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钱理群在这次北大人事改革的讨论中，人们重复得最多的是几个关键词：“改革”，“世界一流大学” ，“一流教授”等等。这也是当下中国与中国教育界最流行的时代词语，用我们中国人最习惯的说法，这是时代潮流，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这当然不可、也不能反对。而且方案一提出，讨论刚开始，就有了预言：这次北大改革将给北大，以至整个中国教育带来怎样、怎样的辉煌。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性思维：凡改革一定改变历史，而改变历史一定具有正面的历史意义。但正是这些作为讨论前提的习惯性的说法，习惯性的思维，以及背后的创造历史的冲动，都是可以进行质疑与追问的-“改革”“为什么改革？要改革什么？谁来改革或者谁
2、被改革？如何改革？谁从改革中受益，谁从改革中受损？”1 在“改革”的背后隐蔽着什么？在世纪初的当下中国与世界，提出“大学改革”，是与什么样的历史“对话”？其“ 潜在动机”、“问题意识” 、“发展方向”是什么？2 现在提出“改革”的目标是什么？要“改 ”到“哪里去” ？是不是只要是改革，就一定具有正面价值？在设想其可能有的正面价值的时候，要不要同时想到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从而采取必要的防范性措施？能不能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不计后果的，满怀信心地一路“凯歌行进”？“ 改革就是一切”真的是“硬道理”吗？“世界一流大学” 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其标准是什么？这里的“世界”是什么概念？为什么要以“世界
3、” 一流大学为目标？为什么还要定出具体的时间指标？究竟“ 谁想要世界一流大学”？3 改革者试图通过什么样的手段、途径、措施来如期达到自己既定的目标？按照这样的改革思路能够达到这一目标吗？而这背后的问题是，什么是 “大学”？大学的功能是什么？“一流教授”什么是“ 一流教授”，依据什么理念、标准与逻辑来评价？怎样评定一流教授，应采取什么游戏规则？这些规则应由什么人来定？或者说，如何建立制定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的合理机制？怎样保证被评定者的合法权利？有了制度、规则，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吗？用什么体制来保证吸引并留住一流教授，并充分发挥其作用（一流教授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同时又防止学术霸权的出现？
4、如何培育一流教授的后备队伍，建立合理的学术、教学梯队，保证校园内的各类人才都能安居乐业，各得其所，如何形成良性竞争（我们需要怎样的竞争？）以达到健康的学术生态平衡？这类的问题还可以提很多，而且我自己也没有完全想清楚，自然无力全面展开，只是希望提出问题，引起注意与讨论。这里，我还想推荐两篇文章，即陈平原教授所写的中国大学百年？4 与我看北大百年变革。事实上，我在这里所提出的问题，在“中国大学百年” 以及“北大百年变革”的历史中，都是曾经遇到过的，有过不同的探索与试验，其中就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因此，如果结合我们中国自己的 世纪经验来讨论所提出的前述问题，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但我自己却缺乏
5、相应的研究，也只能出个题目。我由此而想到，要真正解决由北大这次改革所引发的上述问题，是需要有更深入的现状调查与学理（而且是多学科的）研究的；这样，我们要进行的改革，才可能真正建立在科学与民主的基础上。而缺乏充分的调查研究与学理基础，恐怕正是以往的许多改革产生不少弊端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意识到这一点，但我自己由于专业的限制，也只能就所观察、感受、思考的一些问题，作一个经验性、体验性的发言：这是名副其实的抛砖引玉。（一）无论是改革实验，还是学理的研讨，都要从当下中国大学教育的“问题”出发，这大概也应该是我们的讨论的前提。如果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讨论中所出现的不同意见，其实是出于不同的问题意识。这里
6、所要谈的是，我对中国大学教育所出现的 “问题”的观察与体认。北大这次改革的设计者在回答“ 为什么要进行大学体制改革？” 的问题时，有一个很明快的说法：“教育体制（包括高等教育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所唯一没有进行根本性改革的地方”。据说提问的记者听了这话立刻联想起某位北大教授所说，“大学是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最后一个堡垒” 。5-这里说得再明白不过，中国的改革发展到今天，自然应该对大学这个“计划经济” 的“最后堡垒”开刀，开刀就自然要从北大入手。这似乎并无问题，几乎是所有的讨论者都可以认同的。但我的追问，也正要从这里开始。我的问题有三：一， 什么是 “计划经济体制”在大学管理中的主要表现？或者说，究竟
7、是高校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哪些弊端阻碍了当下中国教育的健康发展，必须成为我们今天改革的主攻方向和主要理由与根据？在这次讨论中，很多朋友都谈到了中国大学的沉疴正在于根深蒂固的官本位、行政本位（还有朋友提到了后勤本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使大学丧失了独立性，形成了对大学自主权的严重干预和限制：而在校内行政权力的无所不至又形成了对教师的学术权力与学术自由的严重干预、限制。同时出现的是行政机构的极度膨胀，形成了教学人员与行政人员比例的严重失调，这是造成学校管理中的严重的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重要原因。在我看来，这才是计划经济在大学管理中的主要表现，如果不触动这方面的问题，或者避开了这方面的改革，或因其有难度
8、而将其悬置，那就根本不可能使所谓“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有根本性的变革，如果仍然用计划经济的管理逻辑、思维与办法来进行改革，恐怕还会加强“计划经济的堡垒” 的力量。我想要强调的是，计划经济的弊端的背后，有一个教师在学校中的地位与权利问题。实际上现在高校里的普通教师是既无地位，也无权利的，更没有维护自己权利与利益的组织，工会的职责被缩小为每年举办一两次联谊活动，所谓“ 职工代表大会” 也最多起一点谘询作用。对教师的教学与研究具有根本意义的“教学民主”与“学术民主”似乎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特别是青年教师，实际上已经成为学校里的“弱势群体”-这里所说的“弱势” 绝不是讨论中的某些人所说的“智力的
9、弱势”：这种说法本身就是带有歧视性的偏见；我所说的是一种“ 权利的贫困与弱势”。在当今的中国大学，即使是教授，也都缺乏独立的利益欲求和自由表达的权利，以及参与学校各级行政领导人的选聘，参与决策过程，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利；但教授因其学术地位还有一点有限的发言权，青年教师连学术上的发言权也没有。正是这种状况，严重地影响了教职员工的积极性，成为束缚教学与学术研究“生产力” 的主要原因。在我看来，这才是非改不可的主要理由。也就是说，大学要根本克服计划经济管理的弊端，是必须同时推进校园里的民主改革的。而且还要看到，我们现在对学校的学术、教学工作的组织、领导方式，还是计划经济时代搞计划指标、群众运动的方式。
10、首先，规定在某个时间内（北大规定的时间是十年）“实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这本身就是一个“ 计划指标”，是用对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方式（而且有极强的计划经济印记）来规范学校教育，是根本违背教育、学术发展规律的，其结果只能是把这样的“赶超计划” 变成“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或者其实质也就在于此。于是，又有了这些年十分盛行的“精品工程”，“造大船”，还有什么“誓师大会” ， “春种秋收”，等等层出不穷的花样。这也许正是中国特色：最喜欢用工、农业生产的词汇（“工程 ”、“造船”、“种收”）与战争词汇（“誓师”）来讲学术，这或许正是一种隐喻：有些官员们就是用经济与军事的逻辑和方式来管理学术的。所
11、谓“精品工程” ，就是由某一名教授挂帅（更多的情况下是挂名），搞“大兵团作战” ，这是“大跃进 ”时代的“大搞科研群众运动”的做法，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又“重来”了。劳民伤财不说，更是败坏了学风，这些年学术研究上的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形式主义、浮夸之风，实际上都与这种领导方式有关。还应该指出，这种领导方式有一个背景，就是这些年国家加大了对学术研究的资金投入，这本是一件好事，但有些掌握了权力的官员就产生了“有钱不花，过时不用”、“国家的钱不用白不用”的心理，说穿了，这类“学术工程” 有不少（当然不是全部）就是“花钱工程”，少说也是用纳税人的钱来买自己的“ 政绩”，这其间的弊端也是显见的。面对这样一种
12、“学术生产”的“组织”方式，我常常要想起赵丹在离世前所说的一句话：“ 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按我的理解，他就是针对计划经济时代领导文艺的根本性弊端说的。这背后是包含了深刻的、甚至是血的历史教训的。要知道，学术研究是既不能像“生产”一样“组织” ，也不能像时销商品一样讲“速效”的-至少人文学科是如此。在我看来，领导学术的最好办法就是“ 无为而治”：只要有一个 “宽容”的政策，营造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与氛围，提供相对“宽裕”的生活与工作条件，其他都不用管，放手让教师去教自己的书，学者去做自己的学问，积以时日，自会产生“ 精品”。其二，我要问的是，我们能不能把当下中国大学的问题简单地归结为或局
13、限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这样的一种认识和提法，会不会遮蔽一些重要问题？黄子平先生在这次讨论中，提出了他对中国大陆教育状况的一个很深刻的观察：“ 官衙门积疾未除，又添洋商场新疾” 。6 我在面对当下中国大学教育问题，甚至整个中国问题时，总要想起鲁迅在 世纪初所表达的一种忧虑：“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 。7 事实上，一百年后（鲁迅的文章写于年），我们所感受到的也还是这个“ 二患交伐”的忧虑，尽管具体内涵不尽相同。这样的历史循环，是让人沮丧与无奈的，但我们只能直面。值得注意的是，“积疾” 与“新疫”是常常交织在一起的。就拿前文所说的“官本
14、位”来说，同样是“官”，今日之“官”，与计划经济时代的 “官”，既有基本的相同，却也“与时俱进”，有了新的时代特点。比如，今日之“官”- 自然是指大有 “雄心壮志”（或曰“野心”）者，而不是忠于职守（或曰“安分守己”）者，已经不满足于只当官（书记或校长、主任），还要当教授、博导，以至董事长，将政治、思想、组织的权力与学术的权力，以及经济的权力集于一身，把所有的利益全部捞到手，而且还想世世代代传下去。而且还要“官官相护”，以形成一个利益集团。他们人数不多（但有与时俱增的趋势），但能量极大，在官场上颇能呼风唤雨，对同事中的正派人、老实人的打击是不择手段的，同时也很懂得笼络人心，即所谓利益分享，以扩
15、大既得利益集团的社会基础。在我看来，这就是这次讨论中，很多朋友谈到的这些年在高校十分盛行的所谓不上课、不作研究的“ 官员教授”现象的实质所在。高校里的学术腐败，使人们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或担忧：在中国的校园里，是否有可能形成一个以权力作支持与保护的，试图占尽大学资源（包括政治、思想、文化、学术与经济诸方面）的既得利益集团，或者正在悄悄地萌生？我们通常只注意社会上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而往往忽略了校园里也会有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校园看作是一块“净地”-在下文中还要谈到，就我个人的理想，我还是希望校园能保持相对的干净；但我们不能因理想蒙蔽了自己的眼睛：在当下这个“一体化”的
16、社会里，社会上发生的一切，都会在校园里发生；校园内外的勾结（说好听点，是“ 沟通”）是不可避免的。这就说到了高校学术腐败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人们议论比较多的，即所谓“卖文凭、学位”或变相“卖文凭、学位”。这样的买卖文凭，从高校方面说，有的时候是被迫的；更多的情况下，却是“双赢”，即买卖双方都得到利益：卖方（校内的官员）所得到的不仅是经济收入，更是与买方（地方官员，企业家.）的社会关系：这可是一个更大的“ 无形资产”。于是，我们又要讲到校园腐败的一个更加重要的，但却是未能更充分暴光的腐败，即这些年大学里盛行“产、教、学” 的三结合所产生的腐败。自办产业可能有它的必要性，据说这是学校自筹资金的主
17、要手段；也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对校办产业中的腐败现象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的态度，生怕得罪了“ 财神爷”。但从这次讨论中，知情人在网上揭露的问题看，确实已经到了不能再视而不见、听之任之的地步。在我看来，校园内的种种经济腐败现象，越是捂着掩着，越是暴露它的严重性：不仅是教职员工的利益，学校、国家的利益受到了巨大的损失，而且还会加速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这很可能是当下中国大学的一个“ 脓疮”，且看何时能够捅破吧。在这次讨论中，还有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仿佛至今为止，中国大学校园内还没有竞争，因此，必须引入西方的竞争机制，以作为改革的突破口。然而，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每一个对当下中国大学稍有
18、了解的人，更不用说我们这些校园中人，都会知道并感受到，这些年大学里的竞争不但十分激烈，而且已经形成了某些竞争机制。评定与竞争大体上有这样几个方面：职称（教授、副教授、讲师）的评定与竞争；学科带头人、“人才工程” 的成员. 的评定和竞争； “硕士点”、“博士点”，重点学科，学术基地.的评定和竞争；不同级别（学校级、省市级、国家级）的科研项目的评定与竞争；不同级别（学校级，省市级，国家级）的评奖的评定与竞争.。其中的竞争机制则有以下几点：，竞争确实和每一个人的利益“挂勾” ：对个人来说，这直接涉及个人待遇与地位；对单位及各级领导，则是考核政绩的主要指标。因此，这是谁也逃脱不了的。，有一个建立在等级
19、基础上的量化的评价标准，如发表多少文章，特别是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过多少文章（有具体篇数要求）；出版过多少著作；获得多少、什么级别的学术奖；承担了多少、什么级别的研究项目，获得了多少基金.等等。，在评选过程中，虽然也有专家评审，但依然是以行政权力为主导的。，越来越注意“与国际接轨” ，而所谓“接轨”主要是指国际交流，如评基地、重点学科、博士点，通常都有一个指标，即召开过多少国际学术会议，接待过多少外国学者，有多少人、次参加国际交流，等等。应该说，通过职称的评定，确实有不少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得到了其应有的地位与待遇，一旦评上副教授，生活就有了基本的保障，或者说有了安居乐业的物质基础：这些年大学里的教师
20、生活条件和研究条件的改善恐怕是有目共睹的，这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果。但是否因此而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则很难说，至少是没有预期的那样明显。而现有的评选、竞争机制其负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就我所熟悉的人文学科而言，等级式的量化评价标准实施的结果，不但每一个环节都要开后门，这些年学术腐败的增长速度可以说达到了惊人的地步，而且助长了重量不重质的倾向，成批生产了大量的平庸之作，甚至是学术垃圾，完全败坏了学风。繁琐的评选与检查，各类表格成灾，使所有的被评审人、评审人，以及系与教研室的领导（他们有许多是业务骨干），都疲于奔命；管理者的文牍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被管理者（主要是学者、教师）的精力浪费都达到了
21、惊人的地步。而无数的名目繁多的学术会议，有许多是所谓“国际学术会议”（其实是请几位外国学者来撑场面，没有可能进行真正的学术交流），更是使学者们忙于到处赶会，不但浪费了大量纳税人的血汗钱，而且助长了空谈的浮华之风，造成了虚假的“学术繁荣”景象，实际上是在制造学术泡沫。更为严重的是，这样一种评价标准与机制，是压制学者的独立思考与批判力、创造力的，因此，我曾说这是一种新的科举制度。一些真正想认真做点学问，并且特立独行，有自己的理想，学术见解与追求，而淡泊名利的学者，特别是他们中的年轻人（在我看来，这样的人才是中国未来学术的真正希望所在），在这样的竞争面前，常常显得无能又无奈，而且经常是失败者。而另一
22、些人，则是如鱼得水，他们是我的导师王瑶先生所说的学者中的“社会活动家”，或者根本没有学问，但极会公关，或也有点学问，开始阶段还下了点功夫，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然后就通过广泛的社会活动，极力推销自己的产品，以取得最大报酬（经济的与政治的报酬），通常情况下，还要“超值”。而这样的人，还往往被选中充当学术官员的接班人，一旦有权，就充分利用现有竞争体制，为自己捞取更大利益，同时拉帮结派，“武大郎开店” ，排斥异己，压制才华高于自己的同辈或年轻人，有的甚至成了学霸。这样的 “学术新贵”，人数并不多（尽管也有与时俱增的趋势），目前尚处于萌芽状态或形成过程中，但很值得注意，他们很有可能成为我前面所说的也在形成
23、中（或可能形成）的校园里的独占资源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2)钱理群在这次讨论中，很多朋友都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这些年中国大陆学术水平下降与整体水平不高的问题。尽管这是颇让人尴尬而惭愧的，但我们也只能正视。在我看来，这是与前述学术管理方式与竞争机制中的问题是直接相关的。其所造成的学术体制化，是当下中国学术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个事实，也许有助于我们打破对竞争的迷信，不是任何竞争都会产生我们一厢情愿的效果，它会有良性与恶性之分；也不是对别的国家有效的竞争规则搬到我们国家就一定有效，鲁迅早就说过，中国是一个“大染缸”，再好的东西到中国也会变质。应该对这些年所推行的竞争机制
24、的得失首先作一个清醒的反省，我们并不反对竞争，但绝不认为竞争就能解决一切问题，而且应该建立公平、合理的竞争规则，以促进良性的竞争，而非恶性竞争。学术水平滑坡的问题，原因当然是复杂的。比如说，这些年，在以教育作为产业的思想指导下，实行大学的扩招，其所产生的负面作用已经显露；对于教师来说，其直接影响，就是除少数大城市少数大学以外，绝大部分学校里的大部分教师都以主要精力来应付繁重的教学任务，同样是疲于奔命，根本不可能下功夫认真提高教学质量与科研水平。这背后也还有一个所谓“ 创收”的问题。本来，提高教师的收入，使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获得基本的物质保证，是无可非议的。但当“ 创收”成为目的本身，也促使某些
25、教师（包括一些青年教师）把主要精力放在“ 第二职业”的创收上，对科研工作敷衍塞责，粗制滥造，教学工作更是极不负责，引起了学生的强烈反应。另一面，当创收也成为学术研究唯一的动力时，也就同时导致了学术商业化的危机，花样百出的学术包装、炒作与学术腐败，制造了大量的假冒伪劣的学术“产品”，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公愤。从更内在方面看，这些年高校教师（特别是副教授以上的教师）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如前所说，这本身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但也会产生新的问题。记得鲁迅曾经说过，“豢养文士仿佛是赞助文艺似的，而其实也是敌”，他并且特地引用了裴多菲写给瓦山夫人的诗句，对“苦恼的夜莺，而今沉默在幸福”里表示忧虑。8 鲁迅
26、当然不是主张学者与文人应该“越穷越好” ，相反，他认为“余裕”（我理解是指有物质保证的精神的余裕）是文学与学术发展的必要条件。9 但如果沉湎于优裕的生活，“沉默在幸福里”，放弃或削弱了精神的更大关怀与追求，又确实会造成学者的精神软化，学术批判力、创造力与独立性的减弱，学术境界的狭窄化，使学术成为智力游戏，高雅生活的点缀，这样的来自学者自身精神危机的学术危机，是应该引起警觉的。中国大学里的学者（至少是我所熟悉的人文学者，可能还不只人文学者）的精神与学术危机，还有一个方面也是不可忽视的。这些年，我们一直在高喊“与国际学术接轨”。尽管在我看来，“接轨”的说法的科学性很可怀疑，它很容易产生歧义与误解，
27、但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即我们的研究要有一个世界的人类的视野，要有国际交流，要自觉、主动地吸收世界各时代、各民族、各地区的一切思想、文化与学术的成果，而且事实上，我们至今对世界他民族文化（包括炒作得最热的西方文化，以至美国文化）的了解、认识还是极其肤浅的，吸收也还停留在表面的层次上，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如果在“与国际学术接轨 ”的口号下，将外国的学术界，包括西方汉学界理想化，绝对化，甚至产生新的迷信，以“中国学术的西方化、美国化”为目标，这不但会从根本上丧失学术自信力，而且有失去学术独立性的危险。这些年所出现的学术研究中的中国历史、现实“ 问题”的淡出，创造性思考的退化
28、，将用中国的材料来证明西方某种流行的理论的有效性作为学术规范与追求的倾向，就充分显示了这样的危险。在这样的学术倾向与气氛下，只能培育出当年王瑶先生尖锐批评的，“ 向中国贩卖西洋货，向外国贩卖中国货”的学术上的“二道贩子”，而且所贩卖的都是一知半解的劣质 “产品”。这样的“学术”在国际交流中，是不可能得到严肃、认真的外国学者的尊重的。要知道，学术上的亦步亦趋，不管表面的装潢如何精致，模仿如何维妙维肖，都是没有学术价值的，更无法得到被模仿者的尊重。在这次讨论中，有的朋友十分沉重地指出，这些年，我们越是高喊“ 与国际学术接轨”，我们的国际学术地位反而在下降。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一方面对
29、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与学术缺乏真正深刻的理解与吸收，同时又将自己理解得十分肤浅的“西方文化与学术”奉为神灵，以学得皮毛而沾沾自喜。学术自主性的丧失的背后，是学术精神动力的丧失，学术创造力与想象力的匮缺。这里，还需要谈到中国大学里的学生。这次讨论中，也还有一个颇为可疑的说法，即所谓“一流学生，二流教师”。作为北京大学的教师，我确实是以自己的学生为骄傲的；尽管我对于北大有诸多不满，但却始终难以割舍，最基本的原因就在于我在这里可以尽享“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与“教学相长”之乐：这正是从孔夫子与孟夫子以来的中国所有的教师的共同梦想。但我同样清楚地知道，这样的“天下英才”的高度集中本身就是人才分配中的等级制度的
30、产物，其可议之处是颇多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以所谓“一流学生”这类似是而非的提法来掩盖中国大学生（包括北大学生）中真实存在的问题；如果进一步将教师与学生对立起来，利用学生对教学的不满来获取学生对自己的支持，就是更不可取了。这些年，我和北大与全国各地的大学生有许多接触与大量通信，我发现，很多有思想、有理想、有追求的学生对他们所处的教育环境，当今大学生们的精神状况，有很多的不满，因而陷入了深刻的痛苦中。这里，随便抄录一位外地学生来信中附录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这个时代，大学生差不多早已变得不大会说属于自己的话了。有个朋友说：从我们进大学的那一天起，我们就不断被教导、被灌输、被暗示、被诱逼，哪些话
31、该说，哪些话不该说，见到甲该怎么说，见到乙该怎么说，在台上该怎么说，在台下该怎么说。我们已经丧失了大学生自己的灵魂。告别万岁的大学生并没有成为真正的自我，没有塑造出自我健康的人格。告别权威，他们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盲从社会，迷信流行，没有自己的观点，缺乏智慧的思想”。“ 他们成为了什么？”“他们在实践中追随一种普遍流行的服从，满足于自我精神深度模式的消解和平面化的现状，虚伪，形式化的思想行为正成为一种流行的时尚 ”，“ 一些人 平日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唯争分数之多寡”，“一些人放纵着自己的情欲，寻求生活的刺激和伪先锋式的潇洒”，“ 一些人醉心于理论联系实际 所获取的可观
32、报酬，他们过早地走进了商业操作的流程”，“ 一些充当学生精英的学生干部，以锻炼能力的谎言和借口，满足权力的角逐欲和官瘾，沉醉于发号施令和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精神鸦片之中”。于是，又有了我的如下回信-“坦白地说，读了你的大作，我的心情颇为沉重：至少你说出了相当程度（当然不会涵盖大学生的全部）的真实，我在北大这块被称为” 精神圣地“的地方，也看到了许多这样的学生。我曾经因此感叹北大教育的失败：许多学生都是满怀理想与激情考入北大的，四年教育的结果使学生失去了追求。上学期一位学生在作业中的一段话曾使我震惊： 我很欣赏老师的这门课，这种生活方式。虽然有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的束缚，还是能活得很自由自在，在思想上
33、始终坚持一种自由的状态，永远对自己的爱好、自己的事业充满激情，对自己的生命也充满激情。而回想我这几年的大学生活我觉得我的心态已经老了，我对一切都抱着一种顺其自然的心情，这可以说是宽容，更残忍也是更确切的说法是，这是一种消极的生活态度。现在的我还是在这样的心态中生活着，自己觉得很可悲，但已经很懒再去改变了，我想等我跨出校门之后我或许会改变。这年轻人心态的衰老与倦怠是可怕的，而且我相信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就更使我感到悲哀。你在信中也谈到了你的困惑：我不明白的是，现今的大学生不是不知道自身的浅薄，工具化。但他们为什么甘于这样，为什么安于这样的状态，存在总有其合理性，更深层次的心态到底是什么？这确实
34、值得探讨。你和你的朋友自身就是大学生，当然更有发言权。我想到的有两方面。一是外在的社会的原因。尽管我们现在口头上也在大谈 创新人才，但实际上在现行体制下需要的是有效率的工具，国家与商业机器上有用的螺丝钉 ；另一方面，官本位的体制也从根本上扼杀了人的创造性与积极性，再加上不公平的竞争，由此产生的腐败，人与人之间的敌意、相互伤害等社会风气的毒化.，这都会造成年轻人的工具化，浅薄化与老化。从大学生自身来看，我以为根本的问题在于缺乏信仰，失去了追求的目标与动力。没有了精神的信念，信仰与追求，失去了生活的目标感，人成了空心人，只能把人本能的欲望膨胀到极端，或者依靠利益的驱动，不择手段地在名利场（官场与商
35、场）上追逐，有的则消极退缩，陷入遁世或混世。因此，现在的中国，最迫切的是 文化的重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价值观、理想、信念与信仰的的重建。如你所说，即使有的大学生不满于自身的状态，但只要新的精神信念未立 起来，他们也就必然处于迷茫中，或按照现有生活的惯性继续生活下去。但这样的重建，是不能靠他人来指点的，只能由青年人自己来寻求，创造。因此，我非常赞同鲁迅当年的观点：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你
36、在信中说你们已经有了一个民间的思想村落，这就是一个好的开端-路正在你们的脚下，这是确实如此的”。这里所提到的文化重建，价值理想、信仰的重建，本应该是大学的任务。因此，大学生的问题，正是大学教育的问题的折射；用廉价的赞颂来掩盖大学生的问题，其实质就是要掩盖中国大学教育的问题。那么，中国的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是不是就一无是处呢？这也正是我要追问的第三个问题：能不能把中国的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简单地看作是所谓“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必须做大换血式的大手术？我在前面说过，我这样的教师对北大确实有一种迷恋，除了学生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北大有蔡元培所奠定的 “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
37、统。这个传统在 世纪年代的北大曾有过较好的恢复，我自己也深受其益：当时我所在的中文系，就拥有一大批真正是一流的老教授，但他们无论是治学，还是为人，都有不同的追求，而且把这样的追求发展到极端，从而形成极其鲜明的个性，他们之间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形成了“兼容并包”的格局。在这个格局中，每一个教授都有明显的长处、特色，同时又有某些方面的不足与偏颇，但由于他们之间的相互制约，即从整体上保证不会将某种倾向发展到极端，从而达到较为合理的学术生态平衡。所谓“相互制约”，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在学术上谁也不敢稍有懈怠，总要不断努力，将自己的学术向前推进；另一方面，也从其他教授的不同学术思路中受到启发，
38、对自己的学术作某些调整，或对可能出现的偏颇有所警戒：这样，就达到了良性的竞争。这正是最有利于我们这些学生的健全发展的：我们可以从有着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追求与风格的教授那里，各有所取，又各有所不取，我们与每一个教授的关系，都是既受其影响，同时又保持独立的批评态度。当然，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每一个学生和教授的关系，也会出现不平衡状态：学生会根据自己的气质、性格、爱好、自我设计与选择，对与自己有着更多的共鸣处的教授产生更大的亲和力，受到某位教授更大的影响，这自然会产生某种特殊的崇敬感，但他也会受到其他教授的影响，并从其他教授的不同追求中，看到这位教授的某些不足，这就会有效地保证不会将崇敬发展
39、为盲目崇拜。这样就既可享受追随自己心仪的教授的“ 从游”之乐，又能够保持自我精神与学术的相对独立性，师生之间的关系，也就能够达到“ 亦师亦友”的境界。我和我的同代学者之所以得到较为健康的发展，可以说全仰赖于这样的学术环境与传统。这里还要说到所谓北大的“散漫”之风，据说这就意味着“无效率”，是不适应竞争社会的要求的，也是北大必须改革的理由之一。我的看法则相反：这正是北大之为北大，是北大能够出人才的重要原因，因为这背后不仅有着学术自由的理念，即放任学者按自己的兴趣与性情，在没有任何外在干预与压力的情况下，作自己的学问；而且也包含着对学术逻辑的深刻理解与尊重：学术（至少是人文学科）是不能急功近利，不
40、能求速效，不能以数量计，不能“ 计划生产与组织”的，而且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个人的独立、自由的精神劳动。所谓“散漫 ”，看似漫不经心，其实是一种“沉潜”状态，是在淡泊名利，不急不燥的沉稳心态下，潜入生命与学术的深处，进行自由无羁的探讨与创造。这样做出来的学问，看似无用，却有大用、真用；看似无效（率），却有大效、真效。这也是真正的成才之道，北大的老一辈学者就是这样培养我们的：记得刚入王瑶先生的师门，王先生的第一个师训，就是不要急于发表文章，他还特意对我说：你年龄比较大（当时已 岁），急于得到学术界的承认，我能理解；但一定要沉住气，要厚积薄发，后发制人。待我毕业留校，王先生又再次打招呼：你处在北大这
41、个位置，会有很多机会，比如不断有人向你约稿之类，你一定要拒绝诱惑，要有定力，把握好自己，心无旁骛地作学问。而王先生留给我们的最后遗训，也是“ 不要瞻前顾后，不受风吹草动的影响，沉下来，做自己的学问！”应该看到，正是在这一代一代的一流校长、一流学者的努力下，北大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培育学术、培养人才的理念、机制，并且逐渐形成了最有利于学术发展、人才成长的学风、校风与传统，这是我们最可宝贵的财富，是成为“ 一流大学”的最坚实的基础，甚至可以说，这些方面已经是一流的，而且是世界一流的。我在和一些外国学者与留学生接触中，他们中许多人都对北大看似松懈，实则给教师的学术研究留下了较大的空间，与比较充裕的时
42、间的学术环境，以及我们师生之间的亦师亦友的关系，表示十分倾慕；而据说在他们那里，在竞争的压力下，已很难按自己的意愿从容地做学问，师生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商业化了。我当时曾开玩笑说，这可能正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吧。我们当然要反对“ 干好干坏都一样”的“大锅饭”现象，这正是前面所说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的弊端之一，因此，需要有压力与竞争；但还有一个要有什么样的压力与竞争的问题。学术问题上显然不能有政治的压力与竞争；同时，恐怕也不能简单地将商业的竞争规则用于学术，比如就不能简单地以市场上的需求来要求与评价学术；我们需要的是学术的压力与竞争，而在这方面，北大是有很好的经验与传统的：我自己在北大的二十多年
43、的工作中，就时时刻刻地感受到来自学术与教学方面的压力与竞争，并且已经化为自身内在生命的要求，从不敢有半点懈怠，而无需政治与经济的诱惑。而我感到痛苦的恰恰是这些“优越性” 在 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年来，逐渐丧失了：政治的干预时有发生；无所不至的行政干预与商业竞争的渗入，学术的体制化与商业化使学术研究的自由空间与时间被极度的挤压，北大越来越留不住、也吸引不了一流人才，师生关系逐渐成了“ 老板”与“打工者” 的关系：这些都使我产生了“ 北大失精神”的隐忧。因此，很多深受应试教育之苦的中学生、大学生要考北大时，我都劝他们要打破对北大的幻想。但他们都众口一词地说：他们清楚这一点，但北大毕竟还有自己的独立、
44、自由、批判、创造的传统，他们还愿意保留这样一个“精神圣地 ”的“乌托邦”。我终于明白，一个民族，特别是处于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困扰中的民族是需要相对超越的一方“ 净土”的；而北大，正是许多仍然在追求理想、信仰，追求思想的独立与自由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心目中的 “最后的精神堡垒”。这些年，我和大量的北大之外的年轻朋友通信，是深感北大在这些年轻人中的地位与份量的，这是北大的真正力量与魅力之所在。我当然知道这是一个“ 神话”，我写回信的一个很大的任务是要打破它，但我又实在不忍心打破：一个民族的年轻人，如果连梦也不能做，恐怕就太可悲也太危险了。无论怎样，北大毕竟还有一点供人做梦的条件和资本，北大在当今的中
45、国大学里，还多少保留一点蔡元培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有很多朋友都对我说，像你这样的不合时宜的教授，只有北大能容纳你：这一点我自是深有体会，这也就是我无论怎样批评北大（包括本文在内），仍不能摆脱“北大情结”的原因。但或许正因为北大还是这样一个“ 精神堡垒”，总是有一些力量，要想摧毁它。曾有过“政治大换血”的改革计划，终于未能奏效。今天当人们提出要把北大当作“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 来彻底改革时，一定要注意：不要用经济的力量去“大换血” ，用资本的逻辑，将“最后一个精神堡垒”也一起摧毁，那我们就真的要重演“ 从这个门走进去，从那个门走出来”的悲剧了。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3)
46、钱理群事情就是这样：中国大学的问题确实很多，北大的问题确实很多，因此，中国的大学必须改革，北大必须改革；但一定要把问题即病症看准，才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如果诊断错了，或者没有抓住要害，该治的病不治，或者不及时治，甚至将健康的肌体也当病治了，那就会病上加病，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最后，我还有一个疑问-“多疑”正是我这样的人文学者的“毛病”：当有人将包括北大在内的“大学”比作“国营企业”，我就不免产生这样的疑惑：会不会有一天，也在大学（例如北大）推行“股份制”，作为“根本出路” 呢？（二）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来讨论改革的目标问题。坦白地说，我对“ 创办世界一流大学”这一战略目标本身，就颇有疑惑：这里
47、面需要追问与澄清的问题太多。首先，这里所说的“ 世界”，是一个什么概念？记得当年周作人曾写过一篇文章，谈到北大在“大家只知道尊重英文的时代” ，“添设德法俄日各文学系”，以后又开设朝鲜、蒙古语班，这都是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 重大事件”，他希望“北大的这种精神能够继续发挥下去”，他还特别提出要加强对“希腊，印度，亚剌伯与日本”的研究。他说：“近年来大家喜欢谈什么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我不知两者是不是根本上有这么些差异，也不知西方文化是不是用简单的三两句话就包括得下的，但我总以为只根据英美一两国现状而立论的未免有点笼统”10。可见在北大的传统里，“世界”也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大概念。但以后的“世界
48、”就越变越狭窄了，记得年我考上北大，录取通知书上就写着“祝贺你考上了东方莫斯科大学北京大学”这句话：那时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是向苏联“一边倒”的， 年代的中国大学教育改革（当时叫“ 院系调整”），其指导思想之一，就是要把苏联大学的教育理念与制度全盘搬到中国来，把北大改造成“ 东方莫斯科大学”自然就成了北大改革的目标：按当时的理解，莫斯科大学的标准就是“世界第一流大学 ”的标准。这样的“一边倒”的后果，我们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些后果才引发了今天的改革。但奇怪的是，在这次改革的讨论中，我们似乎又听到了当年的声音的重现：美国的教育就代表了当今世界第一流水平，甚至代表了
49、世界教育发展的“ 潮流”，中国大学要进入“国际主流”，就是要瞄准美国顶尖级大学，把美国哈佛大学的理念与体制，稍加改变，搬到中国来，把北大改革成“中国的哈佛 ”-从思路到语言都没有变，只是把当年的“苏联莫斯科大学”变成今天的“美国哈佛大学”。或许今天的“ 向美国一边倒” 的鼓吹者，似乎更要“理直气壮”：当年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今天却是“ 世界一体化”了，按照某些人的观点，“ 世界一体化”就是“美国化”，美国就是当今的“ 天下 ”，自然是只能顺从与跟随。这恐怕也是当今中国的“主流”意识。但在我们这些有着沉重的历史记忆的人看来，实在是十分可疑的，我们所担心的正是历史的重演，如果有一天再来对新的“一边倒”的后果进行“再改革”，那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中国的大学教育实在经不起这么来回折腾了。什么时候我们真正能够跳出 “一边倒”的依附性思维，走独立自主的中国大学教育之路呢？反对“ 一边倒 ”当然不是反对吸取他国的经验，也包括美国的经验。但第一，必须是“大世界”，真正面向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一切地区，而不能是“小世界” ，局限于某一国；第二，要学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