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近代新学与社会文明转型的几点思考王先明近代新学在新旧学术文化的历史更替中勃然而兴，它既是社会文明转型的历史需求，也是社会文明转型的学理动力。因而，只有从时代与学术的相关性角度出发，才能够确切把握近代新学的历史特征及其时代意义。一 新学亦即西学，一直是学术界比较确定的认识，但这确乎又是一个十分含糊的认识，因为从语义和语源意义上看， “新学” 与 “西学”是无法等同的。当然，在近代社会文化变革的历史过程中，新学与西学所包含的社会文化内容，是语义学和语源学所不能容纳的。然而，即使二词的使用完全超越了语义和语源的意义（事实上不可能） ，那么，新学所指称的事物与西学所指称的事物也不能完全同一。揆诸史实，
2、我们发现，亲身经历了中学由传统旧学向近代新学转型过程的近代人，对于新学的界定远非“西学” 一语所能尽。把西学称之为新学，把中学称之为旧学，原本是西方传教士主办的“广学会” 的宗旨，其后张之洞又在 劝学篇中提出了“ 旧体新用 ”，似乎又是“中体西用”的同义语。但如冯自由所说，“是时孙总理、陈少白与康、梁师徒同倡新学” ， 如守旧派启秀所言“政治以人才为先，新学非圣无法” 等；如国粹派的“故者所灭，新者即起” ，维新派人士倡议的“ 不中不西”之“新学派”等，都远远超越了 “新学即西学”的论说。其次， “西学 ”是明末清初就已经出现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一个词语，而“新学”却是19世纪末开始流行，20世
3、纪初风行于世的一个概念；“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 “新学”一词及其内容逐步消匿不彰，而 “西学”一词仍十分活跃。如果将“新学”和“西学”置于历史发展的纵向坐标上，可以清晰地看出，两个概念发展轨迹的曲线，是无法重合的。再次，新学是曾经影响了几代中国进步人士的具有时代意义的学术文化形态，如果它仅仅是西学的另一种表述，那么，为何近代“新学” 家们又大多是具有精深的中学造诣，却又并不精通西学的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章太炎等）？况且，在民族危机日趋深重的近代社会， “文化救亡” （如“学战”、 “保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75页。见费行简： 慈禧 传信录 ；杨家骆：中国近代文献汇编之一
4、 ， 戊戌变法文献汇编 ，鼎文书局版，第46页。国学讲习会序 ，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 ，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卷上册，第499页。教”、 “国学”说的盛行等）一直是进步知识分子们孜孜以求的主题之一。如果作用于近代社会的“ 新学” 仅仅是西学，那么，学术文化的民族性及其救亡意识又如何融入其中？而且，源远流长的中学又如何完成其近代文化的转型？如此等等，都不是“ 新学即西学”的认识所能涵盖和回答的重要问题。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由传统农业文明向近代工业文明转型）的历史过程中，新学的兴起无疑是这一历史必然性在学术文化方面的表现，本质上属于中学形态的一种时代演变。从中国学术文化内在演进的路径入手，去
5、认识近代新学的民族属性和历史地位的学者，当首推梁启超。他认为近代新学是传统中学在兼取西学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学术文化类型，它大体上由三种元素构成：一是经义之学，二是诸子之学，三是西学。其特点一是以复古为解放，二是无选择地输入西学，三是创获新识。所以，梁将新学定位在中学的近代形态上（民族定位） ，同时也对其历史地位作了初步的评说，认为近代“新学” 的兴起，被看作是整个传统旧学的衰落“ 则无不可 ”，而若视之为“新思想启蒙”，则“ 未敢轻许。 ”新学源自传统中学，并且在时代的推动下具有挽接传统与近代的历史意义的认识，在王国维的思想中表现的更加明确一些。 “王国维对晚清新学的评价虽然有所保留，却没有
6、采取简单的予以抹煞的态度。相反，他对清代学术的历史衔接意义极为重视。不错，他确实说过近代学术多发端于宋人，而且认为宋以后至清朝，是我国思想的停滞期。 ”但他却认为三百年间我国学术文化凡三变：清初一变而为大，乾嘉一变而为精，道、咸又一变而为新。 这与梁启超“有清一代学术，初期为程朱陆王之争，次期为汉宋之争，末期为新旧之争”的说法表达着相同的意思：即新学是中国学术文化发展进程中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或者说，清末学术文化的主流和基本特征就是“新学” 。这一特征的揭示和历史地位的给定，当然超出了“西学” 的范畴。 擅长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并善于从历史进程中获取智慧的毛泽东，对于近代新学的历史地位和民族特征问
7、题，也有着不同于学术史角度的另一番论述：在“ 五四” 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梁启超： 亡友夏穗卿先生 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四十四（上） 。参见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 ，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 ，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版，第80页。 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要略 ，见杨玉圣编：书的学术批评 ，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69页。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 梁启超论清学史两种 ，第215页。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 以前，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 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那时的所谓学校、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
8、会政治学说（说基本上，是说那中间还夹杂了许多中国的封建余毒在内） 。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可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毛泽东把学校、新学、西学看作与科举、旧学、中学相对立的文化范畴，以阶级斗争观点加以分析评述，意在揭示其阶级属性和近代文化发展的阶级斗争主线。这段论述常被人们作为“新学即西
9、学” 的“有力”论证而不断引述。显然，这是误解。 其一，毛泽东所说的“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三者之间各有其特定的含义，而不具有相互替代的意义。因而，这里的西学与新学不能同义，否则，上下文里“新学” 与“西学”的多次重复，就毫无必要了。其二，毛泽东主要论述的是近代文化的“阶级” 属性。从这一角度出发，学校、新学、西学只能归属于“资产阶级的新文化” ，而科举与旧学则属于 “封建阶级的旧文化” 。但是， “资产阶级的新文化 ”并不等同于“西方文化” ，对此， 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述十分清楚：因为新学不仅“还夹杂了许多中国的封建余毒在内”，而且它还“ 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
10、革命服务的” ，它只能属于中国资产阶级的“新学 ”。从民族性而言，它只能是 “中学”。其三，新学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命运随着“中学” 本身演变的规律和时代需求而兴衰。因而，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 历史阶段的到来和这一时代对于文化的不同要求，新学就“宣告退却，失去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 ”梁启超、王国维与毛泽东，三人的立足点不同，眼界各异，但他们对近代新学的民族属性和历史地位的把握却完全一致，都认为新学是中学发展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因此，脱离开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文明转型历史过程的把握，脱离开对于传统中学近代变迁过程的历史定位，就无从理解近代新学的意义和价值。毛泽东： 新民
11、主主义论 ， 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6-697页。二 中学由旧学蜕变为新学，是适应中国社会由传统农耕文明向近代工业文明转型的一种文化变迁，也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文化转型的必然过程。 在这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都已不同于传统：首先，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大机器为生产手段的近代工业的出现，不仅仅意味着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而且为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明示了历史趋向。到1894年,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的近代工业资本共达19724000元，投资总额为27914000元；清政府创办的洋务企业近40个，创办资本约4500万两，
12、雇佣工人达13000_20000人左右；民族资本企业共有136个，创办资本约有 500多万两，雇佣工人达30000人左右。尤其是通商口岸，完全被纳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打破了传统的地区经济的封闭格局。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在新的机器生产、工艺技术、社会分工等管理制度基础上形成的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就推动着传统农耕文明向近代社会文明的转型。近代中国首先以接纳西方物质文明起步，开启了社会文化变迁的机捩。然而，物质文化的背后有着一系列潜藏内容-工业和商业，社会制度与社会结构，乃至文化体制。 “在一种文化冲突中，一旦在被冲击的社会防卫中打开了一个最小的缺口，一个事件就会不屈不挠地继续引发另一事件”
13、“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只知道国防近代化的需要。但是他们在这条路上前进一步以后，就发现必须再进一步；再进一步后，又必须更进一步。其实必须走到尽头然后能生效。近代化的国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经济，并且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 洋务运动的实践毫无疑问地证实了这一点。当洋务官僚遵循着林、魏“师夷长技” 的思想举办军事工业之后，经营、原料、经费困难重重，人才匮乏，他们逐渐认识到军事工业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完整先进的教育体系做后盾是无法发展的，从而产生了大力发展工商业，兴办新型教育的思想。 “洋务运动的发展，本身会呼唤人材。机器、大炮、轮船、电报，饱读八股制义，高头讲章的士子
14、是不知其所以然的。 ”因而，关涉人才培养目标的学术文化内容和制度的弃旧从新的变革，就成为当务之急。其次，传统社会结构的瓦解和近代社会转型始终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而展开，因而，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必然构成近代文化知识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旧学所孙毓棠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556-566页。蒋廷黻： 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52、53页。陈旭麓：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页。培养人才的理想典型是“ 知识与学问上，博古通今；品德上，孝悌忠信，安分守己，温良恭俭让；政治思想上，尊君爱国；学术上，崇敬古今圣贤学者，对古人的著作，不妄加批评 ，对政府与社
15、会，怀着感恩的心情，不可轻易批评，尤其时常记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甲午战争后，民族危亡加深，推动着旧学教育目标向如何获得新知识，促进富强，以达到保种、保国、保教的方向发展。张之洞的劝学篇所揭明的教育目标是“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 ”旧学体系“既不能发挥救国的功能，必须作某种程度的改革” ，这是导致张之洞 “大量引进西方的学问，翻译西书，派遣留学生，聘请洋教习，改革废除科举制度，建立新学制” 的主要动机。旧学无用并非是指其于学术价值上毫无用处，而是指其与现实的民族振兴大业相去甚远。严复认为旧学“非今日救弱救贫之切用也。 ”时因外侮日逼，当务之急是如何救亡，
16、没有时间讲究这些宋学、汉学、词章小道，只好暂时束之高阁。以民族主义为目标的新学体系建设，就成为近代进步知识分子们适应时代的主要追求。再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文化结构也发生了空前变动，以儒家独尊的文化一统格局受到“ 西学” 的冲击。 1862年同文馆成立，揭开了近代西学输入的序幕。此后，伴随着引进西方生产方式的洋务运动，也形成了专门从事输入西方科学文化（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文化传播系统：、京师同文馆（1862年） ，属于清朝总理衙门的中央译书机构；、上海同文馆 （1863年） ，广州同文馆（ 1864年 ） ，江南制造局译书馆（1868年） ，等地方译书机构；、上海格致书院，广学会、益
17、智书会等少属民间机构和传教士掌握的文化机构。 “由这三个系统形成了当时输入西学的基本规模，并以比较稳定的平缓的速度向前发展” 。一种文化的传播及其发展的状况主要取决于社会或者时代的需要程度， 。因而，随着西学的传播和洋务运动实践过程的结合，从鸦片战争开始出现的“师夷”思想逐步发展，并上升为富于政治哲学价值的用以指导中国社会回应西方挑战的文化模式-“ 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作为近代中国社会面对西方文化的一种选择，本质上意味着在纯粹的大一统儒家文化体系中纳入了“西学” 成分。作为兼容 “中西文化”的“ 中体西用”，标志着一个文化时代的根本性转折。见苏云峰： 张之洞的教育思想 ， 港台及海外学者
18、论近代中国文化第330页。劝学篇 ， 内篇第12页。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 ， 格致汇编第3年,夏季卷。三新学是传统中学适应社会变迁的文化转型。它的形成和发展，不仅体现着社会变动的力度和深度，同时它也构成了推进社会变革进程的学理动力。晚清的社会变革进程，从洋务新政、戊戌维新到清末新政；近代思想文化的演变过程，从中西之争、新旧之争，直到辛亥革命后的新旧文化之争，历史运行的路向和变革的内容基本都围绕着一个“新” 字而展开。 “中国人是如此拼命努力，以至一些湖南学生在1903年称之为学战” 。从此，新学与维新变法，新学与新政改革，新学与学制变革之间，相互构织交错，共同推拉牵拽，把社会历史的运行扳离了
19、旧辄，并为其指陈了路向和铺设了新轨。近代新学在思想启蒙与政治变革方面的作用，学术界一向论述颇多，此不赘叙。以下仅就其社会作用以及对于“新文化” 运动的历史影响，略述一二。其一，新学的形成为近代社会转型提供了知识体系和学理动力。人是社会变革运动中的首要因素。拥有新的知识结构和民族精神的人才，是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前提之一。洋务新政伊始，就与新学人才的培养密切相关，从1862到1904年间约有40多个新式学堂建立，其中外语及西学堂约15个，军事等专业学堂约30个；在维新运动兴起之际，据胡思敬1898年统计，全国大约成立了58所维新学堂，其中还不包括康有为创办的“ 万木草堂”。这些旨在培养新式人才的各类
20、新学机构，完全突破了中国旧学规制和教育内容，开始按照近代社会分工和学科分类的特征设置教学内容。新学人才也逐步脱离了“学而优则仕” 的封闭式社会流动轨道，主要以其技能和专业知识背景进入社会。据计，京师同文馆的学生流向， “有加入电报局，或任制造局、船政局、军事学校之要职的。 ”在京师、上海、广州同文馆122名毕业生中，有22人从事教育、医学、农工商等业，占13。到清末新学体制形成后，新学的知识结构及其学科分类覆盖已经比较全面，科学技术专业的新学人才明显增多。清末127所高等专门学校中，理工农医类学校共23所，学生达2195人，占全部专科学生总数的9.2。据1915年统计，在94所专科学校中有工农
21、医类学校29所，学生4763人，占学生总数的19.8。在1903年奏定学堂章程所规定的21种理工农医专业中，就开设有465种完全由西方传入的自然科学课程。重要的是，新学内容不仅改变了学生的知识结构，而且改变了学生的思维方式，从知识到思维方法、心理素质等方面，为近代社会变革和发展造就了主Donglas R.Reynolds,China,1898-1912: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p118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206-207，279-302页。据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 “教育概况”第144-146页统计表计算。体力量。从新学形成前后的社会变
22、革特征来看，作为历史运动进程的对比是有意义的。 “在1898 年百日维新前夕，中国的思想和体制都刻板地遵从中国人特有的源于古代的原理。仅仅12年后，到了1910年，中国人的思想和政府体制，由于外国的影响，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思想方面，中国的新旧名流（从高官到旧绅士，新工商业者与学生界） ，改变了语言和思想内涵，一些机构以至主要传谋也藉此表达思想。 ”辛亥革命前10年，随着新学兴起和新式学堂的创建，一批拥有新知的人才群体开始活跃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新知识和新思想使他们与旧制度和旧王朝失去了文化上的依恋关系，科举制度的消亡和专业技术的获取，也使他们的社会流动与清王朝失去了制度上的关联，
23、因此他们义无反顾地扮演了晚清社会变革的推动者，成为清王朝最后的掘墓人。时称：“青年学生，不管是进入中学，或是进入高等专门学堂；不管是进入文学堂，或是进入武学堂；不管是在文化界中参加报馆、学会、图书馆、教育会或其他团体；不管是在军队方面到新军中应征入伍，或是进陆军小学，进陆军测绘学堂等等，没有一个人不受革命潮流的冲击。 ”其二，新学为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深层变革和发展提供了必备的条件。由传统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技术知识和分工的细密化是其基本特征之一，新学知识结构的专业化和技术化，既是社会变革的需求，同时也是推进社会变革纵深发展的前提条件。在晚清民族主义推动下兴起的“实业热” ，成为近代民族
24、资本企业发展的新高潮，适应这一社会需求，新学体制下的实业教育发展迅速，为此提供了基本的人才资源。在1905年至1909年时，全国已有农业、商业、理工等专业学校16所，学生1881人；实业学校254所，学生16649人。至1909年，全国共有2651名工商类毕业生，多数对口供职。民初，各级各类专业门专科学校达30多所，每年在校学生约6000人左右；实业学校500多所，每年在校学生约30000左右。在晚清社会转型中，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是文化结构变迁中的重要部分。1902年至1908年，民办的华文报刊每年以20-40家速度递增。据1869-1908年间有创办时间的397种华文报刊统计，商办、官办及外
25、资各为271、44、82家，前者占2/3强。 大众传媒既是新学的一种载体和将其向社会扩散的有效工具，也是新学人才Donglas R.Reyno lds,China,1898-1912: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p193.辛亥革命回忆录 第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33页。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 “教育概况”第143-146、375页约计。报界最近调查表 ， 大公报1905年5月11日-25日;1904年-1908年7月东方杂志各期各省报界汇志 。活动的重要社会领域。新学及其新学群体的发展，导致了社会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使新与旧包含了社会选
26、择和判断的诸多内涵。 “近年来为学之士，竞分两途，一曰守旧，一曰维新。守旧则违于时而为时人所恶，维新则合于时而为时人所喜，所以维新者日益多，守旧者日渐少也。人心风俗将有不堪设想者矣。 ”这些新式知识分子，面对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政治的腐败和思想文化的复旧暗潮，对新学本身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将学术文化的变革引向更深层次，成为“新文化” 运动的社会力量。同时，在新学的形成过程中， “大批西方著作精细地译为日文，加上现代日本学术著作、思想、文学及教科书，于晚清期间一时竟相译成中文，中国人对日本现代文学、现代艺术和现代思想的仿效，引发了中国1911年后的新文化运动，构建了 文学革命 的范畴，使中国在思想
27、方面，猛然进入现代世纪”。其三，新学的发展引动了“中学” 领域的全面更新，并由此为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提供了必要的历史前提。在近代社会文化的转型过程中，近代新学主要表现为学术文化层面上（知识体系和学制体系） “中学” 的历史变迁。但是，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表明， “一种文化的某一个方面的变化，通常迟早会带来其他方面的变化” 。 具有新的方法论、认识论和强烈民族救亡意识内容的近代新学的出现，引动了中国文化各个方面“趋新” 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 “新史学”和“诗界革命”文史两大领域。尽管这种变化所带来的结果并非都是正面的和积极的，但它所体现着的指向性却包含着历史发展的因果关联，并成为“新文化”
28、运动的历史前奏。对于近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变迁而言，晚清新学和“五四” 时期的新文化是一个前后互为因果的“ 自然历史过程 ”。通过“兵战”不如 “商战”， “商战”不如“学战”的历史进程和认识的逻辑进程，近代思想家们把新学作为救亡图存的最根本的武器。但是，近代新学家们的艰苦创业，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现状，这不能不引起新学家们的自我反省：“闹了几十年的” 新学，虽然从知识结构体系和学制体系上基本完成了中学的转型，但新学堂和引进的自然科学似乎并未能达到新学家们预设的目的。而且，形成不久的新学出现的时弊同样令人担忧，梁启超慨然指陈：刘大鹏： 退想斋日记 （1905年7月13日） ，山西人民出
29、版社1990年版,第143页。Donglas R.Reyno lds,China,1898-1912: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p196.美 伊恩 罗伯逊：社会学上，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98页。若如今日之揭科学旗帜以吓人者，加减乘除之未娴，普通生理心理之 未学，惟开口骂“ 线装书”，闭口笑“玄学鬼”，狺狺于通衢以自鸣得意。 顾亭林有言：“ 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 ”吾得易其语曰： “ 今之清谈谈科学” 。夫科学而至于为清谈之具，则中国乃真自绝于科学矣！“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返思，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
30、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 ”更为全面的文化更新-“五四” 新文化运动，就在对于近代新学的深刻反省中开始酝酿和勃兴了。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 ，第511-512页。梁启超： 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 ， 梁启超选集 ，第833-834页。（载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内 容 提 要将近代“ 新学” 等同于 “西学”的认识，既不符合近代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历史实际，也无法揭示“ 新学”所包含的丰厚的内涵与时代特征。近代新学既是社会文明转型的历史需求，也是社会文明转型的学理动力。因此，脱离开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文明转型历史过程的把握，脱离开对于传统中学近代变迁过程的历史定位，就无从理解近代新学的意义和价值。近代新学是传统中学适应社会变迁的文化转型。它的形成和发展，不仅体现着社会变动的力度和深度，同时它也构成了推进社会变革进程的学理动力。关键词： 新学 旧学 中学 西学 社会文明 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