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一、孙中山的早期革命活动,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德明，号逸仙，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化名中山樵，即以中山为名。广东香山县（今中山）翠亨村人，出生于农民 家庭。小时候，他常听“太平天国军中残败之老英雄”所讲的故事，心中对太平 天国的英雄们很佩服。12岁（1878）时他跟随母亲漂洋过海，到檀香山（ 火奴鲁鲁，今为美国夏威夷州的首府）去。他的哥哥孙眉在檀香山经营畜牧业，是 个富有的资本家。在哥哥的帮助下，他先后入英、美教会创办的学校学习，接 受西方文化教育。,孙中山在檀香山生活了5年，直到17岁才回国。那时的夏威夷是个 已经建立了宪法制度的独立王国，但各方面受到美国的控
2、制，并时刻有被美国吞并 的危险，因此夏威夷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很激烈。他深受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 感染，回国以后，看到腐败的清朝把一个地大物博的中国，闹得竟不及人家小 小一国，他很伤心，“以为国家为什么这样衰，政府为什么这样遭，推究其故， 就是政府的权柄，握在异种人满洲人手里。如果拿回来，自己去管理，一定可 以办好。”这使他更加痛惜半途失败的洪秀全，心中便有了“以洪秀全第二自命的 志向”。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其中也夹杂着种族主义思想）就这样初步树立起来。,孙中山在檀香山学习时，也接触到一些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和民主主义思想，但是他 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初步树立则是在香港时期。从1884年入香港拔萃书室，至1
3、892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他在香港生活了近8年（有半年在檀香山），年龄 从17至26岁，是他思想渐趋成熟的时期。他看到香港距离香山县不过50英里， “香港整齐而安稳，香山反是”，这促使他作市政研究，进而作政治研究，最后得 出结论：必须“改革中国之恶政治”。他从中西社会生活、市政设施和政治制度 的比较中，认识到必须从政治上改造中国，这就意味着要变中国的封建制度为资本 主义制度。,从民族主义（这里主要指排满思想）或者从民主主义出发，不一定就产生民主 革命思想，因为如果只赞成排满而不赞成民主政治，那是地主阶级狭隘的种族主义； 如果只赞成民主政治而不赞成排满，那是“君宪”论的改良主义。只有把民族主义
4、和民主主义相结合，才能产生民主革命即共和革命的思想。孙中山从檀香山到香港， 既有了民族主义思想，也有了民主主义思想，于是共和革命的思想就萌生了。他自 述说：“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中法战败之 年是1885年，孙中山时年19岁，就读于香港皇仁书院，这时产生的共和革命 思想当然还只是萌芽，但它确定了孙中山以后思想发展的基本路向，虽然不无曲折。,在香港读书期间，孙中山已开始有意识地结交一些志趣相投的朋友，他们都有 反清思想。其中陈少白、尤列、郑士良还和会党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当时孙中山、 陈少白、尤列、杨鹤龄人常住香港，朝夕往还，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 欢，数年如一
5、日”。年，孙中山从西医书院毕业，在澳门、广州行医，继续联络同志。他 们经常在广州圣教书楼的礼拜堂和广雅书局的抗风轩聚谈时势政治。这种政治性聚 谈已有筹组革命小团体的倾向。年冬，孙中山、陆皓东、郑士良等人在 抗风轩集会，孙中山建议创立团体，以“驱逐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众人表示 赞同，但没有议定会名。这次集会是孙中山立党的尝试，它为后来兴中会的成立 打下了基础。,孙中山这时虽然有了革命思想，但并不牢固，他同时还存在着改良主义思想， 这主要表现在他上书当道的活动上。1890年，他在致郑藻如书中表示他要 找机会上书总理衙门。1894年春，他草拟了一封上直隶总督李鸿章的书稿，在 陆皓东的陪同下，到上
6、海，走访著名改良主义者郑观应，请他修改文稿，并在他的 帮助下，勾通盛宣怀、盛宙怀等的关系，疏通上书门径。夏天，他到天津向李鸿章 上书。上书近万言，其中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 而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 经，治国之大本也。”这些内容没有超出洋务活动的范围。他很希望李鸿章“采择施行”他的建议，并任用他，但李鸿章没有理睬他，这使他非常失望，“知和平 之法无可复施”，进一步促使他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1894年10月，孙中山从上海赴檀香山，11月，创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 级革命小团体兴中会。参加兴中会的有20多个华侨，主要是经营小商店和小
7、 农场的反满人士。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就着手准备进行武装反清斗争，他一面积极筹款，一面训练武装人员，他挑选了20多个会员，请一个丹麦教官进行军事训练。1895年初，孙中山回到香港，联合杨衢云领导的辅仁文社，成立兴中会总 会，对外用“乾亨行”的名义作掩护，并发布经过修改的兴中会章程。发展会 员120多人，主要分布在香港和广州，其成分主要是商人、农场主、银行经理、 工人、会党分子，以及医生、教员、翻译、传教士、学生等，而其核心人物则多是 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兴中会总会成立后，就开始筹划夺取广州的武装起义。按照分工，杨衢云、黄 咏商等驻香港负责后勤工作，孙中山带领陆皓东等驻广州主持起义事宜。关于
8、这次 起义的目的，兴中会没有发布公开宣言，但在孙中山与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 在1895年月和月的两次谈话中有所透露。据中川事后向日本外务省通商局 长原敬报告说，孙中山告诉他，起义之后要使“两广独立为共和国”，但谁为总统， “尚未考虑及此”。这说明广州起义并不是一般意义的反清起义，而是要进行共 和革命，虽然还很蒙胧。,孙中山等计划于10月26日（旧历九月九日重阳节）在广州发难。26日清 晨，各路人员都到达广州，只有杨衢云的一路未能如期到达，他电告孙中山说须迟 两日人员和武器才能运到。同时，广州将发生起义的消息也已泄露，孙中山觉察到 已被跟踪，他只好发出“止办”的通知。但是清两广总督谭钟麟已派
9、兵勇搜捕起义 人员了，陆皓东等人被捕。起义未及举行就被镇压下去了，陆皓东等人死难。“广州之役”当时对国内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孙中山等被国内舆论视为“乱 臣贼子，大逆不道”之人。但是这次起义仍具有重要意义，它标志着资产阶级革 命运动的开始。,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郑士良、陈少白逃离广州，先到香港，后赴日本。11 月12日，他们乘船抵达日本神户，登岸后买了一份日文报纸，发现有一条题为 支那革命党领袖孙逸仙抵日的新闻，孙中山便对郑陈二人说：“革命二字出于 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 称革命党可也。”（有学者对于这条史料提出怀疑）从此孙中山等就以“革命党”的旗号
10、开展活动，并在20世纪 初年鼓起汹涌的革命风涛，使“革命”成为中国人民社会生活的主旋律。,二、新型知识分子群的出现及其革命倾向,20世纪初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也出现了。这个群体，或说是阶层，主要是由海外留学生和国内新式学堂学生构成。清政府首次向国外派遣留学生是在1872年（同治十一年），是为了外交和洋务运动的需要。留学生的数量不多，起初是派往欧美，后来渐及日本。到世纪末，中国派往欧美的留学生总共不到100人，在日本的留学生最多时也不过80多人。1898年戊戌变法时，清政府曾准备实行“奖励游学”政策，因变法失败而中辍，但一批湖南青年学生追随逃亡日本
11、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也东渡日本，到1900年，留日学生增加到100多人。,八国联军之役以后，清政府决定实行新政，奖励游学是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于是在20世纪初年形成留学热。当时去日本留学的最多，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留学费用较省，另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学习西方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一时间出现了“父遣其子，兄勉其弟，航东负笈，络绎不绝”的热闹景象。据统计，至1902年，留日学生激增到500多人，1903年达1300多人，19051906年达8000多人。,20世纪初年，留学运动兴起，中国人漂洋过海，走向世界，主动去接触外国先进文化。留学生取代了传教士，成为输入外国文化的主体，输入的
12、重点也改变了，从以自然科学为主变成以社会科学为主了。据东西学书录所载，在1900年以前中国所译的西方和日本书籍中，有自然科学类的47部，占总数的75.3，社会科学类的80部，占总数的13.9。而据译书经眼录所载，在20世纪初年的译书中，自然科学类的164部，占总数的19.6，社会科学类的327部，占总数的60.9。另据日本译中国书综合目,录一书的统计，从1868至1895年，中译日文书共有种，而从1896至1911年出版的中译日文书激增到958种，其中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类的172种，社会科学类的786种。 一批重要的西方社会科学著作被翻译介绍过来，如路索民论（杨廷栋译，即卢索的民约论）、孟德斯
13、鸠的万法精理（张相文译，严复译本名法意）、穆勒的自由原论（马君武译，严复译本名群己权界论）、保尔孙的伦理学原理（蔡元培译）、培根文集、美国独立檄文（即美国独立宣言等，严复的“八大名译”也至1909年全部出版，“八大名译”除了前面已提到的几部外，还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甄克思的社会通诠、穆勒名学（上半部）、耶芳斯的名学浅说。这些著作主要宣传天赋人权说和自由平等思想，起到很大的思想启蒙作用。,在海外留学生队伍迅速扩大的同时，国内新型知识分子群也形成了。 随着国内新式教育的迅速发展，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也迅速形成。据统计，1902年在校学生人数为6912人，1905年为258873人，19
14、08至1909年为163884人，1912年为2933387人。这是官方的统计数字，它还不包括未经申报立案的公私学堂、军事学校、外国人兴办的教会学校和非教会学校，如果把这些学校的学生人数也统计进去，估计在1911年国内学生总数在300万左右。,拒俄运动,20世纪初年知识分子从爱国向革命的转变，不仅是受新思想影响的结果，更由于受到时势的刺激和他们本身参加政治斗争实践的结果，他们在斗争中不断提高了觉悟。在留学生比较集中的日本，不断发生政治事件。国内新式学堂的学生也不断闹学潮，波澜迭起。国内国外的学生运动互相影响，互相激动，极大促进了知识分子的革命化。,拒俄运动。它的起因是俄国违背1902年4月中俄
15、签订的东三省交收条约，拒不按时撤退在义和团运动时侵入东北的俄军，不但不撤军，反而增兵，并于1903年4月18日向中国提出七项无理要求，妄图永远占领东北。七项要求中包括“东三省置于俄国监督之下，不许他国干预”等内容。日本东京各报于4月28日报导了俄国的七项要求，有的报纸还报导了俄国驻日代理公使檬兰孙对记者的谈话，其中说：“从来俄国对满洲政策，欲取而未取，致有生杀之嫌，故各国生出种种之障碍。今宁断然取之，归入俄国之版图。”留日学生在报章上得知这些消息后，即于日早晨在留学生会馆召开干事和评议员会议，有多人参加。决议组织义勇军，赴东北拒俄。,留学生的拒俄运动是一次反帝爱国运动，虽然其中少数激进学生隐含
16、有革命意图，但没有公开表露。在4月29日大会上，曾决议致电北洋大臣袁世凯，请将义勇队隶属在他的麾下，在5月2日的大会上，规定了学生军的“体制”是“在政府统治之下”。这都表明它并不反对清政府。,但是腐败、虚弱的清政府却惧怕学生的爱国运动，视之为洪水猛兽，极力破坏。驻日公使蔡钧首先给两江总督端方拍发密电，告知：“东京留学生结义勇队，计有二百余人，名为拒俄，实则革命。现已奔赴内地，务饬各州、县严密查拿。”端方立即咨告各督抚及海关税务司查拿。江苏巡抚得电后，拍案大叫：“此等举动，明明又是一班富有会匪（指自立军）。拿获后，务必正法，决不宽贷！”蔡钧旋即又致电外务部，密告留日学生“以拒俄为名，实图不轨”。
17、清廷当即谕令各地督抚：“于各学生回国者，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拿到，就地正法”。学生军因此未能回国。,清政府的倒行逆施给留学生以极大刺激，“爱国有罪”的事实，促使许多爱国学生丢掉对清政府的幻想，倡言革命排满。张继当时就发表了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署名自然生）一文，发泄心中的愤恨。他写道：“五月初九日，见苏报有严拿留学生之密谕，我脑筋受其刺激，于是手不忍舍，口不忍闭，忽作细声读之，忽作大声读之，忽作狼声读之，忽作鬼声读之，心为之动，足为之跃，血为之沸，气为之涨。吾怪留学生，吾怪满洲人，吾不得不以绝大之希望，奉诸我最敬爱之国民。”,为什么要怪留学生呢？他说：“向日之诸君，以中国未
18、来之主人公自期，铸革命之脑，造民族建国之魂，诸君之志愿，非不广大也，何今忽出此矛盾之举，代满洲人而拒俄，乞怜于满洲政府，愿为前驱，甘为牛马？仆仆哀求之旨，一见于军国民教育会之宣言；堂堂忠君之士，二见于义勇队之特派员。而政府更不怜诸君之苦心，而发今之上谕，以反叛朝廷定诸君之罪，以就地正法为处诸君之刑，是诸君自作之灾，于满政府不足骂也。留学生诸君乃汉人，非满人也我以热血待人，其如人冷遇我何！是吾不得不怪于留学生诸君者。”他,又说：“吾愿吾汉人自今之后，莫言排外矣。非因不去，良果不结；小丑不除，大敌难却。对今之满洲，既能张复仇主义，以光复我有，则他日之大英、大法、大俄、大德之来主我者，亦可张复仇之气
19、以驱逐之也何难！故吾敢以一大语奉于我同胞曰：不顾事之成败，当以复仇为心；不顾外患之如何，当以排满为业。”他批评留学生满清政府存有幻想，并认识到首要任务是排除满洲，否则就不能完成反帝的任务。因此，拒俄运动之后，排满思潮大盛。拒俄运动在学生运动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苏报案,在留学生不断革命化的时期，国内新型知识分子也正经历同样的过程。国内学生运动以上海为中心展开。自从19世纪40年代上海开阜以后，它迅速发展为一个近代化大都市，新文化比较发展。20年代初，它成为新型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1902年，蔡元培、章太炎、黄宗仰等人在上海创立中国教育会，“以教育中国国民，高其人格，以为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
20、”，主要活动是办学堂和编教科书。随后，各地也成立起教育会这类组织，“咸奉海上诸志士为全部之中心” 。,苏报案是由苏报宣传革命思想引发的。苏报原是一家“经营性质的小报”，1896年在上海创办，创办人胡璋，但用他的日本籍妻子的名义在租界工部局注册。因经营不善，于1900年盘给陈范。陈范是湖南衡山人，曾任江西铅山知县，因教案问题免官，移居上海。他办报的目的是“思以清议救天下”，所以苏报此后成为一份宣传新思想的报纸，它先是追随康有为、梁启超鼓吹维新变法、保皇立宪，1902年变得激进起来，1903年5、6月间公开鼓吹排满革命，成为国内最早的一份革命派的报纸。苏报的转变不是孤立现象，它与学潮和学生爱国运动
21、有直接关系。,1902年冬，南洋公学发生学潮，苏报立即予以报导，并开辟“学界风潮”专栏，报导各地学潮，加以鼓动。它因此受到知识界的欢迎和重视。南洋公学学潮后，教员蔡元培等将退学的学生组织起来，成立爱国学社。爱国学社经费很困难，陈范“月赠百金”以支持，但要求爱国学社的教员为苏报撰写“每日论说”。蔡元培、章太炎、吴稚晖等就轮流给苏报写文章，苏报无形中成为爱国学社的机关报，言论日趋激烈。拒俄运动兴起，苏报即用相当篇幅报导这一热点问题，它独家披露了几件清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密旨秘闻，在社会上激起强烈反响。,1903年5月底，爱国学社学生章士钊受聘担任苏报主笔，苏报更为激进，连续刊登鼓吹排满革命的文字。6
22、月1日发表康有为，3日发表客民篇，9日发表读革命军和介绍革命军，10日有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18日有贺满洲人，22日有杀人主义，29日有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这些文章后来都被清政府指为罪状，说它们“故意污篾今上，挑诋政府，大逆不道，欲使国民仇视今上，痛恨政府，心怀叵测，谋为不轨” 。,苏报的革命宣传，为革命思潮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清政府对于革命思想在国内外学生中日益广泛的传播，感到惊恐，对于身居海外的留学生，它鞭长莫及，无可奈何，但对于国出现的“革命邪说”，则决不容情。它决定拿苏报开刀，因为学潮、拒俄运动，都不容易找到镇压的口实，而苏报的排满言论则白纸黑字，易于罗致罪名，而且也可以连带
23、打击学潮和拒俄运动中的中坚分子。,早在月初，上海就风传要捕拿“少年热心者”，并开列了蔡元培、章太炎、吴稚晖、黄宗仰等人的名单，但是苏报馆在租界内，清上海地方当局必须经过公共租界的工部局才能采取行动。而工部局在传讯了蔡元培等人之后，认为他们只是“读书与批评，没有军火”，所以要给予“保护”。两江总督魏光焘无奈，奏报清廷，请求指示。外务部即于6月21日电旨东南沿江沿海各省督抚，要他们对于爱国学社等“猖狂悖谬，形同叛逆”的学生“严密查拿，随时惩办”。23日，兼湖广总督端方致电魏光焘，建议他处置苏报，说：“上海苏报悍谬横肆，为患非小，能设法收回自开至妙。否则，我办一事，彼发一议，害政惑人，终无了时。”魏
24、光焘当即下令封闭苏报馆，并派候补道俞明震会同上海道袁树勋与上海领事团交涉，上海领事团提出条件：“所拘之人须在会审公堂由中外官会审，如果有罪，亦在租界内办理。”,6月29、30两天，巡捕到苏报馆和爱国学社去搜捕，在搜查爱国学社的帐房时，只有章太炎一个人在场，巡捕拿着拘票指名向他查问，他说：“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于是被带走。章太炎被押进拘捕房后，又写信给邹容和龙积之，叫他们自首。于是两人就去自首。邹容到了捕房，英国警察问：“你来做什么？”他回答说：“我是邹容。”警察说：“你是个小孩子。”他说：“我就是满清政府要捕拿作革命军的邹容。”随即入狱。至7月1日，章太炎、程吉甫、钱允生、陈仲彝
25、、龙积之、邹容六人被捕。,清政府本想将章太炎等引渡到南京审讯，但被工部局以维护“治外法权”为理由拒绝。清政府又想判除章、邹二人永远监禁，上海领事团又不同意，理由是“不人道”。结果，审讯断断续续，历经10个月，于1904年5月21日才最后判决。程吉甫等四人已经开释，只判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期满逐出租界。邹容在监禁期满前两个月，病死狱中，年仅20岁。当时有传闻，说他是被毒死的。他在监禁期间有病，在期满前病重，当局已答应提前释放他，并确定了日期，但在释放前一天，他服了医生给的药，便“遽死”。所以外间怀疑他是被毒死的。,章太炎于1906年6月29日出狱。清政府制造苏报案，本想镇压国内刚兴起的
26、革命思潮，但适得其反，革命思潮因此而更迅速更广泛地传播开来。当章太炎等还在受审时，一篇题为苏报案的文章就写道：“自唱民族、讲公理、羞亡国、求独立之宗派出，而思潮之所鼓荡，风声之所趋驰，遂如急湍迅速，浸人脑际。此盖国民之大幸，而政府之不幸也。自此一原，遂造出满清无数之变幻风云，愈经营，愈狼狈，,愈压制，愈激昂，而革命之先声，独立之影响，愈有一日而千里之势。由是野蛮之政府，计穷力尽，乃转求其所以异我者而芟锄之，而苏报一案于是乎出世。吾不意革命舞台中，乃有此如火如荼之新活剧也。奇哉异乎！以一报馆，六党人，积极而震动全球，无端孕出此一大交涉，清廷不能强索，满奴不能反噬，遐迩闻其事，妇孺识其名，一切官者
27、、民者、新者、旧者、腐败者、文明者，齐注目而观此案之结果，验此案之前途，奇哉苏报！异哉党人！”苏报案一时成为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关注的焦点，革命党人因此而扩大了影响。,三年后，章太炎出狱时，革命风潮已大盛。且看他出狱的情景：6月29日一早，蔡元培、叶浩等10多人已在工部局门口等候，见章太炎出来，都鼓掌欢迎。同盟会已派人预订了船票，当晚就陪章太炎乘船赴日本。留学生在神田锦辉馆为他举行盛大欢迎会。据报导：“是日至者二千人，时方雨，款门者众不得遽入，咸植立雨中无隋（？）容。迨九时许，先生至，人人致其诚款，”章太炎、宫崎寅藏、留学生相继发表演说，大谈民族主义，“议论激昂，至十二时散会”。,这是年月的情景，
28、此距苏报案的发生已有三年，这三年中，中国的政治生活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为骨干的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已经建立，革命思想正取代改良思潮而成为时代的主潮。,三、同盟会的成立,随着革命力量的聚集和革命形势的发展，成立全国统一革命政党的任务就提出来了。1903年，在新型知识分子向革命方向转变时，就已经有人提出建立会国性政治团体的建议。汉声杂志上有一篇题为论中国合群当自地方自治始的文章，就主张“由小群而进为大群”，“由此而联为一最大之团体”。13邹容则在上海筹划成立一个“绝大合法团体”“中国学生同盟会”，领导全国的学生运动，14后因邹容被捕入狱，未成。安徽学生也曾计划成立“国民同盟会”。
29、这些计划中的“同盟会”组织还不是革命政党，而是有革命倾向的政治团体。,1904年前后，革命小团体纷纷建立，它们在斗争实践中已感到有联合的必要，并且也实际上做了一些联合或配合性工作。华兴会在策划长沙起义时，主动和科学补习所、光复会联络，请它们配合行动，科学补习所和光复会一致响应。这一次配合行动虽然由于长沙方面的失败而未能实现，却为它们进一步联合打了下基础。1904年底至1905年上半年，这三个团体的一些中坚分子先后到达日本东京，继续鼓吹革命，发展革命力量，于是就把建立统一政党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1905年上半年，宋教仁和白逾桓、田桐、吴昆、程家柽等30多人创办鼓吹排满革命的杂志二十世纪之支那，
30、也汇集了各省籍的留学生，实际上已成为一个革命团体。这份杂志后来改作同盟会的机关报，它的大多数成员都加入了同盟会。这些情况表明组织统一政党的时机已经成熟，革命骨干和干部的条件也已具备。因此，组党活动一直在留学生中酝酿和筹划中，只是因为还缺少一位为各方所推服的革命领袖，而未能组织起来。,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知识分子的革命化，孙中山所开创的革命事业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和承认，他的威望迅速提高，并被奉为“革命始祖”和领袖。年，章士钊节译日本白浪庵滔天的三十三年的梦，题为孙逸仙，介绍了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秦力山、章太炎、章士钊并且在书中加了高度赞扬的评语。秦力山写道：“四年前，吾人意中之孙文，不过广州湾
31、之一海贼也，而岂知彼独以一人图祖国之光复，担人种之竞争，且欲发现人权公理于东洋专制世界，得非天诱其衷天赐其勇者乎？”,章太炎则说孙中山的反清业绩超过郑成功和洪秀全，说他是四万万人民的“天子”（“民辟”）。章士钊说：“孙逸仙者，近今谈革命者之始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此有耳目者之所同认。”秦力山是从改良派转向革命派的，章太炎是从著名学者转变成革命派的，章士章是从新型知识分子成长为革命派的，他们对孙中山的认识和评价可以代表革命知识分子的共同看法。,孙山中也的确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革命领袖。他最先创立了革命小团体兴中会，最先发动了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的反清起义，他屡仆屡起，坚韧不拔，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革命
32、声誉，而且，他最早提出了完整的革命纲领。1903年8月，他在日本东京青山创立革命军事学校时，首次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1903年12月，他在一封复友人的信中，说明已将十六字作为“联盟革命人”的誓词。这封信在1904年4月26日发表在上海警钟日报上，为广大知识分子所了解。这是一个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在同一时期中，其他革命小团体的领导人黄兴、宋教仁、吕大森、陶成章、蔡元培等都没有提出这样明确、这样完整的纲领，他们对于排满是明确而坚定的，但是对于新的社会制度和基本社会政策却还是比较朦胧的，只有一个民主制度的模糊轮廓罢了。,1905年7月30日，在日本黑龙会的
33、办事机关东京赤坂区桧町内田良平家中举行建党筹备会，孙中山、黄兴、张继、陈天华、宋教仁、冯自由、田桐、程家柽、但焘、曹亚伯、宫崎寅藏、内田良平等70多人参加。会上，孙中山、曹亚伯、黄兴先后发表演说，阐述革命理由、革命形势和革命方法及革命后如何建设等问题，“听者皆为奋发”。然后讨论建党问题，孙中山提议取名中国革命同盟会。有人主张叫对满同志会。孙中山不同意，理由是：革命宗旨不专在对满，其最终目的尤在废除专制，创造共和。黄兴则认为这是个秘密团体，不宜用“革命”二字。于是议决称中国同盟会。孙中山又建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为纲领，讨论中有人对“平均地权”提出怀疑，经孙中山等人
34、解释，遂无异议通过。,然后，黄兴就请与会者签名入会，宫崎寅藏随即拿出一卷日本信纸放在大家面前。会场一时出现沉默。曹亚伯见状，愤然而起，持笔写上曹亚伯三个大字，并说：“凭吾良心签名！”程家柽第二个签名，也说：“我亦凭我良心签名。”于是次序签名。最后有两个年纪大些的头上盘着辫子的北方人不肯签名，反而挑刺，说曹亚伯所写的三个字太大，不恭敬。曹亚伯说：“今日之会，非考翰林。”黄兴补充说：“老兄欲考翰林，则请向满洲政府投考。”其他人则进行劝解，这两人也终于签了名。,签字之后，进行宣誓。每人先在一张纸上书写誓词，然后举右手宣誓。誓词是：“联盟人省府县人某某，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有渝此盟，任众处罚。天运年月日，中国同盟会会员某某。”宣誓完毕，孙中山向会员传授相见时的握手暗号：问“何处人”，答“汉人”；问“何物”，答“中国物”；问“何事”，答“天下事”。传授完毕，孙中山向大家庆贺说：“自今日起，君等已非满清人矣。”最后，推举黄兴、宋教仁、陈天华、马君武、汪兆铭（精卫）等人起草同盟会章程，为成立大会作准备。会议结束时，忽然有一段地板塌坏，众人不由一惊，孙中山笑着说：“此乃颠覆满清、革命成功之兆。”大家听了，鼓掌欢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