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学者明星化是学术传播的歧途梁瑞淋提要 现代传媒发展迅速，市场机制进军学术领域。学者明星化作为时下热点，指学者被商业包装后，以学术为商品，借助媒体传播并获得经济效益和个人影响力的现象。学术传播的初衷是准确传播学术并提升人民文化素养。本文以走红后又衰落的明星学者于丹、纪连海等人为例，对学者明星化现象进行分析，指出学者明星化是学术传播的歧途的原因就在于学术在以此种方式传播的过程中中难以保证严谨性和准确性，并加剧文化生态的非理性，背离了学术传播的初衷。关键词 学术传播 学者明星 大众传媒 文化生态一、大众传媒下的学术传播现状1大众传媒正在成为学术传播新途径学术传播指传递，接收，反馈学术研究成果和方法
2、的行为。学术传播的传统正途，满足准确科普知识，弘扬正能量的基本要求。此类途径的主要特征为：学者专家经过实验与构想，撰写研究报告，并在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经过会议与会者讨论与肯定，在投稿到相关专业期刊，经期刊编辑群及同才评鉴后，正式在期刊出版，或将来另外集结图书或会议论文集出版。学者向大众进行学术传播一般以开展讲座、提供资源等形式进行，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向全社会开放了免费数据库；全公益性质的网易公开课，提供 1200 多集来自世界各地的免费课程给普通大众等。新媒体时代，网络通讯技术迅速发展，开辟了学者与大众交流的自由新通道，现代传媒技术使得学术传播的途径变得丰富多样：电视、互连网络等大众传媒联合学
3、者，为大众提供了丰富的文化产品，如百家讲坛、中华诗词大会这样知识性与娱乐性兼具的节目。大众传媒事实上已经成为学术传播的一种新形式、新途径。当今学术传播呈现出多媒介融合、范围更广、速度更快、互动性更强的特点，与此同时，学术传播也正在由过去的学术机构处于主导地位过渡到“以学者为中心的时代”。2003 年， 百家讲坛的主讲人刚开始被大众关注时，网络传媒就发挥其快捷与广泛的优势，各种论坛、贴吧的讨论风起云涌，除讲座在网上广泛播放及宣传外，支持者与反对者们的辩论甚至对骂也不断升温。在网络媒体的传播炒作下，一批以学术为卖点，以趣味为特色的学者明星迅速走红，学术传播进入大众媒体时代。2大众传媒造就学者明星学
4、者明星化成为现象，源起于美国当代作家诺曼梅勒因上电视接受访问、发表演说、2签名售书引起的广泛争议。该现象产生的原因是时代发展的结果：一方面，随着物质文化的进步、教育的普及，大众对精神文化需求也在增长。另一方面，学术界一直在致力于普及性的推广工作。两者通过电视传媒的运作，结合，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应。在这个过程中，学者通过自身的学术积淀，语言风格和独特的人格魅力赢得了部分观众的喜爱，拥有了众多粉3丝，获得了“明星”的待遇。而大众传媒是消费品的生产机器，通过其包装、宣传、炒作等手段强有力地向大众传播消费观念和消费文化，致力于把受众培养成为忠实的消费者。 学者明星化现象正是在消费文化的社会背景中产生的
5、。在大众传媒时代，学者需要借助大众传媒工具表达自己的知识话语权，从而获得影响力和经济利益，而大众传媒则需要借助学者的名气和知识资源提升产品内容的丰盈和收视率，于是，大众传媒与学者一起结成了消费文化时代的“生产同盟”，共同致力于文化消费品的生产和传播。但是这种商业利益同盟可能会带来传播内容的异化，因为当学者进入到传媒平台的时候，学术也必须受制于商业逻辑的支配，为了达成消费文化“生产同盟”的双赢局面，学术便被动地服从于媒体的商业逻辑，通过文化转换的方式将属于小众范围的精英文化转换成为大众消费文化。在这种意义上，“学术明星”本身也被塑造成为一种“消费符号”。（参看布迪厄，1996）由此可定义，传媒时
6、代的学术明星，是指有名望的、有非凡成就的、有明星热度的著名学者。即在明星界以学者为标签，在学术界以知名度和热度区别于其他一般学者。作为大众传媒的产物学术明星，是学术与现代传媒对接的结果，是市场化运作的产物。十年前，百家讲坛最红时堪称“造星机器”，它在专家、学者和百姓之间架起了一座荧屏桥梁，并捧红了易中天、纪连海、于丹、袁腾飞、阎崇年、马未都、王立群等一批学者型荧屏明星。这些学者的明星化效益十分显著：阎崇年的清十二帝疑案创造了百家讲坛史上 0.57%的高收视；纪连海 历史上的和珅更是创造了 0.69%的最高收视。一时间，这些学者明星出场费甚至可与歌星、影星比肩。 而伴随着易中天的走红，他的品三国
7、占据2006 年中国书市历史书籍热销榜首。易中天等人创造了学术的娱乐功能，以自身明星化的方式带动了相关学术传播。明星学者和著名学者的根本差异，在于二者成名原因有本质区别：明星学者的名气本质是通过商业包装，借助媒体曝光而获取的知名度。著名学者的名气本质是未经商业包装，通过个人学术实力而获取的社会地位。例如诺贝尔奖项获得者屠呦呦家喻户晓，她成名的根本原因是发明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奖而非商业包装和媒体炒作。于丹以前是北师大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教师，只因符合栏目风格，迎合观众口味而被包装成明星。著名学者价值一直坚挺，但现在看来明星学者们的表现是令人失望的，他们“红”起来以后，对学术、对书房、对室似乎丧失
8、了兴趣，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在书店里签名卖书；在各种场合当评委、搞讲座、接受记者采访。据上海青年报报道：易中天在北京某图书大厦签名售书，3.21 秒签一册，六个半小时签出 7280 册，于丹则达到了 9 小时 15060 册。据成都商报报道，于丹 2007 一年的版税收入达到 1060 万元，其背后的强大支持来自于粉丝，如易中天粉丝统称“乙醚”，于丹则被粉丝尊为“学术超女”，在电视媒体的时代，作为一个学者成为被大众所熟知的电视名人，获取巨大经济效益和粉丝效应，这就是大众传媒所造就的学者明星。4二、学者明星化探究1学者自我支配权的丧失美国学者布迪厄提出：“专家学者纷纷投奔电视传媒,使得知识分子的
9、主体性丧失, 因为电视节目的主题是强加的，交流环境是强加的，讲话的时间也是强加的，节目还要经过政治性审查与经济性审查。”（布迪厄，论电视，巴黎出版社，1996）知识分子在专家访谈型节目中所扮演的“新闻点评人”角色从某种程度上就体现了学者主体性的丧失。他们根据编辑的意思发言，几乎不可能使用学术性语言，说的话很多是常识,“其实用不着由教授出面来讲,节目组只是为了增加权威性。教授在这里变成了一种电视台的工具性符号。” 以百家讲坛为5例，百家讲坛的学者明星介入电视传媒的主要方式虽然不是“新闻点评人”,而是开办电视讲座以“知识传授者”的身份出现，这种形式给予了他们相对较宽松的自由。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10、“主体性的丧失”仍无法避免。这从百家讲坛节目制片人万方的叙述中可以得到论证：“目前百家讲坛有 10 余位编导,他们负责与每一位在百家讲坛主讲的学者沟通，刘心武和易中天在荧屏上将历史故事讲得充满悬念、一波三折，其实录制前都经过了节目组的洗脑和变异。”山东大学教授马瑞芳回忆痛苦的“洗脑过程”说：“我讲了 20 年的蒲松龄，他们不让我讲，让我按问题去讲.” 而学者陈丹青也认为百家讲坛是一种“集权化方式指导学者”的做法。可见,无论是在录制节目的前期还是过程,学者明星是无法对自己讲述的内容拥有充分支配权的, 他们的行为被限定在一个强加的框架中,其主体性的丧失不言而喻。 2学术被快餐化和娱乐化今天市面上的
11、畅销书大部分都是是学者对经典的心得, 戏说名著现象正是巧妙地借了这一题材的运势。在这一类书中，许多作者都把矛头指向了古代名人，如在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中，孔子成了找不到精神家园万人唾骂的“丧家狗”；在大唐第一古惑仔李白实录中，诗仙李白被说成是一个市井小混混；中国最虚伪的男人:梅朝荣品诸葛亮将诸葛亮定性为“中国最虚伪的男人”。此外,更有甚者“考证”出刘备有同性恋倾向,曹操被“破解”为是女人，司马相如早在当今贪官多少年前就包着“二奶”如此低俗化的“学术研究”果然吸引了大众的眼球，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员李治亭在 2006 年上海书展上指出，易中天品三国是“时尚历史”，用时髦语言掺
12、进历史事实，趣味低俗。清史专家还指出另一位百家讲坛历史主讲人阎崇年的正说清朝十二帝存在不少谬误，例如阎宣称“清朝多民族的统一政策也是努尔哈赤定下的”。事实上，努尔哈赤进了辽东，一边屠城，一边俘虏汉人为奴隶，他的后人也承认其在位时民族矛盾很深。纪连海被誉为百家讲坛十大名嘴之一却多次出现知识性错误，如称清代有 36 个大学士。查阅清史可知大学士是清代文官的最高官阶，总共才 6 人；随口称太守俸禄为三十万斤即两千担粮食，但经考证实际为 17 万斤。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就在其论电视中怒斥那些丧失了职业良心的知识分子，把他们称为“媒介的寄生虫”认为：“电视不利于专业思想的表达，电视的
13、运作有其独特的商业逻辑，这一逻辑不利于文化的表达。一些无良知识分子借助电视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大众对专业领域了解的缺乏，赢得他们难以在专业领域得到的认可。”现实生活中一再验证着布迪厄的预言,明星化的学者并没有带来中国经典文化的复兴, 他们所做的一切是让自己得到了大众的认可，而这种认可的代价是催生了文化经典的垃圾化。他们对经典文化的讲解俨然成了一场说书运动，炒作不断升级，手段推陈出新，达到吸引眼球的商业预期 。刘心武在评 红楼梦 时以小说家身份, 将红楼梦演绎得如同侦探小说一般妙趣横生；于丹讲论语更是断章取义,把高雅文化庸俗处理以博观众一笑; ；而纪连海更是一个合格的说书人,摒弃经典的深刻思想,以
14、一些趣闻轶事来解说经典。 而在这场文化狂欢中，人们在娱乐化里失去了对真正经典的兴趣。于丹删除了论语 90%的内容，6只能选取一部分与“快乐的生活”有关的篇章，误导了没读过论语的读者，让他们错以为论语主讲“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歪曲了对经典内容的认知。同是一本唐宋诗词，学者叶嘉莹唐诗宋词十七讲，语言平实易懂，论证充分，一首诗分析达十几页。而于丹的重温最美古诗词堆砌诗词，几乎没有分析考证。再看追捧风潮过去后，于丹便遭北大、清华等高校十博士联名抵制，分析评定于丹讲演极度无知，传播错误有害思想，传播的学术内容质量如此低下，已偏离正确引导受众文化观念的正途。中国网专门长篇列举易中天品三国的7知识
15、性错误，评价其逻辑混乱，史实错乱，销量 55 万册实在误导群众。品三国被多处指出错，易中天本人若无其事，毫无回应和修改。余秋雨在媒体前多次犯低级错误，如央视青歌大赛中说孔子是战国后期人，惹人啼笑皆非。而余秋雨对外界批评态度恶劣，不肯改正，甚至在许多场合宣称，谁批评他，就是想出名，是枪手。袁腾飞在百家讲坛上讲两宋风云，被学者指出错误繁多，将小说柔福帝姬中虚构的桥段当作史实讲给民众，已经严重违背了学术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沦为快餐文化下的垃圾。3学者明星化娱乐性遮蔽学术精神学者明星化过于迎合娱乐需求，使受众接触到的学术质量下降，不利于提高国民文化素养，是学术传播的歧途。学术传播的首要责任应当是普及文化
16、知识，引导大众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念，绝非一味迎合观众的文化口味。民众本能是追求娱乐化的视听快感。（参看尼尔波兹曼，）而学者明星化作为商业现象，追求利润最大化，市场需求成为其考虑的首要因素。一方面，明星学者为迎合观众的视听快感，有意避开晦涩枯燥之处，以娱乐化方式稀释经典。另一方面，学者明星在传播学术的过程中为保证节目效果制造噱头，夸大歪曲事实，甚至出现学术错误。如纪连海未经考证便称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是因为婚外情，被社科院直指亵渎历史。学者明星化偏离准确科普知识，引导大众的正途，学术在传播中失去了固有的深度和严谨，受众接触到的学术质量下降，不利于人民文化素养的提升，遮蔽学术原有的严谨性、科学性精神。
17、事实上，这种误导已经在大学生中产生，如有很多大学教师上课感到压力很大学生都用百家讲坛的标准来要求老师，可这完全是两码事。听百家讲坛 就是听一个故事，听一个开心，而在大学课堂里仅仅一个故事和开心就够了吗？很多学问是要静下心来思考的 无论讲还是听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再看百家讲坛，它所选择的话题大多是猎奇的、有争议的，而学者的讲述方式也全部是悬疑的、评书式的。百家讲坛的方式是工业化制造，即用统一的模式制造出一个个大同小异的学者，然后把他们兜售给大众。早期百家讲坛走的是科教路线，比如请霍金、杨振宁等名家，但收视率一直很低，后来百家讲坛为了收视率加入悬疑，娱乐元素，迎合了大众口味，迅速走红。易中天坦
18、言他最初在百家讲坛讲的“诸子百家”选题学术含量大大超过后来的“品三国”，但仅仅因为不太有趣，观众收视一直很低。观众对同一学者讲述的不同内容都在进行娱乐化选择，娱乐化需求驱使下的观影、购书行为，本身就和学术的严谨性背道而驰，更不用说对学术本身的关注了。三、从学者明星化看文化生态1学者明星化背后的盲目崇拜学者明星化从直接的原因来说，自然是为了以迅捷的方式通过学术资本获取最大的利润。而从学术自身来看，明星化向学者的不断侵蚀则反映出学术的精神内涵日见稀薄的事实。当学术本身的意义变得越来越不重要时，学者的形象反而成为被开发的资源。在传统8社会，学术是人们崇拜的重要载体，学术本身深邃丰厚的精神内涵吸引着人
19、们的心灵。如今，学术中这股浓郁的情怀被世俗欲望占据，消费社会也把人们的崇拜引向追星。学者明星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将人们对学术本身的崇拜转移到学者的盲目崇拜。这二者具有根本区别，因为明星崇拜背后是对个人的关注，学者一旦被当作明星包装起来，就逐渐成为被消费的消费品，在市场上具有极大利益价值，最有影响的学者明星实际上是真正的商品。在对学术的崇拜中，9人们可以获得精神上的内在超越，而在对学者明星崇拜中，只能导致对物的崇拜和对形象的过度消费。如余秋雨作文中国最早通过电视走红的学者，大众传媒和民众关注却不在他的文学作品，热搜前列全是：余秋雨艳情、与美女私通、余秋雨离婚案等，将他推上舆论前沿。大众传媒时代，对于
20、明星的阐释权主要是在大众传媒手中。大众传媒与文化产业主结为一体共同打造文化明星，他们只对明星的物质性形象感兴趣，因为这涉及到他们的共同利益。2文化生态的非理性诚然，学者本身具有一定学术能力，但经过明星化的商业包装后，其观点被广泛推广传播，并逐渐改变大众的行为和态度，本人也成为具有极高影响力的舆论领袖。而学者本身及其观点具有多面性，在经过大众传媒放大后，民众对他们的评价往往容易走向偏激。一方面，被包装后的学者具有被关注多，影响力大，个人魅力强的明星光环，营造出权威的学术氛围，获得粉丝群体的狂热追捧。另一方面，明星学者掌握商业资本，为逐利而罔顾学术本位的现象使普通民众对明星学者个人甚至整个学术圈感
21、到失望。正如无论是炒作于丹作品引追捧，还是观众炮轰于丹下台，折射的都是文化生态的非理性。比如最强大脑中走红学者魏坤琳热搜前三名分别是：魏坤琳老婆清纯似奶茶妹妹；揭秘！魏坤琳与郭敬明的骂战，魏坤琳妻子在美国，女儿已三岁。群众的关注点都在这种花边绯闻上，对其学术研究却没有兴趣。学者明星化使民众关注学者超过其学术本身，学术不再成为传播的立足点，偏离正道。非理性的文化生态阻碍民众文化素养的提高，是学术传播的歧途。再如余秋雨，他的市场价值一直坚挺，但大众传媒几乎从来不去讨论关于他的文学作品的话题，而是不断地炒作他纠缠不已的官司、暧昧的历史以及与一位演员的婚恋。从余秋雨的多次封笔的表态就可以看出，明星化对
22、于余秋雨造成的伤害远大于给他带来的实惠，明星化不仅影响到他的创作，也直接酝酿了他的烦恼和精神痛苦。从更广泛的方面来说，明星化的炒作形成了一种偏离文学的阅读定势，误导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接受。回过头再来看余秋雨散文这么多年的持续红火，但其散文所蕴含的精神价值却未曾得到认真的阐发，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明星化对文学精神的遮蔽。四、追问与反思从孔子周游列国讲学，到传统书院开馆授徒，再到近代报刊开启民智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没忘记过向大众普及文化、传播新知的责任。其实“明星”这一概念的外延及内涵，并不应该天然排斥学者。学者明星化，某种程度上也凸现和佐证了“科学文化知识是有形资产”这一观念。“学术明星”相较于“艺术明
23、星”是等价的，甚至前者更胜一筹。但是如果学者明星化潮流中，大众关注的是学者个人而不是学术本身，同时这些得风气之先的人在商业包装下轻易地成为了一个明星学者，之后巨大的利益回报又使得他们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不能抽身。那我们必须反思，学者明星化现象带来的究竟是文化的狂欢盛宴还是学术知识的准确普及。学术传播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大范围传递信息，最根本的是对民众产生积极影响。正因为传播是扩大影响力的过程，如果传播内容本身出现问题，那传10播受众越广，影响反而越坏。是否正确科普，传递正能量才是决定途径正确与否的关键。在市场逐利性驱使下，有利可图是参与明星化运营的学者和平台的首要标准，只要这个背景不变，明星化产生的迎合，媚俗化和错误就难以避免。如何使学术传播与学者明星化理性结合，还需不断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