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经济复苏后的走向与选择2009-09-21今年 6 月 22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一份正式文件中宣布，中国这个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已经开始复苏” ，同一天世界贸易组织 WTO 宣布中国经济总量将在 2009 年超过德国，引起了世界媒体的强烈反响。法国费加罗报称“这是一片黑暗中的一点光明” ；德国纽伦堡日报23 日的大幅标题就是“世界经济的希望在中国” 。这些高度评价的用语在国内并没引发多大反响。相反，在中国的政府和学界层面，小心谨慎和留有余地的分析评价仍然是主要声音。但是无论如何，一切都需要凭事实说话。依据现在一些最基本的数据，我们至少可以判定，中国已经走在全球经济复苏的最前列了
2、。尽管当前中国经济回暖和复苏的主导性趋势已经形成，但这并不表明，中国经济列车已经毫无悬念地走上持续增长的轨道了。我们面临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经济问题仍然很多。当前比较突出的宏观层面的问题是：出口增长形势依然严重。外贸出口继续下降，1-7 月的出口都是两位数以上的负增长，5、6、7 三个月的同比增长分别是-26%、-21%、-23%。同期的进口也一直是两位数以上的负增长。由于全球经济全面回升尚早，短期内很难指望恢复危机前的出口增长。工业增长基础并不稳定。当前主要问题是企业效益下降，亏损比较严重，不良资产的压力增加。今年第一季度 22 个省规模工业实现利润下降 32.2%。钢铁行业有
3、 40%的企业亏损，化工业利润下降 19.5%，19 家重点汽车企业利润下降 48.8%，71 家重点有色金属企业净亏损 4.9 亿元等。采矿业和金属行业，同比跌幅超过 65%，轻工业利润也出现下跌。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政府与国有企业仍占主导地位。5 月份国有企业占内资投入的 34.81%，私营企业占 21.05%。中小企业仍面临融资方面的实际困难。政府财政收入下降没有根本改变。1-5 月，国内几项重要政府税收项目都出现增长持续下降，其中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关税、印花税分别下降 4.7%、8.9%、36.9% 、39.8% 。尽管 5、6、7 三个月财政收入出现正增长，但 1-7 月同比仍然是负
4、增长。财政收入的持续下降，给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后续性投入增加了困难。没有财政收入增长支持，应对金融危机的后续性投入就只能大量依靠发债。当前中国经济一个最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是国际上各方面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政府迅速动员起来的大规模投资能否持续拉动增长？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最优选择的经济政策，也没有一种经济政策可以是毫无成本的；即使选择了一个比较好的经济政策，也要看这个政策使用的合理限度和能否与时俱进的合理调整。中国政府的反危机政策也是一样，同样需要用这种观点加以看待。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杀手锏，是中央政府在很短时间内动员起来4 万亿元人民币的反周期投资。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指导下，这个反周期投资
5、伴随着一个超常规模的巨额资金投入。今年 1-6 月，国内银行新增贷款达到 7.4万亿元人民币，不但远远超过同期增长水平，而且超过了原定 5 万亿元的全年信贷控制目标。这种非常时期的非常规性货币供给，在非常有力地刺激和拉动了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非常复杂的经济问题。这些问题既有事先预料到的，也有未预料到的。同时，对发生的问题应该怎么看，也有各种不同的观点。目前有三个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第一，关于超常规的货币供给已经产生了通胀预期的问题。为了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遏制经济急速下滑，政府采取宽松的货币供给政策刺激需求，是有道理的。在危机对经济影响十分严重的情况下，这种货币供给宽松程度放得更开一
6、些，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根据费里德曼的“恒定货币数量原理” ，在一定的经济生产条件下，无论什么理由的货币过度供给，都会引发通货膨胀，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这里的问题就在于，货币供给宽松的合理“度”在哪里？现在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反危机货币政策，即所谓量化宽松政策，也碰到了这个问题。中国政府实施的货币政策的宽松度是前所未有的，在 2008 年的经济总量为44000 多亿美元的背景下，今年前两个季度的新增贷款超过 7.5 万亿元人民币约 10000 亿美元。这个巨大的货币总量供给的宽松度是合理的吗？问题应该两面看。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遭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增长急速下滑，在这个时候打破常规性货币供
7、给规律，采取超越常规的货币扩张政策，是一种很难避免的选择。中国经济在较短时间内止跌回升，也证明了这种选择的合理性。但另一方面，问题也恰恰出在这个“超越常规”上。根据国内以往的常规经验，如果广义货币2 增长连续多个季度超过 18%以上，必定在后面的时间带来通胀。今年 1-7 月2 的平均增速已高达 23.2%，6 月份达到28.5%， 6 个月的信贷总量达到创纪录的 7.5 万亿元人民币。如此超越常规的货币扩张，既超越了政府以往宏观管理的常规经验，也超越了企业和老百姓家庭的常规经验。谁都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谁都不敢说这样的选择没有风险。在“无常规经验预期”的情况下， “恐慌预期”就很难避免
8、。由此，尽管目前国内实际物价水平还比较低，可仍然产生了普遍的社会通胀预期。当前股票价格大涨大跌，房地产价格逆势大涨，燃油、钢铁价格快速上涨，就是这种社会通胀预期的一种经济反应。未来可能发生的资产价格泡沫风险绝不可低估。现在最令人担心的事情是，在今年年底和 2010 年上半年经济全面回升之后，新一轮通胀预期也相继开始并不断增强，很可能出现一种伴随通胀的新一轮增长。同时，为了应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滞后效应，货币扩张总要有一个适时收敛和调整，这个收敛和调整的“点”定在什么时间，既不能提前也不能滞后，是一个很大难题。但无论如何，现在绝对是可以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现在国内政策研究领域和学
9、术界有三种主要观点。一种认为完全无须担心通胀问题，因为现在消费物价和生产资料价格还在负位运行，继续实施财政扩张政策对货币供给的需求量仍然很大，如果骤然减少货币供给，就会严重影响政策的后续实施。第二种观点认为，超常规的货币发放和过度充裕的流动性，已经导致了很强的通胀预期，经济复苏之后可能出现乘数效应突然放大，如果继续维持现有政策不变，必定在增长进一步上升过程中引发新一轮通货膨胀。第三种意见认为，当前面临信贷需求压力和通胀可能性的两难选择，不能简单地二选一。宽松货币政策不能放弃，但同时需要在持续强度和信贷结构上适当调整，例如逐步降低信贷增长水平、央行加强收回流动性、防范国外热钱大量流入、加大中小企
10、业和市场化信贷投资的力度，等等。特别应该警惕近年来在我国反复发生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因为这种通胀现象同我们的发展机制有密切关联。我国工业增长方式对资源产品的依赖度很高，同国际市场价格的关联度也很高。这种情况即使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也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现在国际油价从危机后的每桶 30 多美元在很短时间内上涨到 70美元左右，导致中国两次调整国内油价，已明显影响国内价格变动。随着投资和生产的进一步增长复苏，肯定会在推动资源性产品和消费品成本上升方面体现出来，很可能导致再次推动成本型通胀。根据中国的消费传统，第三季度是消费淡季，实际需求推动 CPI 的压力并不大，食品和消费品价格的走软仍会主导 CPI
11、走势。由于国内燃油价格会随着国际市场石油价格的上涨而再次上调，CPI 在 8 月份有可能转为正值。进入第四季度特别是 12 月份随着居民消费旺季的到来，形成消费品价格连续上升，在年底和明年拉动 CPI 大幅上涨的风险绝不能忽视。中国经济未来的一段时间，存在着一个增长和通胀谁能最终跑赢的问题。有四种可能性。持续稳定增长，只有低度通货膨胀；持续稳定增长，高度通胀随之而起；增长趋缓，通胀持续上升；持续稳定增长，出现中度和可以承受的通胀。第一种可能性很小，第三种可能性即滞胀的可能性也不大，第二种可能性是确实存在的。这里最好的结果是，经过合理的政策调整，最终增长在基本面跑赢通胀，出现第三种情况。第二，关
12、于大量资金进入证券市场和房地产部门的问题。现在国内外学界还有一个议论最多、也是许多人最担心的问题，就是中国政府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刺激起来的大量投资资金，有相当部分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流向证券市场和房地产部门从事投机活动，致使虚拟经济的价格迅速上涨，大大冲淡了实体经济增长的真实性，当前经济复苏的虚拟比例部分不可忽视，同时也埋下了资产价格上涨过快可能最终拉动整个通货膨胀的隐患。首先，这个分析是有事实根据的。在今年第一季度国有大银行的新增贷款中，基建类贷款增长分别为 28%、26%、33%；票据融资增长分别为38%、 46%、 20%，前者平均月增长水平为 29%，后者为 33.6%。
13、这说明在这个时间里，短期性的票据融资增长在整个信贷增长结构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1、3 月份已经超过了基建类贷款增长水平。虽然不能说这些短期性票据融资都同实体经济活动毫无关系，但应该说大部分流入了证券和房地产部门的市场交易活动领域。为什么有这么多资金流入了证券市场和房地产部门？有三个主要原因。准备进入实体经济而迅速筹集起来的大量资金，由于建设周期需要分批投入，会出现一个等待时期，这个时期资金被持有者用于短期投资盈利（投机盈利） ；现在国内实体经济正在恢复发展时期，有较高盈利预期的投资项目不多，再加上还有许多制造业部门仍然面临产能过剩状况，股票和房地产相比就成为投资优选项目。中国的证券市场和房地产
14、部门正处在快速成长时期，现在和将来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自然受到国内外投资者的青睐。这三个原因告诉我们，大量资金流入证券市场和房地产部门，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调控当局无法控制的。但无论如何，政府反危机政策的巨额资金是预备投入实体经济的，这时大量资金流入证券市场和房地产部门，既分流了发展实体经济所需要的金融资源，又增加了股市和房地产部门的不稳定风险，当然不能说是好事情。特别是各方面资金涌入房地产领域据估算约有 8000 亿元左右，使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很不正常的“繁荣景象” ，一方面城市中产阶层仍在高房价下谨慎购买，另一方面一些房地产商尤其是国有大企业，利用社会通胀预期，手持重金抢购重要地块，形成“
15、地王大战” ，推动房地产价格大涨。这是不能持久的。对此，政府有关部门正在采取措施，对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过程严格管理，防范资金向股市和房地产部门的不合理流入。各地政府对购买商品房的特殊优惠政策也在逐步弱化，严格执行购买第二套房的首付和利率政策，保持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随着国内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进一步好转，会有更多资金被吸引流入。第三，关于政府大规模投资的真实效率问题。这也是一个国内有争议的话题。这里讲的政府大规模投资，主要是指政府为了遏制经济急速下滑、避免社会经济出现更大问题而采取的短期内最易见效的投资。这些投资项目主要集中在国家和地方基础设施及重大项目方面，人们简称为“铁、公、基” ，
16、即铁路、公路和基础设施。对此，国内外的批评意见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对“铁、公、基”的大量投资可能带来更大程度的部门产能过剩。对“铁、公、基”的投入，必定扩大煤、电、油、运、钢等基础产业和工业上游产业的规模，而这里的一些部门已经产能过剩了。第二，对“铁、公、基”的大量投资可能导致企业资源分配的更加不平等。 “铁、公、基”项目主要由国有大企业和具有政府背景的大企业承担，政府资金和其他资源大量流入这些企业，这就使国有企业群体和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的不平衡结构更趋严重。第三，对“铁、公、基”的大量投资可能带来更大的社会供求矛盾。 “铁、公、基”项目所形成的最终产品是需要社会消费通过市场购买来实
17、现的，如果不能同时提高社会收入水平和社会消费水平，这些大量投资形成的最终产品就会造成更大的供求失衡。这些批评都是有道理的，也是善意的。现在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三段式”结论：目前经济企稳回升主要靠投资增长支撑持续大幅投资增长主要靠政府投入项目政府投资的主要领域是基建和重大项目。有美国学者计算，中国过去 10 年中投资对增长贡献率的均值为 43%，现在是 88%。这些政府主持的“铁、公、基”项目之所以成为拉动投资的主体力量，是因为在实际操作中，它们确实是短期内上马最快、最能遏制经济急速下滑和最有增长拉动力的项目。这并非不合理。政府积极财政政策的本意，也决不是眼睛只盯住“铁、公、基” ，而是前面讲
18、的“一揽子计划” 。但问题在于你怎样看待应对危机的过程。在应对危机的第一阶段，抑制经济急速下滑只能依赖政府的快速大量投资，必须有足够的投资总量扩张并短期见效，这是政府的行政力量和行政组织行为能够办到的。在第一阶段目标达到、经济企稳回升后，持续增长则不能再依赖这种东西了。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经济持续增长需要市场效率机制的作用，需要市场化投资的支撑，而这是政府的行政力量和行政组织行为办不到的。如果在应对危机的这个阶段继续延用前例，后面的问题就会很大。现在应该怎么办？当前一个新的经济主题词是结构调整，其政策含义是，政府反危机政策的重心从总量投资扩张转向结构调整。然而需要问的是：我们应该实行什么样的结
19、构调整？是以政府行政调控为主的结构调整？还是以市场调节为主的结构调整？之后还需要问：谁是结构调整的主体？是国有企业群体和具有政府背景的大企业？还是各种形式的民营企业？抑或是两者的结合？如果实行以政府行政调控为主的结构调整，结构调整的主体是国有企业群体和具有政府背景的大企业，那么这种结构调整的结果就会很糟糕。以上三种批评意见就可能最终成为真实的经济现象。现在中国的经济复苏已经走在全球最前列了。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决不能因成绩而沾沾自喜，前面的矛盾和难题还有很多很多。在当前形势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应当沉下心来认真考虑一下大的战略课题。笔者预言，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会有两个大的变化：美元强势霸权的国际
20、金融格局和经济格局会有所调整和改变。美元的国际货币主导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但强势霸权一定会弱化和收缩。原因就在于“印制美元创造财富”的机制正在走向反面。现在，继续大量增发美元几乎成为美国货币当局稳定经济唯一最有效的办法，这就逼使美元债券持有国包括中国加快减持美元债券，谋划其他的国际支付手段，最后又反过来大大压缩美元体系的阵地。这种情况的影响将会是非常复杂的。低碳经济的发展将对全球产业新格局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在国际石油价格刚性高位增长、新能源技术趋于成熟和新一轮全球产业竞争这三个主要因素的联合作用下，低碳经济很可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成为一种新的经济潮流，带动一大批新兴行业的发展，形成类似上世纪
21、90年代 IT 产业那样的 “新经济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得不在这个新的全球竞争态势中寻找自己的位置。第一个变化对中国高度依赖出口的增长方式提出了挑战。中国在减持美元债券后，当然需要谋划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但更需要考虑如何把大量外汇储备所代表的“国际购买力储存” ，加快向内需转化。同时，美元强势霸权的弱化和收缩，对美国居民利用美元货币的便宜无限制扩大信贷消费的行为产生抑制作用，由此而产生的总需求增长减缓，也会反映到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增长上来。中国要恢复危机前的出口高增长，以高出口支撑高增长，恐怕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办到的事情。由此，扩大内需的方针，就可能不仅具有反危机的短期效应，而
22、且应该成为一个长期的战略性选项。第二个变化对中国以高碳经济为基础的工业化模式提出了重要挑战。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提出低碳经济方针，显然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自己提高发展水平有利，同时可以通过制定新的国际经济游戏规则制约发展中国家（萨科奇已经提出了高碳关税建议） 。美国正在图谋成为绿色经济的霸主，奥巴马政府已承诺美国 2050 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 1990 年水平上减少 80%，使美国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政策和技术的领导者。中国正处于工业化高速发展时期，低碳经济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如果完全遵循发达国家的低碳经济规则，我们就什么也干不成了。但如果依旧按照现有粗放式工业化模式继续发展，肯定也不行。怎么办？中国必须探索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