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官员升迁：成为一名县长有多难？36 岁的李伟民已经在副科级别上晃悠 11 年了。1996年，李伟民中专毕业，赶上了最后一批中专毕业生分配。当时家里没钱也不认识什么人，他被分配到了老家所在县的一个偏远乡里，成为乡政府办公室一名办事员。一年后，李伟民升为科员。 1999 年，李伟民想回县城，当时他的姐夫和县劳动局局长正好有业务往来，就托局长把李伟民调到了劳动局， “有没有送礼不太清楚，姐夫是刚刚转制的一个厂的一把手” 。 2002 年县里大换届，李伟民想“进步” 。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六年之后，他已经比较成熟，一方面努力工作，另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为自己找到了两位“伯乐” 。 一位是他在工作期间认识
2、的县委组织部长。有时候部长办公室没外人，他就进去跟领导聊两句。同时，他也在工作中认识了县委副书记，并得到了他的认可。经过种种努力，李伟民成功地当上了副乡长，级别也提高到副科级。 提拔为副科级有两种形式。李伟民是“组织推荐” 。 “比如乡镇书记就有权力把办公室主任推举为副科，然后通过组织选举正式将他提拔为副科领导。 ”安徽一位乡镇干部郑淼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党政办公室是乡镇最接近副科的部门， “一个人要是调到这个部门，大家都有默契，知道组织看重他” 。 此外，基层干部还可以通过考试达到副科级。 “只要有两年工作经验，最多加个党员身份，这是最快的方式。 ”郑淼说。严格意义上讲，这种考试叫“遴选” ，
3、其中包括笔试即公文写作，大约占整个成绩的 30%；面试占 40%；另外 30%是“单位考察” ，也就是群众意见，包括领导和同事对候选人的评价。 2012 年，郑淼的一个朋友就通过“遴选”考上邻县一个乡镇党委委员，27 岁就成为了副科级。郑淼所在县最年轻的正科26 岁的县团委书记，当年也是工作两年后就考上了团县委副书记，两年后她又被提拔为正书记，从此走上了仕途快车道。 在县级干部序列中，副科级意义重大：提拔为副科级后，干部档案就会从人劳局移到组织部，成为组织部管理的干部。在民间话语体系中，副科以下庞大的股级干部至多算是中层，只有副科级以上才能被称为“领导干部” 。隐形的台阶 在成为“领导干部”的
4、关键一步上，李伟民认为：“肯定是领导起重要作用，因为定人之前要开书记碰头会，县委书记、县长、纪委书记等参加。之后开常委会，组织部长才参加。 ” 县里提拔干部的流程是，先由县委组织部提名，相关部门再配合组织部去单位进行考察。“进行完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后，会有个排名，排在前面的人才能进入县委书记碰头会。在书记碰头会上，如果大部分书记都同意提拔这个人，他的程序对，口碑也不错，人选就定了。 ” 山西一位县政协副主席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书记碰头会上，干部必须定下来，不能再变动了，然后再开常委会。 ” 曾在河南当过副县长的刘景龙，看过县常委会讨论干部的记录， “组织部长把人选一念，大家举一下手就通过了”
5、。一位县委书记曾经告诉刘景龙， “如果到常委会讨论时还有人提出意见，就说明事先没做好工作。 ” 县委常委会上讨论干部也有“规矩”：只能减人，不能临时动议增加人。一个干部的职务调整，只有进入常委会才算尘埃落定，才具有合法的效力。 按照级别划分，县乡体系中的干部可以分为四级：副科级，正科级，副处级，正处级，呈四层金字塔状。副科级干部虽然已经进入金字塔最底端，但要往上走，非常困难， “每一级都像个拦水坝，能拦下很多人，到最高级正处级时，只剩下四个人。 ”刘景龙说。 副科级还有大量隐形台阶，包括副书记、副乡镇长、党委委员、武装部长等等。 “比如从武装部长提拔到党委委员，或者由党委委员到副乡长，他们都认
6、为是提升。 ” 在刘景龙看来，隐形台阶是慢慢累积的结果， “原来乡镇没有纪委书记，后来配备之后级别设为副科，慢慢沉淀下来，就变成了隐形台阶。 ” 李伟民 2002年迈入副科级之后，过去 11 年里，一直在各种副科级岗位上轮转：先是老实当了四年副乡长；2006 年县里换届，李伟民调到另一个镇上任纪检书记，级别还是副科；2011 年县里再次换届，李伟民又调到县政府驻地的中心城镇，当上排名第一的副镇长，级别仍是副科。 像李伟民这样消耗政治生命的副科级干部不在少数，很多人还不能像他那样幸运地保住镇领导的位子。湖北监利的媒体人李思德，有个邻居是副科级官员。他很年轻，本来在乡镇做武装部长、党委委员，但在一
7、次选举前六天，被调到另一个乡镇去参选， “最后连党委委员也没有选上，成为普通干部” 。 湖北另一位年轻的副科级干部更惨，他从县人大机关下放到一个乡镇做纪检书记，主管维稳工作。因为工作难做，也觉得没前途，结果把农民交保险的钱拿走一百多万，跑到缅甸去了，最后被抓回来获刑。 隐性台阶的背后，是中国县乡干部面临天花板效应时的恐慌。与欧美国家的官员不同，他们不受年龄限制，无论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还是六七十岁的老年人，只要获得选票就行。在中国，由于干部是党委决定的“任命制” ，为了完成新老交替，必须设置年龄限制，比如正科级最大任职年龄为 52 岁，达到这个年龄自动退休。 一些官员急于在年龄大限来临之前“破顶”
8、而出，于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些政界怪象由此产生。 “一定要记住：党管干部” 官员若想晋升，两个“坎”是关键，一个是组织部门，另一个是县里的主要领导。 在刘景龙看来，组织部门关键是提名权，提不提你他们说了算。但书记的作用同样重要。 湖北监利曾经有一个组织部长，反对当时的书记盲目提拔干部，书记就把这个组织部长调到荆州市一个局做末位局长。不过，这位书记后来也因为买官卖官而落马。 即便其他的县领导要提拔某人，也要经过书记同意。刘景龙曾经问一个副书记， “如果你想提拔一个人怎么办？”他说，我也要跟县委书记说啊， “一定要记住：党管干部” 。另一个现实是，在中国社会生活中， “关系”极为紧要。家族政治在
9、编织“关系”上，是最便捷的方式。 如果家族内有要害部门的领导，一个干部就有可能得到“火箭式”提拔。某位华中省份县财政局普通干部，干了一两年股长就被提拔成财政局副局长；副局长干了近两年，转任卫生局做局长；两年后成为副处级县委常委、县政法委书记。 “因为他有一个亲哥哥，就在省会城市做组织部长。 ”一位知情者称，“他老婆的哥哥是省前任民政厅厅长，曾经给县里不少关照。 ” 个别县还出现过很奇怪的现象：某乡镇出过一个县委副书记，因为县长、书记都是外地人，县委副书记在县领导中举足轻重， “他从自己乡镇选拔了很多人，在整个县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中间占了一半以上。 ”一位当地干部说，那个镇名第一个字有个“汪”
10、 ，县里老百姓都把这些人叫“汪半朝” 。平衡基础上的倾斜 从副科级到正科殊为不易，县乡干部若想进入县级领导序列，涉及的因素则更为复杂。上述山西省某县政协副主席，从县财政局下放到镇上做副镇长后，先后干过乡长、镇长、镇党委书记。在做镇长和书记期间，她考评经常全县排名第一， “因为没有遇上伯乐，否则早就可以提拔为副县长” 。 2011 年，她终于等来了机会，当时她已经转为财政局局长。组织部门的规定是：生于 1962 年上半年的就不能进入县委，她恰好超了几天，便被提拔为政协副主席，官至副处级。 在县直属局中，财政局、扶贫办、交通局、教育局等掌握资源丰富的部门首长，都是提拔副县长的热门人选。上述甘肃贫困
11、县教育局副局长说：“之前几任教育局局长大多数都能到副县级，前途好的话，能当上宣传部长或者统战部长，进入县常委序列。 ” “提拔干部总体上是平衡基础上的倾斜。 ”在河南当过副县长的刘景龙发现， “比如这次组织部门出几个，宣传、纪检部门出几个，要差不多，不能老是你这里出。 ” 从基层实际情况看，提拔副处级的年龄限制都极为严格。按照中国社科院博士冯军旗中县干部博士论文中的调查， “如果到了 45 岁还没有被提拔为县领导，那么仕途基本要终止了” 。 2012 年，湖北监利曾经提拔了一个不到 30 岁的副县长。据了解内情的李思德称：此人是省委组织部跟踪考核的干部，下来后在县委机关里工作，然后直接下派到一
12、个乡镇去当镇长，不到两年就提拔到当地乡镇当党委书记， “他被提拔为副县长并不算特殊” 。 与过去被视作配角不同，如今县人大和政协岗位成了热门。广东某地一位副镇长的领导镇党委书记在正科位置上干满 10 年后，自动升为副处级。前一段他一直想去区里当政协副主席，但被区管理局局长顶掉了。这位书记今年只有 40 岁，他的想法是，政协副主席掌握的政治资源肯定不一样，未来依然有机会更进一步，成为副县长或者副书记。 “在中国官场，先要到一个级别，才能去想一个岗位。 ”刘景龙发现， “真能当上一个副县长非常难。 ” 副镇长李伟民，距离副县级还有两步之遥，不过他当下的目标还是正科级。尽管暂时失意，李伟民并没有泄气。下次县里换届要等到 2015 年，李伟民还在等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