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蔡邕的文学观念及其渐变摘要：蔡邕的文学观念与他的人生经历，反映出东汉晚期各种社会因素的变化。蔡邕早期笃嗜儒学学说，执意维护文学观念的经学价值与正统性，但经历了各种人生磨难后，其文学观念发生变化，形成了发愤著书与抒写真情的文学观念。他的碑志文写作也折射出文学审美观念的渐变。蔡邕文学观念的禅代，成为汉魏之际文学观念变化的先驱。关键词：汉魏时代；蔡邕经历；发愤著书；文学变迁蔡邕是东汉晚期多才多艺的官僚与文士，对于汉魏之际的文学思潮变迁有过重要的影响作用。蔡邕通过自己的特殊人生经历与感受，对于文学的价值、功用以及创作缘起等问题进行过论述，有些是自觉的，有些则是率兴而发，并没有系统的体系。晚近以来，关
2、于蔡邕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他的文学创作与人生经历方面，而对于蔡邕在汉魏之际文学观念方面的承先启后研究得并不多。文学观念与文学创作有所不同，它既呈现于文学作品之中，也通过思辨而得以表现，转化为文学理论批评，对于这种中介性文学概念的研究，需要我们通过综合考辨的方式加以探赜索引，钩深致远。一、蔡邕文学观念与经学渊源蔡邕生活在动乱不安的东汉晚年，经历了太多的人生磨难，他的文学观念，鲜明地受到时代与人生经历的浸染，具有感时伤乱与个体写作的色彩，内在矛盾相当深刻，与生活在承平时代纯粹从思辨角度去论述文学问题的理论著作不同。汉代以来的家族文化对于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影响非常明显。东汉时期，累代为官与家学渊源对于一
3、个人的思想观念与文学写作熏陶很深。我们从蔡邕以及稍后的孔融、王粲、陆机等人身上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唐长孺先生认为，所谓世族的形成就是累代为官与儒学家世合二而一的产物。在蔡邕的父系与母系两大家族的历史，我们可以考察到儒道合一的思想谱系。 后汉书蔡邕传记载蔡邕的父祖本为笃信儒家与道家学说的高士：“六世祖勋，好黄、老，平帝时为眉令。王莽初，授以戎连率。勋对印绶仰天叹曰：吾策名汉室，死归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孙之赐，况可事二姓哉？遂携将家属，逃入深山，与鲍宣、卓茂等同不仕新室。父棱，亦有清白行，谥曰贞定公。”蔡邕父祖崇拜黄老之说，他们践履洁身自爱的人生观念，对于蔡邕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感染作用。蔡邕的母
4、亲袁氏，也出身名门，乃司徒袁滂之妹。这样的家世，正如蔡邕自己所称，是一个“世载孝友，重以明德，率礼莫违”的阀阅门族，对于蔡邕思想上儒道兼综浸润甚深。蔡邕的老师胡广祖先与蔡邕的祖先颇为相似，原先也是一位高士。胡广善于蹈晦，明哲保身，对于蔡邕的性格与为人有一定的影响。胡广擅长经学和史学，这一点对于蔡邕的史传写作与史学修养熏陶很深。蔡邕作为名门之后，饱读诗书，学问一流，而他生活在一个天灾人祸频仍的年代，受时代风气的感染，身不由己地投身到当时的政治变革中。他此时的文学观念，具有经世致用，维护正统文学思想的浓烈色彩。首先，蔡邕的文学观念生发于他深厚的经学修养。 后汉书蔡邕传记载：建宁三年，辟司徒桥玄府，
5、玄甚敬待之。出补河平长。召拜郎中，校书东观。迁议郎。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蔡邕在熹平四年（175 年） ，联合其他官员，在汉灵帝允许下校定六经文字，表面看来是文字校订，实际上是一场对于儒家经典的重新订正与诠释，通过官方核定的经书来端正人心，使读书人统一在官方的意识形态文本上面。这种校订六经的文字工作，实即蕴含着文学观念的弘扬。六经不仅是思想
6、的宝典，而且也是文学的源头。这种思想自战国荀子、西汉扬雄倡导宗经、征圣、原道三位一体的文学观以来，生生不息。关于六经与文学的关系，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篇有过系统的论述。这种文章原出六经的说法，蔡邕在早期的文学观念中，恪守这一观念。蔡邕自己在释诲中也曾描述过这种人生志向：“方将骋驰乎典籍之崇涂，休息乎仁义之渊薮，盘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与为友。 ”这一志向浸润着他当时的文学观念。其次，蔡邕的文学观念也有着鲜明的现实针对性。蔡邕所处的东汉末年，随着儒家思想总体性危机的出现，这种正统文学观念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蔡邕作为有志匡世的文人，对此痛心疾首，从他上书竭力反对鸿都门学的行动中也可以看出。 后汉
7、书蔡邕传记载，汉灵帝熹平六年（177 年） ， “初，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势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熹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 ”汉灵帝喜欢文学，召集鸿都门下诸生，本意以经学相召，但不经意间召来了许多擅长书画与辞赋的文艺之士，正好投汉灵帝之好，于是待以不次之位。这个无意间引发的事件，却也显示传统的经学已经使帝王厌倦了，开始将兴趣转向诗书画等才艺上面。当时又频发地震等自然灾害， “时频有雷霆疾风，伤树拔木，地震、陨雹、蝗虫之害。又鲜卑犯境，役赋及民。六年七月，制书引
8、咎，诰群臣各陈政要所当施行。 ”鸿都门学与这些天灾本无直接关系，但蔡邕受天人感应说的影响，将这些现象联贯在一起，上书言七事，其中第五事即为力辟鸿都门学，竭力抨击鸿都门学败坏风气，毁坏选举制度：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臣每受诏于盛化门，差次录第，其未及者，亦复随辈皆见拜擢。既加之恩，难复收改，但守奉禄，于义已弘，不可复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会诸儒于石渠，章帝集学士于白虎，通经释义，其事优大，文、武之道，所宜从之。若乃小能小善，虽有可观，孔子以为“致远则泥” ，君子故当志其大者。 （后汉书蔡邕传 ）从其上书中可以看出，这些思想与他从
9、事刊刻石经时担忧“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一样，都是为了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而摒弃当时出现的新事物。蔡邕恪守西汉武帝时的选人标准，批评“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 ，认为这些书画之类只可视为俳优而不能登大雅之堂。然而，时代毕竟在变化，汉灵帝虽然部分接受了蔡邕的政事建议，但在鸿都门学问题上却并没有完全采纳蔡邕等人的劝谏， “光和元年，遂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 ”（后汉书蔡邕传 ）鸿都门学诸人虽然道德上轻薄不足以道，但他们受到重用，客观上在汉代士人于传统的经
10、明行修以进取之外，另辟了一条以文艺进取之道路，开启了魏晋时代的文士命运转折之先例。二、现实情境与文学观念的禅代桓帝延熹二年（159 年） ，蔡邕 27 岁时，发生了一件影响他终身的事情。桓帝时，中常侍单超、徐璜、左悺等宦官因为帮助桓帝消灭了大将军梁冀及其家族势力单超等五人同日封县侯，权倾一时，他们听说蔡邕善鼓琴，通过皇帝敕令蔡邕到洛阳为他们鼓琴作乐，蔡邕不得已而行到偃师，后因病而归。但这件事却使他深受刺激，写下了述行赋 ，之后闭门不出，拒绝做官。他的文学观念此时显然表现出孔子“诗可以怨”与司马迁“发愤著书”之论。蔡邕的许多作品，是“诗可以怨”的现实写照。最有代表性的便是述行赋 。赋序中写道：“
11、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时梁冀新诛，而徐璜、左悺等五侯擅贵于其处。又起显阳苑于城西，人徒冻饿，不得其命者甚众。白马令李云以直言死，鸿胪陈君以救云抵罪。璜以余能鼓琴，白朝廷。敕陈留太守发遣。余到偃师。病不前，得归。心愤此事，遂托所过，述而成赋。 ”序中可以看到，他内心愤恨不已，于是写了这首述行赋 。此赋借述行感怀古今，隐含现实之忧愤。从目前残留的蔡邕赋作的片断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种以悲为美，以赋作舒愤懑的观念。比如霖雨赋中写道：“夫何季秋之淫雨兮，既弥日而成霖。瞻玄云之晻晻兮，听长霤之淋淋。中宵夜而叹息，起饰带而抚琴。 ”这首赋大体上与述行赋产生于同时，是蔡邕此时心境的真实写照。东汉晚期光和二
12、年（178 年） ，蔡邕流亡吴地时，意外获得了论衡一书，研读后思想得到启蒙。他在吴地会稽时，生活备尝艰辛， “居处浮漂，无以自存。冬日栗栗。上下同云。无衣无褐，何以自温？六月徂暑，炎赫来臻。无绵无络，何以蔽身？无饷不饱，永离欢欣。 ”（九惟文 ）对于人生展开反思，文艺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在无情现实的刺激下，诗人难有那种歌功颂德的心情，而更多地染上了风衰俗怨时代的悲音，正如礼记乐记中所说：“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蔡邕的赋论有着自觉的观念，这就是感于哀怨，缘事而发，寄托深远。汉魏的咏物小赋大都在咏物中寄寓着特定的含义。在短人赋的序中，他写道：“侏儒短人，僬侥之后。出自外域，戎狄别种。去俗归义
13、，慕化企踵。遂在中国，形貌有部。名之侏儒，生则象父。唯有晏子，在齐辨勇。匡景拒崔，加刃不恐。其余尪幺，劣厥偻窭。画啧怒语，与人相拒。蒙昧嗜酒，喜索罚举。醉则扬声，骂詈咨口。众人患忌，难与并侣。是以陈赋，引譬比偶。皆得形象，诚如所语。 ”作者同情侏儒之情状，因以作赋，以寄寓感慨。以往的研究者往往将其视为戏弄之作，但细玩文义，其中寄寓着很深的感慨。蔡邕不仅在赋中体现出以悲怨为主的文艺观念，而且章奏等文体中，也时时体现出这种发愤著书的创作观念。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 ，蔡邕应汉灵帝之征召，上书言封事七条，得罪中官，被下狱，被收时上书自陈。此书悲愤交集，直斥皇帝听信谗言，出尔反尔。书中自陈事情缘由
14、：“陛下不念忠言密对，多所指刺，宜加掩蔽，诽谤卒至，便用疑怪，岂不负尽忠之吏哉？每有灾异，诏书辄令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政息谴，除凶致吉，而言者不蒙延纳之福，反被陷破之祸。今群臣皆杜口结舌，以臣为戒，谁敢复为陛下尽忠者乎？”这封上书，充满着怨怼之情，是典型的“发愤著书”的产物，与蔡邕原先正统的文学观念有天壤之别，体现出东汉晚期士人文学观念与人生观念的演变路径。蔡邕后来因卢植的营救，得以全命，流放朔方，他没有消弭原先的血性，而是坚持自己的精神追求与修史的信念， “发愤著书”的观念促使他继续上书言事，在戍边上章中，他悲愤地叙述了自己在流放中坚持撰修东汉史志的情形：臣初被考，妻子迸窜，亡失文书，无所案
15、请。加以惶怖愁恐，思念荒散，十分不得识一，所识者又恐谬误。触冒死罪，披散愚情，愿下东观，推求诸奏，参以玺书，以补缀遗阙，昭明国体。章闻之后，虽肝脑流离，白骨部破，无所复恨。惟陛下留神省察。可见他的著述观念与司马迁的“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一脉相承的。蔡邕文学观念的矛盾之处，还在于他的人生哲学的依违两难。他在选择进退出处时，受到儒家与老庄道家思想的纠结。他受正统的经学思想熏陶，立身追求传统的“三不朽” ，而在遭受现实的打击下，也难免产生遁世退隐之念。这种思想，在蔡邕的释晦中表现得最清晰。 后汉书本传记载他在恒帝时：“闲居玩古，不交当世。感东方朔客难及杨雄、班固、崔骃之徒设疑
16、以自通，乃斟酌群言，韪其是而矫其非，作释诲以戒厉云尔。 ”赋中假托有务世公子教训隐逸人士华颠胡老，而胡老在反诘教训了一番务世公子后，援琴而歌：练余心兮浸太清，涤秽浊兮存正灵。和液暢兮神气宁，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无由生。踔宇宙而遗俗兮，眇翩翩而独征。歌中传达出类似魏晋名士阮籍达庄论 大人先生传那样的思想观念。在中国古代社会，当人们对于现实失望后，一方面高蹈遗世，另一方面则往往由厌弃社会转向放纵情欲，所以在东汉末年，游仙与放纵成为文艺的主题并非偶然，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这就是从追求传统的修齐治平回归自我。这种思想观念在蔡邕的文学作品，也得到微妙的表征。自东汉末年开始， 古诗十九首中出现了大
17、量宣扬人生觉醒的五言诗句，蔡邕生活的年代，也正是古诗十九首形成的年代，社会思潮正日益冲击着那些禁锢人心的礼教，即使是士大夫内部，也出现了对于以往生活哲学的反思与人生的觉醒。在蔡邕这样素以道德文章为重的士人心中，也出现了这样微妙的变化。蔡邕所作协和婚赋是一篇颇具争议的赋作。赋中着力渲染新婚夫妇的欢悦，出现了描写女性体态与美貌的词句，甚至摹写新婚夫妇的欢爱情形：“长枕横施，大被竟床。莞蒻和软，茵褥调良。 ”“粉黛弛落，发乱钗脱。 ”尽管蔡邕本意并非渲染色情，但是由于涉及性爱，竟然受到后世批评，被视为淫亵文字。其实，这篇赋作无非说明了蔡邕生活观念的另一面，即对于礼教的突破与真实人性的描写。蔡邕的另一
18、篇青衣赋则以绮靡的笔调，描写作者与一位婢女相遇，与之缱绻的情形：“金生沙砾，珠出蚌泥。叹兹窈窕，产于卑微。盼倩淑丽，皓齿蛾眉。玄发光润，领如螬蛴。修长冉冉，硕人其颀，绮绣丹裳，蹑蹈丝屝。盘跚蹴蹀，坐起昂低。和畅善笑，动扬朱唇。都冶武媚，卓跞多姿。精慧小心，趋事如飞。中馈裁割，莫能双追。 关雎之洁，不陷邪非。察其所履，世之鲜希。宜作夫人，为众女师。伊何尔命，在此贱微。 ”这些细腻入微的描写，渲染的是女性的妩媚艳丽与体态之美，与南朝的玉台新咏中出现的女性姿容之美相比，毫不逊色。蔡邕还作有检逸赋 ，对于情欲作检讨与归正：“夫何姝妖之媛女，颜炜烨而含荣，普天壤其无俪，旷千载而特生。余心悦于淑丽，爱独结
19、而未并。情罔象而无主，意徙倚而左倾。昼聘情以舒爱，夜托梦以交灵。 ”赋中有男性对于女性情欲之描写。陶潜闲情赋序云：“蔡邕作静情赋 ，检逸辞而宗瞻泊” ，则此赋旧题当作静情赋 ，该赋与陶渊明的闲情赋一样，表现出士大夫对于男女之事欲说还休的矛盾心态，也折射出这位老夫子内心的另一面，即对于人欲的肯定和向往，和古诗十九首中的游子思妇有着同样的心态。我们不妨通过比较的方法来研究这种士人心态，以考量其中的真实内涵。比蔡邕稍早一些的东汉顺帝时的大儒马融，就是一位与蔡邕有着相同经历的士人兼官僚。马融早年也忧心国是，积极变革与参政，但受到权臣邓骘的打击，遂产生了思想观念上的变化。 后汉书马融传记载，马融因上书直言获罪邓氏， “滞于东观，十年不得调。因兄子丧自劾归。太后闻之怒，谓融羞薄诏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锢之。 ”马融在屡受仕途蹭蹬后， “不敢复违忤势家，遂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将军西第颂 ，以此颇为正直所羞。 ”他的人生哲学与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迁， “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涿郡卢植，北海郑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 。相对于马融，蔡邕则活得较为疲惫，他既不愿放弃自己早年的人生追求，又不敢开罪董卓，终于因为叹董卓而受到冤杀。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七将蔡邕与马融并传，认为二人在惜命重生方面有共通之处。范晔蔡邕传赞曰：“季长戚氏，才通情侈。苑囿典文，流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