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曹植诗歌研究创意是手段，创“益”是目的The study of Cao Zhis poems摘 要曹植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诗人之一，也是建安文人中最杰出的人物，其诗歌艺术成就非常高。从东汉时期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的五言诗，经过他多数量、高质量的努力创作，不仅诗歌艺术更加觉醒、独立，题材范围扩大，而且诗歌艺术风格、形式也取得了空前的大发展，对于建安时期开拓出文人诗歌艺术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和形成彪炳千古的“汉魏风骨”作出了突出贡献。具体来说其诗歌创作的影响在三方面：曹植长于五言古体，对五言诗在中国诗坛上的牢固地位影响深远；曹植诗歌抒情味浓厚，对中国文人诗歌的抒情传统影响深远；曹植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
2、茂” ，对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风格和文质彬彬的发展道路影响深远。同时给诗歌艺术的发展指出了新的方向，嘉惠后代文人诗歌创作。关键词：曹植；诗歌研究；五言诗AbstractCao Zhi is one of our historys great poets and the most prominent Jianan scholar, whose poems also have very high artistic achievements. With his multi-volume and high-quality creative efforts, the Five-character poet
3、ry, which begun to rise up from Eastern Han Dynasty, was developed more awareness and independent in poetry art, expanded the scope of the subject matter, made an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in the poetry artistic style and form, even made an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open up the scholar-poetry-arts
4、 unparalleled prosperity and form the vigorous style of Han-Wei Dynasty shined through the ages during Jianan period. Specifically, Cao Zhis contribution to the Chinese-poetry is mainly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 he is expert in Five-character-ancient-verse poetry, which established the
5、firm status in Chinese poetry. Second, his poems have a strong lyric taste, which formally established the Chinese-literati-poetrys lyric tradition. Third, his poems have the character of high strength, wonderful spirit and gorgeous expressions, which established Chinese-poetrys aesthetic splendor s
6、tyle and gentle path of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his poems pointed out a new direction to the poetry art, which had a far-reaching impact to the future generations poetry.Key words: Cao Zhi ; Poetry study; Five-character poetry2目 录引论 .1一、曹植简介 .1二、建安时期的文化背景 .2三、曹植的文学思想及其诗歌创作 .3四、曹植诗歌中矢志不移的功业诉求
7、.5（一）曹植前期诗歌 .5（二）曹植后期诗歌 .7五、曹植诗歌的影响 .9（一）曹植五言诗对中国诗坛的影响 .10（二）曹植诗歌对中国文人诗歌抒情传统的影响 .10（三）曹植诗歌对中国诗歌文质彬彬发展道路的影响 .11六、结束语 .11注释 .12参考文献 .12谢辞 .131引论诗歌作为人类吟咏性情的产物，其功能主要是抒情。但原始形态的诗歌基本上是一种自然的诗歌，带有较大的自发性，自然的抒情、祭祀、鼓舞群情等功能占有较大的地位，诗歌艺术尤其是诗歌的语言艺术的功能是次要的，甚至处于蒙昧的、不自觉的状态，原始的发展很缓慢。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中，大概到诗经时代，就取得了对诗歌的初步自觉。但诗经和
8、汉乐府与音乐、娱乐、祭祀等功能复杂地联系在一起，存在于歌乐舞三位一体的状态中，不能算是纯粹的诗歌艺术，没有真正的独立与自觉。诗歌艺术的真正发展，是在它走上自觉的发展道路之后，这时的诗歌不但远离了原始的诗歌状态，而且也摆脱了音乐的母体，作为一种纯粹的文学体裁而存在。这种自觉的诗歌艺术，具体地说萌芽于诗经 ，初现于屈宋的楚辞，而最终成立于中古时期的文人诗歌艺术。中国古代文人诗歌系统的确立，以及从自然的诗向自觉的诗的转变，是由以五言诗为主要体裁的魏晋诗人来完成的，而处于魏晋最前沿的建安诗人，尤其是以“三曹”为中心的建安诸子则自然而然地肩负起了诗歌发展过程中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向着文学的觉醒与独立而发
9、展，为诗歌的自觉而努力。一、曹植简介曹植（192-232） ，字子建，是曹操的第三子，与父亲曹操、兄长曹丕被后世称为“三曹” 。以“三曹”为中心， “七子” （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瑒、刘桢）和蔡琰等人为羽翼，共同构成建安文学的代表，是中国文学进入自觉时代的先锋文学家。他们创造出来的“建安风骨”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光辉典范和永远风流。 “三曹”作为建安文学的奠基人备受关注，曹植尤其受到更多的重视，这固然与他诗歌创作成就更为突出有关， “邺中诸子，陈王最高” ，其人生遭遇使历代读者为他洒一掬同情之泪，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宋敖陶孙诗评论及曹植曰：“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 1将青年曹植才
10、情非凡、风流倜傥、志得意满的个性及精神风貌概括无遗。曹植自幼颖慧，出言为论，落笔成章，深得曹操宠爱，甚至曹操曾认为曹植在诸子中“最可定大事” ，“吾欲立为嗣” ，几次想要立他为太子。然而由于他主观感情强烈、行为放任、屡犯法禁、任性而为，缺乏政治家应有的成熟与稳重，引起曹操的震怒，而他的兄长曹丕则颇能矫情自饰，最终在立储斗争中渐占上风，并于建安二十二年（217）被立为太子。建安二十五年，曹操病逝，曹丕继魏王位，不久称帝。从此，曹植生活状况也因此一落千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一个过着优游宴2乐生活的贵族公子，变成处处受限制和打击的对象，基本上被剥夺了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根本无从发挥个人政治才能，
11、建功立业的壮志落了一场空。公元226 年，曹丕病逝，曹叡继位（即魏文帝） ，曹叡对他仍严加防范和限制，其处境并没有根本好转。曹植在文、明二世的 12 年中，曾被迁封过多次。曹植迁都赋中写道“余初封于平原，转出临淄，中命鄄城，遂徙雍丘，改邑浚仪，而末将适于东阿，号则六号，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 ”得不到信任和处处被折磨的艰难处境跃然纸上，尝尽世间冷暖和酸甜苦辣，因此可以说曹植一生大起大落，既体味了生命的无限尊贵，又遭遇了极度卑微，可谓丰富多彩。最后封地在陈郡，于公元 232 年逝世，卒谥思，故后人称之为“陈王”或“陈思王” 。二、建安时期的文化背景在整个汉代，文人写作诗歌只是一些偶然性的
12、行为，直到汉末文人群体的文学意识才日益觉醒，诗歌创作风气日益兴盛，开始出现了一些追求审美意蕴，作风较多越出经学与经世之学范畴的五言诗人，初步形成诗人群体。魏晋时代，虽然已经形成了群体的诗歌创作风气和一定规模的诗人群体，但还不普及，即使在“五言腾踊”的建安时期，写作诗歌也还只是曹魏士人集团中以“三曹”为主的一小部分人，而吴蜀两国基本上还没有进行五言诗创作的风气。汉末社会的急剧变化，结束了汉代大一统和思想大一统，文人从僵化的社会秩序中解放出来，思想产生剧烈震荡，开始以积极进取、求真务实的姿态追求建功立业、拯济天下，希望赢得人生的不朽。汉代经明行修的选士标准因之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两汉的政治权威与思想
13、权威不复存在，文人脱卸了旧有的道德信条和礼教规范的重压，有感于社会的离乱，民生的凋敝，生命的短暂，兼之沉浮于风云变幻，目睹人间种种悲剧，深感到事功难以尽凭，命运不可逆料，兴衰荣辱难以把握，思想更超出汉人“天人合一”理论的规范，在奋进乐观的同时，不免对人生悲剧、内心体验和生命价值有更深刻的思考，重新认识与发现自我，儒学之外的思想（玄学）因之兴起。文人天然感慨良多，文学的功利束缚又相对松弛，诗歌抒情言志功能得以充分发挥，故其立身行事，往往能率心任性，表达自己的真实感情。建安时期，思想上由汉末经学和子学向魏晋玄学转化的过渡，也是朴学向思辨哲学、浪漫哲学发展的过渡，诗歌艺术受到时代精神的浸注，追求慷慨
14、悲凉的美，兼之汉末文章渐趋华丽，建安作家于事功不朽和文章不朽并不偏废，文学的美学特征开始受到自觉的重视，文学也因此获得独立于经学的地位，出3现了飞跃式发展。当然建安诗歌的发展也遵循着诗歌艺术内部的发展规律,既吸收汉乐府“缘事而发”和古诗十九首无名氏诗人单纯抒情的特点，又吸取汉末名士以气节志望为诗为文的特点,使诗歌在内容和艺术上都超越了前代。“三曹” 、 “七子”等人在学术倾向上，儒学自然是他们的学问基础和思想上的重要渊源，但他们看重的不是传统的经学和礼学，而且子学范畴也不局限于儒学，他们重视博涉多通，善于表达和表现，关注现实，主张学术和文学应有经世之用，因而博涉多通、奋发有为之外，兼有务本尚用
15、的特点，企图通过学术和文章培养思想能力和从事政治事务能力。这是一种务本尚用的治学主张。“建安”是一个有作为的时代，无论是实际的政治，还是思想、学术都显示出质朴、明朗、刚劲、大气、有为的特色。建安诗人的思想风貌，尤其是他们所具有的锐气以及自觉尊重文化、注重思考的人文精神，是历代文人少有的，正是这种良好的素质，使得士人们面临劫乱仍能关注文化，而且正因为受文化遭受浩劫性破坏的景象所刺激，激发起复兴文化，建设文化的热情，这种热情成了建安文化和文学发展的原动力，这种刺激而生的热情毫无疑问是建安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大动乱大忧患的时代和曹操统一天下的雄心在很大程度上是激发士人建功立业的直接动力，此时士
16、人生命意识的觉醒又导致了其悲叹岁月不居，人生无常的思绪，使建安文人普遍产生了一种慷慨悲凉的情调。因此，建安文人尽管个性有异，风格不同，但大都追求慷慨悲凉的美是基本一致的，他们流露出的慷慨悲凉的情思，既是这样一个感情世界的自然袒露，又是一种感情的自我满足。故这一时期的文学，既有直面现实人生积极进取的乐观精神，又有产生于命运无常，自然永恒的人生苦闷。总之，建安文人对生命短暂的感慨，最终导向及时建立功业、拯救天下、追求人生的不朽，而并未流于消极。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才取得了诗歌艺术的觉醒与独立，以及建安时期诗歌艺术的繁荣和发展。三、曹植的文学思想及其诗歌创作与杨德祖书是曹植较为全面地表达其文学观
17、点的一片文章。在此信中，他表白了自己对诗文的爱好，提出了文人之间应有正确的批评观。同时他也表露了一些轻视文学的倾向：“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 ”重谈扬雄所谓辞赋是“篆虫雕刻，壮夫不为”之论，并强调自己意在“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在曹植心目中，政治功利远在文名不朽之上。曹丕盛推“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典论论文 ）,声名可著于千秋。曹丕讲文章可以“经国” ，4是从“文武之道，备随时而用” （典论自序 ）出发；曹植不屑作辞赋君子，是因为他志在建功立业。曹丕强调的是文章的体用，曹植强调的是人生最高理想，两人侧重不同。
18、曹植的文学创作似乎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辨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名山，将以传之于同好矣。 ”志在建功立业，未果，退而求其次。他的薤露行一诗还更明白地表达了致力于政治功业的想法：“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愿得展功勋，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鳞介尊神龙，走兽宗麒麟。虫兽犹知德，何况于士人？孔氏删诗书，王业灿已分。骋我寸迳翰，流藻垂华芬。 ”表白他即是用笔创作，也要为“王业”效力，所谓“辨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 。这些诗文流露出来的思想都可确切地证实，曹植与曹丕在大致相同的政治环境中，文学思想有较大的差异。很明显，曹丕文学
19、思想开放而洒脱；曹植则受到儒家传统思想的束缚与政治功利观念的羁绊。曹植与杨德祖书也开了文学批评的风气。关于文学的美学特征方面，曹植前录序说：“君子之作也，俨乎若高山，勃乎若浮云，质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汜乎洋洋，光乎暠暠，与雅颂争流可也。 ”由此，可以见出，从文学的批评、文学的美学特征方面，曹植都有较为自觉的认识。这一自觉认识，为文学由汉而魏的渐尚华丽，建安文学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诗歌创作主体，曹植本人更是富于诗人的气质，他才思敏捷，性格外向，善交友，好表现，善言谈， “任情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 2,他受到的思想影响
20、也是纷繁复杂的，最主要的还是儒家学说和道家思想。曹植理想是建不朽功业，志在政治。强烈的诗人气质，使曹植失去了朋友，失去了继嗣的资格，更失去了实现理想的机会。但天然地，曹植是一个天才诗人，他和许多文人一样心高气傲。黄初以后，曹植成为权力斗争中被猜忌与迫害的对象， “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 （与杨德祖书 ） 、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的愿望理想就此破灭， “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 ”（杂诗 ） ，心理承受能力差，难以接受挫折和失败，无可奈何的闲愁之外，更频添了几多恐惧。不得不面对后半生穷苦困顿的生活时，他文人的高傲无处安置，他脆弱的心灵也就不堪一击。现实的困境无法改变，只好求得精神解脱
21、，于是他的热情、才华和不幸遭遇促使他倾注大量精力于诗歌创作。他兼善各类文体、诗体，尤长于五言，又精通音律，通晓佛经，能注意追求诗歌的音律和谐之美，这些都成为曹植本人诗歌产生不可或缺的主体因素。5对于诗歌艺术的新变，曹氏父子的接受程度与创作表现也有所不同。曹植紧跟诗歌发展时代潮流，主要是从事五言诗的创作，五言占他现存完整诗篇的70%，虽然多是乐府歌辞，但五言是其主要形式。 古诗十九首在五言兴起的时代，尚属凤毛麟角之杰作，曹植已使五言杰作成为洋洋大观，钟嵘诗品屡称为“五言之冠冕” 、 “五言之警策” ，在现存的 63 首五言诗中的确比比皆是，他为五言诗的发展并走向艺术的成熟做了突出的贡献。同时在“
22、五言腾踊”的时代，曹植诗歌之体又突破诗经的四言体和带“兮”字的楚辞体而兼有六言、七言和杂言体，在诗歌发展史上有划时代意义。就“五言腾踊”的文人诗歌自觉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来看，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其创作成就上，曹植都远远高出其父其兄，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给五言诗奠定了基础并创作了大量抒情诗的一代大家，钟嵘称为“建安之杰” （诗品序 ） ，其诗歌被钟嵘诗品推崇为“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并列为上品。由此可见，曹植在这个特定的诗歌历史发展阶段上对诗歌发展贡献尤为卓著，具有鲜明的代表意义，是魏晋时代文人五言诗歌自觉创作蔚然成风的一个缩影。四、曹植诗歌中矢志不移的功业诉求曹植一生以公元 220 年（这时曹
23、操去世，曹丕称帝）为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的奋发进取与后期的失意痛苦，所以他的思想也相应地从前期的积极乐观、奋发有为转变为后期的抑郁痛苦，无可奈何，甚至悲观消极。无论哪一时期的思想倾向，都主要是由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及他的人生遭遇决定的。当然这也就造成他的生活状况的前后不同，从而见出诗歌题材内容的前后差异。（一）曹植前期诗歌在建安时期昂扬向上、奋发有力、大气磅礴、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激励下，建安文学显示出了无与伦比的阳刚霸气，折射出了以曹操为核心的军事集团雄才伟岸的气魄。因此，受此风气影响熏陶的曹植，把政治事业作为人生的首要追求，而把文学创作排在次要位置。加之由于曹植少年时代就表现出的聪颖才华
24、，让曹操在太子的人选上也想打破“立长不立幼”的常例，考虑立曹植为嗣，这也更增强了曹植施展政治才华的斗志和期待。有了这样的有利背景，就更激起“生于乱长于军”的曹植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曹植前期的作品多数也是吐露这种志趣和抱负。于是，曹植作为一个天才人物在整个建安文学中横空出世，卓然不群，透射出他深受儒家思想及任侠时代潮流的影响。前期体现这种思想6和抱负的作品有白马篇 、 鰕鳝篇 、 名都篇等。白马篇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诗中正面塑造了一位英姿飒爽、慷慨赴国难的侠少年，这样一位武艺精湛、忠勇爱国、勇于牺牲，以身报国的“幽并游侠儿” ，正是曹植青年时期理想的人生形象写照。诗歌以“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
25、”领起，又以“借问谁家子”十二句来补叙“西北驰”的原因。诗人说，健儿立功扬名于边陲已非一日，连翩西北而驰当然也非第一次，描写了健儿的武艺高强，背景广阔辽远，由近及远，先马后人，轮廓渐渐清晰， “游侠儿”驰骋疆场、建功立业的英雄形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继而又倒叙“名编壮士籍” ，告别家人时的心情；最后策马“赴国难”的一幕则与开首重合。使白马英雄的形象渐次深化，忧国去家，捐躯济难的主题得到了鲜明突出的表现。最后几句赞扬人物“寄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道出了“游侠儿”的思想底蕴和壮烈情怀，写的声沉阔远，荡气回肠。这样豪壮的诗句所
26、表现出的积极进取精神正是曹植前期思想的真实反映。 鰕鳝篇中曹植以“鰕鳝游潢潦，不知江海流。燕雀戏藩柴，安识鸿鹄游?” 、 “驾言登五岳，然后小陵丘。 ”六句诗用了三组鲜明对比，最终引出“俯观上路人，势利惟是谋。 ”、 “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服。”仕宦之徒唯势谋，壮士抚剑志在报国，构思别出心裁。诗人以豪迈气势登五岳而小陵丘， “俯观上路人” ，以居高临下之势藐视那些“泛泊徒嗷嗷”的小人，表达了自己愿“高念翼皇家，远怀柔九州。 ” 抚剑雷音，猛气纵横，建功立业的强烈追求，充满英雄气概，洋溢着自信自负的少年意气。 名都篇表面写战乱之后洛阳城市终于恢复昔日的繁华，贵族子弟斗鸡走马、射猎饮宴、寻欢作乐的
27、情景，诗人选取少年游乐的片段来概括名都繁盛，而少年的游乐又集中选取驰骋来表现 、极力描写驰骋少年身手的轻捷、射技的精湛，绘声绘色。同时也写出了都市富贵子弟游手好闲、终日斗鸡走马，饮宴嬉戏，日复一日，月复一月，虽然也有高强的骑射技艺， “驰骋未能半，双兔过我前。揽弓捷鸣镝，长驱上南山。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余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 ”但止于佚乐，无益于国家，表达了一种对世俗的轻蔑，以及高行远志而不被人理解的思想感情。结尾四句“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 ”流露出了作者对盛年不在、人生易老、寿命不长的忧惧，以及居安思危的家国意识。也表现了作者对高超的骑技和精湛的射技的欣赏，
28、以及不甘于像其他贵族子弟一样终日游乐，沉湎于享乐，希望利用青春生命和时间积极进取、建功立业，以利于国家。游侠在史学家司马迁的笔下，是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惜其躯的7化身，不管是白马篇中的“游侠” ，还是鰕鳝篇中的“壮士” ， 名都篇中的“少年” ，身上都凝聚着一股侠气。曹植借用其来形容马上健儿，主要着眼于不惜其躯而为国立功这一点上，以及漫漫滋生出的侠情结上。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精彩纷呈的一面。而侠文化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既非天然地属于儒家文化，亦非天然地属于道家文化，而是在这两个文化体系中分别注入了属于自己的特质。于是就产生了儒家之侠和道家之侠。从古至今，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柱
29、和核心，他的影响遍及社会方方面面，从而使侠儒有着鲜明的儒家人格：一是强烈的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关心现实世界；二是“以天下为己任” ；三是“自我”的牺牲精神。而道家之侠更注重自然本性和个体智慧，个性鲜明而不容于世。显然，曹植的侠偏重于儒家之侠。结合白马篇 、 鰕鳝篇和名都篇 ，可以见出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生在世，讲究立功、立德和立言，并把立功放在首位这一思想对曹植的深刻影响，以及曹植身上潇洒自由、重情尚义的游侠气质和游侠情结，结合起来的表现就是为国建立不朽功业的迫切愿望及为此而愿不惜一切的豪迈气概和英雄精神。（二）曹植后期诗歌黄初（公元 220 年）曹丕称帝以后，即逐年收杀曹植集团的重要成员，如以
30、“私受西域货赂” 3杀了孔桂，有“以市不丰乐” 4冤死杨俊。对于曹植及诸王，曹丕令他们回归封地，并派监国使者对其进行监视。曹植因有争太子之嫌，更遭罪贬，朝廷不让他久任在任何一地方，常常改换他的封地， “十一年中而三徙都” ，也不许他和亲戚来往，不仅被排除在政治圈子之外，而且备受精神折磨。加上曹丕部下多方谗毁，他受到了严厉的迫害，名为侯王，行动却不得自由，动辄得咎，形同囚徒，他曾说自己是“圈牢之养物” （求自试表 ） 。其物质生活也很匮乏，曾自谓“连遇瘠土，衣食不继” （迁都赋序 ） ， “块然守空，饥寒备尝” （社颂序 ） 。他的权力也是有限的， “僚属皆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
31、5，许多的艰辛在诗中都有反映。由此其诗歌创作也就转入了第二个时期。刘大杰曾说过：“中国人生命的危险和心灵的苦闷，无有过于魏晋。 ” 6这种危机和苦闷往往来自社会现实。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环境由于处在曹丕父子的猜忌、迫害下，曹植忍辱求生，心情极为悲愤苦闷，所以其内容与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品中那种豪迈自信、昂扬乐观的精神消失了，代之出现的则是深沉的愤激与悲凉，对曹丕集团的怨恨，对自己在碌碌无为中空耗生命的哀伤，人生短促、命途多舛、祸福无常的感慨，以及对自由生活的向往。思想深度上来说，更高地则是以个人生命的悲剧来理解整个社会的苦难，其建功8立业的渴望和志向，表现得更深刻、更执着。这一时期的作品有
32、赠白马王彪 、野田黄雀行 、 薤露行 、 当墙欲高行 、 仙人篇和升天行等。 赠白马王彪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全诗气魄宏伟，章节蝉联，结构严谨。这首诗的题目是“赠白马王”而不是“吊任城王” ，但这“赠”是赠别，为临别歧路而作。曹植不免回想起黄初四年五月他和任城、白马诸王一同朝京师会节气时的情景，来时大家一起来，归去时却少了曹彰。对曹植来说，和曹彪是生离，和曹彰是死别，生离是这首诗的主线，然而写生离却又不能不带出死别，从更深的层次看，诗人写与任城王的死别，意在点醒这与今日和白马王的生离实无二致，与曹彰的死别很悲痛，而与白马王彪的生离无异死别，更是悲痛。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说“忧伤慷慨，有不可胜言之悲
33、” 。使全篇笼罩着一层浓郁的悲剧气氛和悲愤之情。中间“欲济川无梁” ， “中途绝无轨” ， “欲还绝无蹊”的“三无”把作者当时走投无路、悲愤交加的痛苦境遇和心情连结起来，文气贯通，使全诗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情感表达上，或借景抒情，或直抒胸臆，或比兴寄托，都是“悲” 、 “愤”两字的不同表现，富于变化的表达方式，增强了诗歌的艺术感染力。赠白马王彪诗序中的“大别在数日”似乎是对自己的命运唱挽歌，沉痛之及，令人闻之颤栗。残酷的社会现实和诗人自己的不幸遭遇，使得诗人为国效力的宏志不仅得不到实现，而且还感受到生命的恐惧和生命的悲哀。这种生命之悲既是诗人的自觉在情感形式上的体现，更是苦难现实与自己苦难处境的
34、共鸣音。但是这种对死亡的强烈感受和巨大悲哀只是诗人的弦外音，而表现出来的是超脱生命的悲哀。其中饱含着哀伤、愤慨和悲惧，但又显出慷慨激昂的格调。曹植的“知命复何忧”就是一种生命理想的追求，是一种对未来生存满怀信心的憧憬中的苦恼。表现出的情感基调是富有追求精神和抗争力量的建功立业之曲，这才是其生命之歌的主旋律。 “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风飘尘，愿得尺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 ”（薤露行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诗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在悲哀之中升腾起一股忿争的激情，深沉、激昂，具有非常强悍的生命强度。这正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建安时期具有普遍意义的慷慨之情。这种感情以一贯之于曹植生命的始终，同时也是曹植情感思想的本质特征。抓住了这一本质，曹植后期创作的两种很重要的题材内容的诗就可以得到顺理成章的解释了。那就是游仙诗和饮酒诗，其中无尽的惆怅和深沉的悲哀，镂心刻骨的悲凉，只是一种表面化的情感现象，深层次上是假游仙诗、饮酒诗以寄慨，以表现建功立业和百折不挠的精神，以及对遭受严重压抑的不满和“冷”反抗。诗人蒙受着心灵与肉体的双重迫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