵的專政氣氛，無孔不入的警惕和無所不在的監控，甚
24、至使每一雙眼睛都變成了監控儀器，每個人都被置於單位、街道、鄰居、甚至親友的監控之下。四是具有強大凝聚力和感召力的意識形態和大規模群眾運動所施加於全體國人的精神暴政，極端的個人崇拜和領袖權威形成了一個大腦決定全民思考的精神控制，人為製造的異見者，不僅要在經濟上、政治上、社會地位上受到迫害，而且要在人格上、尊嚴上、精神上飽受羞辱，所謂的批倒批臭，就是施加肉體和精神的雙重暴政。以至於，絕大多數受害者都屈從于這種精神暴政，當眾進行沒完沒了的自我羞辱。然而，在後毛時代，整體官權社會已經不復存在，社會已經發生了走向多元化的巨大變化，官權已經無法完全操控整個社會，不斷成長的民間資本蠶食著政權的經濟基礎，日益
25、分化的價值觀念挑戰著政權的意識形態，持續擴張的民間維權加大著挑戰蠻橫官權的力度，不斷增長的民間勇氣使政治恐怖的效力日益萎縮。特別是六四之後，個人極權得以確立的四大支柱中，三大支柱已經不同程度地腐壞甚至坍塌：經濟上的個人依附已經逐漸被個人獨立所代替，自我掙得的飯碗為個人提供了自主選擇的物質基礎，也為社會帶來利益主題的多元化；組織上的個人依附逐漸被半吊子的個人自由所代替，中國人已經不必再別無選擇地活在組織中，離開組織就將寸步難行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中國社會正逐步走向遷移、流動和擇業的自由；在意識形態上，個人意識和權利意識的覺醒導致大一統的官權意識形態的崩潰，價值觀的多元化迫使官方只能被動地調整意識
26、形態說辭，獨立于官權價值系統的民間價值系統正在逐漸形成，雖然謊言灌輸和言論管制在繼續，但勸誘力大幅度下降，特別是互聯網帶來的資訊革命，帶來了信息獲取和民間發言的渠道多元化，使官權的資訊封鎖和不准議政的管制手段基本失效。極權的四大支柱中，剩下的只有政治一元化及其硬性鎮壓。但由於道義在民間而權力在官府的社會格局的逐漸形成，毛時代實施的既迫害肉體又蹂躪精神的雙重暴政已經不再，政治恐怖的效力也大幅度下降。官方迫害對於被迫害者而言，不再具有既用監獄剝奪人身自由又用大批判羞辱人格尊嚴的雙重效應。政治迫害可以讓被害者在經濟上受損，可以剝奪人身自由，卻無法使受害者的社會信譽受損，更無法把受害者置於四面楚歌的社
27、會孤立之中，也就無法在人格上尊嚴上精神上打垮被害者，反而逐漸變成了對被迫害者的道義成全，受害者被奉為民間良知或真話英雄，而官方打手卻變成了幹髒活的工具；受害者的多數，非但不再用沒完沒了的檢討乞求組織上的寬恕，也不再進行當眾的自我羞辱，反而大都能在組織高壓甚至被告席上大義凜然地自我辯護，把中共的組織和法庭置於道義上的被告地位。同時，蘇東共產極權陣營雪崩之後，全球走向自由化民主化的大勢日益強勁，主流國家的人權外交和國際人權組織的壓力，致使維持獨裁體制和恐怖政治的成本越來越高，官方迫害的有效性和威懾力不斷下降，中共現政權也不得不在對內統治和對外應對上大作人權秀和民主秀。換言之，無論是非暴力反抗的漫長
28、實踐，還是對自由制度將終結歷史的預言，最終訴諸的皆是人的屬靈本性：人，不只是肉體存在，更是具有道德感的精神性存在，道德感的核心是作為一個人的尊嚴，對尊嚴的看重是正義感的天然來源。當一種制度或一個國家讓每個人活得有尊嚴時，它們就會得到人們的自發認同，正如阿奎那對政治美德的理解一樣：有德性的善政，不僅在於秩序的維繫，更在於人的尊嚴的確立。否則的話，就將引起各種形式的反抗，良知不服從正是主要的反抗形式之一。自由制度之所以能夠逐步取代獨裁制度，冷戰的結束之所以被視為歷史終結，就在於前者使人的尊嚴得到認可和尊重，而後者卻不承認人的尊嚴並使人尊嚴掃地。非暴力反抗的偉大之處在於，當人類必須面對被強加的暴政及
29、其苦難之時，居然是受害者用愛面對恨，以寬容面對偏見，以謙卑面對傲慢，以尊嚴面對羞辱，以理性面對狂暴，即受害者心懷謙恭而又尊嚴的愛意來主動邀請加害者回到理性、和平、仁愛的規則中來，以超越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在沒有自由的獨裁社會中，在暫時還無力改變政權的獨裁性質的前提下，我所理解的自下而上推動中國社會轉型的民間路徑如下：1，非暴力維權運動不追求奪取政權的目標，而是致力於建設一個可以有尊嚴地活著的人性社會。即通過改變民間的生存方式愚昧而懦弱的、甘於奴役的生活方式來致力於獨立公民社會的擴張，首先致力於在官權控制薄弱之處擴展民間社會的空間和資源，其次用不間斷的非暴力反抗來壓縮官權控制的社會空間，再次通過
30、民間代價的累計來加大獨裁官權的統治成本，形成民權進一分、官權縮一分的漸進格局。2，非暴力維權運動不必追求宏偉的整體改造目標，而致力於在日常生活中踐行自由，通過生活細節上的思想啟蒙、言論表達和維權行動，特別是通過一個個維權個案的持續累計，來積累民間的道義資源、組織資源和博弈經驗。當民間力量還不足以改變宏觀政治的大環境之時，起碼可以依靠個人良知和小群體協作來改變能力所及的微觀政治的小環境，比如，資深新聞人盧躍剛、李大同等人對官權新聞體制的反抗之所以取得一定的成果，端賴中國青年報內小環境的健康。3，無論不准自由的政權及其制度的力量多麼強大，每個個體也要儘量爭取把自己當作自由人來生活，即力爭過一種有尊嚴的誠實生活。在任何獨裁社會中，當自由被自由的追求者們公開聲張且身體力行時，只要在日常生活的細節上做到無所畏懼，日常生活中的言行就將變成顛覆奴役體制的基礎性力量。假如你還自以為具有人的基本良知並聽從良知的召喚，那就把你的良知公開在公共輿論的陽光之下，讓你的良知閃光，既讓民間看到、更要讓獨裁者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