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与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形成俞启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中国近代是一千极为重要的思想观念，它的产生有着历史的 原因。鸦片战争以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正如张之洞惊呼： “今日之世变， 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在这种形势下，一方面，由于长期封闭的历史文明滋育了自傲的民族心理和维持旧有传统的社会惰性，不易接受新的变革。特别是封建专制制度及伦理纲常是清王朝赖以生存的命脉，是丝毫放弃不得的，另一方面，腐朽的封建制度及旧的传统文化又明显落后于资本主制度和近代科学文化，由于这种落后使得我国处于不断挨打的困境，中华民族的生存以及清王朝的统
2、治都面临严重的威 胁，一成不变只能是死路一条。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这种矛盾的思想产物。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非张之洞所首创，早期改良派人土，如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人均已提出这一主张。张之洞则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作了较全面的、系统的论述。他于 1898 年春夏之际撰写劝学篇一书，全书分内外两篇，内篇言“中学为体” ，外篇言“西学为用” 。他凭借自己在清政府中显赫的政治权势，使这一思想原则得以有力地贯彻实施。因此，人们在论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时，总是将它挂在张之洞的名下。实际上，除少数冥顽不化的守旧派和全盘西化的鼓吹者外，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在清末政 界和学术
3、界具有广泛的可接受性，只是具体的理解和解释各有差异罢了。 如果说“罢黜百 家，独尊儒术”是我国封建社会最重要的思想和文教政策的话，那么，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则是我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重要的思想和文教政策。对于这样一个在历史上影 响甚大的文教政策，有必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 史范围之内” ，作出客观的、全面的评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亦称”旧学为体，新学为用” 。张之洞说： “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 ”这里所言“中学的内容是古已有之的，而且两千年来一直是中国学术和教育的“体
4、”具有新意的是“西学为用” 。首先，承认“西学”为“学”而并非仅为某些“长技” ，意味着中国知识界不得不放弃盲目自大的传统意识，他们逐步看到西方国家的先进不只，是船坚炮利，工精器巧。而在于整个科学文化及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上，甚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张之洞将“西学”分为“西政” 和“西艺”两类(有时还兼言 “西史”) 。 “西政 ”包括教育、国防、财政、司法、贸易等方面的制度措施， “西艺”则指算、绘、矿、医、声、光、化、电等各类科学技术。张之洞深恶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泰西哲学” ，这反映了他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但他并非只讲“西艺” 、不讲“西政” 。他曾明确指出：“西艺非要
5、， 西政为要” 。他撰文大量介绍了各国的地理、历史、文化、教育、政治、宗教、法律等社会生活及上层建筑领域的发展状况，总的说都是持肯定态度的，即使是谈及西方政治制度时也多有褒辞。例如他指出， “西国君与臣民相去甚近，威仪简略。堂廉不远，好恶易通。其尊严君上不如中国，而亲爱过之。万里之外，令行威立，不悖欺。 ”可见他对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并非完全满意。张之洞主张学习“西艺”在先，学习“西政”在后。他认为“讲西政者宜略考西艺之功用，始知西政之用意”不掌握近代的科学文化知识，亦难以实施近代的管理制度。其次，强调“西学”为我所用，这既是理论原则，也是行动纲领。而由张之洞这样的统治阶级代表人物所提出，更增加
6、了它的可行性。要使“西学为用” ，必须培养大批系统掌握“西学”的人才，这样就必然导致教育内容和教育制度的重大变革。张之洞认为：“今日中国欲转贫弱为富强，舍学校更无下手之处。 ”在清末兴办新教育，改革旧教育的活动中，张之洞的业绩可谓相当突出。他主持创建了一大批新式学校，如湖北武备学堂、湖北方言商务学堂，湖北自强学堂、湖北师范学堂(附属有中国最早的官办小学和幼稚园) 、广东水陆师学堂，江南铁路专门学堂、南京三江师范学堂等等。这些学堂“新”就新在力求“西学为用”上，学生比较广泛地学习西方各类科学技术，在教学和管理方面也采用了某些近代措施。张之洞大力提倡留学教育，他认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他
7、先后派遣大批学生出国留学，尤以赴日本留学者居多。张之洞高度重视外国语学习，认为这是学习一切西学的阶梯。掌握了外国语，即可自读西书、自研西法，而不致受辗转传翻之书所误，亦不致受洋教习一人之法所限。张之洞主张学习“西学”要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他强调“总以得西法之意，适中国之用为主” 。例如在翻译外国教科书的问题上，他认为不能简单直译或照搬，而应以中国学生所能习见感知为重点，概念、文法、语气都要适合中国的特点。总的看，张之洞当时主张“西学为用” ，虽是迫于形势的需要，但他的态度并非是被动的，消极的，同时，也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切实作出了一番努力。(二)张之洞主张“西学为用”是以“中学为体为前提的。
8、他颂扬孔子之道是“集千圣，等百王，参天地，赞化育”，吹捧封建的“三纲”是“中国神圣相传之圣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 （11） 。他将“三纲”视为“中学”的核心，是“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 （12） 。他指出： “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 ”（13）由此可见，张之洞所宣扬的“中学为体”就是要继续维持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纲常名教时统治地位。凡与这一相本相违背的“西学”是不得“为用”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张之洞讲的“中学为体”并非都是单纯的
9、维持和消极的约束，中亦有些带积极色彩的内容。 张之洞并不认为，一切“中学”都是精萃，他只肯定孔子之道，六经之学的正宗地位。他指出：“浅陋之讲章，腐败之时文，禅寂之性理，博之考据，浮诞之词章，非孔门之学也。 ”（14）实际上他已将传统的教育、科举以及学风、文风基本上都否定了，需要推崇的只是圣贤之道的本义。张之洞虽看不到封建制度腐朽落后的东西恰恰与儒家的圣贤之道有着源流关系，但他勇于否定千百年来充斥于学术界、教育界的那些“中学”的糟粕，这与封建顽固派还是大有区别的。张之洞指出：“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 ”（15） “欲存中学，宜治要而约取也。 ”（16） “中学” “致用”及“治要”的主张在一定
10、程度上淡化了它对新事物的敌对色彩，为他在教育内容中以新学大幅度替代旧学奠定了基础。张之洞在大肆吹捧圣贤名教，伦理纲常的同时，也赞扬了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斥责那些“自视中国朝政民风无一是处”的自暴自弃者。他认为只要“君臣同心，四民同力，则洙泗之传，神明之胄，其有赖乎” ） （17)。当然，由腐朽的清政府领导国家走向富强是不可能的，但这里体现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是任何时代都需要的，这也是正确学习外国所必备的精神支柱。张之洞提倡“中学为体”就有反对盲目崇洋，全盘西化的含义。他揭露说：“贵洋贱华之徒，于泰西政治、学术、风俗之善者，懵然不知，知亦不学。独援其秕政敝俗，欲尽弃吾教吾政以从之。饮食服玩，
11、闺门习尚，无一不摹仿西人，西人每讥笑之。”(18)张之洞所认为的“秕政敝俗”未必真是秕政敝俗，他所坚持的 “吾教吾政”也未必不应弃之，但强训要有选择地学习外国，这在原则上是有可取之处的。(三)在分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历史作用时，我们应当将它在教育领域的作用与在政治思想领域的作用有所区别而论。张之洞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已是 19 世纪末叶，清王朝的统治正处于内外交困、摇摇欲坠的窘境，资产阶级维新派人士已明确要求变革封建专制政体，此时张之洞仍坚持以“三纲”为核心的“中学为体”来遏制迅猛发展的变法维新浪潮，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反动性是明显的。然而在教育领域则不尽然。直到 90 年代中，我国仍沿
12、续古代旧的教育体制，尽管洋务派办起了一些新式学堂，如同文馆、武备学堂、船政学堂等，但基本上局限于军事和外语两方面，只能算作在封建传统教育格局之外的一点新的点缀和补充而已。由于近代新教育当时尚处于萌芽阶段，在一个时期内它司以在不触犯封建专制制度的前提下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余地，也就是说， “中学为体”在教育领域尚未表现出对“西学传播的强烈阻滞。况且，张之洞所讲的“中学为体”并不是要维持一切传统学术及教育制度措施，相反，他也主张抛弃其中大部分陈腐空疏的、已不利于或不适应于清王朝统治的东西。因此，有可能在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下较为广泛而系统地引进和采纳西方新的教育内容和制度，从而实现由古代传
13、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初期过渡。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是中国教育发生根本性变革的一个关键时期，教育改革开始进入普通教育领域。新型的大、中、小学及师范学校和各类专业技术学校纷纷出现。旧式书院开始被改造为新式学堂。戊戌变法时对这些变革作了制度上的肯定和推广，变法虽然在政治上失败了，但其教育改革的成果实际上得到清政府的认可，最终导致 19031904 年间奏定学堂章程的颁行，它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近代学制的出现。在这一急剧变革的过程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起着不容忽视的指导作用。这一时期致力于创办新教育、改革旧教育的各类人士，几乎均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例如：张之洞在两湖、经
14、心两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中指出：“两书院分习之大指，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畔道之弊。 ”在这之前，梁启超在上南皮张尚书论改书院课程书中也主张：“以六经、诸子为经，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书辅之，以求治天下之道。 ”南洋公学是我国最早的包括大、中、小学及师范院校在内的新式学校。其创办人盛宣怀在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折中提到：“西学为用，必以中学为体。 ”京师大学堂是清末官办的最高学府。兼管官书局事务的工部尚书孙家鼐在遵议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说：“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梁启超代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中也明确提出：“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
15、需，缺一不可。 ”由张之洞、张百熙、荣庆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在“立学宗旨”一栏中明确规定： “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 ”这一立学宗旨相当明确而又具体地体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清末新教育体制的确立，无疑是对延续两千年之久的封建传统教育的根本性变革。 从奏定学堂章程有关学校设置、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的规定来看，大多袭自日本近代学制(日本学制多袭自德国)，与中国传统教育模式有本质的区别：第一，章程拟定出一个包括学前、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完整的普通教育系统，学业有固定年限，入学有年龄限制，各级学
16、校之间相互衔接。第二，设置了专门教育各级实业学堂，培养农、工、商等近代经济部门所需要的人才。第三，在学科和课程设置中，包括文、理、体、美等为近代学校所必设之常科。第四，由师范学校培养师资，学生按程度编班，实行班级授课制。这一学制是应当划入近代学制范畴的。另一方面，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指导下，清末教育改革又具有相当大的保守性和妥协性。在奏定学堂章程中明确规定以封建道德的核心忠孝为本，并注重以此考核学生品行。中小学读经讲经课的学时在所有课程中居于首位，每日还另加半小时的自习温经。各级毕业生仍给予相应的科举出身奖励。学校管理制度方面仍保留了不少封建内容，如体罚学生未被取缔，学制中仍没有女子
17、教育的地位。这些都反映出所谓新教育制度中的封建色彩仍然十分浓厚。无论从理论的角度还是从实践的角度来考察，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均算不得是指导近代教育改革的最佳思想原则。时人和后人对它的不满和抨击是在情理之中的。尽管如此，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它仍是当时唯一可行的思想原则。中国的封建传统根深蒂固，封建伦理纲常皇维系历代王朝统治的命脉，儒家传统的经史之学是读书人的象征和通向仕途的资本，欲骤然放弃“中学为体” ，不仅统治当局不允许，而且知识界以至整个社会亦难以接受，这就决定了中国近代教育改革不可能彻底仿效西欧，亦不可能彻底仿效日本，只能是不大情愿的、战战兢兢的小步前进。张之洞说：“今欲强中国，存中学
18、，则不得不讲西学。 ”（19）这正反映了统治当局及依附于它的土大夫阶层既想守旧又无法完全守旧的无可奈何的心理。坚持“中学为体”固然成为限制“西学为用”的紧身衣，但另一方面，它也成为在一定范围内推行“西学为用”的保护伞，这就是当时政界和学术界大多数人都主张或拥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而使它在中国早期的近代教育体制形成过程中扮演着一个主要指导角色。(四)“中学”和“西学”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时代范畴。 “中学”依赖于以小农生产为基础的封建经济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而“西学”则是近代大工业生产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产物，将“中学为体”和“西学为用”拼凑在一起，就构成了一组矛盾的混和物
19、。 严复说： “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 ”（20）严复将“中学”和“西学”视为完全对立之物固然带有片面性，但如果就张之洞之辈以“三纲”为核心的“中学”而言，它确实与“西学”格格不入，这样的“中学为体”与“西学为用”是不可能长期共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近代科学文化的输入，导致中国旧有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从而使“中学”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发生动摇。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势力要求冲破封建传统束缚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帝国主义入侵者也希望中国能实现一定程度的近代化，因为封闭的旧式封建帝国不利于它们控制和掠夺。基于这些原因，尽
20、管封建统治者极力坚持“中学为体” ，限制“西学”的引进范围，但是“西学”仍处于步步进逼的势态。事实上，只要引进了“西艺” ，最终亦无法阻止“泰西哲学”的传播。因此，只要承认“西学为用”就必然会冲击“中学为体” 。 按张之洞的构思，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体现在人的培养教育方面，在职能分工上是“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 （21） ，在学习程序上是“先入者为主，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 ”（22）实际上将“中学”限定于德育范畴和基础课阶段。 而既然人们“应世事”靠的是“西学” ，又怎么能够指望他们的身心仍会由“中学”来支配呢?如后来张之洞所惊呼； “近数年来，各省学堂建设日多，风气嚣
21、张日甚，大率以不守圣教礼法为通 才，以不遵朝廷制度为志士。 ”（23）在新式学校学习过的人，一旦较为系统地接受了近代科学文化教育，必然更加认清了封建制度和腐朽落后的思想。他们不但不可能成为清王朝的卫道士，其中许多人反而成了清王朝的掘墓人。张之洞苦心经营多年的湖北省，新政、新学之发达在全国名列前茅，后来成了辛亥革命的策源地，这对于张之洞来说可谓历史的嘲弄。近代教育改革的发展势头，甚至能促使象张之洞这样立场保守但尚不顽固的人也有所前进。以他对科举的态度变化为例：科举是广大习旧学文人的进身之阶，实为中国封建传统教育的一大支柱。张之洞曾说过：“或虑停罢科举，专重学堂，则土人竞谈西学，中学将无肯讲。 ”
22、（24）他于 1901 年与刘坤一上会奏变法自强第一疏 ，主张将科举略改旧章，今与学堂并行不悖，以期两无偏废” 。然而仅过了四年，他又联合一批各地督抚再次上奏， 强调 “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 （25） ，终于导致清廷于是年下谕废止科举，从而为近代教育的发展扫除了一个主要障碍。他对女子教育的态度也经历了由坚决反对到有限赞同的转变过程。这些思想的变化与他坚持“中学为体”的初衷显然有不相吻合之处，这正是客观形势发展所驱使的结果。总而言之，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目的是要在尖锐的社会危机中挽救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但宣布“西学为用”本身就意味着“中学”起
23、码是不够用的，这样就从两千多年来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围墙中打开了一个缺口。从实施的过程和结果看， “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 ”这是张之洞之辈所始料不及的。因此，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在中固教育近代化的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客观效用，这是应予肯定的。注)（11） （15） （16） （22）张之洞劝学篇序，(下引该书仅注篇名)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512 页 设学， 。 （12） （13） （18） 明纲 。筹定学校规模次第兴办折， 张文襄公全集，卷五十七游学， 。 （14） （19） 循序 。 （17） 同心 。 （20）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21） 会通 。 （23） 请定学堂冠服程式折 ， 张文襄公全集卷六十八（23） 请试办递减科举折 ， 张文襄公全集卷六十一。（25）见光绪朝东华录 ，三十一年八月 （26） 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 4 卷第243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