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梁末文学创作转变的整体风貌及其文献价值前言侯景之乱是梁朝统治走向覆没的起点，它带给梁朝的不仅是深重的战乱和灾难，同时还有梁朝文学、文化的转型。江陵之变不仅结束了梁朝的统治，也开启了规模空前的南人入北之路，促成了真正意义上南北文化的融合。在这两次战乱的十年中，梁朝以建康和江陵为中心的两个作家群的生活发生了巨大转变，他们创作中的宫体主题也一扫而光，所以，这十年是梁代文学、文化因浩劫而发生巨变的时期，值得我们关注。长久以来，学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侯景乱梁之前梁代的、江陵之变以后陈代的宫体文学，而很少考察侯景之乱和江陵之变期间的梁代文学创作。笔者所见，仅毛振华侯景之乱与梁季诗风之变一文对乱后诗歌创作进
2、行了较为集中的分析，但尚不足以呈现梁末文学、文化转变的整体风貌。据我们统计，梁朝作于侯景之乱和江陵之变期间的作品，大致有 11 位作家的 44 首诗，4 位作家的 5 篇赋，26 位作家的 117 篇文，创作时间是从侯景之乱爆发到陈霸先建立陈朝，作者全都出仕梁朝（部分作家后来出仕陈朝、北朝，但他们作于北朝、陈朝的作品不计在内） 。其中文所占比重最大，如果仅以诗歌来分析，显然难以呈现梁末文学的全貌。基于此，本文综合诗文，分析梁末文学创作转变的整体风貌，同时借以反思宫体文学，兼及梁末文化转型的意义。一、乱离中文人命运的巨变太清二年（547）八月，侯景起兵叛梁，次年三月攻陷台城，控制了梁朝政权。在攻
3、城过程中，战乱、饥疫让繁华的建康及三吴地区变成哀鸿遍野的废墟。侯景之乱平定后，萧绎移都江陵，但内忧外患，三年后，西魏攻陷江陵，对江陵城进行了洗劫性掳掠，至此，梁朝已经濒临灭亡的边缘。身处家国巨变中的建康和江陵作家们，命运发生了根本转折，大致来说，其人生走向可分为以下四类：1.殒命于侯景之乱、江陵之变。其中有些在战乱中被杀，如萧纲、萧绎以及众多的萧氏子弟；有些饿病而死，如萧衍、徐摛、庾肩吾、谢举、褚翔、任孝恭、伏挺、王筠、刘孝仪、萧子范；有些客死他乡，如萧子云、庾仲容、刘之遴、刘孝威；有些则死于梁末诸王内斗，如张缵、萧纶、萧韶、萧賁。2.侯景之乱后出仕江陵、陈朝。如颜晃、许亨、沈众、杜之伟、阴铿
4、、张正见、孔奂等先仕江陵，后仕陈朝；何之元、张种、岑之敬、江总等在乱后出仕各藩王府，后入陈；徐陵出使北朝，后返陈；周弘正、沈炯在江陵陷后出仕北朝，后返陈；周弘让则是先仕侯景，再仕陈。3.江陵之变后出仕北朝。如王褒、颜之推、宗懔、刘璠、庾季才、裴政、萧世怡、萧圆肃、萧大圜等人，均是江陵陷落后，作为俘虏入北并出仕于北朝；庾信是奉命出使北朝，以梁朝已亡，遂入仕北朝。4.部分文人下落不详。如刘孝先在萧纪幕府，后出仕江陵，江陵之变后不知所终；刘缓曾是萧绎荆州府中盛负文名之人，刘邈曾在建康被围时劝侯景议和，他们并有宫体作品传世，但其事迹仅止于这两场战乱。以上诸人虽为官僚，不过其文集、著作均有史可考，许多人
5、还有诗文存世，因此都可算是文人。其命运至少可以反映出以下两方面的历史信息：第一，侯景之乱终结了梁代宫体文学的进程。两次战乱以后，以萧纲、萧绎为核心的宫体诗人群基本上零落净尽，除萧纲、萧绎之外，徐摛、庾肩吾、刘孝威兄弟、萧子云兄弟等重要宫体作家也都死于战乱，徐陵、庾信在南北间奔波，再也没有创作过一首宫体作品；其他如刘孝先、刘缓等，尽管此前曾是重要的宫体作家，刘缓还因描写宫女的“横陈”而闻名，但揆诸情理，当他们面对着家国之难和疮痍满目的山河时，应当再也不会去描写宫女的笑靥和风花雪月的生活了。这也意味着宫体文化的土壤已不复存在，梁朝宫体文学的进程就此终结；其终结的直接起点就是侯景之乱。第二，江陵之变
6、开启了南北文化深层融合的大幕。江陵陷落之前，这里汇聚了大批梁末文化精英，成为梁室中兴的希望所在，陷落之后，“阖城长幼，被虏入关” ，使得梁末文人在侯景之乱后再遭沉重打击，梁室中兴之梦也就此破灭。从历史记载来看，南方文人同时大批入北，这是第一次。而当这批南方文化精英整体移植于北方之时，也就意味着南朝贵族文化的终结和更深层次的南北文化融合的开始。从此，这批文人在北方政权的更迭中迁转，在乡关之思和故国之恋中煎熬，庾信、颜之推就是典型。而庾信之侍奉四朝十帝，颜之推之历事五朝，在整个中国历史中也极为罕见。从这个角度来说，庾、颜的遭际、心声及创作，不仅是入北南士命运的写照，更是入北南士所推动的南北文化融合
7、的结晶；其直接起因就是江陵之变。二、乱离中文人创作的巨变魏征隋书文学传序云：“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由此可知，从大同初年之后，梁代文学走上了宫体之路，萧纲、萧绎是倡导、组织者，徐陵、庾信为重要参与者；魏征还认为，这是梁亡的重要原因。宫体文学一直延续到太清二年侯景之乱的爆发。所以，侯景之乱前的梁代文学，并不是指整个梁代文学，而是指从大同初至太清二年之间的宫体文学。侯景之乱爆发后，作家的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用赵翼的诗句“江山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来描
8、述，可谓恰如其分。但遗憾的是，由于战乱的严重破坏，保存下来的这样的诗文相对较少。留存诗歌较多的是萧绎、庾肩吾、阴铿、张正见、江总，留存赋较多的是萧纲、萧詧、沈炯，留存文较多的是萧纲、萧绎、徐陵、沈炯。可以肯定，这些作品远不是梁末文学的全部，文章也大部分是军国文献，但其中反映的动荡的时事、浮沉的人生、沉痛的感情，却足以反映出梁末文学创作的深刻巨变。兹分述如下：（一）内容上，从宫廷、台阁转向军国时事和愍乱伤怀，视野宏阔，情感深沉宫体文学是“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 （卷五三经籍志 ，P1090） ，创作视野局促于花心月影和绣闺深宫，内容狭窄、单薄，风格清浅、绮靡；战乱发生后
9、，作家心中蓄满忧患，他们的视野彻底转向了江山社稷和军国时事，一扫宫体风貌，作品视野宏阔，情感深沉，可以说，他们曾经热衷的“新变”和“吟咏情性”的文学理论，在这时的诗文中才得到了真正的实践。萧纲、萧绎、庾肩吾、徐陵均有较多作品作于这一时期。如萧纲在被囚禁时作的被幽述志诗 ，用“恍惚烟霞散，飕飏松柏阴”比喻梁朝承平时代的消散和自己的被幽絷，用“野路黄尘深”象征国家战乱，用“苍天空照心”反衬自己不甘、无助、绝望的心态，这与其宫体诗咏内人昼眠 、 娈童等相差悬远，所以王夫之给予了“沉郁慷慨，动人千年之下”的评价。萧纲另有围城赋 、 悔赋两文，其中围城赋仅存十句，是萧纲在建康城被围时影射佞臣朱异专权误国
10、之作。 悔赋篇幅较长，铺叙了许多飞扬跋扈而旋起旋灭的权臣如赵高、项羽、刘英、宁喜、梁冀等，以及许多张狂失志之士如杨恽、灌婴等。我们以为，这是萧纲在影射侯景，并用历史上的事例告诫自己，跋扈权臣必将灭亡，国家中兴“不远而复” 。所以， 悔赋应当是在抒写萧纲对梁末政局的悔恨，对侯景残暴杀戮、专权跋扈的批判，同时也勉励自己战胜困难、坚信国家中兴。如果本赋作于乱前，也许萧纲会写出几多儿女情长的悔恨，但是，因为作于乱后，所以才使本赋转向了军国时事，有了强烈的感情和深刻的人生寄托。萧绎、庾肩吾也有类似作品。萧绎遗武陵王纪作于侯景之乱平定之后，当时萧纪从西蜀发兵，进攻江陵，萧绎企图用兄弟之情来感化萧纪，诗中“
11、回首望荆门，惊浪且雷奔”似是写景，其实是描述三峡地区军事激化的现实， “四鸟嗟长别，三声悲夜猿”则抒写骨肉相残的悲愤。历史上，萧绎以兄弟阋墙而骂名千古，但揆诸情理，无论他有多么狠毒，诗中的悲愤应当是其真情流露。庾肩吾有乱后行径吴邮亭诗 ，是他逃离建康城、行经吴地的诗作。在诗中，庾肩吾蔑称侯景为“獯戎” 、 “杂种” ，坚信国家能够中兴， “休问鼎尚重，秉礼国犹存” ，言下之意，正朔所在的梁朝不是轻易能灭亡的，并表明日后要“誓雪五陵冤” ，即要平定战乱、洒扫梁朝祖陵。庾肩吾是萧纲器重的文人、宫体文学的健将，但却在其生命的最后三年诗风大变，发出了谴责侯景、誓雪国耻的呼声。事实也证明，庾肩吾在辗转吴
12、地后奔赴江陵，参与到平定侯景之乱的斗争中，兑现了自己的呼声，死而后已。（二）风格上，从香艳绮靡转变为苍凉沉郁、雄健悲壮宫体作品无论诗、赋还是文，都“伤于轻艳” （卷四简文帝本纪 ，P109） ，以至于被魏征评为“淫放” 、 “轻险” ，但这些语词无论如何都不能用来评价梁末作家的乱后作品，因为这些作品或苍凉沉郁，或雄健悲壮，具有崇高品格。1.苍凉沉郁的风格。最能反映这种风格的是那些抒写乱离情怀、感慨人生命运的作品。留下这类作品较多的是庾肩吾、沈炯、阴铿、张正见等人。他们都有在侯景之乱中辗转流离的经历，所以作品沉郁苍凉，真实感人。如阴铿的名诗晚出新亭作于太清四年，其时作者刚逃出建康城，在秋暮时分登
13、亭眺望，看见江水浩荡、暮云低垂，听到山后的声声戍鼓，遂产生了强烈的思乡之情。 “远戍唯闻鼓，寒山但见松。九十方称半，归途讵有踪！”用黯淡的意象营造出了苍凉沉郁的氛围，形象地烘托出了逃难者迷茫、惶恐的心态，是宫体文学时代很难出现的风格。相类的作品还有萧绎的幽逼诗四首。这是萧绎的绝命诗，其中“西陵最可悲”一语隐含着对自己一生努力经营荆州、企图中兴梁室而成空的悲叹， “终非封禅时”则暗含着对自己平定侯景之功的缅怀。这比阴铿诗更为沉郁、悲凉，应该是梁末作家最凄苦的心声，当然也可看成是梁末最沉郁的作品之一。此时滞留北朝的徐陵，文章风格也沉郁悲凉。为了求得北齐仆射杨愔等的同情、通融，以赢得返回梁朝的机会，
14、徐陵创作了与齐仆射杨遵彦书和在北齐与宗室书两文。其中与齐仆射杨遵彦书成了六朝骈文的代表作品，是“亘古常新、传诵人口的名篇” ，文中的“向汉之悲” 、 “思乡之梦”最为感人，在华美的语言、顿挫的音节中凝练着苍凉沉郁的悲情，可与庾信的“暮年诗赋”并驾齐驱。值得一提的还有梁朝作家的乱后赋作。应该说，宫体赋最能代表宫体文学香艳绮靡的风格，可是，乱后赋作却从主题、情感到风格均有大变。除前文已述及的萧纲围城赋 、 悔赋外，还有萧詧愍时赋 、沈炯归魂赋 、江总修心赋 。愍时赋是萧詧在投靠西魏后有感于傀儡政权时慨叹家国命运、自恨无能为力的赋作， 修心赋是江总在太清四年流寓会稽龙华寺时感伤身世、时局的作品， 归
15、魂赋记述了沈炯经历江陵之变、被西魏掳掠后返回陈朝的心路历程；尤其是愍时赋和归魂赋 ，在铺写中夹带着强烈的家国情感，痛定思痛，沉郁苍凉，足见时局对作家心灵震撼之深、之巨。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样的心灵震撼，他们赋作的视野何以会从女儿情长转向家国命运，赋作的感情何以会从苍白转向浓郁、深沉，且转变得如此迅速、彻底。从发展角度来说，这组赋还开启了庾信哀江南赋和颜之推观我生赋之先声，值得重视。2.雄健悲壮的风格。这类风格的作品大多与描写军容相关，诗歌如萧绎藩难未静述怀中“霜戈临堑白，日羽映流红。单醪结猛将，芳饵引群雄”表达英雄归心、军力强大的豪迈，萧圆正狱中连句中“水长二江急，云生三峡暗”反映了他在狱中对
16、三峡地区军事矛盾激化的揣想，庾肩吾登城北望中“誓师屠六郡，登城望九嵕。山沉黄雾里，地尽黑云中。霜戈曜垄日，哀笳断塞风”抒写作者登城看到军容显盛时的悲壮情怀；文章如萧绎驰檄告四方以及回答王僧辩劝进的四篇令文等，或抒发壮怀激烈，或铺写心绪茫茫，我们都能感觉到冲突于其中的情感洪流，形成文章壮盛的气势和雄健的风格。三、梁末文学作品的军国文献价值侯景之乱是梁朝矛盾的总爆发。乱起后，梁军纷起勤王，但除萧纲诸子及萧纶之外，其他人均各怀鬼胎，如萧绎坐镇荆州，不急父兄之难，先诛弟侄，导演了梁末诸王相互残杀的悲剧；萧纪盘踞西蜀，“据雍、蜀之资，遂不勤王赴难” （卷五五萧纪传 ，P830） ，以保存实力为先；萧统诸
17、子以襄阳为根据地，拥众逡巡，自结联盟，等待时机。平乱后，萧绎定都江陵，引得众议纷纭。江陵陷落后，王僧辩、陈霸先为争权而内斗，剩下王琳独力支撑，直到陈朝建立。在这个力量交争、矛盾汇聚的时代，梁末文人已不可能再优游卒岁，而是过着一生中最为揪心的岁月，同时也为戡定战乱、中兴国家而奔走、思考。他们用文笔记录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其中四个系列的文章分别反映了四个重要事件，有着积极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一）反映萧氏兄弟阋墙而斗、勤王不力之事主要有萧纶与湘东王书 ，萧绎与武陵王纪书止蜀军东下 、与武陵王纪书 、 又与武陵王纪书 、 与诸藩令等五篇。其中萧纶与湘东王书反映了在建康城被围时，萧绎坐拥强军却逡巡观
18、望，攻杀萧誉、逼反萧詧，这引起了萧纶的不满，遂写信规劝；萧绎与诸藩令是告诫其他藩王务必服从自己，莫效萧誉、萧詧，其他三篇书信是在叛乱平定后，萧纪从西蜀发兵准备与萧绎决战，萧绎写信劝止。事实上这些书信都没有起到实质作用，最终萧绎击溃了萧纶，攻杀了萧纪，但这组文章却真实记录了这些梁朝要员的痛苦心声，尤其是萧纶的书信痛陈利害，情文并茂，清晰地呈现了他拯救时局的努力和面对兄弟阋墙的悲愤。萧纶也留有宫体作品，但这篇书信与其却有天壤之别。（二）反映梁末群臣劝萧绎登基称帝之事主要有徐陵劝进梁元帝表 ，沈炯为王僧辩等劝进梁元帝初表以及第二表 、 第三表 ，萧绎答王僧辩等劝进令 、 下断劝进表奏令 、 又答王僧
19、辩等劝进令等七篇。由于萧绎在平定侯景之乱的过程中表现出了较高的谋略，所以在战局初定后就成了众望所归的继承人选。应该说，古代皇帝登基之前的劝进程序大都近于虚伪的闹剧，梁朝君臣劝进萧绎亦如此，不同的是，萧绎登基还带有较浓的悲壮色彩，萧绎本人也极力渲染这份悲壮以鼓励士气，所以，今天我们阅读这些文章，还是颇受感动。尤其是萧绎答王僧辩等劝进令一文，十分精彩。当时萧绎为萧纲举丧完毕，他用寥寥数笔，不仅抒写了父兄被害的悲愤，而且引用周武王、汉高祖的故事，鼓励群臣共赴国难：“赤泉未赏，刘邦尚曰汉王；白旗弗悬，周发犹称太子。飞龙之位，孰谓可跻；附凤之徒，既闻来仪。 ”似此之句，辞气慷慨，把骈文长于用典和气势磅礴
20、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其实，不仅是萧绎文，即从徐陵等人的文章也可以看出，在当时的情况下立新的国君是多么迫切。因此，这组文章有着积极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远非宫体文学可比。（三）反映定都江陵与定都建康的论争主要有徐陵劝进梁元帝表 ，萧绎议移都令 、 将归建邺先遣军东下诏等三篇。平乱后，萧绎君臣围绕着定都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虽然最终结果是定都江陵，但从江陵被围后，朱买臣要求斩主张定都江陵的宗懔、黄罗汉“以谢天下” （卷八梁本纪梁元帝纪 ，P244）的事来看，定都之争十分激烈。后世学者也多认为定都江陵是萧绎败亡的原因之一。现存这三篇文章就是当时定都之争的历史见证。从文章来看，徐陵急切盼望着国家能确立政权核心，所以他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