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汉语词汇规范（已用崔）汉语词汇的规范，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包括词汇的形式的分歧和规范、词汇中新兴成分的问题两大方面。词汇形式的分歧和规范，涉及词汇的口头形式规范和书面形式的规范，前者涉及字音的问题，后者涉及用字的问题，在一些讨论中，它们是交叉的，出现在语音和文字的讨论中，但是，从我们的分类来看，语音和文字主要涉及语音和文字的系统问题，不考虑它们的表意功能，语音文字的表意功能，是在它们进入词汇层面时才显露出来的。1，语素和词的读音规范。字的读音，看起来像是语音的问题，实质上却是词汇的形式问题，因为，在汉语中，字是语素或词的书面形式，一个字读什么音，有几个读音，主要取决于它所表达的意义，即它所表示
2、的语素或词。这里有几种情况：汉语方言关系复杂，各方言间的语音，大多有明显的系统对应，但具体到每个音节的发音，差异就很大。因此，方言间最大的区别是字音的音值。一些方言词在进入普通话的时候，可能采取两种方式，一是采用方言跟普通话音系对应的方式，按方音与普通话语音的系统关系，改读对应的音，这是方言迁就普通话；也有采用方言跟普通话音值对应的方式，根据二者实际发音的音值，把方言的读音植入普通话，这是普通话迁就方言。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采用的是方言迁就普通话的方式，这种方式甚至反映在方言的发音上，人们不仅在说普通话的时候采用普通话的发音，连在说方言的时候，也采用了普通话或近似普通话的发音，这就是方言中的文
3、读，比如四川话里， “解放”的“解”声母本读 gai，但现在的年青一代常常发成 jie。这样的结果，维持了普通话的系统关系，但是打乱了方言的系统关系。在有些情况下，人们可能采用普通话迁就方言的方式，即把一个词的方言读音，通过音值对应的方式，植入普通话，这主要是一些有地方特色的概念的名称。它的起因，是在实际的交际中，习惯说普通话的人在接触方言特有概念的时候，或者母语是方言的人说普通话时涉及方言特有概念的时候，因为对方言、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了解不够，因此，不能自如地在方言和普通话之间进行系统对系统的语音的转换，而采用语码混用的方式，在普通话中插入方言形式，造成普通话的语流中夹入方音的现象。采用普通
4、话的说话人，为了体现所用概念的地方特色，有意识地在普通话语流中涉及某个地方概念的时候，插入方言形式，也是普通话与方言语码混用的一个因素。普通话以北京方音作为标准音，但北京人说话时，其实仍然有两个系统，一个是普通话系统，一个是北京土语系统，这两个系统在语音系统上是高度一致的，不同在于词汇。一些北京话中发生变异的词汇形式，因此进入了普通话，或者说，普通话在规范制定的时候，采用了北京人说北京土话时候的发音，而不是北京人说普通话时候的发音，造成普通话中北京土话发音的混入。无论如何，这也是一种方音杂入普通话的现象。这种现象固定下来，就形成了方言读音植入普通话的事实。比如“角色” “绿林” “尴尬”等词的
5、读音。方言读音植入普通话，可能造成以下的后果：A，形成普通话中新的多音关系，像“绿” ，因此有了两个读音，一个读音符合普通话的常规，另一个读音则是仿拟方言音，这就造成了普通话中多音字的产生或增加，影响了普通话语音和文字的系统关系，多音字的增加，不仅增加了学习者的学习量，由于文字和语音关系的多样化，学习难度也大大增加了。尤其是那些罕见的字音，人们普遍缺乏语感，在习惯性的类推中，频频出错。B，让人尴尬的是，一些方言区的人，本来一字一音说得好好的，可是在普通话中，因为他们的方言的关系形成的多音字，弄得这些方言区中的人自己也说不好话了，比如“弄”在上海话中，就一个读音，声母是 L，可以作动词，如“玩弄
6、” “弄坏了” “弄一弄” ，也可以作名词，如“里弄” “弄堂” 。但是，到了普通话，它就有了两个读音，声母分化为 N 和L，并且，普通话中这个字主要是为表达上海等南方方言而采纳的。结果是，为上海话而立的两个音，上海人最不容易说好，因为标准和他们的语感差距太大，而其他地方的人，都为了照顾上海话，接受这么两个读音。C，读音非正常的变化，破坏了文字与语音的关系，汉字以形声为主，多数汉字具有表音的功能，因此，常常可以参考字的声符来解决不认识的字的读音问题。但是，普通话在照顾了方言读音之后，这些形声字的表音关系被破坏了，比如“尴尬”两字，一个从“监”得声，一个从“介”得声，但是，按照规范，把“尴尬”读
7、成“监介”是错的，而在上海话中，这两个字就是读“监介” ，湖南话也应该如此。因此，这样的做法，让人有画虎成犬的感慨。汉语的多音字，有不少就是历史上通过这类途径形成的。除了多音以外，这类情况还造成了异读的现象，即同一汉字在表示同一语素或词的时候，不同的普通话人群有不同的读音。早期汉语规范工作中，针对当时读音规范不十分明确，因此，一些字在普通话里的音值有分歧，形成了所谓的异读字，异读字的成因与上述原因相同，但它是具有不同方言背景的读音，在普通话里都有正式的地位，造成不必要的分歧，因此，五十年代的汉语规范工作中就有一项汉字的审音工作，对异读字进行的归一的处理。这一处理的结果，结束了一批汉字各地读音不
8、一的现象，为后来的汉语规范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汉语规范中，有一条“名从主人”的原则，特别能诱导这类现象的产生。遗憾的是，有些人不懂得语音规范的目的，常常为了显示自我，而在这一条原则的背景下，提出在普通话中设置照顾方音的特殊读音，这是需要加强规范观念。应该加强对于多音字和异读字的研究，归并那些缺乏普遍度、影响系统关系的多音字。字音的规范，要照顾大多数汉语使用者，要顾全汉字在表音上的系统关系。1 2 语素和词的用字规范异形词，是指两个文字形式有别的词，在读音和词义方面完全相同，并且用字之间还有一定的联系的现象。这些词语，从语言的角度来说，是同一个成分，但是，它们的书写不同，用字有差异，给人带来
9、不便。汉语规范工作中，对这类异形词作了整理，规定了某些词的正式写法，比如“年轻”和“年青” ，以“年轻”为准；“绿荫”简作“绿阴” 。其中有的就受到批评。成语换字，是一种修辞现象，问题是，有一段时间这类现象十分流行，因此引起语文工作者深沉的忧虑，以及的强烈反映，他们写了不少文章，从规范的角度批评这类现象。理由主要是：违反汉语成语的理据，破坏了汉语成语的结构和意义，误导学生。成语是汉语的精华，它也是中华文化精华的凝结物，尊重成语，严肃地使用成语，对于汉语规范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都有它的必要性。由于语文工作者的呼吁和语言文字管理工作及出版管理部门的共同努力，成语换字现象大为减少，主要是在正式
10、的和严肃的场合中，包括严肃报刊的广告中，不再出现这类现象，这对于成语的规范使用起了积极的作用。不过，应该看到，修辞中的仿词格是语言应用的常规手段，一些成语的换字仍然随处可见。其实，好的成语换字，确实有非常好的修辞效果，生活中出现这种现象其实没有什么不正常，日常生活中，尤其是民间俚俗的语言使用中，这类现象还会长期出现。对于语文工作者来说，关键是如何提高人们对于成语的熟悉程度，包括它的字面意义、一般概念意义以及它的出典。现在有许多成语词典，收录了大量的成语，其中有些成语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前所未闻的，而且在文献中也极为罕见。成语，是否有必要像汉字那样，选择一批常用成语向全社会推广？以促进成语本身的
11、规范，淘汰那些本来就很牵强的“成语” 。词汇的讨论中，使用率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概念，但是，确定成语的时候，有些人不太注意成语的使用率，只要文献中出现的带有典故性的词语，都被收入到成语中了，它们的定型性和常用性都考虑不足。应该强调，成语之所以为成语，是因为它的“成” ，现成，形式固定，大家常说。那些生僻的成语，其实并不符合“成语”这个名称，有必要作一点清理。对于成语的换字现象，应该用一种正常的心态来面对，承认它是一种合理合法的修辞手段，同时，提醒人们要尊重民族的文化传统。应该承认，在成语换字现象中，也有一些恶俗的做法。不过，这种恶俗的做法，不仅出现在成语中，也出现在语言使用的其他方面，对此，应该
12、给予严肃的批评，制止这类现象的蔓延。新生词语，词语模和词缀化。现代社会生活中，新生词语的数量大增，这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任何时候，词语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产生新成分，这既是社会生活变化的原因，也是人们表达需求的反映，现代社会的新生词语数量增加，在这一点上，跟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没有区别。但是，不同在于，现代社会中，由于技术手段的变化，新生词语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手段发生了变化，交通发达导致社会人员流动率的大大增加，现代传播媒介的发展，包括出版业的高度发达，电视的普遍使用，网络交流的空前增加，以及广告业的发展，使新词语的流传方式和流传速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新词语的传播，从历史角度来看，可以分为
13、几个阶段：最早的时候，新词语主要通过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来传播，后来文化教育繁荣起来，书面形式，比如书信、书籍（十九世纪以前）还有报刊等出版物的作用开始逐步增加，电报也曾经是增进人们交际的有效手段。进入二十世纪，有了广播电视的产生以及电话的普及，有声交际完全突破了空间的限制，新词语的传播速度得到空前的提高。到二十世纪末，又有了网络手段，时空对于人们的限制再一次大幅度地削弱。技术手段的提高，大大提高了交际和传播的范围与速度，新词语的流传速度空前提高。另一方面，社会分工随着社会发展不断细化，出现了专门从事宣传或传播职业的人员，并且迅速扩大。其中，早先有着浓厚官方背景的宣传机构，出现了变化。广播电
14、视业和新闻出版业的发展，尤其是广告业的发展，使传播行业中，除了一部分仍具明显的官方色彩之外，大量新增的媒体，都带有浓厚的民间色彩，传播业市场化的结果，促进了这方面的分化。传播业的高度发展，产生了一大批专业性很强的从业人员，各种主持人，评论员，职业撰稿人，名嘴，等等专门靠自己的口头语言能力或书面语言能力谋生的人们。对于语言的使用或语言规范来说，需要关注不同媒体在传播活动中的语言策略，关注靠语言应用能力谋生人们对于语言的影响。新词语中的方言词。典雅，通俗，创新。这是不同媒体可能采用和不同倾向。典雅型的媒体用语可能有两种类型，一是以典范为主，具有较重的官方或正式的色彩，体现社会的主流用语；一是以儒雅
15、为主，具有较重的传统文化色彩和强烈的社会精英意识。通俗型的媒体用语，有的采用方言，有的采用俗语，大量吸取民间人士在表达中的机智手段，这是它们最重要的倾向，虽然，其中有些时候会出现恶俗的现象，但是，从总体来看，贴近大众，贴近生活是这类媒体用语的主要取向。创新，是所有媒体用语共同具有的意识。老生常谈是宣传工作中的大忌，从事传媒工作的人员，要想让听众或读者接受自己，不仅需要有很好的思想观念，还需要有精彩的表达形式，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这方面的能力显得尤其重要。这样，我们的社会就出现了一批职业的语言创造者，他们的工作，就是设法通过在贴近自己表达内容的前提下，创造出新的表达形式，让人耳目一新，让人接受自
16、己的话语，让人接受自己宣传的观念。因此，在当今的社会条件下，新词语的产生，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语用需求的问题，不再是一般的表达者为满足自己内心思想而寻求适当表达形式的结果，就像很多现代的专业一样，原来属于生活一部分、属于生活副产品的新词语的创造，正在成为一种专业人士的职业创造，新词语的数量因此大增，流传更加迅速。在以人的直接接触为媒介的时代，新词语的传播速度十分有限，但是，人们对于新词语的感受要深一些。随着技术手段的改变，新词语的传播速度不断提高，但人们对新词语的感觉在不断减弱，原因是，由于新词语的数量增加，人们给予每个新词语平均的关注在下降；过多的刺激引起了反映的麻木，新鲜的说法给人带来的新奇感
17、或刺激感在消退；人的记忆能力限制他们对新词语的接受，有些人因此拒绝新词语，因为他们实在无法记住它们。结果，从总体上看，新词语传播的数量和速度与它对人们的实际影响，成反比例关系。另一方面，新词语在产生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在大量产生的新词语中，类化的创新十分明显，有学者提出的“词语模”的概念，总结这类现象。词语模是指，在一个基本的构词成分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构词的框架，词语的创新者只需以那个基本成分为基础，在这个框架中填入相应的成分，就可以完成对新词语的创造。一些研究者认为，在词语模中出现的基本成分，是一种词缀或类词缀，词缀的研究近年来因此非常盛行，它的直接后果是，我们对于词缀和类词缀
18、的定义，以及它们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还有一些研究者认为，由这些词语模中基本成分构成的新词语，形成了词的群体，他们把这些词语的集合，称为词族。这类词族的研究，也颇受重视。应该承认，新词语中类化的现象古已有之，汉语词汇史的研究中，有不少关于这方面的材料。但是，现代语言生活中的这类现象，规模之大，则是前所未有的，它对于当时词汇的影响也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现在无法估计它的长远影响，但是，有理由相信，这是一种在现代社会中，受快餐文化影响下的速成造词手段，它所造成的词汇数量的过度膨胀，对于汉语词汇和这类新词本身来说，都应该是利害参半的。涉及新创词语，还必须谈一谈网络用语。网络的世界是一个极其民主的世界，人
19、们的话语权在网络中，不再受地位和年龄等常规因素的影响，人们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发表意见，也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自己的语言，语言中的创新性成分，尤其创新性的词汇成分因此大增。网络用语的词汇创新，有几个方面的倾向，一是专业技术倾向，一些网络专业名词，大量出现在这个领域中，是其他领域很少看到的；其次，网络用语中，谐音现象普遍，其中包括声韵相同、声韵相近等多个类型，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拼音输入法和方言语音的影响，这些谐音现象，在网络用语中得到普遍的认同，它反映了使用者的游戏心理。第三，网络用语中，童稚化也很明显，像“东东”之类的词语，居然受到很多人的青睐。网络用语中出现的词汇变体，其实很正常。值得担心的是，网
20、络用语中有错不改、以非为是的现象，用语的童稚化倾向，以及它们得到的支持度和使用面。它反映了使用者的文化心理和文化素养。外来词和外来词的影响。大量的外来词的使用和流行，比如“酷” “秀”之类。外来原形词的使用。主要是非日语外来原形词的使用，汉字中插入了英语字母，造成字码混用，改变了汉字的书写体系。假外来词的出现和使用。外来词引入中的方源性。汉语外来词的吸收与规范外来词,也叫借词或外来语，是“一种语言从别种语言里吸收过来的词语”。（辞海语言文字分册）有的语言学著作则统称之为“借字”。（罗常培语言与文化）一、丰硕成果1.外来词的搜集与整理我国外来词的词典编纂开始于20世纪初期,1922年丁福保出版了
21、我国第一部专科性外来词词典佛学大词典(上海医药书局)；第一部专门收集外来词的词典是胡行之的外来语词典(上海天马书局,1936),所收词目含大量人名地名,成就不大。80年代又出版了几部:张席珍、刘建仁的国语日语外来语词典(台湾国语日报社,1981),史有为称之为“中国当代第一部认真的外来词词典”,收词1820条,多为该报刊载过的音译外来词；刘正 、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的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收词10000余条(含异体),部分是日语汉字词,重词源；岑麒祥的汉语外来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0),收词4307条,加收意译词甚至部分意译短语,重书证。值得一提的是香港语文学会在词
22、库建设通讯创刊时倡议建立了“外来概念词词库”,由姚德怀主持,从1993至2000年共22期,并相继建立了“植物名称库”、“香港粤语词库”。比之词典,词库的形式更具开创性,因为“词库依靠各地学者的支持和合作,在研究形式上有着集体性；词库考虑在全国各地设置词语观测站 ,使研究具有了地域上的广泛性；词库存取、更改方便,这又保证了研究的灵活性和科学性”。(孙力平词库建设通级,1993年11月)。2.外来词的研究与探讨(1)著作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50)是开创之作,奠定了从文化角度研究外来词的传统；继承者如周振鹤、游汝杰的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据外来词勾画文化交流
23、的图景；又有史有为的异文化的使者外来词(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辟有专节“ 窥探外来词的文化品格”。陈原的社会语言学(学林出版社,1983)则是从社会学角度探讨外来词的代表作,论述的重点集中在从外来词看语言接触的社会意义,目前这类研究很少,有待填补空白。从语言本身的角度进行研究,首先值得一提的是高名凯、刘正 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它是第一部从现代汉语意义上全面分析外来词的著作；梁晓虹的佛教词语与汉语词汇的发展(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则专门论述来自佛经的外来词,注重佛教外来词对汉语固有词汇的影响；而1997年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的马西尼(意大利)的现代汉语
24、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独具特色 ,作者采取了断代研究的新角度,考证多个日源外来词,证实是明清时候传教士或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外来词。2000年1月史有为又出版了汉语外来词(商务印书馆),较之旧著,新作更注重从词汇层面对外来词进行研究。(2)论文早期有关外来词的论文主要出自历史学家之手,从文化角度对古代外来词进行的探源成就最大,时间集中在20世纪上半叶,国外学者方面有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编中对经西域进入中原的中亚植物、矿物名称的考证,伯希和、斯坦因、马司帛洛、沙畹、列维、鄂卢梭和费琅等人对见之于中国典籍的西域南海的物名和地名之考证,白鸟库吉在匈奴民族考中对匈奴民族名号的考证,羽田亨对突厥名物的
25、考证,织田得能、望月信亨对佛教用语的原语形式的寻访与汇集。国内学者方面有冯家升在匈奴民族及其文化中对匈奴语源外来词的考证(1937),韩儒林在突厥官号研究中对突厥官名之词源考证(1940),陈垣在回回教入中国史略中对伊斯兰教及其教徒在中国名称的梳理考证(1928),冯承钧在西域地名(1980再版)中对西域地名的考证与汇释。（史有为.汉语外来词.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0世纪后半叶,一些语言学家开始参与词源考证。如梵文学者季羡林主持大唐西域记的校订注释(1990),张清常在漫谈汉语中的蒙语借词中对蒙语借词的考证(中国语文1978年3月)。1952-1993年从语言角度进行研究的论文不多,
26、中国语文上发表的只有11篇,其中1958年关于日源外来词的讨论较为热烈,王立达的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第2期)、从构词法上辨别不了日语借词(第9期)和张应德的现代汉语中能有那么多日语借词吗?(第6期)你来我往,针锋相对。1994-2002年上半年,国内公开发表的有关外来词的论文约70篇(经由中国期刊网搜索得知),多着眼于词汇学范围内的共时研究和规范探讨。讨论香港、台湾等地外来词的特殊性或对比它们和普通话之间的异同是共时研究的热点,代表作主要有:邵敬敏的香港方言外来词比较研究(语言文字应用,2000第3期)、史有为的语言社区类型及台湾的外来词(语言文字应用,1999第2期)、谭海生的大陆粤
27、方言区与香港地区使用外来词之区别 粤方言外来语一、二、三探(广东教育学院学报,1994第1期等)等。此外,词库建设通讯22期中,围绕“ 外来概念词” ,多位学者反复撰文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虽然最终没有统一的结论,却使外来词的内涵和外延明确了许多。(3)散见于汉语词汇史或词汇学中的论述王力的汉语史稿(中)(中华书局,1980新版)以鸦片战争为界,把外来词置于汉语史的背景进行研究,开启了外来词历时研究的新纪元。史存直的汉语词汇史纲要(华东师大出版社,1989)和潘允中的汉语词汇史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也都采用了这种方法。向熹的简明汉语史(中)(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同样是从史的角
28、度研究外来词,但比前几部著作资料更详尽,考证更全面。张永言的词汇学简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专设“外来词”一节,并指出了当时外来词研究中存在的片面性,认为“我们不仅要研究一个外来词是从哪里传来的,什么时候传来的,为什么传来的和怎样传来的,而且要研究它是怎样被同化的,它的意义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它的出现引起了借方词汇里的哪些变化,等等”,十分精辟。史有为在异文化的使者 外来词的前言中,提到现代意义上的外来词研究大凡有十端:考源流、察交流、度资格、明层次、审构成、集众词、计数频、辨用途、定规范、测未来,汉语外来词出版时拓宽加深为五大方面十八个研究方向。从现有论文和专著看,
29、这十种研究都有涉及,前两项的成绩最大,后几项研究则或处于争论之中,或只是刚刚起步。二、争议焦点1.外来词的名称从外来词研究的历史看,主要有“外来语”、“借词” 、“外来词”等名称,此外,还有译语、译名、借入语、借语等多种名称。(1)外来语:(2)借词/借字:(3)外来词:史有为曾就历史上的外来词术语问题撰写多篇文章,如外来的“外来语”及其他、“ 外来语” 和“外来概念词”、“ 外来影响词”之回应、外来词术语之再讨论等,他指出:“ 外来语” 是自日本引进,而“ 借词/ 借字”则是中国学者根据西方语言loan word自己直接翻译而来。“外来词 ”则取“借词”和“ 外来语”折中,大约是到20世纪5
30、0年代 ,学者受了新术语“ 词”的影响而提出的。外来词的名称一直沿用,到了词库建设通讯创刊时,提出“用包容性更广的外来概念词来取代 外来词 ”。然而这一名称引起了更大的争议,赞同者以为解决了外来词无法包容意译词的弊病,反对者则以为这一名称用逻辑学术语“概念”代替语言学术语“词义”(宋玉昆,1993),“恐怕难以承担包容性更广的任务”(孙力平,1993),因而又提出了:(5)外来影响词:黄河清的汉语外来影响词:“就是汉语受外来影响的词,这种影响有来自外语的,如语音、词义、词形等方面,也有来自外来事物的。”(6)广义外来词:孙力平的词库建设二论:“即汉语中受外族语言文化影响而产生的词。”提出这三个
31、名称的着眼点,都是为了解决传统外来词不包容意译词和日语汉字词的弊病,他们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但术语的提出若过于注重外延,往往会忽略关键的内涵部分。各类术语的内涵和外延不尽相同,或许和外来词研究还处于争论阶段有关。但术语的统一是科学研究的第一步,因而是有必要的。2.外来词的定义定义发生分歧的焦点在于:从内涵看,是指把外语词中的音义全部搬入,还是指搬入外语词中形音义的任何一个因素；从外延看,即意译词和日语汉字词是否应该归于外来词。(1)狭义定义高名凯、刘正 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把外语中具有非本语言所有的意义的词连音带义搬到本语言里来,这种词才是外来词。王力的汉语史稿(中)、伍铁平的普通语言学概要(
32、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张应德等都持这一观点,即认为音译词才是外来词。张应德明确主张把借形义的日语汉字词排除在外,王力、高名凯举例时却往往包括在内。这一派从词是音义结合体的本质特征出发给外来词下定义,认为意译词的构词材料和方法既然都是汉语的,就应视为汉语固有词。(2)广义定义潘允中的汉语词汇史概要认为:如果连词和音搬过来(如“师比”)是借词,要是仅以汉字翻译原来的词义的(如“胡琴”)那就算是译词了。(二者都归入外来语。)张志公的现代汉语(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认为:外来词指的是从其他民族语言(国内的和国外的)吸收来的词。显然,潘是单以“词义外来”作为确定外来词的主要依据,张的定义则相对
33、宽泛和模糊,周祖谟、郑奠也持这种看法。如果但就两派定义的依据看,狭义派的理由似乎更充分。但在词库建设通讯的有关讨论中,大部分学者倾向广义定义。黄河清的汉语外来影响词认为:“汉语中的不少音译词是处于动态中的,有时它们会演变成意译词,如hysteria:歇斯底里(音译) 癔病(意译)。它们是同一事物的两种不同的译名。如果按上述学者的观点,我们必须把这些本来属于一起的东西分开来,并说,前者是外来词,后者不是外来词,很显然,这对于系统研究外来词是很不利的,因为它割离了词语演变的进程”。于是学者们企图寻找一个能真正涵盖意译词、日源外来词的更为具体的定义,吴世雄的关于“ 外来概念词” 研究的思考 （词库建
34、设通讯,1995-08,(7).）提出:我们认为,只要一个汉语词语的音、形、义中有一个是从其他民族的语言中借用来的,那么这个词语就可被看作是“外来词” 。但这类定义仍被视为不够严谨,黄河清在汉语外来词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说:“严格地讲,从外族语中(吸收来)的词应该是指原词,诸如tank之类,而不是指坦克,因为坦克 不是外族语(英语)中的词。”所以认为下面的定义严谨得多:外来词是在本族语言的语音、语义系统的制约下,从外族语言中吸收过来的词(张静新编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在张静定义的基础上,为兼顾日语汉字词,黄河清给外来词下的定义是:“外来词是在本族语言的语音、语义、文字等系统制
35、约下,从外族语言中吸收过来的词。”这一定义最宽泛,同时也注意了外来词的双重品格。3.意译词、仿译词和日语汉字词(1)意译词(2)日语汉字词指先在日语中使用然后被汉语借用的汉字词,包括两类,第一类是日本人根据汉语构词法用汉字自行组合的词,然后传入我国的,如“干部”等。第二类是本为古汉语词汇,被日本人借去翻译西语,再又被我国人借回,变成与古义不同的现代汉语词汇,如“形而上学”(易经:“形而上者谓之道。” 日本人借为metaphysics的意译)。1958年的那场争论中,第一类词张应德认为日语里的汉语构词法本来就是从汉语借过去的,材料和方法都是汉语的,所以不是外来词;王立达则认为,构词法不能作为辨别
36、标准,必须看它首先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创制使用的,以创制权作为区分外来词和汉语固有词的依据。第二类词王也归入外来词,张则认为是“完璧归赵”,旧词新义。到了90年代,俞忠鑫的“回归词”论称这两类为“回归词”,认为“这些词连日本人都说是汉族词,我们又何必一定要说他们是日本词呢?”(词库建设通讯第10期,1996年11月)之后,沈怀兴的“ 回归词” 论( 词库建设通讯第13期,1997年8月)、周玉琨的也谈“回归词”(词库建设通讯第14期,1997年11月)表示不赞成“回归词”的提法,因为它根本否认了日源外来词。史有为的汉语外来词则调和两种意见,认为“这种词是介于固有词和纯粹外来词之间的一种中介物。它是一种日制汉语词,使用的是汉语固有语素和固有构词法,但又不是汉族和汉语环境下所造,也不是为汉族和汉语所创;它借了词的形式,但却不是词的语音形式,而只是词的书面形式。我们必须承认这对立的两个方面,承认其特殊性。”(3)仿译词三、外来词的文化视角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