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周易思想综合分析 兼论周易成书年代及作者 叶福翔 提要：本文以思想分析为主要方法，结合史料考证，在参考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周易思想、作者及成书年代作了综合考察，提出易经是西周卜筮官员们汇集的卜筮记录，经殷商草创、西周渐成、孔子编定；易传是对易经的义理发挥：象是纯粹儒家之作，彖是儒道融合奠基作，系辞和说卦是儒、道和阴阳思想综合作。易传各篇作者为：曾子作大象，子思作小象，子弘作彖，田何作系辞，丁宽作说卦，杨何作文言，田王孙作序卦和杂卦 。 周易思想的性质判定问题，是易学研究的根本问题之一，在 60 年代初的易学讨论中，冯友兰先生的“易传的哲学思想”和“易经的哲学思想”两文对该问题作过总体探讨， 8
2、0 年代初张岱年先生“论易大传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和余敦康先生“从易经到易传”等文又作了总体研究，在朱谦之、金景芳、张立文、朱伯昆等的易学专著中也可看到对该问题的独到见解。同时， 周易成书年代及相应作者问题，也是易学史上争辩已久但仍无公认定论的重大问题，相传“伏羲制卦、文王系辞、孔子作传”，而后衍成“易林三千”，但 自宋代欧阳修易童子问揭证“系辞”、“文言”诸篇非孔子所作以来，历代考证不断，近现代康有为、梁启超、顾颉刚、余永梁、郭沫若、闻一多、李镜池、高亨等从史料、训诂等角度深刻研究过该问题， 70 年代香港蒙传铭的“周易成书年代考”和 80 年代台湾王开府的“周易经传著作问题初探”等也颇有
3、创见。 显然：任何思想必定与特定的作者相联系，特定作者又必然与一定的时代相对应，因此，周易思想，作者及其成书年代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同一系列问题，本文试图以思想分析为基本方法 , 结合史料考证 , 即通过将周易思想与诸经、诸子思想相 比较，兼取尚书，左传、国语、史记、汉书中的史料和考古发现为证，在前人时贤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周易思想及其作者和成书年代再作一次综合论证。 一 . 易经思想及其作者 1. 易经非周公所作、也非出自孔子 通观易经（卦象及卦爻辞），不能否认其为卜筮之象和占断之辞，其占断的范围涉及当时社会生活各个侧面，表现出一些朴素的思想，包括何种情形为“吉” ,何种为“凶”，何时“有利”，何时
4、“不利”，等等，其中贯串全经有一种对“君子”、“大人” 和“小人”无 向性的总体思想值得注意，如： “利见大人。”（乾等） “君子吉，小人否。”（遁） “小人用壮，君子用罔。”（大壮） “小人无咎，君子吝。”“君子无咎。”（观） “小人吉，大人否亨。”（否） “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师） 这决不是站在帝王立场能说出的话，象周公站在君主立场强调“重小民”、“敬德保民”的思想就与此不同，试看尚书中记载的周公思想： “呜呼！小子封，恫 乃身，敬哉！天畏 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 民。”（尚书康诰 ） “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
5、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徽柔懿恭，怀保万民，惠鲜鳏寡。用咸和万民。则皇自敬德”（尚书无逸）显然与易经总体思想有异，综合尚书中记载的周公言行和周公本人从未提过易且继承了殷人龟卜传统“乃卜三龟，一习吉。”（尚书金滕）可以认定周公本人未作易经。同样，易经中“开国承家”类思想也不会出自底层平民。这样，易经就只能是既非君主、又非平民的中层人士所作，孔子和后来通称的士阶 层就是这类中层人士的代表。 但论语中记载的孔子思想却有抬举君子、贬抑小人的 向：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 “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子路）
6、“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 樊迟请学稼，请学为圃，子曰：“小人哉，樊须也！”（论语子路） 这些思想及其语言风格也都不同于易经，故易经也不会出自孔子。 2. 商代无易 卦爻辞是否会成于 周公之前呢？由于尚书商书中找不到易的记录，箕子传授武王“洪范九畴”（见尚书洪范）时也只字未提易（如商代有易，则作为纣王亲戚的箕子必知易。箕子能将包括五行说在内的“洪范大法”传给武王，有易的话也无必要保留。），加上甲骨文中无“卦”、“筮”、“蓍”、“或”、“国”等字，故可以判定通行本易经不是出自商代。考 虑到周人文化应低于殷人文化的历史推定，“文王拘而演周易”就不足信了。 然而殷商卜
7、筮之风很盛，考古发现的甲骨卜辞和数字卦显示着殷商文明与易经有或多或少联系 从现今已有发现看：商代的数字卦多为六位一组，与易经卦象六爻同构，故易卦源于筮数之说是合理的； 同时，因龟壳裂纹确似卦象 , 故卦象出自龟卜之说也是合理的 (关于这一点 , 如果经济条件和养龟繁殖允许 , 甚至可以用正交试验设计法进行实验验证 )。卜象和筮数应是产生卦象的两大实践源泉。 卜辞与卦、爻辞之间存在一些类似 , 如： 卜辞 卦、爻辞 利；不利 利；无不利；无攸利 吉；大吉；弘吉 吉；大吉；贞 吉 若；弗若 若；如；不如 贞我旅吉。 旅贞吉。 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 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其自北来雨
8、？其自南来雨？ 由此推知：尽管商代无易经，但盛行于殷商的以龟卜成象、筮数成卦的卜筮实践确实奠定了卦象的基础，卜辞已经开始为卦爻辞作资料积累，是卦爻辞的初始形态。 汉代郑玄之后，历代都有人引周礼春官宗伯大卜证明有夏易连山、商易归藏，这实在是误会，请看周礼春官宗伯原文：“大卜，掌三兆之 法：一曰王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掌三梦之法：一曰致梦，二曰 梦，三曰咸陟，其经运十，其别九十。”明明是说连山、归藏、周易为三种方法，怎么就会因后来有周易之书名而推出有三种易经呢？既使有三种易经，也都是周代共
9、存的三种易，决不是夏、商之易。 更有孔安国尚书序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中国文字至商代 甲骨文、金文才较为成熟，夏代陶符似还不足以记典，何来三坟五典？纯属托古崇古之为。 至此，说明周代以前也不存在易经。 3. 周代卜筮史官作易 从周礼春官宗伯中可知：西周设有大卜、龟人、占人、筮人等卜筮官职，其官种之繁、人数之多在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这些卜筮官员的工作任务应该就是将卜筮结果及应验情况记录下来，其最后成果自然应该就是易经，现存易经卦爻辞中有些占断显然不是一次卜筮记录而成，例如 : “坤 : 元亨 , 利牝马之贞 ; 君
10、子有攸往 , 先迷后得主 , 利 ; 西南得朋 , 东北丧朋 ; 安贞吉。” “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 “睽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 “ 初六：系于金怩，贞吉；有攸往，见凶； 孚嘀躅。” “巽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 “遁九三：系遁有疾，厉；畜臣妾，吉。” 如易经系一人所作，显然无必要在同一断语中重复多个“亨”、“吉”之类的词，故看来 易经非一人一时所作。顾颉刚先生曾从卦爻辞中的故事推断易经著作年代当在西周初叶 11，这仅是从
11、历史可能性考虑，如再结合知识积累的逻辑考虑，由卜筮记录积累成易经规模需要相当长时间，故易经的形成年代极可能绵延于西周三百多年间，作者应是多位卜筮史官。 4. 孔子编易 另一方面，由于有案可稽的最早易经应用史实是公元前 672 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这说明在孔子 (551-479 B.C.)之前的公元前 672 年易经就已经成书或初具规模。这从历史的角度否定了孔子作易，可与前述从思想角度的否定相补充。 然而，易经的语言风格与诗经、春秋确有相似之处 12，不比尚书古奥，如： 易经 诗经 或跃在渊（乾） 鱼潜在渊，或潜于渊
12、（小雅鹤呜） 王用出征（离） 王于出征（小雅六月） 受兹介福（晋） 报以介福（小雅信南山；小雅甫田） 系于苞桑（否） 集于苞桑（唐风鸨羽） 君子于行 （明夷） 君子于役（王风君子于役） 易经 春秋 童蒙求我（蒙） 齐人救邢（闵公元年） 高宗伐鬼方（既济） 晋侯伐卫（文公元年） 震用伐鬼方（未济） 楚人伐吴（定公二年） 利牝马之贞（坤） 考仲子之宫（隐公五年） 公用亨于天子（大有）公会郑伯于垂（桓公元年） 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易经与诗经和春秋的形成年代不会相差太远，有可能是孔子统一编定。 于是，从历史与逻辑相结合考虑，符 合史实的易经成书经过的逻辑推断是： 易经是西周时期将卜筮卦象与有应验的卜辞结合
13、起来的卜筮记录，作者为西周多位卜筮官员。西周末年，社会动荡，王权衰而诸侯兴，于是一些卜筮官员携易投奔诸侯。春秋时期，鲁国文化发达，必有易经传入，易在传抄过程中难免添加减漏，这应是后来形成多种易经抄本的根源。孔子早年可能倾力于诗、书、礼、乐而未注意易经（这从论语中多次提及诗、书、礼乐的内容可以看出），到晚年才“晚而喜易”，惊呼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 无大过矣。”（论语述而），于是“读易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而编定易经（包括卦序和卦爻辞），传与门人，奠定今日通行本易经之基础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孔子作书编册之艰辛可以想见，竹简之错漏脱落当属常事，故编易时可能发现个别中断或不连贯处，于是
14、孔子自行补入这应是有些爻辞与前后爻辞关系不大的原因，如乾卦“九一”、“九二”、“九四”、“九五”、“九六”各爻都讲“龙”，唯有“九三：君子终日乾乾”讲君子等。易经也只有通过孔子经手并以其所创之师授徒式教育体制代代相传，才得以发扬光大 。 5. 关于易经思想和作者的结论 至此，得出易经草创于殷商、渐成于西周、编定于孔子的分析结论，易经思想总体上是西周时期掌握知识的中层卜筮官员对世界事物的认识。这一结论可以较圆满地解释易经的思想、形式、作者以及卦爻辞中记录的“高宗伐鬼方”、“晋侯以锡马蕃蔗”等故事，不致于产生逻辑矛盾和历史矛盾。 二 . 易传思想及其作者 通观易传（十翼），义理广博，构思宏大，尤以
15、大象、彖、系辞最具独创性。易传各篇思想各异，这为以中国哲学发展史为背景分析各篇思想、作者及作 成顺序提供了条件。 比较易经与易传，发现经、传联系的关键是大象。如果没有大象将“卦象”发为“义理”、贯通“象”与“理”，则纯从经文引理之小象、彖、文言和越经大论之系辞、说卦皆似浮萍，故笔者非常赞同刘大钧先生大象作于彖之前的观点 13 并认为大象是易传中最早之作。 1. 大象 大象之思想是典型的儒家思想，有只讲“君子”不讲“小人”的特点，如： “君子以自强不息”（乾） “君子以厚德载物”（坤） “君子以容民畜众”（师 ） “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履） “君子以俭德避难、不可荣以禄”（否） “君子以振民
16、育德”（蛊） “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临） “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习坎） “君子以虚受人”（咸） “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益） “君子以恐惧修身”（震） “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 与前述孔子思想相比，这些思想除“君子以恐惧修身”外都立论更高，有“青出于蓝而青于蓝”之感；孔子讲“君子坦荡荡”（论语述而）和“君子不忧不惧”（ 论语颜渊）， 这与“君子以恐惧修身”的思想也是相矛盾的，故大象不会是孔子所作。 仔细与论语中各种记载比较，发现与曾子的思想和语言风格极为相似，例如：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学而）
17、 “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泰伯）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泰伯）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 后已，不亦远乎？”（泰伯） “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颜渊） “君子思不出其位。”（宪问） “君子以恐惧修身”与“吾日三省吾身”、“君子以振民育德”和“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等思想都极为相似，“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和“君子思不出其位。 ”仅一字之差 , 这决非偶然，应是曾子作大象之内证，这些思想也与大学“修齐治平”的主体精神一致，故大象作者极可能是曾子。 2. 小象 大象既出，仿之作
18、小象当在情理之中。观析小象，发现“中”、“正”思想较浓，如： “ 酒食贞吉”，以中正也。（需） “讼，元吉”，以中正也。（讼） “长子帅师”，以中行也。（师） “显比”之“吉”，位正中也。（比） “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履） “以祉元吉”，中以行愿也。（泰） “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同人） “呜谦贞吉”，中心得也。（谦） “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豫） 等等。这与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思想相合，故若中庸为子思所作，则小象 也可能是子思所作。 严灵峰先生基于小象“与爻辞接近、似墨子经说之于墨经”而认为小象是易传中除彖外最早
19、之作 14, 事实上小象之所以与爻辞接近，只是因为它在语句结构的前半段都是抄录爻辞 (是爻辞的不完全集 )而已 ; 小象的独创性主要体现于其语句的后半段，即上述“中”、“正”思想，此外，小象有联系“数”与“义理”的功能，而“数”由“象”衍出，无“象”就无“数”，因“象”的源泉是卦象和大象，故小象不会成于大象之前。 这样，易经大象小象的形成过程 正好与孔子曾子子思授学路向相符。 左传昭公二年载：“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将易象释为“上下经之象辞”当属误释昭公二年即公元前 54
20、0 年，那时曾子 (505-432 B.C.)尚未出生，孔子 (551-479 B.C.)也才 10 岁出头，儒家老祖宗还是小孩 , 怎么会有表现儒家思想精义的象辞呢？笔者认为此处易象是指配上卦象的一种易经抄本，否则也不 会感叹周礼尽在其中了。 3. 彖 与象纯属儒家思想相比，彖中已有道家思想和阴阳概念，如：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乾） “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坤） “内阳而外阴，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泰） “内阴而外阳，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否） “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谦） “恒，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恒） “动静不失其时，其道
21、光明。”（艮） 这既是彖晚出于象的内证（老子晚出于孔子思想），也是彖、象文化背景不同的表现：彖必然已受以楚文化为背景的道家的影响，而象则是鲁文化背景下的产物。恰好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 臂子弘，”，将此与郭沫若主张子弘（子弓）作易的论述相参 15, 正好说明子弘有作彖的可能，结合当时的文化背景和后来荀子将子弓与孔子相提并论考虑，彖的作者当为子弘（子弓）。高亨先生在周易大传今注卷首（三）周易大传通说中也说 ：“彖传多有韵语其韵字多超越先秦时期北方诗歌如易经卦爻辞及诗经之潘篱，而与南方诗歌如楚辞中之屈宋赋及老庄书中之韵语之界畔相合。则彖传
22、可能是 臂子弓所作。”所见相同。 当然，子弘（子弓）既能作彖，则不能排除商瞿作象的可能性，然而对此已无据可考。 4. 系辞 系辞是易传诸篇中篇幅最长、义理最广博之作，其思想已融儒、道和阴阳观念于一体，如：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是故易有大极，是生 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
23、物化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 阴阳观念早在公元前 780 年“西周三川皆震”时就被提出：“伯阳甫曰：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国语周 语上）；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四十二章），首开哲学应用；系辞更进行了创造性扩充，但没有象邹衍那样与五行说相结合，故系辞的阴阳思想不等于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的思想。同时值得指出的是：系辞中不含法家思想，与墨家思想的联系也很微弱，仅有“尚贤”可通。 系辞行文铿锵有力、用语凝炼如诗，与老子有异曲同工之似，故陈鼓应先生力主系辞属道家之作是有一定道理的 16，但系辞中儒、道、阴阳思想共存，又决非纯粹道家所能作。 据蒙传铭的考据资料：
24、先秦典籍中无引系辞的记录 ,而汉初典 籍新语中却有一条，尽管孤证不足以定论，但仍以推断系辞的创作年代当在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为宜。张岱年先生认为庄子天下中所载惠施的“天与地卑”是系辞中“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的反命题、庄子大宗师中“夫道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是系辞中“易有太极”的反命题，进而从正命题应早于反命题的观点出发认为系辞应作于庄子之前，可惜逻辑上的正反命题是相对而言的，为什么就不能认为系辞中的命题是庄子中正命题的反命题呢？而且，上述观点在孤立应用时也可能把礼记 . 乐记中的“天尊地卑，君臣 定矣”推断为形成于庄子之前，造成谬误；宋玉小言赋中语句也与系辞差异太大，不能说是引述系辞，所以，张先生
25、关于“系辞作于老子之后、惠子、庄子之前”的论断似嫌证据不足。 从系辞兼容并包儒、道、阴阳思想来看，作者当系一大思想家。战国末期的大思想家首推荀子，此人三为稷下学宫祭洒，总结先秦各家学术而自成一家，继往开来，以致清代学者汪中感叹：“二千年之学，荀学也。”然而，系辞的思想与荀子“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很难契合，系辞要“兼三才而两之”，荀子却要“明于天人之分”，加上 荀子中吸收有系辞中所没有的法家思想，故荀子不可能作系辞。邹衍的风格属“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也与系辞不同。同理，管子、吕氏春秋等“兼儒墨、合名法”之作
26、也都与系辞思想不符。看来荀子、管子、吕氏春秋等传世名作的作者都不可能作系辞。 据史记儒林列传载：“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淄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 元年征官至中大夫。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又据汉书儒林列传载：“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轩臂子弓，子弓授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及秦，禁学。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故传受者不绝也。汉兴，田何以齐田徒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洛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元光中征为大中大夫，要言易者本之田何。” 由此看
27、来，身历战国、秦、汉三代的田何当是一位关键人物，此人生于汇粹天下英才的稷下学宫所在地齐国，应深知 当时学术思想，也必有真才实学，方能在汉兴之后传易于众。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汉代以后流行的易大传当是田何或田何的先师们所编定的” 17，后人以为汉书中所述“皆著易传数篇”已佚，实际上中国授学传统是弟子珍惜师作，当不致于散失，故田何所作“易传数篇”极可能就是系辞，无论从年代上看还是史料引证看都如此。冯友兰先生言不能断定十翼是否田何等人所作，李镜池 60 年代推断系辞、文言是田何到田王孙的口传易传 18，张岱年先生说今本系辞和彖，象等篇当是田何传下来的，均未肯定是否田何所作。如果 系辞作于田何之前，则
28、在先秦诸子著作中应有所反映；由于先秦诸子均未引系辞而汉初新语却有。故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考虑，可以推断系辞应是田何所作。 此外，笔者认为系辞中的“子曰”应看作是田何的多位先师之语，不一定全是孔子所说。 5. 说卦 说卦思想与系辞极为相近，也是儒、道、阴阳思想并举：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仁曰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这些思想与系辞同源系辞已提出了“二仪四象八卦”的衍生模式和“兼三才而两之，故六”的三才六爻配合论，奠定象数爻位说基义，说卦进一步用“阴阳、柔刚、仁义”与“天地人”三“
29、道”相配，加强了系辞中的象数理论。说卦形成时间与系辞相隔不会太远，若前述田何作系辞成立，则丁宽作说卦的可能性最大。 同上汉书儒林列传往下有：“丁宽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项生从田何受易，时宽为项生从者，读易精敏，材过项生，遂事何。学成，何谢宽。宽东归，何谓门人曰：易以东矣。作 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宽授同郡砀田王孙，王孙授施仇、孟喜、梁丘贺，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现说卦内容正好符合“训故举大谊”，应该就是小章句。从田何因丁宽东归而说“易已东矣”，也证明丁宽必有创见。 当然，序卦也可说是“训故举大谊”而已，如此则丁宽可能作序卦，说卦反
30、而应是田何之作，系辞则应归于田何之师子乘，但这样很难说明为何系辞未在战国时期留下思想痕迹和影响。故仍以上述推断为宜。 6. 文言 文言之思想，以属儒家传统的“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为核心，同时也涉及“天地变化”、“阴疑于阳必战”等属道和阴阳的思想。左传襄公九年中也有：“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与文言几乎完全一样。是文言抄袭左传还是左传引用文言？对此认识不同可导致不同假说：若左传引文言，则文言早出。由 于文
31、言主要是儒家思想，孟子又从不提易，故可能与小象一样同出于子思之手。合乎逻辑的推测是：子思作乾、坤两卦文言后看见了子弘所作之彖，自认为不及，故止笔。 若文言抄左传，则文言晚出。由于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篇引“易曰：履霜坚冰，盖言逊也”与文言似，董氏之前经典中除左传外也未见有文言者，加上汉书艺文志又著录有易传“杨氏二篇”，故文言作者极可能是公元前 136 年为易博士的杨何 19，同时 ,考虑到文言中兼有儒、道、阴阳思想，故文言晚出可能性 较大。 注意到汉文帝初年 (约 175 B.C.)所抄帛书周易 20 之易传部分中只有部分系辞和说卦，可以推测首次将象、彖、系辞、说卦、文言与易经集编在一起成为周易的
32、人也极可能是易立于官学后的首任易博士杨何，故史迁才会说：“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 7. 序卦 序卦在刘安 (179-122 B.C) 门人撰淮南子和九家易时已有淮南子缪称训中“易曰：剥之不可遂尽也，故受之以复”，蒙传铭认为是引序卦稍异之文； 李鼎祚周易集解 中也收集有九家易注序卦之文。但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独未提及序卦和杂卦，故序卦成稿当在刘安司马迁时代。序卦通篇除“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和“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
33、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表现出独特思想外，余皆卦序阐述，当出自象数派作者，最大可能是田王孙。 8. 杂卦 杂 卦是唯一未见先秦诸经、诸子和汉初典籍征引的易传篇章，但扬雄 (53 B.C. -18 A.D.)作太玄时已有太玄错与之相应，故杂卦必作于扬雄之前。从杂卦思想内容看，是“错综卦象”奠基之作，当属象数派传人所为。考虑到京房 (77-37 B.C.)象数易学 21 水平已高于杂卦思想水平且京氏易传已存、焦延寿也有易林传世（尽管可疑），故杂卦应成于京、焦之前。由于杂卦中没有孟喜提出的“卦气说”，孟喜的四正卦、十二辟卦似也高于杂卦思想水平，故杂卦作者也可能是田王孙。康有为新 学伪经考猜测序卦、杂卦
34、是刘歆伪窜，这在时间上说不过去，连刘歆之父刘向 (77 - 6 B.C.)也不可能。 9. 关于易传思想和作者的结论 至此，得出易传成书序为象、彖、系辞、说卦、文言、序卦、杂卦且曾子作大象、子思作小象、子弘作彖、田何作系辞、丁宽作说卦、杨何作文言、田王孙作序卦和 杂卦的倾向性分析结论。易传总体看来兼有儒、道、阴阳思想，成书时间从战国初起直至汉初。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易经和易传具有完全不同的性 质易经是西周卜筮记录而成的占测事典，易传则是以经为基础的义理论著汇编。易经卦爻辞是周代各种社会活动的记录，应有单一确定的原义；卦象则因人为取义不同而释义千差万别，是意义伸缩性最大的符号。易传中，大象具有连
35、接易经卦象和易传义理的功能，与小象一道体现着儒家思想和鲁文化；彖是儒、道首次融合的结晶，象征着楚文化与鲁文化的相互交流与渗透 ; 系辞和说卦都是儒、道和阴阳思想综合创造的成果，特别是系辞体现了易传哲学的思维水平和主要思想 (易传哲学的提法欠精确， 由于易传各篇思想和作者各异，笔者认为宜称系辞哲学、彖哲学、大象精神等更妥切 )；文言、 序卦和杂卦则是从不同侧面对易传和易经的补充。 周易思想具有复合性，纯粹说是卜筮之书或哲学专著都是不全面的，这部发端于殷周、总成于西汉、历多代士人学子编定并不断添注的奇书，思想之庞杂不足为怪，具有周秦时代知识全书性质。正因为周易兼容并包，所以它才既是儒家的“六经之首
36、”，又是道家的“三玄之一”，进而有“易道广大”之说。 见冯友兰：“易传的哲学思想”，原载于哲学研究 1960 年 7、 8 期 ; 见于黄 寿祺、张善文编周易研究论文集 (第三辑 )（以下简称论文集（三） ,70-86 页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见冯友兰 :“易经的哲学思想”，原载于文汇报 1961.3.7.; 见于论文集 （三）， 87-92 页 见张岱年：“论易大传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原载于中国哲学（第一辑） ,北京三联， 1981；见于黄寿祺、张善文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一辑）以下简称论文集（一）， 411-432 页，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见余敦康 : “ 从易
37、经到易传”，原载于中国哲学（第七辑），北京三联 ， 1982; 见于 论文集（三）， 107-133 页 见蒙传铭 :“周易成书年代考”，原载于香港中文大学学报 1975 年 3 卷 1 期 ;论文集（一）， 366-407页 见王开府 :“周易经传著作问题初探”，原载于台湾易经研究论集，黎明文 化事业公司， 1981; 见于论文集（一）， 455-466 页 见余永梁 :“易经卦爻辞的时代及其作者”，原载于历史语文研究所集刊， 1928 年 1 卷 1 期 ; 见 于 论文集（一）， 157-178 页 参见张亚初、刘雨：“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原载于考古 1981 年 2
38、期 ; 见于论文集（一）， 573-593 页 参见张政浪 :“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原载于考古学报 1980 年 4 期；见于论文集（一），549-572 页 参见屈万里 :“易卦源于龟卜考”，原载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集刊 (27)， 1957; 见于论文集（一），43-63 页 11 参见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原载于燕京学报 1929 年 6 期 , 修改后收入 古史辨第三册 , 见于十家论易， 92-129 页 , 岳麓书社 , 1993 12 参见陆侃如 :“论卦爻辞的年代”，原载于清华周刊 1932 年 37 卷 9 期 ; 见于论文集（一）， 249-254页
39、 13 参见刘大钧：“易大传著作年代再考”，原载于东岳论丛 1981 年 6 期 ; 见于论文集（一）， 474-479页 14 参见严灵峰 :“易经小象成立的时代及其内容”，原载于台湾哲学年刊第四辑 (1967.6.)，见于论文集（一）， 348-365 页 15 参见郭沫若 :“周易之制作时代”，原载于青铜时代， 文治出版社， 1945; 见于论文集（一）， 272-293页 16 参见陈鼓应 : “易传系辞所受老子思想的影响兼论易传非儒家典籍乃道家系统之作”，见于刘大钧主编大易集成，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1, 136-146 页 17 同 18 参见李镜池 :周易探源，中华书局， 1978, 292-324 页 , 325-369 页 19 参见“易学年表”，见于吕绍纲主编周易辞典附录一，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2 20 参见于豪亮 :“帛书周易”，原载于文物 1984 年 3 期 ; 见于论文集（一）， 613-628 页 21 参见朱伯昆：易学哲学史（上），北京大学出版社， 120-145 页 * 凡未出注的思想人物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相应词条。 copyright 1995 原载周易研究 No.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