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农村公共支出效果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李燕凌/曾福生 湖南农业大学原载中国农村经济2006 年第 8 期 p2333【标题注释】本文是笔者在 2005 年“首届中国经济论坛”所作报告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笔者感谢张晓山研究员和李扬研究员精彩的评论，感谢李周博士、刘纯阳博士在会议上的讨论意见，感谢匿名审稿人中肯的修改意见。本文还得到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县乡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及供给标准研究” 、湖南省 2004 年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应对农村社会突发事件的预警、应急机制及责任机制研究” 、湖南省科学计划项目“农民增收效果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的资助，在此亦表示感谢，但笔者文责自负。【内容提要】
2、本文从农村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一般均衡过程、公共产品的帕累托最优条件、公共产品消费的“林达尔价格”决定、对农村公共产品生产存在帕累托最优的质疑、国内有关农村公共产品支出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等方面，对农村公共支出理论进行了梳理。本文根据布朗杰克逊估计方法，从农村公共支出影响因素及公共支出对私人消费影响的视角，运用 1994 年和 2003 年的截面数据及 19942003 年的面板数据数据对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农村公共支出效果进行了分析，并对当前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合理事权划分、改进财政分权体制、提高农村公共支出效率等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和意见。【关 键 词】公共产品/私人产品 /农民/消费支
3、出/ 效果近年来，中央连续出台一系列直接、有力、有效支持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政策，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收入增长速度加快。但是，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大格局相比，农民增收数量仍然有限，质量仍然不高。因此，中国依然要在进一步加强“三农”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民增收的同时，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公共产品的生产，改善农民的消费结构。随着国家财力和物力的增强，要逐步加大支农力度，加快发展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努力形成农业投入稳定增长的机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一、农村公共产品支出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一）农村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一般均衡过程从宏观上看，尽管凯恩斯
4、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预期不断调整，公共支出对宏观经济变量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内生增长理论仍然较为一致地认为，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提高和降低效率两方面的作用，两者作用的强弱要看公共支出对私人支出的补充和替代作用的大小。而从微观上观察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生产的一般均衡问题，可以发现公共产品生产对私人产品生产则具有明显的影响。为了简化分析，假定只有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两个相关产品的消费市场，私人产品用 X 表示，公共产品用 Y 表示。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有相互替代和相互补充两种关系。图 1（a）公共产品 Y 市场图 1（b）私人产品 X 市场图 2（a）公共产品 Y 市场图 2
5、（b）私人产品 X 市场（二）公共产品的帕累托最优条件现在再来分析在这个存在有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市场中，最优的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产量（供给量或消费量）应该是多少，也即公共产品帕累托最优条件问题。为了简化分析，在上面的均衡模型中，再假设只有两个消费者 A 和 B 的简单经济。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取决于他所消费的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数量，消费者 A 和 B 的效用函数分别为：图 3（a）农民私人产品消费效用最大化条件图 3（b）农村公共产品消费效用最大化条件假设 X 为私人产品总量， ，Y 为公共产品总量。由于公共产品消费中的非排他性，每个人所消费的公共产品量就等于公共产品总量。生产可能性边界的隐
6、函数为：（7）式左边的两项分别是 A、B 两个消费者所消费的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边际替代率，右边一项为表示社会生产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两种产品的边际转换率。（7）式也可以简化为：也就是说，消费公共产品的消费者对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边际替代率的加总，等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在生产中的边际转换率。很容易推导，两个消费者、两种产品的模型也可推广至多个消费者和多种产品，结论是相同的。这样，可以概括出存在公共产品的市场中，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生产或消费的帕累托条件有三条： 与生产私人产品的经济相同，私人产品中的任两种产品的边际替代率相等； 也与生产私人产品的经济相同，在生产所有产品的生产要素中，任两
7、种生产要素的边际替代率相等； 在存在公共产品的情况下，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的边际替代率之和等于它们之间的边际转换率。（三）公共产品消费的“林达尔价格”决定考虑到在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状况下，所有消费者消费相同数量的公共产品，但公共产品在各个消费者之间的成本分担所具有的差异，林达尔（Erik Lindahl）给出了其独特的方案，如图 4 所示，在图示中的均衡状态下， 人人都愿意为他所消费的人格化公共产品支付人格化价格（税收价格），因此，这种均衡价格又被称为“林达尔价格”。图 4（a）公共产品成本变化对消费组合的影响图 4（b）林达尔价格决定示意图为简化分析，在图 4（a）中，林达尔假定私人产品的价格
8、为 1，曲线 B 为消费者的等差异曲线，则此时预算约束线 P 的斜率变化就能够反映出消费者对公共产品的成本分担的变化。在预算约束 P,1的情况下，某消费者分担的公共产品成本较高， 此时其消费公共产品的数量为 X*、私人产品数量为 X。 当消费者分担的公共产品成本较小时，预算约束线 P 向外推到 P,2的位置，此时其消费的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数量将更多。也就是说，图 4（a）反映了分担公共产品成本更多的消费者可以消费更多的公共产品这一本质。在图 4（b）所示 A、B 两个消费者的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分配中，A 所支付的税收比重为 h，B 所支付的税收比重为（1h）， 在林达尔均衡点上，消费者 A
9、的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边际替代率等于其公共产品的价格 h*，消费者 B的边际替代率为 1h*，显然， ，满足有公共产品生产的帕累托最优条件。（四）对农村公共产品生产存在帕累托最优的质疑斯蒂格利茨（J.E.Stiglitz,1977）认为，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在公共产品的供应上存在三个基本问题：显示问题。对于私人产品，居民们在购买产品过程中显示出他们的偏好；但对于公共产品，则必须用某种其他方式来得出这个偏好。社会选择问题。阿罗（Arrow）证明，一般来讲， 不存在一个社会选择机制满足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即非专制性、可传递性、不相关选择的独立性和帕累托最优性。公共产品的管理。居民为选择合适的公共管理
10、者而需要获取的信息，是不对称的。林达尔均衡是建立在人们都能正确地显示他们对公共产品的偏好的前提假设之上的，如果在讨价还价过程中双方不能正确地显示偏好，则林达尔均衡便会成为一个假均衡。由于公共产品消费具有非排他性，个人无论付费与否，他能得到的公共产品总量是相同的，这就形成了个人不愿意真实显示其对公共产品的偏好的原因。根据斯蒂格利茨的理论，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分到“高岸田”的农户更愿意集资维护电排灌站，而靠近乡级公路旁的农户却不愿意集资兴修村级干道。农村公共产品的管理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尽管村委会直选给农民选择公共产品管理者提供了某些便利，但是，在取消“乡统筹”之后，对诸如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产
11、品的生产，村级财务缺乏支持能力，而对县及以上财政的转移支付，农户基本上没有获取信息的权利。因此，农村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帕累托最优配置的条件，难以通过林达尔方案所取得。马斯格雷夫（Musgrave,1939）和萨缪尔森（Samuelson,1954）的研究一致认为，在公共产品的支出水平上不存在纳什均衡解。因而，与私人部门相比，在公共部门中有相当比例的国民收入没有实现最优配置是很正常的，长期以来新古典经济学支持他们的观点。马斯格雷夫和萨缪尔森的理论，对于解释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及由此引起的地区之间不均衡现象，一直具有政策支持基础。但是，在 1956 年，美国经济学家蒂布特（Charles Mil
12、ls Tiebout）挑战了马斯格雷夫和萨缪尔森的理论，他在美国政治经济学刊上发表了一个关于地方支出的纯理论，在文章的最后他指出：“地方政府代表了一个在公共产品的配置上（作为对居民偏好的反映），不逊色于私人部门的部门。”在后来的 50 多年里，该文成为西方经济学界一篇引用率极高的文章。蒂布特（Tiebout,1956）认为：“尽管马斯格雷夫和萨缪尔森的分析对联邦（中央）支出是适用的，但并不适用于地方支出。”也就是说，至少对那些由地方供给的公共产品而言，如果居民能够在社区之间移动，那么，偏好显示、社会选择和公共产品管理这三个问题，都是能够有效解决的。社区间的竞争类似于厂商间为了消费者而展开的竞争
13、。对于地方公共产品而言，决定有效率水平的机制可以不是通过投票选举，而是社区间居民以迁移的方式“用脚投票”。蒂布特为其模型给出了七个严格的前提假设，在这些近似苛刻的前提下，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即“如同私人领域经济的一般均衡解一样，如果偏好和资源禀赋既定，（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一般均衡解）就是最优的，而且可解”。由于他只是从理论上做出了推理和论证，并没有经验的检验，因此，在随后的近 50 年里，包括詹姆斯布坎南（J.M.Buchanan,1972）、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E.Stiglitz,1983）和朱迪斯罗伯特（Judith Roberts,1987）等在内，大量的文献致力于评价蒂布特
14、观点的正确性、蒂布特模型的一般化，并试图确定其理论上的限制和对它进行经验检验。与斯蒂格利茨（1977）相同，多数评论文章认为，只有在非常特殊和不合理的假设下，居民在社区间的选择过程才导致帕累托最优。也就是说，蒂布特模型的条件过于严格，缺乏现实性。蒂布特自己对这一模型的有效性仍然有所保留，但他在“政策含义”的最后一段话中，却给出了一个令人费解却又充满想象力的预言：“最后，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规范性的问题：地方政府是否应该有一个固定的收入一支出模式。对一个动态的大城市而言，这是不可能的；但对农村和郊区而言，这种考虑或许会更适合一些。”可惜的是，后来的学者们几乎没有人就蒂布特对其模型“更适合于”“农
15、村和郊区”的这一政策含义做过评价。事实上，在今天中国的农村社会，只要稍微放松假设条件，蒂布特模型就可以得到扩展，用以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消费结构问题。中国农村各地“税率”不同的“统筹费”，本质上就是一个“地方公共支出”问题。人们可以将具有不同“统筹费率”的各地农村，视为数量庞大而独立的社区。根据蒂布特模型的解释，中国农村“地方公共支出”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的一个根本性原因，即在于未能实现“土地价值最大化”，致使农村居民在“社区”间的配置是无效率的。中国每年多达 1 亿以上的农民工、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家眷及 2000 多万农民工学龄期子弟，以超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规模在城镇与乡村间的“大迁移
16、”，正是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用脚投票”。（五）国内有关农村公共产品支出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简要回顾国内学者们主要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公共支出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得出一些富有价值的结论。最具典型意义的研究包括樊纲、王小鲁（2004）对简单消费函数 CAY进行了扩展讨论， 其结论包括：城市化是所有非收入因素中对公共消费贡献最大的首要条件，城乡区域间人口和劳动力流动、交通运输条件及通讯设施条件，对促进公共产品消费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高梦滔、姚洋（2004）基于博弈论框架的理论模型，主要采用 Grossman 的一个新古典模型框架，认为健康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投资水平决定于家庭联合效
17、用函数在收入约束条件下的最优水平。黄季焜、李宁辉（2004）建立了一个 CAPSiM 模型（即中国农业政策分析和模拟模型），选用了人均实际收入和农作物科研投入、灌溉投入及水土流失、盐碱化土地面积等变量，他们的结论警告：以放弃对农田基本建设和环境保护投资而取得的农业生产快速增长和品种多样化是得不偿失的。朱晶（2003）采用一个双对数 CD 生产函数模型，估计了农业科研中私人物质投入与公共投资之间的相互替代作用，从而得出加强农业科研、教育和基础设施等公共投资，可以在产量不变的条件下，通过有效地减少必要的物质要素投入来影响农民的生产投入及收入、支出结构的结论。李燕凌（2004）以农民消费结构分析为基
18、础构建了一个评价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模型（Configuration-Level Mode），选择食品、居住、衣着、文化教育娱乐、医疗卫生保健、家庭设施及服务、交通运输及通信等支出变量，用中国统计年鉴1992 年至 2001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论认为：政府在农村没有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但为了维持一定水平的公共产品生产，通过收取“乡（镇）统筹费”手段，使农民成为农村公共产品“混合供给”的主体之一，造成了一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需求的“虚增”，并对农村私人产品投资和消费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此外，马国贤（2001），刘保平、秦国民（2003），陈杰、刘彦朝、姚裕萍（2003）
19、，宋洪远（2004）等从中国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方式的角度研究了农村公共支出问题，他们的结论是：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一种压力型供给，农民作为公共产品消费者被排除在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体制之外，因此，以追求官员“政绩”为价值目标、忽视农民实际需要的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漏出”现象十分严重。黄佩华、迪帕克（2003）研究了中国地方政府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责任问题，认为县乡政府承担了过重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责任，应当加强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陈锡文、韩俊、赵阳（2005）的研究认为，现实的农村公共支出一方面受公共资源十分紧缺的影响，另一方面县乡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的管理又十分粗放，因此，虽然农村公共支
20、出日益增大，但始终难以达到公共支出的预期效果。这些研究强调政府公共支出的宏观效果，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及其改进进行了规范性研究并提供了有益的政策意见。但是，更深入地对农村公共支出的影响因素及公共支出对农民私人消费支出的影响，或者从更一般的意义上对农村公共支出效果的评价等的研究文献则较少。后者恰恰是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合理划分事权、改进财政分权体制、提高农村公共支出效率的基础性研究之一，具有重要的意义。二、基本模型及实证分析国外对评估公共支出函数的变量进行实证性研究的，主要是美国的经济学家。在20 世纪 50 和 60 年代，掀起了一阵所谓的“决定因素研究”的热潮，即究竟有哪些公共支出因素对
21、居民消费支出效果具有“决定性”影响。这些以事实为根据进行的跨地区研究，力求解释国与国之间、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城市之间、社区之间以及其他管辖区之间公共支出水平的变化对居民消费规模及结构的影响；同时，也进行了几项时间序列的研究。这些研究普遍采用的方法，是布朗杰克逊（C.V.Brown P.M.Jackson, 1954）估计以下常用简化方程中参数的方法：（8）式中，E 是居民的消费绝对总支出或为某一研究目的服务所特定的人均消费支出或总支出，I 是该管辖区的人均收入，A 为人均补贴，X 是政府公共支出向量，例如教育、卫生、文化公共支出，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支出（以下简称“
22、农业生产事业财政支出”），基础设施投资等。运用该模型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是，在选择 X 时，用这种简化函数估计的参数来解释公共支出政策，其假设是所有地方政府都采用一样的生产函数。根据布朗和杰克逊的观点，居民的消费规模和结构受居民人均收入的影响，并与生产性补贴有关，生产补贴多会引致居民的消费规模和结构的扩张。对居民的消费规模和结构的这两个影响因素人们已经形成共识。而对模型中代表其他影响因素的 X 变量的选取，则正是“布朗杰克逊”模型所要解决的“决定因素”问题。本项目实证研究的基本模型构建中，被解释变量 E 选取了东部、 中部和西部各省（市、区） 农村居民特定的户均消费支出。本项目所选的公共支出解释变
23、量，除了人均收入（控制农民收入对消费支出影响内生化的变量）I、人均补贴（控制各种农业政策性补贴对消费支出影响内生化的变量）A 之外，还包括不同区域政府在公共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事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等特定公共服务方面的总支出。运用SPSS 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后，考虑到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及政府公共政策、公共支出的明显差异，选取了人均收入、人均补贴、农业生产事业财政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四项主要指标为解释变量，并按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进行了分组，设置了虚拟变量。被解释变量表示该管辖区内农村居民各种消费的规模，笔者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上所能查取的统计指标中，
24、可选出多达十余个受公共产品供给变化影响的变量。运用 SPSS 软件进行聚类分析后，笔者最终选取了户均储蓄、教育消费、卫生消费、文化娱乐消费及其他享受性消费支出 5 种指标作被解释变量。 这样得到如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这个模型是布朗杰克逊模型的一个扩展式（称之为 BJ Model），它将大大提高模型的解释程度。本项目实证研究中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中，选取全国 31 个省（市、区）1994 年财政体制改革以来到2003 年期间的数据，运用布朗杰克逊扩展模型，分别做了 1994 年和 2003 年的截面数据分析及 19942003 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在布朗杰克
25、逊扩展模型即（9）式中，E,i为特定的农村居民消费总支出，i1，2，3，4，5，分别表示农民户均家庭储蓄、教育消费、卫生消费、文化娱乐消费及其他享受性消费支出 5 种特定的居民消费支出，并分别建立 5 个线性回归方程、。agr 表示农业生产事业财政支出水平的地区虚拟变量，cci 为农业基本建设财政支出水平的地区虚拟变量，k 为地区虚拟变量的下标，其取值为 0、1、2，例如，当东部地区虚拟变量取 0 时，中部、西部地区取农业生产事业财政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的数据分别代表中部和西部地区。,0、,1、,2、,ki、,ki为待估参数，u,ki为扰动项。运用布朗杰克逊扩展模型分别对不同时期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政府的农业生产事业财政支出和农业基本建设财政支出等特定公共支出建模并进行参数估计，即可得出公共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布朗杰克逊扩展模型估计结果，如表 1、表 2 和表3 所示。表 1 1994 年农村公共服务支出 BJ Model 估计结果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表 2 2003 年农村公共服务支出 BJ Model 估计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