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0 世纪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笔谈一 编者按刚刚成为“过去完成时”的 20 世纪中国的匆匆百年，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史上却是遭遇前所未有变故，挑战和机遇的漫长而又艰辛的百年，也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中曲折而又奋进的百年。对这百年历史给以科学、理性、宏观、深邃的历史透视，总结其智慧、经验、教训和启示，是当代学人尤其是历史学者的职责和使命。为此，我们拟专设几期(不定期)“20 世纪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笔谈”栏目。此次约请和组织刊发的彭明教授、张宪文教授、朱汉国教授和李云峰教授四位专家的四篇以学术创新为特色的高论，为本栏目第一期。通过此次和今后几期这一笔谈形式的探讨和讨论，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这百年历
2、史有助于推动中国现当代史研究的深入和活跃，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竭诚欢迎和邀请精治此百年历史的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给这个园地以热心关怀和鼎力支持并欢迎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来信来函请寄本栏目编者翁有为教授。论 20 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巨变 彭明(中国人民大学 党史系，北京 100872)20 世纪的中国，短短百年，但它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史上却是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变故、挑战和机遇的百年，也是由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百年在这百年中，有过三次历史巨变，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78年的改革开放，每次巨变都对中国社会的转型有着积极的意义和不可抹煞的贡献。辛亥革命是这百年中的第一次历史巨变。
3、孙中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一一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但是，由于短暂的三个月的民国政权很快就落人北洋军阀手中，因此后世史家在论述这段历史时，往往只检讨政权怎样落入袁世凯手中，而其他的一切似乎不值一提或语焉不详了。有的论著甚至否定了南京临时政府的革命性质，说它是“立宪派扮演了领导的角色”，有的更作出了“辛亥革命反而深化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发展”的论断。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孙中山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武昌起义的领导，但是起义的人们仍然把他当作革命2的领袖，用他的名义来号召和组织群众。正如孙中山本人在建国方略中所说：“武昌起事第一日则揭橥吾名，称予命令而发难。”(孙中山全集第6 卷，中华书局 19
4、85 年版，第 243 页)武昌起义后不久(1911 年 10 月 16 日，旧历八月二十五日)刊出的中华民国公报就在 10 月 31 日(旧历九月初十曰)以“中华民国政府大总统孙”的名义向“各省同胞”发出布告，号召“各省义军代表，同心戮力，率众前驱直捣皇龙府，与同胞痛饮策勋，建立共和国”(原件藏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这一点外国舆论也是看得清楚的，当时美国报纸曾报道说：“武昌革命军为奉孙逸仙命令而起义，拟建共和国体，其首任总统，当属之孙逸仙云云”因此，认为从武昌起义到中华民国的建立，不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而是立宪派在起领导作用，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当然，也不能否认在各地的起义过程中建立的地方
5、政权大部分落人立宪派、旧官僚手中，这给全国中央政权的建立带来一定的困难。但是，难产并不等于胎死腹中，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共和国临时政府这个新生婴儿，终于呱呱坠地了，虽然只存在了三个月。孙中山 1911 年 11 月 25 日自海外归来，29 日当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 年元旦，他从上海到南京就职，旋即组织临时政府。临时政府最后确定的各部总、次长名单如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临时政府内阁简任员名单国史馆档案卅四(2)34；又见民立报1912 年 1 月5 日)：陆军总长黄兴，次长蒋作宾；海军总长黄钟瑛，次长汤芗铭；外交总长王宠惠，次长魏宸组；内务总长程德全次长居正；财政总长陈锦涛，次长
6、王鸿猷；司法总长伍廷芳，次长吕志伊：教育总长蔡元培，次长景辉月；实业总长张骞，次长马君武；交通总长汤寿潜，次长于右任。从临时政府的各部总长名单来看虽然以同盟会员为总长的只有三个部(陆军、外交、教育)，其他多为立宪派和旧官僚。但是，根据同盟会确定的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原则，孙中山非常注意各部次长的人选。在他任命的次长中，除海军次长外，其他次长均为同盟会的主要骨干。而且，立宪派和旧官僚出身的总长们。又不常驻南京。张骞、汤寿潜仅一度就职，即跑往上海居住，程德全3则“卧病”租界，这些人掌管的部均由次长代理。因此，当时便有人说这个临时政府是“次长内阁”。黄兴长陆军部，又兼参谋总长军事全权集于一身，当时
7、又值战事未已，因此在临时政府中居各部之上，举足轻重。此外，总统府内还设有秘书处，先后在这个处任职的有（任鸿隽记南京临时政府及其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 1 册，中华书局版，第 411412 页）：秘书长：胡汉民；总务组：李肇甫、熊成章、肖友梅、吴永珊(王章)、任鸿隽；军事组：李书城、耿伯钊，石瑛、张通典；外交组：马素、张季鸾、邓家彦；民事组：但焘、彭素民、廖炎；电务组：谭熙鸿、李骏、刘鞠可、黄芸苏(另有回国华侨多人参加)；官报组：冯自由、易廷憲：收发组：杨铨。从以上临时政府的组成和实际办事人员来看同盟会基本上保持了对临时政府的领导权应该说，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一个革命政府。再从当时的临
8、时约法来看。 1912 年 3 月 11 日，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附则中指出：“宪法未施行以前，本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临时政府公报第 35 号，1912 年 3 月 11 日）因此，应该说，这是中华民国的第一部宪法。临时约法共七章五十六条。第一章总纲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第二章人民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五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得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信仰等自由；人民有请愿、诉讼、考试、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人民有
9、纳税、服兵役等义务。4临时约法关于人民权利和自由的一系列规定，体现了革命派的民主精神，是 1905 年同盟会宣言所揭示的奋斗目标的具体体现，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成果之一。它把革命派所一向宣扬的“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和依此而提倡的“公民道德”，加以条文和法典化了。这一系列规定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因为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下，人民毫无自由可言，集会犯禁，文字成狱，偶语弃市更无从谈起参政的权利了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就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宣布各族人民一律平等，享有各项民主自由权利，这对于促进人民觉醒废除封建等级特权制度有着重要意义。第三章参议院规定：“中华民国之立法权，以参议院
10、行之”；“参议院以国会成立之日解散其职权由国会行之”。第四章临时大总统副总统规定：“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由参议院选举之”；“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临时大总统代表全国接受外国之大使、公使”；“临时大总统受参议院弹劾后，由最高法院审判官互选九人组织特别法庭审判之”。第五章国务员，规定：“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称国务员”，“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国务员受参议院弹劾后，临时大总统应免其职但得交参议院复议一次”。第六章法院规定：“法院以临时大总统及司法总长分别任命之法官组织之”；“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以上各章关于参议院、大总统、国务员、法院的各项规定，
11、显然是根据“三权分立”等原则制定的。早在 1904 年，孙中山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一向美国人民呼吁一文中，即明白宣称：“我们要仿照你们的政府而缔造我们的新政府。”(孙中山全集第 1 卷，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255 页)但是，孙中山并非拘泥、抄袭西方的“三权分立”，而是有创造有发展的。他于 1906 年12 月在东京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中指出：“兄弟历观各国的宪法，有文宪法是美国最好，无文宪法是英国最好。英是不能学的，美是不必学的兄弟的意思，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要创一种新主义，叫做五权分立。”(孙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329、330 页)五权，即在三权外加上“考选权”5和“纠察权”，
12、即后来所说的考试权和监察权(参见五权宪法，民权主义第六讲)。这种由孙中山“所独创”的学说，主张分权以限制个人专权，其精神是应该肯定的。他说：“从前君主时代，有句俗话叫做造反。造反的意思，就是把上头反到下头，或者是把下头反到上头。在君主时代，是一种很了不起的事情。这个五权宪法不过是上下反一反，去掉君权把其中所包括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提出来做三个独立的权，来施行政治。在行政人员一方面，另立一个执行政务的大总统，立法机关就是国会，司法人员就是裁判官，和弹劾与考试两个机关，同是一样独立的。”(孙中山选集下卷，第 583 页)他又说：“如果实行了五权宪法以后，国家用人行政都要照宪法去做，凡是我们人民
13、的公仆，都要经过考试，不能随便乱用。”（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83 页）以上所述，也证实了孙中山所论述的这样一句话：“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所创获者。”(中国革命史，黄季陆编：总理全集论著，第 35 页)毛泽东在 1949 年讨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时曾指出，“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毛泽东选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127 页)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孙中山公布了许多法令，其中有建立新制的，有改革旧习的这些法令，
14、有的立即实行或逐步实现了，有的则只是空文而未来得及实行。不论哪一种情况，都是值得赞许的。它反映了孙中山的民主、法制精神和改革图新的思想。我把它归纳为十四件大事。1建元改历。2限期剪辫。3劝禁缠足。4禁止刑讯。5保障人权，改变“贱民”身份6禁止买卖人口7禁止贩卖猪仔，保护华侨。8严禁鸦片。9。改变旧称呼。官员乃“人民之公仆”，废止“大人、老爷”等恶称，民间则称“先生”或“君”。10废止跪拜。“规定普通相见一鞠躬最重礼为三鞠躬”。11禁止赌博。12廉洁奉公从临时大总统到一般职员，都未规定支付薪金。他们除食宿由政府供给外，每人只是给了由临时政府财政部发行的军用券 30 元(任鸿隽：记南京临时政府及其
15、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 1 卷，第 413 页)蔡元培任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后有人前往祝贺，正遇上这位总长洗自己的衣服(张散：蔡元培向校役脱帽鞠躬，香港大公报1980 年 3 月67 日)13任人唯贤，而非任人唯亲。“任官授职，必赖贤能，尚公去私，厥惟考试”(临时政府公报第 24 号，1912 年 2 月 28 日)。14民主作风。在这方面孙中山接近群众，接待老人的例子尚不少，不再多举。总之，以上十四件大事，不论在当时做到了什么程度它在民国的移风易俗方面，都是有着深远影响的。除此之外临时政府在学制改革、课程改革、新闻改革等方面都发布了很多法令。所有这些，对于培育一代新人、推行民主制度，都起着重大作用
16、。1912 年，全国报纸达 500 家左右，其中北京 50 家，上海 15家一些中等省会城市，也都有许多家报纸如广州有 13 家福州有 11 家，南京有 8 家。甚至像扬州、常州、无锡、南通、绍兴、汕头、烟台、常德等城市也都各有一两家报纸。（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 178181 页）这在中国新闻史上也是空前的。四除上述各项改革外，我们还应特别提到南京临时政府的经济政策，即保护私有财产，发展实业的政策。还在临时政府成立之前，孙中山在由海外归国途中，每到一地均发表有这方面的演说，特别是利用外资、发展实业的问题。如他说：“共和成立之后，当将中国内地全行开放，对于外人不加限制，任其到中国兴办实业；但于
17、海关税则须有自行管理之权柄，盖此乃所以保其本国实业之发达，当视中国之利益为本位。总之，新政府之政策在令中国大富。”(孙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560 页)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公布的各种法令中，除临时约法这种根本法外，还公布了一些专门保护工商业的法令、规章鼓励人们兴办实业。临时政府不仅在中央设有实业部，而且要求各省设立实业司。此外，还鼓励民间兴办各种实业团体：临时政府公报曾刊载了一个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的筹办草章和发起趣旨，其趣旨中写道：“政治革命，丕焕新猷，自必首重民生，为更始之要义，尤必首重工业，为经国之宏图”。它并且提出了产业革命”的口号：“不提倡工业，而适当工业的民族帝国之潮流，宜重社会经
18、济，悉漏卮于千寻之海壑而无极矣。往者忧世之士，亦尝鼓吹工业主义，以挽救时艰，而无效也，则以专制之政毒未除，障害我工业之发达，为绝对的关系明达者当自知之。今兹共和政体成立，喁喁望治之民，可共此运会。设我新社会以竞胜争存而所谓产业革命者，今也其时矣。”(临时政府公报等 12 号)7在南京临时政府的大力提倡下，各地工商界(包括侨商)纷纷申请开办工厂、企业。这些申请，有的直接送临时政府实业部，也有的送各地都督府请求批准。这种兴办实业的热潮，促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我们过去在教学中往往强调辛亥革命在政治上的失败，似乎在“二次革命”被镇压后，中国的社会经济也停滞了，或倒退了，只有到
19、1914 年一 1918 年期间才有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事实并非如此。政治和经济并非“一刀切”的平行发展，就是“二次茧命”被镇压后直到 1914 年还是有发展的。这当然不能归功于袁世凯政权而只能说明辛亥革命在社会经济方面的深远影响。五对于 20 世纪第一次历史巨变的意义和影响，应该加强研究给以足够的重视。过去，我们从事“革命史”的教学时，对五四运动是相当重视的(这是对的)，但对“辛亥”与“51 四”的联系却讲得太少，也研究得不够岂不知，“五四”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1915 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和 1919 年开始的爱国运动)，正是靠两大基地(新青年、北京大学)开展起来的。而这两大基地有两位“台柱子
20、”：一是主编陈独秀，一是校长蔡元培。而这两位又都是辛亥志士(蔡原是浙江光复会的负责人辛亥后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陈原是安徽岳王会的负责人，辛亥后任安徽都督府的秘书长)。陈独秀办新青年，意在倡导中国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补辛亥革命的课；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贯彻百家争鸣，兼容并包的方针，团结了大批的进步教授、学者和著名文化名人，培育出无数的先进青年。而孙中山本人对“五四”的两大运动(不论是文化运动或爱国运动)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很高的评价。例如，他在 1919 年 6 月 18 日复蔡冰若函中说：“试观此数月来全国学生之奋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荡陶镕之功?故文以为灌输学识，表示吾党根本之主张于全国使
21、国民有普遍的觉悟，异日时机成熟，一致奋起，此即吾党主义之大成功也。”(孙中山全集第 5卷，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66 页)他在另一封致海外同志函中称，“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同上，第 210 页)他在上海环球中国学生会的演说中又对学生运动评价说：“试观今次学生运动，不过因8被激而兴，而于此甚短之期间，收绝伦之巨果，可知结合者即强也。”(同上，第 140 页)五四运动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南陈(独秀)北李(大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许多“五四”的先进青年都成为其中的重要成员。也应该指出，许多辛亥志士、同盟会员，如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等先后
22、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在 1924 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孙中山曾对那些反对国共合作的人说：“如果所有的国民党员都这样，那我将抛弃整个国民党，自己去加入共产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526 页)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在政治上，辛亥革命废除了两三千年来的封建帝制，使此后的一切独夫民贼复辟帝制的企图都不能不归于失败。梁启超在 1922 年发表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说：“任凭你像尧舜那么圣贤，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
23、应。”(饮冰室合集文集 39)梁的这一番话，大体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心理。第二在经济上，从南京，临时政府的实业政策，从孙中山的各种经济学说及其规划(包括铁道建设、海港设计、利用外资等)，以及“耕者有其田”的农业政策，可以看出，孙中山有一个初步的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设想。第三，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上的工业化，还需要有一个配套的精神文明建设。这一点我们在上面的南京临时政府十四件大事中，已可略见端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更可以看到它的全面兴起。因此，我们说，20 世纪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世纪，而它的正式启动是应从辛亥革命算起的。因为辛亥革命“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在 19
24、56 年所写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又说：“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9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毛泽东选集第 5 卷，人民出版杜)977 年版，第 311312 页)作者简介 彭明(1924)，男，河南夏邑人，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华
25、民国史、中国现代史。论 20 世纪中国的社会转型张宪文(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江苏南京 210093)社会转型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变化过程，它反映了一个社会由初级到高级、由落后到先进的演变它体现着时代不断前进、不断进步的历程。社会转型不是简单的某一社会现象的变化，而是包含着社会各方面，即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结构等方面整体、全面的发展与变迁它是一种深刻的社会变动，一种具有战略性的、影响社会全局的社会大变革。这种具有全局性的社会变动，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着复杂的社会矛盾、冲突与曲折社会转型有时是不完全的，甚至是不成功的。它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设想在一朝一日之内实现的。我们
26、必须以一种科学的态度，冷静地看待中国的社会转型。20 世纪的中国，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在一百多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经历了两次重要的社会转型期。第一次社会转型，是 1911 年的辛亥革命及相继成立的中华民国。它标志着中国由一个有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历史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它是暴力革命式的社会转型。10第二次社会转型，是 1978 年的改革开放。这一转型是中国由一个具有初步现代性的社会向建设较为发达的现代社会的转型。它是采用和平的、变革式的转型运用现代化的理论，考察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我认为应将 19111978 年作为一个整体过程加以剖析和认识。这就涉及到如何看待 40 年代中国社
27、会的变迁和 1949 年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的问题。第一，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机遇，中国社会完全有可能走向新的历史发展道路。但是，这个大好的历史机会被执政的国民党丧失了。第二，经过三年的国共内战，1949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再次出现丁一个新的发展机遇。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认识上的误区和理论指导上的错误，因而在新中国建立后，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中均遭受严重挫折，未能有效地实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显然，国共两党都未能把握好历史的发展机遇，把社会引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如何认识 20 世纪中国社会的转型，还需要回溯一下这个时期的中国历史。众所周知，中国长期以
28、来是一个封闭式的东方大国专制主义统治严重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武力强行打开中国大门，一方面，中国先进的人们发现中国已远远落后于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国要急起直追；另一方面，殖民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也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因而近代中国人民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统一民主、富强的现代中国。这是一个长期的战略目标。先进的中国人，试图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社会变革，但未能成功。1911 年的辛亥革命，作为一次暴力革命，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任务，即：第一，推翻了清王朝的政治统治，结束了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第二，初步建立起民主共和制度，实现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把中国引向建设现代社会的发展道路。这在中国来说，是破天荒的、也是前无古人的大事件。由于辛亥革命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历史使命，因而我们认为辛亥革命是一次胜利的、成功的革命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