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初盛唐文人的成长环境与儒学精神以教育和科举为中心的考察赵小华一、 唐代教育体系概述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人的成长过程都离不开一定形式的教育；个人所接受的教育是塑造其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因素，个人的知识结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以及处世态度都与其所接受的教育方式、教育内容密切相关。同时，什么人实际受到教育、什么人适应改变了的教育体制、教育的目标使社会风尚有什么样的改变，这些都将对知识史和思想史产生相当深刻的影响。 1此外，唐代教育史研究与礼、律两个领域的关系十分密切。 2从这个意义上来，唐代士人的一生，无不打上了其所受教育的烙印；以此观照唐代的社会思想状况，也别有一番意味。唐代的教育从广义上可分
2、为官学和私学两类。（一）中央官学体系唐代中央官学体系以国子监为中心。 新唐书百官三 “国子监”条下原注：“武德初，以国子监曰国子学，隶太常寺。 ”3太宗即位之初，对培养人才的官学体系有所改革和提升。 旧唐书职官一：“贞观元年，改国子学为国子监。分将作为少府监，通将作为三监。 ”4这样，就把国子监作为独立的教育行政机关，从太常寺中分离了出来。虽然国子监在龙朔、咸亨、光宅之时名称屡有改易，但其实质并未有多大的变化，终有唐一代，国子监基本上保持行政独立。新唐书百官三 “国子监”条下载有七学。七学包括国子、太学、四门、书、律、算六学和广文馆。七学体系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唐代国子监始于太宗贞观元年，
3、其初只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贞观二年才把书学、算学纳入国子监系统。 5贞观六年，又置律学 6，国子监始有六学。但高宗、武后时期却长期将律、书、算学排除在国子监外。中宗复辟，于神龙元年二月，恢复唐之国号，对武后时所实行的制度亦多所规正。关于学制，即在神龙元年将武后所改称的成均监恢复为国子监，并恢复太宗时六学的体制。 7自中宗神龙以后直至唐亡，六学之制相沿未改。旧唐书礼仪四云：“天宝元年，明经、进士习尔雅 。九载七月，国子监置广文馆，知进士业，博士助教各一人，秩同太学博士。 ”唐会要卷六十六“广文馆”条亦1 塔伯特：思想史与社会史中的教育问题 ，载李圭斌译：当代史研究 ，中华书局1982 年半，
4、第 187-213 页。2 高明士曾从庙学制的完成、圣师孔颜及其从祀制度、违背礼令依律惩罚等方面说明唐代的教育史研究也是礼、律研究。见教育史研究为何亦是礼、律研究 ，载唐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51-164 页。3新唐书卷四十八百官三4旧唐书卷四十二职官一5唐会要卷六十六“广文馆”条云：“书、算学：贞观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置。 ” 6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下：“（贞观）六年春正月乙卯朔，日有蚀之。二月丙戌，置三师官员，戊子，初置律学。 ” 7 参见唐会要卷三十五“学校” ；同书卷六十六“国子监”云：“天宝九载七月十三日置，领国子监进士业者，博士、助教各一人，品秩同太学。以郑
5、虔为博士，至今呼郑虔为郑广文。 ”新唐书郑虔传也有相关的记载。至此，国子监教育体系遂有七学之称。吴夏平博士对于唐代中央文馆制度多有研究，以下是其著作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中根据两唐书之职官志和百官志整理六学相关制度的表格 8。表三 国子监六学概况学官员数 学生员数六学 学 官 官 品旧唐书新唐书旧唐书新唐书学生来源博士 正五品上 2 5助教 从六品上 2 5国子学直讲 4 300 95掌教文武官三品已上、国公子孙，从二品已上曾孙为生者。博士 正六品上 3 6太学 助教 从七品上 3 6500 85 掌教文武五品已上及郡县公子孙，从三品曾孙为生者。博士 正七品上 3 6助教 从八品上 3 6
6、四门学直讲 4 4 500 350掌教文武七品已上及伯侯子男子为生者，若庶人子为俊士生者。博士 从八品下 1 3律学助教 从九品上 1 1 50 25掌教文武官八品已下及庶人子为生者。博士 从九品下 2 2书学助教 1 30 13掌教文武官八品已下及庶人子为生者。博士 从九品下 2 2算学助教 1 30 12掌教文武八品已下及庶人子为生者。上表大致可反映六学在学官设置、学生员数及来源方面的情况。六学中，书、律、算学属于专门学校，其使用的教材与所习专业相关；而国子学、太学、四门馆的教学内容则以儒家经典为主。国子学五分其经以为业：“周礼 、仪礼 、 毛诗 、 礼记 、 春秋左氏传各六十人；助教五人
7、，从六品上，掌佐博士分经教授；直讲四人，掌佐博士、助教以经术讲授；五经博士各二人，正五品上，掌以其经之学教国子。 ”9太学、四门馆所行用之教材与教法，并同国子学。此外，弘文馆、崇文馆以及崇玄学都要承担一定的教育生徒的功能。唐六典对于弘文馆建置的历史文化渊源及功能皆有说明：“后汉有东观，魏有崇文馆，宋元嘉有玄、史两馆，宋太（泰）始至齐永明有聪明馆，梁有士林馆，北齐有文林馆，后周有崇文馆，或典校理，或司撰着，或兼训生徒，若今弘文馆之任也。 ”10说明唐代弘文馆的主要职责有三：校理图籍、撰着官书和教育生徒。崇文馆置于太宗贞观十三年，初名崇贤馆。高宗上元二年，因避太子李贤8 吴夏平：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
8、文学研究 ，齐鲁书社 2007 年版，第 29-30 页。9新唐书卷四十八百官三10唐六典卷八门下省讳，改为崇文馆。崇文馆隶属东宫官署，乃太子学馆。其学士的主要职责同弘文馆学士相当，掌刊正经籍图典、教授诸生。 新唐书载：“显庆元年，置学生二十人。 ”11唐会要亦载：“显庆元年三月十六日，皇太子宏请于崇贤馆置学士，并置生徒，诏许之。始置二十员。其东宫三师三少、宾客詹事、左右庶子、左右卫率，及崇贤馆三品学士子孙，亦宜通取。 ”12则崇文馆也有兼训生徒的功能。崇玄馆的设立， 通典选举三云：“玄宗方弘道化，至二十九年，始于京师置崇玄馆，诸州置道学，生徒有差，谓之道举。 ”旧唐书玄宗本纪下 、新唐书选举
9、上 、 唐会要卷六十“崇玄馆”条、卷七十七“崇玄生”条等都有记载。 新唐书百官三 “崇玄署”条，下注：“天宝元年，两京置博士、助教各一员，学生百人，每祠享，以学生代斋郎。二载，改崇玄学曰崇玄馆，博士曰学士，助教曰直学士，置大学士一人，以宰相为之，领两京玄元宫及道院，改天下崇玄学为通道学，博士曰道德博士。 ”崇玄学自天宝元年始，正式设置教官招收生徒，成为了唐代官方教育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据资治通鉴卷一八五记载，唐初除设置经科学校外，在地方也明令设置。 “武德元年初，令郡县学亦各置生员。 ”据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五载：“武德七年诏州县及乡里，并令置学” ；新唐书百官志也云：“武德初，置经学博士、助教
10、、学生。德宗即位改博士曰文学。元和六年，废中州、下州文学。京兆等三府，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大都督府、上州，各助教一人；中都督府，学生五十人；下府、下州，各四十人。 ”“郡县三等，上郡学置生六十员，中、下以十为差；上县学置生四十员，中、下亦以十为差。 ”13据新唐书 选举志 记载，地方经科学校各州县学生大都是一般庶民子弟，教师的地位和待遇也相对较低，大约八品至九品，课程设置也较为简单。据新唐书选举志载，唐代将儒家经典分为正经和旁经两大类。正经又分为大经、中经和小经，大经包括礼记 、 春秋左氏传；中经包括诗经 、周礼 、 仪礼 ；小经包括易经 、 尚书 、 春秋公羊传 、 春秋谷梁传 。旁经则主
11、要包括孝经 、 论语 、 老子 。学科设置因学校的性质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上述各学科均设，而不要求全习，规定如学习二经，必选一大经、一小经，或选二中经；学习三经，必选大、中、小三经各一经；学习五经，则大经必须全习，其余中、小经各一。 孝经和论语为兼习学科。 道德经本是玄学的主要科目，但三学中有时也列为兼习学科。 14对于上述官学设置，可注意者有二：其一，官学自汉代创立以来，便以儒家经典为学习的基本内容，以后的朝代在经学设置上有所扩充，并始终坚持以经学为主的知识教育传统。唐代除少数专业性较强的学科（如律、书、算、医等）和崇玄学外，在官学中十分强调对儒家经典的学习。这决定了官学教
12、育主要是儒学教育、学生主要以正统的儒家思想和儒家文化为学习内容，官学成为十分重要的儒家思想和儒家文化的传播场所。正因此，唐人在主张恢复礼乐时，往往提到的首先便是重兴太学。垂拱元年冬，武后问群臣“调元气当以何道？”陈子昂上书，主张重建明堂、重修太学。其文曰：“陛下方欲兴崇大化，而不知国家太学之废，积岁月矣；堂11新唐书卷四十九上百官四12唐会要卷六十四“崇文馆”13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八儒学上14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上宇芜秽，殆无人踪。诗书礼乐，罕闻习者。陛下明诏尚未及之，愚臣所以有私恨也。臣闻天子立太学，可以聚天下英贤，为政教之首。故群臣上下之礼，于是兴焉；揖让樽俎之节，于此生焉；是以天子得贤臣，由
13、此道也。今则荒废，委而不论，而欲睦人伦，兴礼让，失之于本而求之于末，岂可得哉？况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奈何天子之政而轻礼乐哉？臣所以独窃有私恨者也。陛下何不诏天下胄子，使归太学而习业乎？斯亦国家之大务也。 ”15充分说明了官学是传播儒家思想的重要途径。而官学中教材的选定以“九经”及五经正义为准，则结束了经学的纷争。同时也意味着经典话语在考试的环境中成了背诵与记忆的知识。标准给出了理解知识的唯一方式，也使得动态的认知过程退化为静止的记忆。其二，官学的监官和学官都是儒者硕学之士。如国子监， “凡祭酒、司业，皆儒重之官，非其人不居。 ”16国子助教“非儒之通者不列” ， “非博
14、雅庄敬之流，固不得临于是。 ”17这既是文士在青少年时期接受儒家思想教育的场所，也是他们谙习儒学、并通过科举考试之后的授官之途，体现出教育体制和科举制度之间的内在关联，值得关注。（二）私学的兴起唐前期的官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到唐太宗时已达到高峰。当时， “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俄而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 ”18即便如此，官学的发展也满足不了众多下层百姓求学的需求。中央官学对学子的身份有明确规定，在入学名额上也有所限制。如上所述，国子学生徒名额三百人，入学者须为文武官三品以上子孙，或
15、从二品以上曾孙，以及勋官二品、县公、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之子。只有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接受百姓子弟，但要求是“庶人之俊异者” ，且数量很少。所以普通百姓很难进入到中央官学去学习。另一方面，唐代官学明文规定“束修”制度，束礼随学校性质不同而有所区别。 “皇子束修，束帛一篚五匹，酒一壶二斗，一案三脡” ； 19“学生在学，各以长幼为序。初入学，皆行束修之礼，礼于师。国子、太学各绢三匹；四门学二匹；俊士及律书算学、州、县各绢一匹，皆有酒脯。其束修三分入博士，二分入助教。 ”20普通百姓即使能够进入官学，也难以承担高昂的学费。各阶层子弟求学的需要推动了私学的广泛兴起。私学具有官学所无法比拟的多样形式
16、，如遍布乡间村野的乡学、由寺院出资延引俗家子弟学习经史的寺学、富人和官宦延师设馆的私塾、书院以及家学等。私学对学生身份无任何规定，能满足各阶层子弟求学的需要。如薛收受学于隋末大儒王通 21；陆士季从顾野王学左氏春秋 、 史记 、 汉书 22；虞世基、虞世南兄弟也师从于顾15 陈子昂：谏政理书 ， 陈伯玉文集卷九，四部丛刊本16通典卷二十七职官九17 柳宗元：四门助教厅壁记 ， 全唐文卷五百八十18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上儒学上19文献通考卷四十“学校二”20 唐中宗：令入学行束脩礼敕 ， 全唐文卷十七21旧唐书卷七十三薛收传野王 23；朱子奢幼从乡人顾彪受左氏春秋 24；马怀素“客江都，师事李善。
17、贫无资，昼樵，夜辄然以读书。遂博通经史” 25。此外，私学一般不需要高昂的学费。私学的束修钱虽无准确的史料记载，但从事私学教育的下层士人的收入和生活状况可以从侧面反映出私学的学费很低廉。如窦易直幼时家贫， “受业村学” ， 26家贫而能入乡村私学，说明这种私学所要求的束修钱很少。科举的进一步发展和官学的不断衰落，使私学得到充分的发展。唐初私学便已存在， “伪周革命之际，十道使人天下选残明经、进士及下村教童蒙博士，皆被搜扬，不曾试练，并与美职。 ”27开元十一年敕， “许百姓任立私学，其欲寄州县学授业者，亦听。 ”28私学取得了合法的地位。政府的允许，使私学在开元年间大量兴起。开元、天宝年间，社
18、会上出现了“太平君子，唯门调户选，征文射策，以取禄位” ， “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的风气， “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 29也就成为一种通常的现象。毋庸置疑，私学对于官学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补充。以受到政府支持的乡学为例，武德七年的兴学诏要求“诸州县及乡里，并令置学” 30，其中的于乡置学其实就是指立乡学。玄宗时又先后于开元二十六年和天宝三载两次下诏敦促乡学：“其开下州县，每一乡之内，里别各置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乡学之中，倍增教授，郡县官长，明申劝课。 ”31可见朝廷对乡学是日益重视的。乡学有许多名流学者，不涉世务，开设学馆，从事著述和讲学活动。检旧唐书本传，孔颖达在未做官以前开办
19、乡学，以教授为务；与孔颖达同撰五经正义的颜师古以考订五经著名，在未显达时，亦“以教授为业” ，并亲自编注传统蒙学教材急就章 ；尹知章“尽通诸经精义，曾为国子学博士，归家仍讲授不辍” ；王恭“少笃学，博涉六经。每于乡闾教授，弟子自远方至数百人” ；马嘉运“退隐白鹿山，诸方来受业至千人” 32。这些好学之士隐居乡里，为当时、当地培养出了一批很有学识和见地的人才。这也使得进乡校学习成为很多文人初学的起点。 旧唐书王栖耀传云：“王栖耀，濮州濮阳人也。初游乡学。 ”唐故处士王君之褐有云：“君讳庆，七岁能自致于乡校，乃心专经，笃意儒业，举进士高弟。 ”陈子昂本“驰侠使气，至年十七八未知书” ，也是因偶然“
20、从博徒入乡学” 33，随后立志闭门读书，最终登第。相对来说，私学教育方式更灵活自由，其教育的内容也不局限于儒家经典，可以培养学生更广泛的学习兴趣和才能。然而，为了顺应科举考试的内在要求，对儒家思想的传授、理解和运用，也必然在其教授范围之内。 34 22旧唐书卷一百八十八陆士季传 23旧唐书卷七十二虞世南传24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上儒学上25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中儒学中26因话录卷六羽部27 张鷟：朝野佥载卷一28唐会要卷三十五“学校”29通典卷十五选举三30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五兴学诏31 孙逖：天宝三载亲祭九宫坛大赦天下制 ， 全唐文卷三百一十32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八儒学上33 卢藏用：陈氏别传 ，
21、陈伯玉文集附录，四部丛刊本34 关于教育与唐代文学、特别是教育的考核阶段（如科举、铨选等相关环节）与文学的关系，学界的研究已是成果斐然。可参看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科举考试与文人的儒学精神（一）科举考试与儒学唐人入仕的门径颇多，除科举之外，尚有门荫入仕和杂色入流等比较重要的方式。 旧唐书职官一记载：“有唐已来，出身入仕者，着令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其次以流外入流。若以门资入仕，则先授亲、勋、翊卫，六番随文武入选例。又有斋郎、品子、勋官及五等封爵、屯官之属，亦有番第，许同拣选。 ”唐初，高门大族以门第礼法自高，可以通过门荫让其子孙入仕，对科举还不以为意。但“君
22、子之泽，五世而斩” 35，至玄宗时，己是“诸达官身亡以后，子孙既少覆荫，多至贫寒” 36。同时，随着科举扮演的角色日重，日益成为高级官员的主要来源，也使得不少高官之后转而谋求以科举为仕进，以致后来出现了“绅虽位及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 37的舆论。可见，科举考试是唐代士人进入仕途的一条重要途径。 38作为国家人才的选拔而言，朝廷选官又以儒学为主，儒士“布在廊庙者甚众” 39。初盛唐时期以儒学为资政之术，同时把它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标准。太宗时期曾诏国子祭酒孔颖达撰成五经正义颁行天下，作为全国各级官学的统一教材，也成为科举考试的依据。唐代学校教育是服务于政治制度和选官制度的。政治制度决定了
23、选官制度，并通过选官制度最终决定着教育制度。这样，学校教育也就必须跟随政治和选官制度。 “唐时学校自表面上观之，不可为不盛，然士人视线，皆集注于科举，学校只为入仕的阶梯而已。 ”40这样的批评也许有些尖锐，但把经学归于一统、以儒家思想为主进行教育，却是唐代教育很大的特色。这在客观上也使得士人对儒家思想谙熟于心，其立身处世、行为准则、甚至人生理想的确立，无不受到重大影响。在具体的考试方法中，帖经和墨义就是直接针对儒家经典的，考验学子对经典的熟悉程度。在录取标准上， 唐六典规定：“（吏部考功）员外郎掌天下贡举之职，凡诸州每岁贡人，其类有六，一曰秀才，二曰明经，三曰进士，四曰明法，五曰书，六曰算。其
24、弘文、崇文生各依所习业随明经、进士例。其秀才试方略策五条，文、理俱高者为上上，文高理平、理高文平者为上中，文理俱平者为上下，文理粗通者为中上，文劣理滞为不第。其明经各试所习业，1980 年版；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陈飞：唐诗与科举 ，漓江出版社 1996 年版、唐代试策考述 ，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 ，中华书局 2001 年版，等。此外，还有一些考察教育方式的专文。如严耕望：唐人习业山林之风尚 ，载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1991 年版） ，详尽分析
25、了唐人读书之山林的地域分布情况，所用资料来源丰富，亦多涉及唐人诗文，诗史互证；邓小军在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 （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3 年版）中有专章论及唐代教育与文学，重点谈了自学的风气和成因；李浩诗史之际唐代文学发微 （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中有专节论唐代关中士族与教育 ，谈及唐代家族教育与文学教育，等。35孟子卷八离娄下36旧唐书卷九十六姚崇传37唐摭言卷一“散序进士”38 参见杨西云：唐代门荫与科举制的消长关系 ， 南开学报1997 年第 1 期和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 （辽宁大学出版杜 1997 版）中的有关统计。39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第二十七40 邓之诚：中华两千年史(卷三)，
26、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5 页。文、注精熟，辨明义理，然后为通。正经有九：礼记 、 左传为大经， 毛诗 、 周礼 、 仪礼为中经， 周易 、 尚书 、 公羊 、 谷粱为小经。通二经者，一大一小，若两中经；通三经者，大、小、中各一。通五经者，大经并通。其孝经 、 论语并须兼习。其进士帖一小经及老子 ，试杂文两首，策时务策五条。文须洞识文律，策须义理惬当者为通。 ”41可见，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作为主要内容，以是否熟悉经典、能否运用符合儒家文化的思想、观念和方法来分析事物解释问题作为是否通过考试的标准。这样的考试内容和方法要求由科举而入仕的官员们掌握儒家经典，擅长诗赋，并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如边
27、政、任贤、吏治、礼制、教育、盐政、漕运等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拿出解决的办法。这使得儒学也逐渐制度化并通过科举制度体现于整个社会政治文化秩序之中，巩固和加强了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统治地位。（二）进士试经科举中以明经和进士二科最受士人和社会关注，二科的考试也围绕着儒家思想来进行。明经、进士两科的考试情况在许多典籍里都有反映。明经科考试注重经义，要求举子熟读并背诵儒家的经典文本与注疏。这一点，在明经科考试的具体科目、考试内容以及考试方法等方面都得到了充分体现。学界于此也多有阐发，此处不再赘言。在所有常科中，进士科考试内容在不断的改革调整中趋于完善，对于优秀人才的选拔起到了
28、积极的推动作用，因而倍受人们重视。唐初进士科考试内容沿袭隋制，只试“时务策”一项，一般为“试时务策五道” 42。策问是要求应试者对现实社会政治、吏治、教化、生产等问题提出建议，属于一种政论文。太宗贞观八年，诏令“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 43，开始在试策之外，加试儒家经典一部和历史知识的内容。高宗之后，进士科的考试内容及考试方法都有了重大变化。对于进士科的考试，一般认为主要是“诗赋取士” ，并有在考试设置、内容等方面的误会。对此，陈飞先生在唐代进士科“止试策”考论兼及“三场试”之成立 44一文中已经进行了指正。陈先生文章中间或涉及到进士试经的情况，但由于文章重点不在于此，故未作深入分析。而事实上
29、，进士科的考试，从内容到形式，都没有脱离、更没有抛开儒家经典。从时间上来说，初盛唐时期的进士考试，与儒家经典的关涉更是重大，这主要体现在我们平时不太注意的进士试经上。对于进士试经的流变情况，试述如下。 唐代对儒学的重视在贞观朝体现得最为明显。贞观八年的诏书，拉开了进士试经的帷幕。杜佑通典云：“自是士族所趣向，唯明经、进士二科而已。其初止试策，贞观八年，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 ”45同书卷十七又云“大唐贞观八年三月，诏进士读一部经史。 ”唐会要卷七六也有记载：“贞观八年三月三日诏：进士试读一部经史。 ”对于此诏，徐松登科记考在引录杜佑记41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42封氏闻见记卷三“贡举”43通典卷
30、十五选举三44 陈飞：唐代进士科“止试策”考论兼及“三场试”之成立 ， 历史研究2002 年第 3 期。45通典卷十五选举三载后加按语道：“进士初惟试时务策五道，至是加读经史，仍试以策，非帖经也。 ”傅璇琮先生本徐松说法，认为：“现在再加上从经书和史书各一部中出题目，考问经史大义，这仍是试策。 ”46陈飞先生则认为：所谓“读”就是“读帖”或“帖读” ，其考试方式是在指定的文章中空出（或帖上）若干帖（一般为三字一帖） ，令考生连同上下文一并“读”出来。其实就是口试的“帖经” 。 47以上诸家的分歧，在于对考试形式的理解不同，但对于进士开始试经，则无疑义。唐会要载：“上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后上
31、表曰：伏以圣绪，出自元元，五千之文，实惟圣教。望请王公以下内外百官，皆习老子道德经 ，其明经咸令习读，一准孝经 、 论语 ，所司临时策试，请施行之。 至二年正月十四日，明经咸试老子策二条，进士试帖三条。 ”又载仪凤三年三月敕：“自今已后， 道德经 、 孝经并为上经，贡举皆须兼通。其余经及论语 ，任依恒式。 ”48则进士试经的考试方式没有改变，所不同的是上元二年改为非儒家经典的道德经 ，而仪凤三年则提高了孝经的地位， “贡举皆须兼通”显然也包括了对进士的要求。 调露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针对“明经射策，不读正经，抄撮义条，才有数卷。进士不寻史籍，唯诵文策，锉综艺能，遂无优劣”的考试流于形式的状况
32、提出“二科并加帖经”的改革对策。 49长寿二年，武则天“自制臣轨两篇，令贡举习业，停老子” 50。臣轨即臣规也，顾名思义，就是臣子的行为规范。正如她自己所言是“发挥德行，熔范身心。为事上之规模，作臣下之绳准” 51。武则天为她的臣子们规定的行为规范，完全遵循儒家要求，引用的书目大都是儒家经典，主要内容则是要求臣子无条件地忠于君王，辅佐君王，以加强武周政权的统治。罢习老子后， 臣轨成了科举考试的必读之书，在文人朝士中影响很大，成为巩固武周政权的有力思想武器。据唐会要 ，进士帖老子始于上元二年，长寿二年代之以臣范 （即臣轨 ） ，神龙元年停臣范复为老子 。 52又据通典：开元“二十一年，玄宗新注老
33、子成，诏天下每岁贡士，减尚书、论语策，而加老子焉” 53。开元八年七月，国子司业李元瓘上言：“三礼三传及毛诗 、 尚书 、周易等，并圣贤微旨。生徒教业，必事资经远，则斯文不坠。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人皆兢读， 周礼经邦之轨则， 仪礼庄敬之楷模，公羊、谷梁历代宗习。今两监及州县，以独学无友，四经殆绝，事资训诱，不可因循，其学生望请量配作业，并贡人参试之日，习周礼 、 仪礼 、公羊 、 谷梁 ，并请帖十通五，许其入策，以此开劝，即望四海均习，九经该备。 ”54此处记载的“明经所习，务在出身”点出了科举制度下大部分读书人学习儒经的目的在于应付科举考试。进言统称两监及州县学生，当又不局限
34、于46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66 页。47 陈飞：唐代试策考述 ，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122 页。48唐会要卷七十五“明经”49 关于刘思立之奏请时间及内容之详细考辨，参见陈飞唐代“常明经”试策考述 ，文史第 57 辑，中华书局 2001 年。50通典卷十五选举三51 武则天：臣轨序 ， 全唐文卷九十七52唐会要卷七十五“明经”53通典卷十五选举三54唐会要卷七十五“帖经条例” ；通典卷十五选举三明经；则其针对性的对策中也包含对进士试经的要求。开元二十四年十月，礼部侍郎姚奕请进士帖左氏传 、 周礼 、 仪礼 ，通五与及第。 55开元二十五年
35、条制考试明经进士诏有“其进士宜停小经，准明经例，帖大经十帖，取通四已上”之语。 通典选举三也云：“进士所试一大经及尔雅”注云：“旧制：帖一小经亦并注。开元二十五年改帖大经，其尔雅一并帖注。 ”56则在开元二十五年前对进士有帖一小经的要求。开元二十五年改帖大经，增加了进士科的经学难度。此后，进士科的经学要求并不比明经科低很多，其出身者也能通经。 57以下对进士试经的情况以表格的形式反映之。表四 进士试经情况时间 进士考试情况 资料来源贞观八年前试策 通典卷十五选举三 ， 唐摭言卷十五贞观八年 试读经史一部/试策通典卷十五选举三 、卷十七选举五 ，唐会要卷七十六“贡举中”上元二年 帖老子三条/试策
36、唐会要卷七十五“明经” ， 册府元龟卷六百三十九贡举部条制仪凤三年 道德经 、 孝经并为上经，贡举皆须兼通/ 试策唐会要卷七十五“明经”调露二年（刘思立奏）加帖经 通典卷十五选举三永隆二年 试杂文/试策 条流明经进士诏 ， 唐大诏令集卷一百六永隆二年至开元二十五年帖一小经、 老子或臣轨/试策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 、卷四尚书礼部 ， 通典卷十五选举三开元二十五年帖大经、 老子或尔雅/试杂文/试策条制考试明经进士诏 ， 全唐文三十一总的来说， “唐高宗永徽四年令孔疏为科举帖经的准式， 正义遂成为天下士人的必读典籍，广泛流传。唐代文学空前繁荣，作者辈出，绝大部分都身历科举洗礼；由此而言，唐代作家必经孔
37、疏的浸润。 ”58上述对进士试经的流变分析也表明，进士科的考试在内容上从来没有脱离过儒家思想的要求，在形式上也并非只试诗赋。三、科举考试与教育的一致性唐摭言卷九“好及第恶登科”条云：“三百年来，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 ”科举制55唐会要卷七十六“贡举中进士”56通典卷十五选举三57 陈飞：唐代试策考述 ，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131 页。58 邓国光：文原 ，澳门大学出版中心 1997 年版，第 135 页。度的发展，使之成为寒族获得政治地位及士族保持门第荣耀的重要途径；科举考试内容中对儒家经典的重视，也使得士人在读书阅礼、日常应
38、对中深受儒家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初盛唐时期始终有不少人对国家取材制度中不符合儒家规范的地方提出严厉批评，从中透露出对儒家德行和才能的重视。下面仅以通典的记载便可窥见唐代士人浓厚的儒学精神。 59表五 唐人对科考的批评及其儒学精神时间人物事 件贞观二十二年王师明以“其体轻薄，文章浮艳，必不成令器”不取声振京邑、有俊才的张昌龄、王公理，得到太宗的支持贞观二十二年马周上书批评当时的选材“其才堪宰莅，以德行见擢者，十不能一”显庆初 刘祥道陈奏：“儒为教化之本，学者之宗，儒教不兴，风俗将替。今庠序遍于四海，儒生溢于三学，劝诱之方，理实为备，而奖进之道，事或未周。但永徽以来，于今八载，在官者以善政粗
39、闻，论事者以一言可采，莫不光被纶旨，超升不次。而儒生未闻恩及，臣故以为奖进之道未周。 ” 上元元年刘峣上疏批评当时的选材“驱驰于才艺，不务于德行”垂拱中 魏玄同批评吏部选举“以刀笔求才，以簿书察行” ，未尽得人之术， “恐非先德行而后言才之义”天授三年薛谦光批评风俗流弊，皆背本而趋末，矫饰行能，以请托奔驰为务开元三年张九龄批评凡称吏部之能者，唯据其合与不合，而多不论贤与不肖开元十七年杨玚批评入仕诸色出身，每岁向二千余人，方于明经、进士，多十余倍，自然服勤道业之士不及胥吏，以其效官，岂识先王之礼义刘秩批评近之作者，先文后理，词冶不雅，既不关于讽刺，又不足以见情，盖失其本，又何为乎！赵匡指出选材中
40、“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 ，造成了士人“修习之时，但务钞略，比及就试，偶中是期。业无所成” 、 “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的弊病；并具体提出建议：如“进士习业，亦请令习礼记、尚书、论语、孝经并一史。其杂文请试两首，共五百字以上、六百字以下，试笺、表、议、论、铭、颂、箴、檄等有资于用者，不试诗赋。其所试策，于所习经史内征问，经问圣人旨趣，史问成败得失，并时务，共十节”沈既济古今选材，皆注重德、才、劳；而今选曹，皆不及焉。今“考校之法安行徐言，非德也；丽藻芳翰，非才也；累资积考，非劳也。 ”上表所列，是部分士人主动出击，维护科举考试中儒家经典的地位；另一方面，政府也采取了系列措施保证儒家思想在科考中的主导地位。如前所述的进士试经、提高经典难度等。此外，开元八年国子司业李元瓘上言：“今明经59通典卷十七选举五杂议论中、卷十八选举六杂议论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