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成伯清：我们时代的道德焦虑探索与争鸣 2008 年第 11 期内容摘要 “道德滑坡”之类的说法既体现了不满和谴责，也是我们对诸多不如人意的社会现象的一种常见解释。何以会如此？本文首先从“泛道德化”和“去道德化”两种趋势，分析了我们目前道德状况的主要成因。进而指出从超越功利的角度去理解道德的必要性，即道德除了作为可以起到社会控制作用的行为规范之外，也赋予人生以意义，道德使人成为人。目前普遍存在的道德焦虑，其实折射出我们对于更高更好的生存境界的期待。最后从意义共同体和道德对话的角度阐述了道德重建的可能和方式。 关 键 词 泛道德化 去道德化 意义共同体 道德对话 作者 成伯清，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2、。(南京：210093) 道德问题的提出 “道德正在经历着骇人听闻的危机和磨难。转眼之间，我们的社会结构竟然发生了如此深刻的变化。其速度之快、比例之大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与这种社会类型相适应的道德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影响力，而新的道德还没有迅速成长起来，我们的意识最终留下了一片空白，我们的信仰也陷入了混乱状态。 ”1这种说法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熟悉，就好像专门针对我们目前的状况来说的？其实，这是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早在一个多世纪前的论断。上述论断之所以具有这种效应，是因为大凡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之际，都会出现道德重建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似乎一直伴随着现代性本身。 今天的中国， “道德滑坡” 、
3、“道德危机 ”、 “道德沦丧”、 “道德真空”之类说法的流行程度，大概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关于任何事情，都难免众说纷纭，唯独在这个现象上，似乎达成了共识，众口一词，而且还饱含着遗憾和激愤。如果继续追问何以堕落至此？通常所列举的原因清单中，无非包括国民素质低下、制度安排客观上使遵从道德的行为成本过高、公共权力腐败、价值观念多元、西方观念侵入等等。对于怎么来进行道德重建，各方人士所开出的处方，也是形形色色：或呼吁传统道德的复兴，或倡导公德教育，或强调政府、市场和文化多种力量的联动等等。往深一层看， “道德堕落”不仅是如今人们脱口而出的谴责，也成为了一种常见而方便的解释：为什么会
4、有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发生？是因为有人罔顾道德、昧着良心去蝇营狗苟!道德堕落成为一切不合理现象的罪魁祸首。但我们马上也会不无尴尬地发现，如今在讨论道德的时候，很容易发生话语短路。一提到道德，就是传统美德；一说到道德，就是世风日下!而在道德上唱高调的人，往往又难以达到自己要求别人的标准。于是，道德讨论经常迅速演变为相互的无休止的道德指责。反思意识和反思能力稍强的人，在讲到道德的时候，甚至难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气短心虚：扪心自问，我有资格教训别人吗？我的言行是否都恪守了道德原则？我的良知在有些情况下是否为客观的情势所绑架？在这种背景下，最可取最安全的言说策略，似乎就是嘲弄和奚落道德， “别把我当
5、人”2。我们的道德真的陷入了死胡同？无可救药了？显然也不是。人性的光辉和道德的辉煌，又不时地在这片利欲扫荡过的良知废墟上闪烁和升腾。平庸的日常生活或许使道德退隐了，但重大灾难，每每又让道德凯旋了。既然问题不是那么简单，那就让我们尝试着一探究竟，我们的道德到底怎么了？泛道德化和去道德化 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社会当前的道德，受到两股趋势的挟持和撕扯。这两种趋势，可以分别称之为“ 泛道德化” 和“去道德化”，它们又分别来自传统的惯性和现代的冲击。 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伦理社会”，伦理道德是塑造和维持社会秩序的主导原则。虽然存在着“外儒内法”的实质，但在话语层面，道德统御一切。无论
6、是赞赏还是谴责，都习惯于道德的视角。对于道德改造人心和规范行为的力量的坚信，就是数千年的传统留给我们的遗产。任何事情都从道德着眼，从道德上寻找解释和答案，就是我们的思维习惯。这也体现在方方面面的治理策略和管理设计上。许多事情，本应属于法律的范畴，比如在食品生产工具过程中添加明令禁止的有害人体的成份，本应视同“危害公众安全”甚至 “投毒” 的刑事法律问题来理解和处置，但我们首先想到的还是道德堕落的问题。当然，如何划定法律和道德的边界，确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如今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以方便的道德谴责来替代严密的法律思考。有太多的时候，我们以为在进行了道德谴责之后，就完成了该做的事情。泛道德化不仅会把
7、本质上不属于道德的生活和活动领域，纳入到道德判断的范畴之中，而且借由评判一切的道德本身，也容易流于浮泛、空洞甚至虚伪，并不能产生真正的约束力。事实上，我们今天所使用的道德话语，大都还是源于传统社会。五四运动以来，在对传统道德进行深入揭批之后，并未实现道德的现代转型。后来的泛政治化，更是让道德靠边，一切都从属于政治的需要。现在，当我们天天在作负面的道德评判的时候，我们依然诉诸于传统的道德情感。而传统道德，显然是建立在狭小的共同体生活经验之上，并不能应对高度分化的复杂社会中的问题。譬如商业上的诚信，传统社会虽然不乏以义制利、坚守诚信的例证，但基本上都是以严密的社会交往和监控网络为前提和支撑，而不是
8、建立在普遍接受的道德义务和原则之上。中国传统的道德其实是非常具有压制性和等级性的，而且总体上更多地体现为符号暴力的作用。这也是鲁迅在“仁义道德”的字里行间读出“吃人”的原因。所谓去道德化，则跟现代社会的分工方式和组织形态有关。由于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和复杂化，一个人的行为意图和实际后果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而且在这个空间中还存在着其他的中间人，于是，就出现了大量没有人承担责任的行为。即便是善良的人，也无法直观到行为的后果，更别说去自觉地承担道德责任了。行为系统中的每个人，似乎都沦落为外来意志的无辜工具。行为及其后果之间距离的增大，预先免除了个人道德标准和行为的社会后果不道德性之间可能的冲突。 “随
9、着大多数具有社会意义的行为得到了一长串复杂的因果和功能依赖关系的中介，道德困境消失在视野之中，而做进一步检审和有意识道德选择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少了。 ”3现代社会中“法人行动者” 的大量涌现，也是导致去道德化趋势的一个重要原因。现代社会的形成过程，就是以家庭为社会组织核心要素的“原始体制”(primordial institutions)，逐步被“有目标地建构起来的组织”(purposively constructed organizations)所取代的过程。在法人组织中，结构的要素不再是或多或少具有道德意识的自然人，而是各种各样的职位，个人不过是职位的暂时占据者。严格说来，法人行动者独立于任
10、何个人而存在，并具有自己的生命和行动逻辑。4对于这类数量越来越多、能力越来越强的行动者，我们尚未给予充分的道德约束，而它们也很少把道德的考量纳入到自身的决策机制之中。尤其是以赢利为目标的组织，在多数情况下根本就不考虑所应承担的道德责任。法人行动者也给置身其中的个人提供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organized irresponsibility)的正当性，至少减轻了道德顾虑的成本。目前的中国，由这类行动者造成的具有严重道德后果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 所以，一方面是不着边际、不能起到实效的泛道德化；另一方面是行动意图和社会后果之间曲折蜿蜒的关系所导致的去道德化，两方夹击，我们社会中的道德处境就可想
11、而知了。除了上述的根本原因之外，目前我们对于道德的理解，还存在着功利主义的偏差，这也是道德失效的一个关键因素。道德功利化的困境道德是什么？从表面来看，道德无非是衡量行为之对错和善恶的准则。从这种观点出发，道德的功能很容易就被归入社会控制的手段：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以维护特定的社会秩序。这种理解当然没有错，但问题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个层面，因为道德还有另外一个重要作用，即赋予人生以意义，合乎道德地生活本身就是幸福感的一种来源。捷克的帕托切克曾言：“ 道德的存在不是只为了维系社会运转，而且更是让人成为人。不是人依据自己反复无常的需要、愿望、癖好与渴望来界定道德，而是道德界定人。 ”5 道德使人成为
12、人!这似乎是个底线，其实却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即要求我们以超越各种功利考虑的眼光来重新审视道德。当然，我们今天，特别是在中国思想传统之下，可能难以接受从高于人间的神秘来源中去探寻道德的做法，但有一点肯定是能够接受的，即道德除了是对行为的约束之外，恪守道德还可以给人带来人之为人的满足感和成就感。离开了这种内在的超越意义，道德就成了纯粹的外在控制手段，而这恰恰是道德失效的开始：道德既然不具有法律的强制性，在原子化和陌生化的社会中，人们又有什么动力去遵守道德规范呢？甚至，在激烈的竞争中，恪守道德准则者由于自动限制了有效行动的选择范围，反倒可能处于劣势。结果就跟劣币驱逐良币一样，道德越轨者最终占据上风。
13、显然，以功利的眼光来看待道德，道德也就成为功利计算的牺牲品。这里面其实涉及一个非常复杂的现代性难题。对于道德与现代社会运行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就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而其中一个主导性的观点，就是要把道德从其他社会领域中分离出去。亚当斯密在强调追求私利可以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强调了“道德情感” 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性，但后来的经济学家则完全抛开了道德维度，把追求私利的“经济人”作为分析行为和设计制度的基本架设。更早地，马基雅维利首先切断了政治跟道德的关系。后来到 19 世纪，米勒又尝试着把法律和道德区分开来。韦伯在分析了宗教伦理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曾经发挥过的巨大的道德作用之后，不得不承认， “大获
14、全胜的资本主义，依赖于机器的基础，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6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观点和立场既解释了现代社会的某些趋向，同时也对这些趋向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很长时间里，道德在社会科学里面基本上是一个理性分析难以驾驭的剩余范畴。但到资本主义似乎在全球一统天下的时候，道德话题又回来了。不过，从所采取的立场来看，明显是处于一种守势：诸多学者是通过道德的社会功能来为道德的存在提供辩护。其最新的体现之一，就是福山在信任：社会道德与经济繁荣中的观点。在他看来， “虽然契约和自我利益对群体成员的联属相当重要，可是效能最高的组织却是那些享有共通价值观的社团，这类社团并不需要严谨的契约和法
15、律条文来规范成员之间的关系，原因是先天的道德共识已经赋予社团成员相互信任的基础。 ”7但即便如此，道德也不过是属于人类行为“百人之二十的解释” 中的一部分。另外一本也是论述信任的著作，把道德视为是增进信任、忠诚和团结的手段。8但他们都没有从人之为人的角度来论述道德，没有从道德作为目的的角度来阐发道德对于人的意义。简言之，当代对于道德的关注，对于道德共同体萎缩的再次慨叹，归根结底是因为“社会资本”存量急剧减少的缘故。这恰恰是从功利主义角度对道德的又一次征用。当代社会的道德悲剧，与其说是道德的困境，不如说是现代性条件下人类生存状况的问题。现代社会体系越是自主运行，越是可能把人作为工具。但另一方面，
16、正是现代社会逐步消除了等级和人身依附，为个体权利提供了保障，个体选择和行动的自由不断扩展，我们才有可能追求更合乎人性的生活。或者说，恰恰到了现代社会，道德才能成为个体完善的途径和境界。所谓的传统美德，往往是我们浪漫化想象的结果，对于其中所包含的压制因素和符号暴力的成分，可能习焉不察。当然，这么说并不是否认传统美德的价值，而是强调对于这类价值的追求，只有到了现代社会才真正具备了实现的可能性。而要实现这种可能性，我们就不能纯粹从社会控制和管理的功利角度来看待道德。 道德重建的方式 有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对于道德“每况愈下”的种种不满和指责的背后，潜伏着我们深刻的道德焦虑和自觉：我们渴望真正像人一
17、样活着，渴望作为一种社会存在能够自我实现，并担当社会责任。当然，道德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总是同其他制度和文化的因素纠缠在一起。我们社会中许多所谓的道德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制度的问题。当一个社会不能保证基本的公平和公正的时候，也不能指望多数人会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期待等到所有其他问题都解决以后，我们再来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实现。生活就在当下，而道德重建又显得尤其急迫。显然，现在谁也无法提出一套能够得到所有人认可的道德理念。但是，对于道德形成的程序和方式，我们可能会越来越有一致的看法。道德虽然关乎人之为人的自我完善，但必须在意义共同体中完成这个过程。传统的共同体在现代社会纷纷瓦解，
18、但现代社会也为建立新的共同体创造了条件。信息技术的发展，尤其为我们相互沟通和磋商提供了便利。“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更是前所未有地获得了实现的基础。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我们必然生发出对内在意义的追寻。当建立新的共同体的物质条件具备之后，加上我们觉醒的道德需求，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道德重建能够真正提上议事日程。 道德重建的主要手段，不能依靠简单的道德灌输，而必须通过道德对话。在对话中，我们应抱着“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的态度。争论固然需要，但争论所采用的往往是战斗的姿态，以攻击和防卫的策略为主：攻击，就是要千方百计地抓住对方的薄弱环节穷追猛打，而防卫时则是想方设法掩藏自己的薄弱环
19、节以瞒天过海。显然，这种方式不利于道德共识的达成。在道德上，其实很少能够以理服人，因为道德本身有时就是一种价值承诺，甚至是一种信念。诚然，道德背后经常是夹带着利益的，但揭人之短，并不能扬己之长。在道德对话和讨论中，肯定也免不了偏离主题、众声喧哗、没完没了、相互攻击乃至谩骂，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知道一个共同体赞赏什么、谴责什么，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实现道德文化的重铸，建构出适合时代需要的道德规范。 在道德对话中，我们需要确定的主要不是事实，而是价值，即我们崇尚什么看重什么，愿意为此付出什么代价。现在的流行看法中，经常错误地把价值多元看作是道德危机的一个根源。姑且不论正是价值多元，方才显示了
20、人类自主抉择的意愿和意志，彰显出道德的力量；就我们的实际来说，最大的危险正是在走向价值单一，尤其表现为人生成功标准的单一。现在所谓的成功，基本上是以名利来衡量，即拥有超出一般水平的社会资源：财富、名望、权力所有这些，最终又体现在消费至上的生活方式之中。而真正的价值多元，应该是对人生选择的多元肯定，凡是在社会分工的各个领域各个岗位上敬业、尽责、忠诚的公民，都应给予充分的尊重和承认。价值标准的单一，看似明确，其实造成了人生意义的严重丧失。这样衡量的结果，除了高居名利金字塔顶部的少数人，其他都是失败者，并沦为双重的工具：既是社会机器上的零件，又是映衬他人辉煌的背景。 当然，我们在设想道德重建的可能性
21、的时候，不能不顾现代社会本身的复杂性，但我们也不应把现代社会想象为一种宿命。譬如，对于现代社会中法人行动者的去道德化，我们可以通过制度设计的改变(如设立伦理委员会以增强组织决策中的道德考量之类的措施，已在不少发达国家成为常规)来予以校正。 也许道德重建之路非常漫长，但人之为人的伟大，经常就体现在坚毅的道德选择上。 参考文献： 1涂尔干，渠东译. 社会分工论. 北京：三联书店， 2000：366、134、365. 2孙立平.“道德滑坡”的社会学分析. 中国改革. 2001(7). 3鲍曼，杨渝东等译. 现代性与大屠杀.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2：35. 4Coleman，James S. The Rational Reconstruction of Socie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3， 58(1-15). 5转引景凯旋. 意义也是一种事实. 读书. 2008(8)：69. 6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北京：三联书店， 1987：142. 7福山. 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1998：36. 8什托姆普卡，程胜利译. 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 北京：中华书局，2005. 编辑 李 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