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与日本历史上的交往以及中日第一战白江口大捷中国和日本同是亚洲东部的两个古老国家，两国的历史和文化发展都很悠久，而中国的历史比日本更为悠久。中日两国在地理上的位置相距很近，现在经常被称作“一衣带水”的邻邦。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两国人民大约在距今二千多年前，就建立了交往关系。不过那时中国的历史已经前进到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相交替的春秋战国时期(据通说), 而居住在日本群岛上的居民，尚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氏族公社阶段，就是说，国家还没形成。由于汉族的经济文化发展较高，居住在汉族周围的民族和部落，自然要受到汉族的影响。中日两自人民间的最初交往，就是在汉族的经济、文化影响下实现的。 在中国汉代的早期记载中
2、，把日本称为“倭人”，后汉王充的论衡也在书中说，周成王时曾有“倭人贡畅入“ 。他把中日人民交往的时间，提前到中国的周初即公元前一千多年以前。不过，从当时东亚各国的社会发展状况看，中日两国之间的交往不可能发生得那样早。因为那时的倭人大概还处于原始公社的采集经济阶段，尚没有形成越海交换的经济基础。王充生于后汉。他很有可能把汉时对矮人的认识，附会到周代的历史中去。从而，他的记述，只能看作是反映汉族人民与倭人发生交往的一段古代传说，不可能是历史的真实。但从中国的古代传说和日本出土文物中，可以发现汉族人为了躲避战火，向日本移民的痕迹，除了在日本九州定居外，最远的到达京畿附近。他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思
3、想文化，对当时倭人的社会生产以及后来建国都有重要的影响。 大汉帝国和日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元封三年(公元前 108 年) ，汉武帝刘彻对建都于王险城的卫氏朝鲜发动了战争。同年，汉军杀朝鲜王卫右渠，灭朝鲜，在其地设玄芜、乐浪、真番、临屯四郡，极大地便利了汉帝国和日本的交往。范哗在后汉书.东夷传中写道： “武帝灭之 (指卫氏朝鲜)，于是东夷始通上京。 ”及至东汉，光武帝刘秀于建武中元二年（公元 57 年） ，赐“倭奴国王”以金印，继而东汉政府又与日本伊都国建交；在后来的魏、晋以及南北朝时期，中国的统治政权都与日本保持了密切的关系。 在这段时期内，日本国内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中国的三国时期，魏与日本的
4、邪马台女王国之间交往密切；西晋初年，邪马台女王国发生变动，壹与女王被废，邪马台“复立男王”。这个新兴王国的赞、珍、济、兴、武等五代倭王曾与南朝宋政权建立外交关系，倭王武也曾向宋顺帝上表求封。不久，肖道成灭宋建立齐朝，接着肖衍灭齐建立梁朝。齐、梁二代虽对倭王武都有过册封，但倭王实际上末遣使奉表朝献，双方无官方往来。此后，直到隋统一中国，近百年间中日两国无聘使往返。 五王时代的倭国，政权已集中于倭王，国力强大；自侯王武以后，至祟峻帝执政时期，倭国的政治经济都有迅速的发展；而中国在隋炀帝时期，对外国奢侈品的需求增加，不断派出使者出使南洋、西域、北方和东方，购买奢侈品。与此同时，隋朝对外扩张的意欲日炽
5、，发动了对高丽的扩张战争。这场战争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但是，却引起日益发展的倭国(当时已称大和国)的注意。停顿近二个世纪的中日两国间的交往，重新开始了。当时隋朝与倭国都曾互遣使节，但倭王却不肯再以臣礼事隋炀帝，而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足见狂妄，而杨广却也不会轻易的待对方以平礼，在回信中称“皇帝问候王”，也颇令当时倭国执政的厩户太子不快了好一阵子，最后挖空心思的写出“东皇帝敬白西皇帝”这样的称谓，令人一笑。但这些小龌蹉并没有真正影响中日间正常的经济往来，倭国派出多人到大隋朝学习先进的文化，他们不仅专修佛学和儒学，而且对隋后来对唐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医药、艺术以及政府机构的设置、法制
6、律令的颁布等各方面都广泛地进行学习。 唐建国初期，其政治经济制度基本承袭隋制，只对隋制中的恶弊作了一些改革。唐初的对外政策，是在太宗李世民“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下实现的。因此，唐与周围各国有一个暂短的安定时期。在唐的经济迅速发展，军事实力日渐增强的形势下，其对外关系出现下述三种情况：首先，唐对西、北部的少数民族如突厥等，实行军事保边，制止入侵或掳掠政策；其次，对东北方的高丽等国，进行扩张战争；与此同时，对建有外交关系的新罗派出援军，支持其反对外国入侵的战争。在支援新罗反对外国入侵的战争中，唐与倭国(不久以后改称日本)发生了历史上中日之间的第一次战争。 新罗、百济和高句（此字念“勾”）丽都
7、位于今天的朝鲜半岛上，新罗和百济占据了半岛的南半部，高句丽则不仅占据了北半部，还占有中国的东北和辽东半岛的一部分。公元六一八年唐建国之后，新罗、百济和高句丽三国先后与唐建立了外交关系。在与唐建交前，新罗和百济间关系紧张，一直互相攻城略池争夺不休。百济为实现分割新罗的企图，曾与高句丽合谋，联合进攻新罗。而新罗则积极向唐朝靠拢，以期得到保护。为此，曾上书太宗，例数百济和高句丽侵伐新罗的罪行，吁请请唐政府出面制止。唐太宗则和中国历代统治者一样，将半岛上独立的三国，视为唐朝的属国。但是，在太宗执政初期，因国力尚未充实，执行“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政策，无力也不愿对三国用兵。所以，他以上国君主的身份，对
8、三国间的战争进行调解。贞观元年（公元 627 年） ，唐太宗借三国使者赴唐朝朝贡之机，分赠三国国王以玺书，从中擀旋。在给百济王的玺书中说：“朕已对王侄及高句丽、奚落使人俱赦通知，咸许缉睦。王必须往彼前怨，识朕本怀，功笃邻情，即停兵革。 ”但对于太宗的调解，百济与高句丽徉称顺命，实际上并未停止攻侵。 在经过贞观之治后，唐朝的国力开始迅速得到增强。唐太宗开始屏弃了昔日“四夷自服”的外交政策，转而采用强硬的对外扩张政策。贞观十九年（公元 645 年） ，乘高句丽国内政变之机，唐太宗亲率十万大军进击。高句丽举国一致奋勇反抗，唐军进展并不顺利。但高句丽的国力因之而大大削弱，从而减轻了对新罗的压力。但百济
9、在唐军进军高句丽期间，并没有停止进攻新罗的军事行动，相反又连夺十数城，从而切断了新罗赴唐的贡道。这时，太宗病逝，唐遂从高句丽撤兵。高宗即位后，接到新罗的急报，并未出兵，而是循太宗旧例，赠百济国王玺书，令其退还所夺新罗城池。此时，正逢倭国使臣来朝，高宗于是赠倭王玉玺书，令其援助新罗。但是，唐高宗并不了解，倭国与百济关系原本就胜于新罗，加上公元 653 年 8 月百济与倭国“通好”之后，关系就更加密切，因此根本不可能援助新罗。百济见太宗出兵高句丽也不曾有什么实质性成果，因而置高宗玺书于不顾，进而再次联合高句丽出兵新罗，于永徽六年（公元 655 年）再夺新罗三十余城。新罗告急，高宗决意于显庆五年（公
10、元 660 年） ，派左卫大将苏定方统水陆军十三万出兵百济，以解新罗之危。苏定方大军从成山（今山东荣城）由海路出发，进军百济，船帆千里，随流东下。新罗武烈王闻讯既率军五万与唐军会师，显庆五年（公元 660 年）七月，百济为唐、新联军所灭。苏定方留郎将刘仁原等驻守百济王城，自押俘虏回国。 百济即亡，但百济将军武王从子鬼室福信与浮屠道深等人率部死守周留城，誓死抵抗唐军。同时，鬼室福信为迎回以前赴倭国为人质的王子扶余丰回国即王位，谴使去日本，同时向倭国乞师求援，并献上战争中俘虏的唐军百余人，倭王将此百余人安置在美浓国不破、片县二郡，这里也就是今天位于本州中部的歧埠地区。后来日本将元日战争中的俘虏都称
11、为“唐人”，大概就源于此吧。 百济的覆灭，对倭国的来说，也是极其重大的损失。如果听任百济亡国，则倭国在朝鲜半岛上的势力，将被全部清除。齐明七年（公元 661 年）正月，以倭王亲征的形式，向百济发兵数万。倭王齐明帝随军西征到九州，突然病逝于朝仓宫，太子中大兄回京素服称制，是谓天智帝。齐明帝之死，并没有动摇倭国出兵百济的决心。八月，另派阿云比罗夫等为前将军，阿倍引田比罗夫等为后将军，统帅全军开赴百济。九月，新倭王天智帝派狭井槟榔等率军五千护送王子丰回国，至百济境，鬼室福信等前来迎入周留城，即王位。 唐高宗在出兵百济获胜后，于龙朔元年（公元 661 年）四月，遣仁雅相、苏定方率军进攻高句丽。高句丽与
12、鬼室福信联合，共同抵抗唐军。鬼室福信率军曾一度围困刘仁原军于百济王城，但遭刘仁轨与新罗军夹击，被迫撤军，遂解围城之危。高句丽惟恐鬼室福信兵败，使本国遭南北夹击，因而也谴使于公元 662 年三月赴倭乞师，敦促倭军迅速开赴战场，与唐军作战。决心参战的倭王政府，遂命令百济战场的倭军立刻投入战斗。公元 662年六月，倭前将军上毛野稚子等率军二万七千人进攻新罗，夺取沙鼻歧、奴江二城，使新罗与唐军的联系通道受到威胁。 这时的战争形势已非常微妙，朝鲜半岛形成南北两个战场。在北方战场，高句丽与唐军基本形成了对峙的局面，由于地形限制的缘故，唐军的进展始终不大。而在南方战场由于倭军的介入，战争形势已经转向倭军和百
13、济军方面了。唐军兵源在南方得不到补充，虽然唐军与新罗的联军的还未遭到败绩，但总体上已经开始居于守势。但是不久，百济发生聚变，栋梁大将鬼室福信功高震主，不容于百济王扶余丰，以谋反之罪被杀，百济国人心思动，其战力受到极大的削弱。 公元 663 年八月初，倭国援军将至，百济王丰率部分军队自周留城赴白江口（今锦江口）迎接。白江口系高丽半岛上的熊津江（今韩国之锦江）入海处形成的一条支流白村江的入海口。周留城则有百济王子及倭军联合守卫。这时，唐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七千援军与刘仁轨会师后，分兵两路进攻周留城。刘仁原、孙仁师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统帅陆军，从陆路进攻周留城。刘仁轨、杜爽率领唐水军和新罗海军从熊津进入白
14、江口，朔江而上夹击周留城。八月十三日，刘仁原所部进逼周留城外围。而百济则因鬼室福信之死，士气极其低落，尽管有倭军相助，但还是难以抵抗唐军的进攻。周留城周围的城池，逐一被唐军攻克，百济守军相续投降。但周留城外的任存城地势险要，为周留之扼口，将军克死用兵，唐军围攻三旬依旧不曾攻克，周留城因此得以保全。 在刘仁原率军向周留城进军的同时，刘仁轨率唐和新罗海军驶向白江口，企图朔江北上进逼该城。当刘仁轨所率海军驶抵白江口时，与先期前来的倭国海军相遇。 “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刘仁轨立刻下令布阵，百七十艘战船按命令列出战斗队形，严阵以待。公元 663 年八月二十七日上午，倭军战船首先开战
15、，冲向唐军水阵。由于唐军船高舰坚利于防守，倭军船小不利于攻坚，双方战船一接触，倭军立刻处于劣势。倭军的指挥员慌忙下令战船撤回本队，其指挥互相计议说：“我等争先，彼当后退。 ”遂各领一队战船，争先恐后毫无次序地冲向早已列成阵势的唐海军。倭军坐井观天，妄自尊大，竟然认为将智兵勇，唐军见之，必然自动退去，于是浩浩荡荡地闯进了唐军的埋伏圈。唐军统帅见倭军军旅不整，蜂拥而至，便指挥船队变换阵形，分为左右两队，将倭军围在阵中。倭军被围，舰只相互碰撞无法回旋，士兵大乱。倭军指挥朴市田来津虽然“仰天而誓，切齿而衅”，奋勇击杀，直至战死，但亦无力挽回战局。不过片刻之见，倭军战败，落水而死者不计其数。 新唐书记载
16、：唐军与倭军海战， “四战皆克，焚四百船，海水为丹。 ”百济王先在岸上守卫，见倭军失利，乘乱军之际，遂逃亡高句丽。 唐海军白江口大捷的消息传到周留城，九月七日守城的百济王子余忠、胜忠等率守军投降。倭国陆军忙自周留城及其他地区撤离，百济境内倭军集结于以礼城，于九月十九日撤回本国。唐倭海军白江口之战，结束了新罗与百济间的长期纠纷，同时使倭国受到严重打击。倭国失败的直接后果是，停止了对朝鲜半岛的扩张，大约在千余年之内，未曾向朝鲜半岛用兵。另一方面，唐灭百济，五年之后灭亡高句丽，与唐友好的新罗强大起来，逐渐统一半岛。 中日第一战倭国的惨败给予日本的自信心以极大的打击，此后十年间，日本采取守势，在本州西
17、部和九州北部大量增筑烽火台，布置重兵防守，闹到人心惶惶。然而，唐在帮助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后，却并未向日本本土出兵。日本也由此认识到自身的不足，打开国门，积极向唐朝学习先进的生产文化，巩固了“大化改新”的辉煌成果。 (发帖时间:2004:6:10 21:00:18) (编辑时间:2004:6:10 21:00:40)目 录第一章 古代贵族统治的时代 2第一节 原始社会 2第二节 早期国家的形成 5第三节 强化天皇政权 8第四节 庄园与摄关政治 13第五节 武士与院政政治 17第六节 唐风文化与国风文化 20第二章 中世武家势力的成长 23第一节 镰仓幕府与元军征日 23第二节 南北王朝与室町幕府
18、 27第三节 南北朝文化与室町文化 31第四节 战国大名与织丰时代 33第五节 前期德川幕府 37第六节 后期德川幕府 41第三章 近代对外扩张的步伐 46第一节 “明治维新” 46第二节 自由民权运动 50第三节 大陆政策及其行动 53第四节 大正民主运动 57第五节 法西斯与全面战争 60第六节 近代社会与文化 64第四章 现代经济大国的虚实 68第一节 占领与改革 68第二节 55 年体制的形成 72第三节 “经济的季节” 76第四节 政治大国的动向 79第五节 经济衰退与改革 83第六节 社会思潮与文化 87第一章 贵族统治的时代第一节 原始社会一、 旧石器时代从考古学上讲，旧石器时代
19、是指石器时代的早期阶段，当时的原始人使用比较粗糙的打制石器，过着采集和渔猎的生活。从社会组织形态上看，是人类从原始群向母系氏族公社过渡的阶段。自 20 世纪 40 年代末以来，随着大批旧石器遗址的发掘和一些古人类化石的发现，改变了日本列岛没有旧石器文化以及原始人类生存的传统观点。但因火山较多，地震频繁，地表变化较大，而且土壤酸性较强，人骨容易被溶解，因而保存下来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及遗物较少，距今时间亦较近。目前能够得到学术界公认的旧石期时代为三万年前到一万年前，日本考古学界称之为后期旧石器时代。1949 年进行独自考古活动的商人相泽忠洋在群马县岩宿的土层中发现打制石器，由此证明日本列岛有旧石器的
20、存在。1950 年，在栃木县安苏郡葛生町发现了六件古人类遗骨化石，取名为“葛生猿人” ；1957 年，在爱知县丰桥市的牛川町发现了古人类的上腕骨、左侧大腿骨以及动物化石，取名为“牛川人”；1959 年，在静冈县的三日市发现了古人类的头骨片等七件遗骨化石，将其取名为“三日人”；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又先后在静冈县浜北市的石灰岩洞、冲绳县具志头村的港川、大分县的圣岳洞穴等地点发现了古人类遗骨，分别被称之为“滨北人”、 “港川人”和“圣岳洞穴人”。另外，在大分县的岩户遗址不仅发现了古人类遗骨，而且还发现了当时的坟墓，均是距今两万年前后期旧石器时代的人骨和坟墓。虽然数量还不多，但从已发现的古人
21、类遗骨、大量的旧石器和动植物化石来看，足以证明在后期旧石器时代，日本列岛上已有古人类居住。在上述古人类遗骨中，保存最为完整的“港川人”为一万八千年前之物，从身体特征上看，与其后的绳纹人有血缘联系。因此，原始日本人从何处而来？长期以来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但目前尚无定论。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从地质学上看，一万年前的更新世为地球冰河时期，海平面比今天低得多，日本列岛的北端及南端与欧亚大陆连在一起，主要是欧亚大陆北部的原始人为追逐大型野兽到日本列岛，从而在该地定居下来。后来大陆桥消失，定居日本列岛的原始人形成了最早时期的日本人绳纹人。旧石器遗址发掘表明，当时的原始日本人居住在天然洞穴或岩石遮阴处，另外也
22、在丘陵的斜坡、高地、湖沼等处周围建造住穴，过着“冬则宿穴，夏则住樔”的生活，食物主要是狩猎到的动物、捕获的鱼类或采集到的野生植物及其果实，因而过着频繁的移动生活，作为生产及生活工具的特定地区石器也因此带往各地。当时火已被广泛使用，在静冈县上野遗址，相当于两万年前到一万五千年前的赤土层中发现炉迹，在大阪三味山遗址甚至发现了煮烧肉类食物的痕迹。二、 绳纹文化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是指人类社会出现磨制石器、陶器、农耕、畜牧业的生产食物时期，同时开始定居生活，社会形态为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即以血缘为纽带的母系家庭为基本单位，若干个同一血缘的家庭构成氏族公社，氏族成员共同居住，共同劳动以及共同享受劳动成果。
23、在日本历史上，从距今 1 万两千年前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这一时代持续到公元前 3 世纪，其最大特征是制造粗糙的陶器以及使用以弓箭为主的磨制石器，并出现了最原始的农业。在这一时代的遗址中，曾发现许多手制黑色陶器，因这种陶器的外部大多饰以绳纹的痕迹，故称之为“绳纹陶器”，以这种陶器代表的文化被称之为“绳纹文化”。因此，日本历史上的新石器时代也被称为“绳纹时代”。尽管“ 绳纹陶器 ”是世界历史上最古老的陶器之一，但在日本的新石器时代，生产及生活方式较为落后，仍以采集食物为主。绳纹时代前期，人们的主要生产活动是狩猎、捕鱼和采集，狩猎的动物主要是鹿和野猪等。生产工具仍然以石器为主，但这时的石器是充分加工
24、过的磨制石器。除磨制的石器以外，还有木制的弓箭、骨制的鱼钩及鱼叉等。在绳纹时代中后期，人们开始利用鱼网并乘独木舟出海捕鱼。在沿海地区，发现了许多绳纹人食用过的贝壳、鱼骨、果皮、破损陶器及石器、骨器等的垃圾堆，因以贝壳为主，所以被称之为“贝塚”。在采集的食物中，以栗、核桃、橡实为主，并将其加以贮藏。根据近些年来的考古发掘表明，至少在绳纹时代中期以后，已经出现了培植葫芦、绿豆、谷物的原始农业。在一些绳纹时代后期的遗址中，陆续发现了碳化米、大麦粒和米的压痕，甚至在北九州福冈市板付遗址中，发现了水田遗址。水田置有调节水量的堰水栅、水沟以及田间小道。在陶器残片上，有稻壳的压痕和一百多粒碳化稻米痕迹，从而
25、说明在绳纹时代后期，已经开始了原始的农耕经济，其中稻米耕作以北九州为最先出现，因而有理由相信其来自中国大陆。接下来的弥生时代之所以迅速普及水稻农耕，与绳纹时代奠定的基础不无关系。由于食物供应较为稳定，因而绳纹人可以在一个地方居住较长时间，并逐渐开始过定居生活。住宅为竖穴式房屋，即从地面下挖 50 公分左右，四周用若干根木柱支撑屋顶，房屋的平面形状为圆角方形、方形、梯形、圆形、椭圆形等，室内中间设有炉灶。每个房屋居住一个家庭，几个家庭构成一个居住区。居住区大多以弧形或环状形构筑竖穴建筑群，其中央辟有召开会议、举行集体活动和从事祭祀的场所。1993 年在长野县鹰山黑曜石矿山遗址发现绳纹时代 80
26、座深度十米左右的矿井，表明曾有大量的绳纹人长时间在此挖掘适合磨制石器的材料。同年在栃木县寺野东绳纹时代遗址发现宽 20 米、高数米土墙围成直径 180 米的场地，可能是当时的日本人进行集体活动的场所。1994 年在青森市三内丸山发现 5500年前至 4000 年前的绳纹遗址，并有数根直径一米的巨大木柱构成的建筑物，另外有长达350 米的墓地，食物的栽培和各地物品交易的痕迹，由此可见绳纹人不仅开始定居和农耕，而且具有相当发达的社会组织和物质交流。在绳纹时代，人们穿的衣服是用兽皮和植物纤维的编织物制成，身上佩带的装饰品有手镯、项链、发饰、耳饰、腰饰等。手镯多用贝壳制成，也有木制和土制的物品，项链是
27、把贝、石、玉制品串起来。当时人们有拔齿和研齿的习俗，成年人拔掉犬牙或门牙，研齿是将门齿研磨成带沟的叉子形状。绳纹时代的墓葬比较简单，大体相同，随葬品不多且多为装饰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人们过着平等的原始共产生活。由于绳纹时代的生产力低下，人们对自然灾害无能为力，对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迷惑不解，于是产生了依赖自然的原始宗教。即相信万物有灵，因而制作许多人物、动物、山形土偶、各种土版、岩版以及精制石棒、石剑作为崇拜的对象或祭具，以求神灵保佑获得丰收以及生活的安定。从已经发掘的遗址来看，绳纹人多集中在采集食物较为丰富的关东地区。据推测，当时全日本列岛的居民共有 15 万到 25 万人，其中西日本仅
28、有 3 万到 5 万人，平均寿命在 30 岁左右。三、 弥生文化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左右，日本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因为在这一时期的遗址中，发现了大量比绳纹时代陶器在技术上更为进步的新型陶器，其形制一致、纹样简单、外形美观。由于这种陶器最早发现于东京都弥生町，所以被命名为弥生式陶器。直到公元二世纪的这一时代为弥生时代，同时也称作弥生文化。该文化的主要特征除弥生式陶器外，还有水稻农耕的普及、金属工具的应用、阶级及地域国家的出现等。在弥生时代，水稻农耕获得迅速发展。从中国大陆传入的水稻栽培技术首先扎根于北九州地区，然后逐渐向本州岛传播。水稻的种植，使绳纹时代的日本人从采集、狩猎、捕捞为主的半定居
29、生活急速转化为以农耕为主的定居生活。在弥生时代初期，水稻种植尚较为粗放。中期以后，由于水利技术的进步，耕种地区不断扩展，不仅在有河流的冲积平原或低湿地带，而且在中部的山岳地带也开辟了水田。在属于弥生后期的登吕遗址中，展现了较高水平的水田耕作技术。登吕遗址位于本州岛中部的静冈县南端。在大片低湿地上，弥生时代的日本人开垦了成块的水田。每块水田的面积不尽相同，小的 300 平方米，最大的达到 2300 平方米，一般在1400 平方米左右，总面积约为七万平方米。大片水田整齐排列，畦与畦之间用木板和木桩相隔。有一条全长 500 米的灌溉水系和排泄水系并行的水渠，在水渠的中部有两个堰，调节灌水和排水。灌溉
30、水路和排泄水陆相交之处，安置了木制的过水通道。弥生时代水稻普及及其生产技术的提高，与生产工具的进步有关。弥生时代的中期以后，已从大陆传入铁制器械，与石器、木器、骨器等工具混合使用。铁器器械的出现，推动了冶炼技术的发展，其主要体现在青铜器的制作与铁器的制作上。弥生时代的青铜器也是从大陆传入的，开始作为各种工具使用，但后来仅作为祭祀用具或人们喜爱的珍品，并逐渐形成了以铜剑等武器为中心的北九州文化圈和以铜铎为中心的畿内文化圈。同时，中国大陆的铜镜也大量传入日本。铁器制作主要是采用锻造法，材料是从大陆输入的。目前从地下发掘出的铁器除农具外，还有许多手工业工具，如锯、刨、凿等，也开始用纺织工具织布，其技
31、术与工具大多从中国大陆传入。在住宅方面，弥生人与绳纹人相同，为竖穴建筑。后来为贮藏稻谷，用木柱建造高出地面许多的仓库，人类也逐渐居住到这种高架房屋中。30 座左右的高架房屋、仓库构成一个村落，周围挖有具有防御功能的濠沟，在近畿和伊势湾地区，甚至有数重濠沟的村落。与绳纹人的屈身葬不同，弥生人多为伸展葬。就棺墓的形状来看，既有瓮棺葬，也有箱式石棺葬，还有木棺葬。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普及水稻耕种以及金属农具，显然是受到外来移民及其文化的影响，而且从体形与身高上看，绳纹人与弥生人具有较大差异。绳纹人的平均身高为 150 公分左右，方脸庞，弥生人身高 160 公分左右，长脸庞。学术界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在公
32、元前三世纪前后的绳纹时代末期和弥生时代初期，中国大陆正值秦朝统一及迅速崩溃时期，为逃避战乱和秦朝苛政，居民纷纷外逃，家喻户晓的徐福率众多童男童女去海外寻找仙药的民间传说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另外，从以农耕技术与金属工具为中心的弥生文化首先出现在日本列岛西南的北九州地区，然后逐渐向东北方向扩展的历史进程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大陆文化的传播过程及其影响。农业的发展，金属工具的应用，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分工，因而在出现劳动剩余的同时，也出现了社会的分化以及阶级的形成。从弥生时期的遗址发掘来看，墓地多以男性为中心，而且随葬品也多少不等。另一方面，定居的农业社会在产生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同时，为争夺更好的生活资源
33、，村落之间经常进行战争，结果推动了部落联盟基础上的地域国家的形成。大约在公元前后，在北九州和畿内等先进地区开始出现地域小国家群，这些小国为增强自己的实力以及统治的权威性，有意识地与强大的大陆政权交往。据中国史书汉书地理志记载， “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 ”后汉书东夷传也记载道：公元 57 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半个世纪后，“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在北九州地区的弥生中期遗址中曾发掘许多青铜镜、货币等汉朝物品，由此可见双方之间频繁的交往。这种交往无疑加强了当时处在较高发展水平的大陆文化对日本列岛的影响。第
34、二节 早期国家的形成一、 邪马台国日本正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在八世纪初撰写成书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 ，但其中搀杂了不少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因而在其之前的历史需要参考东亚其他国家的古籍，其中最有文献价值的是三国志魏志 倭人传 。根据该史料的记载，公元二世纪末日本列岛上本以男性为国王的倭国发生动乱，小国之间相互攻击，一年后共同推举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为王。女王“事鬼道，能惑众”，独身，深入简出，由其弟辅助治理国政。卑弥呼死后又立一男王，结果再次引起动乱，公元 248 年，与卑弥呼有血缘关系的 13 岁少女壹与成为国王后局势才稳定下来。30 多个小国组成以邪马台国为中心的联合王国，其政治机构尚未成熟。
35、最高统治者是女王，其下有大率、大倭、大夫等高级官员。大率是中央派到各小属国的检察官，大倭是全国管理集市的官吏，大夫是主持外交事务的官员。地方官员等级有多有少，有些属国还保留国王。邪马台国有一支维护统治秩序和对外战争的军队，并有不成文的法律和刑罚， “有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户及家族”。由此可见，该国为带有母系氏族、政教合一等原始社会残余的早期国家。邪马台国的经济以农业为主， “种禾稻、苎麻、蚕丝”等。农业生产水平日趋提高，酿酒业已相当普遍。 “人性嗜酒” ，说明已有足够的粮食，除供人们吃饭外，还可满足喝酒的嗜好。手工业已同农业分离，有生产兵器、工具者，还有纺织手工业者，也出现了专门制作
36、供贵族们赏玩、装饰等工艺品的部门和工匠。根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的记载，新国王壹与曾向曹魏赠送白珠五十孔，青大句珠二枚，异文杂锦二十匹。 “白珠”即珍珠，是九州地区的传统产物， “青大句珠” 是用玛瑙加工而成，异文杂锦是精美的纺织品。随着水稻及其它农作物耕作的普及，人们定居下来，出现了较大的村落或集市，人口逐渐增加。邪马台国有七万多户，其属国投马国有五万多户，奴国有两万多户，其它数千户不等。邪马台国普遍使用铁器农具，因而进一步推动了冶炼技术的发展。农业的进步以及手工业产品的增多，相应地促进了贸易的发展。邪马台国及其下属各国都设有贸易集市， “国国有市，交易有无”。除特定区域的集市贸易之外，还有远距
37、离的贸易活动，例如在对马国， “乘船南北市籴”，在一支国， “差有田地，耕田犹不足食，亦南北市籴。 ”当时的邪马台国“尊卑各有差序”，基本居民分为“ 大人”和“ 下户”。 “大人”与“下户”之间存在着等级森严的差别，两者路途相遇时， “下户”要躲到草丛中，为“大人”让路。和“ 大人”谈话时， “下户”或蹲或跪，两手据地，非常恭敬。 “大人”可以娶四五个妻子， “下户”只能娶两三个。“下户”有向国家交纳“ 租赋”的义务，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劳动者，也是作战时的主要军人。由此可见， “大人” 为贵族， “下户 ”为平民。除“大人”和“ 下户”之外，还有“奴婢”和“生口”，两者的身份相当于奴隶，来源于战
38、俘或罪犯。他们没有人身自由，用做家内劳动或作为礼物赠送，甚至被当作殉葬品。例如卑弥呼女王使役奴婢千余人，其死后， “大作冢，径百余步，殉葬者奴婢百余人”。邪马台国使节数次到魏国朝贡时，均有献男女“生口”的记录。邪马台国与大陆政权交往频繁，仅在 239248 年就四次派使者到魏国。根据史书记载，239 年卑弥呼遣使魏国，被授予“亲魏倭王”印，赐给黄金、刀、铜镜、真珠、纺织品等；248 年，新国王“壹与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将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还；因诣台，献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贡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珠，异文杂锦二十匹”。从三国志魏志 倭人传记载的方位来看，邪马台国应在九州岛的北部地区，但从其记载的距离
39、来看，则应在近畿地区，因而学术界围绕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至今依然争论不休。另外，由于缺乏文字记载以及考古资料，邪马台国最终结果如何以及其与后来近畿出现的大和国具有何种关系，仍有许多不解之迷。二、 大和政权由于没有文字记录，因而三世纪后半期和整个四世纪日本列岛的真实状况不得而知，但大量考古发掘表明，至少从公元三世纪后半期开始，以大和（今奈良县）为中心的畿内地区出现一个较大的国家，史称倭国或大和政权，因为此时出现了许多象征权威的巨大前方后圆陵墓。从四世纪开始，这种古坟从畿内地区遍及列岛中部以西各地，显示至少在西日本地区已经出现了统一的政治联合体。从公元三世纪末到七世纪初，规模较大的坟墓在日本列岛到处
40、可见，因而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古坟时代。但从古坟的形式和规模上看，可分早、中、晚三个时期。在从三世纪末到四世纪的早期古坟时代，古坟的形状为前方后圆形或圆形、方形等，其中最大的古坟为奈良县箸墓古坟，长达 280 米，随葬品多为铜镜、玉石、铁制农具等；从四世纪中期到整个五世纪，为中期古坟时代，日本列岛大部分地区出现巨大的前方后圆坟，其中最大的古坟为大阪府的仁德天皇陵（亦称大山陵古坟） ，长 486 米，后面的圆部直径 249 米，高 35 米，前面方部宽 306 米，高 33 米，三重濠沟，其面积甚至超过埃及的金字塔或中国的秦始皇陵，需要 2000 人连续劳动 16 年方可造成。由此可见，大和政权此
41、时已经控制了西至九州、东至关东地区的广大地区。另一方面，巨大古坟中的随葬品多为骑马用具和骑马作战用的武器，反映了大和政权为获得先进的生产技术和铁制工具而积极插手朝鲜半岛事务，并常常参与高句丽、新罗、百济三个朝鲜半岛国家之间的战争，结果使大和政权的军队学会了骑马作战，并将战马及其武器作为战利品带回国内。朝鲜以及中国的有关史料记载了大和政权派军队参与朝鲜半岛上发生的战争以及日本列岛的统一过程，例如高句丽王国的广开土王（好太王）碑上有“倭以辛卯（391）年来，渡海破百残”的字样。中国史书宋书蛮夷传也有这样的记载：顺帝升明二年（478） ，倭王武遣使上表，声称“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
42、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征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 ”六世纪至七世纪为古坟时代晚期，出现各种形式的坟群，以其规模表示身份等级的前方后圆坟消失，一般认为这与儒学及佛教传入而带来的新统治理念有关。例如在七世纪初，圣德太子实施颁布的十七条宪法、制定冠位十二阶等改革措施。在早期古坟时代，作为统治者的贵族与作为被统治者的民众截然分开，不仅其居住地点相异，生活方式也各不相同。贵族们居住在周围有濠沟的建筑群中，除生活住宅外，还有祭祀、政务、仓库等场所，而普通民众住宅简陋，周围没有濠沟，只有栅栏，建筑群内有复数竖穴屋及平房、高架仓库、畜舍等，具有复数家庭的大家族组成一个村落。
43、当时人们的生活用品多为制作较为精美的陶器，相信万物有灵，祭祀对象为山、石、河、木等自然物品。与弥生时代的青铜器祭祀用具不同，四世纪时多为金属武器及农具、玉石，五世纪后以石制的镜、剑、玉较多。大和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大王为中心的畿内地区贵族的联合体，进入五世纪以后，形成了王位由大王家族人员继承的惯例，而且为有效管理其统治地区，逐步建立了以“氏姓制度”、 “部民制”、 “县主国造制 ”为特征的政治体制。氏为有血缘关系的同族集团，与大和政权关系密切的氏族集团分为以地名为姓氏的家族和以服务王室的职业名为姓氏的家族，前者有葛城、平群、巨势、苏我、吉备、出云等氏族，后者有大伴、物部、土师、中臣、膳等氏族。
44、氏族首领被称为“氏上” ，同族成员被称为“ 氏人”，由“ 氏上”代表氏族参与各级政治。五世纪末，大和政权按照氏族的政治地位授“姓”给“ 氏上” 。中央级的“ 氏上”被授予“臣”、 “连”姓，协助大王统治全国的葛城、平群、苏我等“氏上”授予“臣”姓，原服务王室的大伴、物部、中臣等“氏上” 授予“ 连”姓。同时从“臣”姓和“ 连”姓中各选一名担任最高行政职务者，被称为“大臣”、 “大连 ”。另外，在地方上比较有实力的“氏上”被授予“君”姓，一般“氏上”被授予“直”姓，地方行政首长以及手工业氏族的“ 氏上”授予“造”、 “首”姓等。具有“姓”的“氏上”拥有占有土地、参与国政或地方行政的经济、政治特权
45、，是具有统治者身份的贵族。通过大王对“氏上”的授姓制度，完善了大和政权统治体系，并巩固了大王的支配地位。大和政权的王室、中央及地方贵族均有自己的土地及其耕种者。王室的直辖领地称“屯仓”，由中央派官员管理，耕种者为“屯仓”周围服徭役的农民，他们被称为“田部”。另外，大和政权为加强对地方的统治，还将地方贵族的一部分私有民划为中央政府直辖民，称为“子代”、 “名代”部，由政府官员加以管理。各级贵族的私有地称为“田庄”，其土地上的劳动者归贵族所有，被称为“部曲” ，冠以“ 氏上”之名，如苏我部、大伴部等。除土地劳动者外，大和政权还将从大陆移民来的手工业者和知识人编成各种“品部”，例如锻冶部、锦织部、制
46、陶部、玉造部、忌部、史部等，由“伴造”管理，为大和政权制造手工艺品或从事记录历史、编制文书及帐目等文字工作。大和政权最初在重要的地区设置县，其首长称为“县主”，任命地方有实力的贵族担任。从五世纪末到七世纪初，又将县改造为“国”，其首长称为“ 国造 ”，仍由地方有实力的贵族担任。国造掌管特定区域的行政事务，并管理屯仓与部民，统帅军队等，但要向中央政权进贡地方特产、战马、士兵等，其家族也有为大和政权负徭役的义务。三、 对外关系从三世纪到六世纪，中国大陆处在魏晋南北朝的动乱时期，受其影响，朝鲜半岛也发生较大的变化。地处中国东北部的高句丽不断向朝鲜半岛北部扩张其领土，313 年吞并大陆汉政权设置的乐浪
47、郡。在朝鲜半岛南部，三世纪时形成三个小国家，即马韩、辰韩、弁韩。进入四世纪后，马韩、辰韩演变成百济、新罗，弁韩仍是小国联合，其地区被称为伽耶。受到高句丽入侵压力的百济、伽耶，与积极插手朝鲜半岛事务的大和政权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史书记载，399 年百济曾与大和军队一道进攻新罗。根据宋书蛮夷传 倭国的记载，进入五世纪后，大和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大王先后由赞、珍、济、兴、武五人担任。他们一方面通过插手朝鲜半岛各国之间的战事，保持自己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以获得必需的先进生产技术和以铁为中心的金属资源；另一方面又不断派遣使节向中国大陆政权朝贡，获取在日本列岛与朝鲜半岛统治的权威以及先进的文化与生产技术。从公元 413 年到 502 年，大和政权先后 13 次遣使到东晋、宋、梁各朝，要求给予册封。据史书记载，宋顺帝在 478 年“诏除武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通过朝鲜半岛间接或直接与中国政权的接触，大陆文化陆续传入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