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经济学的缺环张五常第一节说过无数次，要解释世事，我们首先要知道世事是怎样的。虽然高斯和我有这信念，但从科学方法的角度衡量，这信念不对。在经济学行内我们二人无疑是少数。佛利民曾经在他的重要方法论文章中说，理论是要推断还没有发生的事，因而与高斯吵了一阵。互有误解，没有大问题，虽然详尽的裁判不容易。科学理论无疑可以推断还没有见到的事，但不是说可以推断根本不存在的现象。这方面，爱因斯坦误导了后人。他的相对论推断的，之前没有谁想象到，更勿论观察到了。这误导有两方面。其一是他推断了从来没有观察到的现象，使后人认为自己也可以。这是不自量力：爱因斯坦可以想到的，你能想到吗？其二是虽然相对论惊世骇俗，爱氏可不是
2、毫无依凭地想出来：他问速度快过光会是怎样的。另一项二十世纪的神奇发现是 DNA 的结构。故事难得一遇：当时没有谁见过或知道这结构是怎样的，但奇怪地，差不多所有生物学家都知道有 DNA 这回事，于是拼命找寻。对科学有兴趣的同学，The Double Helix这本书是非读不可的。上述可见，尽管科学可以推断从来没有见过的现象或行为，但成功的科学，可不是毫无依凭，或试行推断根本不存在的。科学可以推断没有见过的，逻辑说原则上可以毫无依凭，但实际上成功的例子总要有点实据。相对论如是，DNA 的发现也如是。可怜经济学，毫无实据的理论不胜枚举。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经济发展学说，大部分的理论是试图解释不存在的现象
3、。到了六十年代，破口大骂者无数，可惜到今天还有些课本不知所谓地保留着。然而，也是今天，现象毫无实据依凭的理论，经济发展学说之外还有其它，不少的。为什么经济学者老是不愿意到真实世界走走，调查一下，肯定了现象或行为的存在才作理论解释呢？科学方法说不一定需要这样做，但试图解释可能不存在的现象不是很愚蠢吗？我不打算在这里批评那些无从验证的理论这是另一回事 要说的是肯定了现象才作解释是明智的选择，不要管科学方法怎样说了。这就带来本文的重心。在今天发展得我很不满意的新制度经济学之前，从现象那方面看，经济学有一个重要的缺环（missing link）。那是没有谁注意到的合约安排。传统的微观理论，只着重于资源
4、使用与收入分配这两项，合约安排很少人提及。转到宏观，国民收入、失业、货币等加了进去，但合约安排是没有提到的。问题是，漠视了合约安排，我们真的能解释资源使用、收入分配与其它宏观现象吗？数十年前我认为有困难，或不够全面，今天则认为漠视了合约安排这个缺环，其它经济现象的解释容易闯祸。不是我发明的，但差不多吧。先入为主，英雄是戴维德。他那口述传统的捆绑销售对我有深远的影响。我不同意他以价格分歧来解释捆绑销售（二十多年前对他说了，他同意），但为这个怪现象我曾经多个晚上睡不着。原因是这现象不是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牵涉到的，宏观经济更没有提及。绝对有趣，属经济之内的行为无疑问，但算是哪门哪类呢？放不进去，是以
5、为难。一九六六构思佃农理论时，只一个晚上我在理论上证明了在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这两方面，佃农分成与固定租金没有什么不同。过了两天，蓦然惊觉，意识到那是两种不同的合约，跟着就想到合约有结构性。于是问：既然经济效果一样，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合约出现呢？这是后来我发表合约的选择的原因。很抱歉，我要等到 佃农理论发表后，才想到没有戴维德的捆绑销售，我不会想到合约选择那边去。从合约的选择到调查件工合约到一九八三发表的公司理论，我主要是从减低交易费用的角度来解释合约安排。这思维当时可没有带到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这两方面去。原因是写佃农理论时，我搜集到的数据一律显示，用佃农分成或固定租金两种不同的合约安排，地主的租
6、金收入大致一样，每亩农地的产出也大致一样。一九七七分析座位票价，优质座位票价刻意地偏低，对座位的使用与老板的收入有明显的不同效果，但我还是没有注意到合约的不同安排会影响了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这是说，我没有注意到如果漠视了合约安排，我们对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的推断会出错。第一次注意到对合约安排的漠视不仅忽略了一组有趣的现象，而且这些安排对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有决定性，是二二年。写 制度的选择，分析失业，归咎于合约 失败，我指出分红合约与件工合约的工资调整弹性高，失业的机会下降。中国九十年代后期有严重的通缩，但失业率没有明显上升，经济依然迅速增长，是重要的支持与启发。再跟着就是中国的县与县之间的激烈竞
7、争制度。产权大致上是私产，只是地区的合约安排与外国的有大差别，竞争于是自成一家，经济就急速增长了。是重要的发现。合约安排作为传统经济学的缺环有两重意思。其一，合约安排是一组有趣的行为或现象，解释了合约的选择会让我们多知世事。其二，合约安排的本身会影响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对人民的生计可以有重要的影响。后者的重要性没有谁注意到，这里不妨重笔记之。高斯定律说，只要资产的权利界定够清楚（即是说私产存在），资源的使用是有效率的，市场的成交会解决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的分离。当年我的贡献，是说因为有交易费用的存在，同样是私产，合约的选择往往不同。这是四十年前说的了。我跟着说漠视了合约的安排，我们不能明白经济运
8、作的整体。今天的发现，是不同的合约选择，可以有很不相同的经济效率。社会成本的问题，不同的合约安排皆可解决，但没有这问题可不是说经济效率或增长率会是一样的。不同的合约安排所带来的不同竞争效果，显然重要，但没有谁指出过。这是缺环中的缺环了。让我用三个层面来总结上述的缺环吧。产权制度是一种安排严格来说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合约对经济效率有决定性。漠视产权曾经是经济学的一个缺环，指出其重要性的有奈特，有艾智仁，也有高斯。这方面我的贡献，是指出产权的存在起于有社会（交易）费用。有了私产的安排，不同的合约安排会出现，漠视了合约安排是经济学的缺环的第二个层面，首先指出的是高斯与戴维德，我接手，推到合约的结构与
9、选择这两方面去。同样是私产，不同的合约安排可以有不同的经济效率不同的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不是史密斯传统的效率排列，我在 佃农理论中说是错了的，而是满足了传统的有效率，不同的合约安排还会有不同的效率层面。这是上述的经济学的缺环的第三个层面，最高的，效果间接，不容易看出来。我要活到七十岁才肯定，可能是我在经济学上最后的重要贡献了。是非常复杂的学问。不是湛深，而是复杂，我搞了四十年才知大概。这篇文章恐怕不易明白，我要再从另一个角度解释。第二节 二年的春天，曾获经济学诺奖的牛津大师 J. A. Mirrlees 到港大演讲，讲题是以效率工资理论 （efficiency wage theory）演变出来
10、的失业解释。效率工资的要点，是雇主刻意地把工资提高，高于市价，鼓励员工，彷佛在驴子前头挂着红萝卜，也在后面加鞭。工资高于市，失业就容易解释了。有几位学者以效率工资分析而获诺奖，其中一位提到我一九七七年发表的文章给他启发。该文说优质座位的票价刻意偏低，因为老板要优质座位先坐满，使开场后购劣票的不能坐到空置的优质座位去。Mirrlees 在港大演讲时，我作主持，讲后是听众提问时间。我说： 既为主持，行规说我是不能提问的，但这次我不仅要破例，而且是提问的第一个。 跟着问：你的失业理论是基于时间工资合约（wage contract）的。今天的中国，这种合约差不多不存在。中国工厂要不是以件工（piece
11、-rate contract）算，就是以一个基本工资加奖金或花红（bonus） 。没有单以时间算工资的安排，你的理论岂不是全盘错了？大师风范，Mirrlees 立刻同意有奖金或花红的安排，他的分析不管用，但不明白为什么在件工合约的安排下，他的理论也不管用。当时是提问时间，身为主持，我不能多作解释，何况件工这回事，说来话长。行内分析件工合约的文章是有的，但没有一篇知道这种合约是怎样的一回事。一九六九我开始跑工厂，实地调查件工合约，知之颇详，其后以之为重心，一九八三发表公司的合约本质 。二二写 制度的选择 ，再引用调查件工的心得，手起刀落，把自己十分欣赏的鲁宾逊夫人的效率单位（efficiency
12、 unit）分析杀得片甲不留（见第四章第二节） 。这可见漠视真实世界是经济学发展的致命伤。牛津大师显然不知件工合约是怎样的一回事。不是工人以产出件数算工资那么简单。工厂老板收到买家的打价要求，说明产品如何，数量多少，交货日期等等，一般当然也要求看样板了。老板算价，原料与其它成本外，件工的每件工资要看工人愿意接受多少，往往要洽商。这是说，件工工资的厘定，接单与否，要看市场形势。经济不景吗？竞争依旧，件工工资要向下调整，否则老板有单不接，工人面对减产的情况，大可商量。像奖金或分红制那样，件工合约所含意着的工资于是有弹性，失业不容易出现。以时间算工资，向下调整有困难。老板说要减工资，凭什么可以说服员
13、工接受呢？说没有钱赚吗？员工不容易相信。说生意要亏蚀吗？员工不跑掉才怪。何况好些时，例如香港，政府或公立机构的工资不减，私营的要减，说服力就更少了。奖金或分红合约的工资有弹性，因为基本工资够低，生意不对头奖金或分红自动向下调整。件工合约的工资有弹性，因为每件买家愿意出多少钱，扣除其它成本，可以直接算出工人产出的所值。写到这里，要顺便说一下政府推出最低工资政策这个老话题。我反对中国推出最低工资，某君指出美国有正规学术报告，说最低工资对失业影响不大。蠢到死，最低工资对失业的直接影响不会很明显，但因为约束了分红合约与件工合约的选择，雇用合约就失去了调整工资的弹性，对失业的间接影响变得严重了。最低工资
14、阻碍了分红合约的选择，因为时间工资够高，分红没有空间。最低工资阻碍了件工合约的选择，因为时间工资够高，以产品件数算某些工人达不到最低工资的水平。一件完整的产品，其中多个部分每部分可按件工算。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就因为工会的压力，件工被政府定为不合法！从事宏观经济研究的众君子似乎不知道，如果没有雇用劳工，失业不会存在。任何人都要生存，雇用劳工不存在，任何人皆自己雇自己，何失业之有哉？好比中国昔日的传统农业经济，各家自扫门前雪，从爷爷到子孙到老婆妾侍，不管是从农或从工或从商，皆家庭自生自灭，何失业之有哉？产品市场是有的，但雇用市场小得很。遥想神州当年，被聘用或被雇用的是仕 ，学而优则仕也。当时
15、做官的被聘用，聘书是合约。有失业吗？没有。被皇帝上头炒鱿时有所闻，但被炒后辞官归故里 ，回到乡土工作去。被贬的也有，但算不上是失业。苏子被贬到海南不是失业，而旷达如苏子还可以写出好文章。是的，失业永远起于雇用或聘请合约出现了问题。这是说，失业是一个合约失败的现象。搞起宏观经济的凯恩斯，不明个中道理，只考虑时间工资，说这工资向下调整有顽固性。一子错，满盘皆落索！凯氏对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开出的药方，是增加投资，增加消费，市场不增加，或增加不够，政府要亲力亲为，促成后来的大政府形势。佛利民不同意凯氏之见，著书立说，指出当时联邦储备局对货币量的供应，处理频频失误，是大萧条的主要原因。我认为那只是其中
16、一个原因，不是主要的。美国当时已有反托拉斯法，有福利经济，有最低工资，而工会早就林立了。有了这些，阻碍了雇用合约的自由选择。局限有别，通缩对经济的杀伤力激增，在这情况下，增加货币量，搞起一点通胀，对失业是有帮助的。但如果美国当年不搞三搞四，因币量不足而引起的通缩是不会导致大萧条的。这方面，中国九十年代后期是重要的例证。当时官方的通缩率百分之三，考虑到产品质量同期急升，这通缩率会在百分之十以上，而楼价则下降了七成！失业率怎样呢？基本上不变，更重要的是经济继续急升。这是因为北京当时没有推出福利经济，少管最低工资，雇用合约的选择一律自由。因为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而搞起来的宏观经济学，一无是处，开坏了
17、头，发展下来岂非废物哉？在加州大学作研究生时，我的宏观理论老师是普纳（Karl Brunner） 。于今回顾，他应该是当时的宏观天下第一把手。不是从伟大贡献那方面看，而是处理学术的严谨与执着，我认识的或知道的经济学者中没有谁比得上他。虽然普纳处理学问的苛求，与我喜欢从预感入手然后天马行空的方法格格不入，我可衷心佩服这位老师。那时一个学期十五周，普纳采用的宏观教材是一本新出的名家课本，十五周只教了二十多页，页页他解释说有错！同学们皆一时之选，你看我，我看你，学期过后，大家怀疑宏观理论究竟说的是什么。普纳只说到处都错，可没有说什么才是对的。博士后到了芝大，旁听佛利民，先听货币，再听宏观，分两个学期
18、教的（十周一学期） 。前者佛老把币量理论教得出神入化，但到了宏观，他只把货币的方程式的次序倒转过来，使我不明白为什么这门学问会存在。我当然读过佛老一九五七发表的消费函数理论 ，其见解之精辟，其数据处理的前无古人，令人拜服，但那是从费沙的利息理论变化出来消费理论，统计分析学究天人， 宏观安在哉？回头说加大的日子。几位同学和我一起研读凯恩斯的通论 ，是课外自选的，读不懂！轮到我写佃农理论时，在加大作助理教授的 Axel Leijonhufvud 正在写他的西北大学的博士论文，题为On Keynesian Economics and the Economics of Keynes 。相当轰动，Axe
19、l 还没有拿到博士就擢升为正教授了。那本名著说，凯恩斯的宏观理论了不起，但凯恩斯学派的则不敢恭维。同学和我当然知道凯恩斯与凯恩斯学派不一样，但凯氏本人真的那么厉害吗？无可置疑，凯恩斯兴趣广泛，智力远超世俗，三四十年代时把不少经济学者吓破了胆。我看不懂他的通论 ，但 Axel 说看得懂，难道他是看到了皇帝的新衣？有怀疑，因为从凯氏的字里行间，我意识到他对需求定律与成本的概念掌握不足。这二者是经济学的基础命脉，基础有缺，宏观理论是凭什么支持的？就是在我对这门学问满是问号的六十年代中期，以微观基础处理宏观的呼声不绝于耳。一九六八旁听佛利民后，我再不涉足传统的宏观经济学。三十年后，中国的发展与亚洲的观
20、察使我意识到传统的宏观理论溃不成军。在几项宏观现象的推断上，我比宏观大师们推得准，准很多，而我用的只是基础的价格理论，半条方程式也用不上。举几个例子说说吧。（一）一九八一我推断了中国会走私产与市场经济的路，是宏观现象的推断，经济学者中只我一个这样说。不是信口开河，也不是风水先生看水晶球，而是从价格理论入手，把当时中国面对的交易费用一分为二，局限转变的含意于是看得清楚。逻辑说：只要这些局限转变稳定，中国会走今天的路。当时我白纸黑字写下，中国改革最困难的地方，是有强大垄断权力的国企。那是四分之一个世纪前说的了。（二）一九九六年末，香港一片形势大好声中，我说将会有十年或以上的经济不景。绝不看差九七回
21、归，但香港的工资与楼价跟国内的脱了节，而国内学子的知识增长奇速，香港人服务国内的需求将去如黄鹤。这些相对价格的调整历来困难，要十年或以上是大约的估计。当时我可没有想到，国内会推出自由行及其它救港之道，否则这十年不景的推断会拿一百分。（三）事前我没有想到九七会出现亚洲金融风暴，但当这风暴出现时，我立刻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的众君子解释多多，皆胡说八道。我认为金融风暴的起因，是一九九七年朱镕基把国内的通胀率，从百分之二十多控制为零。人民币钩着美元，是铁达尼钩着航空母舰。当时，差不多所有亚洲小国（小艇也）皆或明或暗地钩着美元那艘母舰。人民币通胀为零，等于钩着母舰的铁达尼突然停下来，
22、钩着母舰的小艇于是纷纷脱钩。 （比起人民币，小艇的币值偏高，官商勾结容易炒下去。 ）九七风暴后两个月，北京一些朋友约我在深圳会面，对我说经济上中国大难将至矣。我说中国不会有问题，经济形势大好。他们不相信，我忙顾左右而言他，因为那时不便对他们说，亚洲的金融风暴起于中国能迅速而又成功地控制通胀。（四）也是九七金融风暴后，我说香港的失业率会超越百分之八。香港的失业率历来是百分之二左右就是六十年代楼价跌到近于零失业率也低怎会超八呢？难道我的金漆招牌是假货？后来果然超八，只是等了五年。这推断也是基于简单的价格理论。香港的局限条件改变了。到一九九七，香港的福利制度急升了；教育与医疗的政府资助天文数字；公务
23、员（尤其是官级）的薪金奇高，误导了市场；政府漠视了国内青年的本领；港币钩着美元，不能向下调整。上述是些比较重要的应验了的推断，没有那么重要的不说算了。自己比较满意的还有一九九七说人民币是强币（那时黑市汇率低于官价不少） ，二二说人民币天下最强（黑市还低于官价） ，所以当二三年初黑市偶尔跟官价打平，我立刻说外国会施压要人民币升值。这些也是价格理论的推断。年多前我说人民币会在一年内高于港币，命中。我当时建议港币转钩人民币， 苹果日报在同一天反对，而曾特首与任老弟也跟着坚定地反对了。我的道理简单：美国有伊拉克之战，费用奇高，继续钩美元是劣着。但愿美国能迅速地解决伊拉克问题，面对地球一体化的新形势。还
24、有好些其它关于宏观理论不成气候的话要说，牵涉到微观理论的不足处，说来话长，下期再谈吧。第三节两星期前发表 经济学的缺环，是自己近年比较重要的学术文章，认为读者不容易明白，说要转换角度再解释。果然，该文在几个网站出现后，说不明白的同学不少。老怀大慰：网上文化要不是胡乱破口大骂，就是不懂也反对，这次说不懂，不知为不知，是勇气的表现，求学之道也。让我从安排的角度说起吧。安排的英语字汇是 arrangement。我可能是第一个把这个字用作经济分析重点的人。一九六七的博士论文，其中一章的名目用上，再其后该章独立成文，一九六九发表，题为Transaction Costs, Risk Aversion, a
25、nd the Choice of Contractual Arrangements，翻成中文是交易费用、风险规避与合约安排的选择。忆当年，arrangement 这个字的采用来得不易。记得走进艾智仁的办公室，对他说，单用合约（contract）论选择，似乎不够，合约之后要加一个字。大家讨论选择的是合约的什么。是形式吗？是条款吗？都有点不对头。最后我提出安排（arrangement），艾师立刻同意，认为最恰当。安排何解？有时同义的是制度（system ），但不一定对，何况制度往往过于广泛例如共产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等可以模糊不清。如果我们问：共产制度的权利是怎样安排的？问题就清楚了。好比你买了一间
26、房子，要选购家具，搬进去，摆设一下。我问，你打算怎样把家具安排呀？大家都知道我问的是选哪些家具，怎样摆设。另一方面，你可以用某君想出来的家具摆设制度，是一种原则。如果我问：你打算用哪种制度摆设呀？你多半不知所指。安排容易观察，其意浅白。我喜欢想得浅，喜欢想得简单。我的困难是自己以为是浅的，轻轻带过，或懒得重复或细说，好些时误导读者，而有时刻意地重复申述的，读者却认为不是那么重要。安排合约的安排数十年来我认为是经济学问的重心所在。可惜到了一九七年，我转用结构（structure）来代替。这个选择起于合约有结构性，推翻了当时盛行的界外效应分析，而在好些其它话题上，经济学者是喜欢论结构的。结构无疑可
27、以代替安排，但前者听来远为深奥，把可以是很浅的学问推到牛角尖去。是的，今天不少人认为我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创始人，在我来说，我的贡献只不过是合约安排的分析，没有其它也认为不应该有其它。我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感到失望，因为从事的走上博弈理论的路，漠视了真实世界的合约安排。是复杂的学问，我自己要到一九八一才体会到产权问题其实也是合约安排的问题，才体会到如果交易费用不存在，产权问题不会存在。其后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给我的启发实在多。自一九八二写好了公司的合约本质，我没有再刻意地为国际学报写文章。九七与九八的两篇英语演辞，是重要的应酬，一别十五年，旧师友读得频频提问，彷佛我是来自火星似的。佛利民读其中
28、一篇交易费用的范畴后，来信说：你对经济的看法自成一家，不知将来的人会怎样评价。我可没有像一些无聊之辈说的，放弃了经济研究。今天是二七了，离开美国学术四分之一个世纪，其间中国的演进我跟得紧。今天，在经济体制运作的话题上，对也好，错也好，我的思维早就脱离了三十年前的师友，一士谔谔。六年多前动笔写三卷本的 经济解释，把自己的一些新思维放进去，在国内搞起一些波涛，但那是按着史密斯与马歇尔的传统发挥，虽然修改与补充无数，但传统还是棱角分明。几个月前答应了高斯，为他明年于芝加哥举办的中国经济改革研讨会写主题文章，不是普通的应酬。九十六岁的老人家，对我影响那么大的，关心中国，重复地说整个研讨会是押在我那篇文
29、章上。我想，这就是了，四十多年在一门学问上的思维，心领神会，都搬出来吧。我对高斯建议，文章题目是中国的经济制度，其实是要把公司的合约本质之后的心得，借题发挥。是在这思想准备的过程中，我想到经济学的缺环这个话题。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一个严重的缺环（missing link），作研究生时就知道，说过不少次，可没有用上缺环这一词。得到中国经验的启示，我意识到此缺也，有好几个层面，有时是明缺，有时是暗缺，要解释得网上的同学明白，不容易，我于是想到刚好是四十年前在艾智仁办公室提出的合约安排这个角度，应该是最浅的，不妨试试。严谨而又正确地看，经济学的缺环是漠视了合约安排，而此安排也，可以细小如戴维德的捆绑销
30、售，也可以庞大如整个地球的制度运作。重要的起点是在资源缺乏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必会竞争，决定谁胜谁负要有准则，而这些准则是产权制度。是艾智仁的天才提点艾师早应获诺贝尔奖。作为他的入室弟子，我的贡献是提出人与人之间的竞争需要约束，而这些约束就是合约安排了。不是天才得那么厉害：一九六七提出合约安排，我要到一九八一才体会到产权制度也是一种合约安排，只是要通过一个名为政府的机构处理。这其中的思维发展，高斯的权利界定角度对我有关键性的启发。想当年，受到艾师的影响，我参阅了大量的英国产权法律历史书籍。但法律归法律，经济归经济，二者不容易加起来。是科斯的思维给我一把照明灯，让我从那些复杂无比的法律历史看到以
31、法律约束竞争的蛛丝马迹。一九六九年，我知道私有产权是不需要私人所有权（ownership right）的，于是在八十年代初期建议北京把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后者大可保留为国有，把承包责任制推到尽头就是英国传统与高斯想象中的私产。承包责任制当然也是一种合约安排。记得清楚，一九六八年我对高斯说，他心目中的私产不需要有私人所有权。奇怪，去年他对助手说，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看来是说他的思维错了。完全没有错，中国经改是以他的思维作为起点，虽然通过我的传达与阐释。北京不会否认，他们的伟大改革的起步重点，是选走明确界定权利的路。这是高斯的思维。当然途中沙石不少，胡作非为的行为今天还有，但这条路中国是走上了。当时我
32、可没有想到，权力下放，层层承包，层层界定，会发展成为后来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制度。后者也是一种合约安排，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说漠视合约安排是经济学的缺环没有错。同学们不妨参考四、五十年前的经济制度比较（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的课本，差不多没有一本提及产权问题！论制度，不谈产权，不可能不胡说八道。地球上的天然资源就是那么多，有些可以重复使用（像土地），有些可以用尽（像石油）。有生物，而人类是其中一种。生物是靠使用天然资源而生存的，其生存机会要靠这些使用的安排得宜，人类如是，其它生物也如是。天灾是生物灭亡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资源使用的安排出了大错。不适者灭亡是
33、定义性的，不可能错。人类的自私可以改善资源使用的安排，增加生存的机会，成为适者，但也可以改坏资源使用的安排，自取灭亡，不适也。人类如是，其它生物也如是。从定义性的套套逻辑加进局限条件（或验证条件），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理论或假说，是科学，生物中只有人类有足够的智能搞这项玩意。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的主旨是分析人类为了生存而使用上述的资源的行为，其中最重要、最有趣的一环，是关于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无可避免地会有竞争，而因为有交易（包括讯息）费用的存在，人类的生存机会要看约束这竞争的合约关系是怎样安排的。我提出的经济学中的缺环，是这些合约安排被漠视了。从史密斯到马歇尔，这些安排被注意到，但
34、一知半解，没有详尽或深入的分析。说什么资源使用，论什么收入分配，漠视了合约安排是经济学的大失败。起于六十年代的新制度经济学，由我推出的那一种，是针对这缺环而动工的了。可惜昙花一现，到了七十年代后期，研究合约的行家选走博弈理论的路，对真实世界的合约安排一无所知。调查与阐释合约安排是极端头痛的事，就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可以花上数年工夫而拿不准，不是一个要在大学拿得铁饭碗的助理教授有胆染指的。让我从一个最简单的假设例子说说经济学的缺环的几个层面吧。让我假设人类的主要资源只有一种：土地。人多，土地供不应求，于是稀缺，竞争使用于是出现。如果这竞争没有约束，弱肉强食，打打杀杀的，租值消散（dissipati
35、on of rent）是必然的后果。这消散会导致人类灭亡。没有约束安排的资源公用，或约束不宜，带来的全部或局部租值消散的证据多得很。以产权界定使用，或以等级排列权利，或以法例规限行为，是三种不同的竞争约束，都是减低租值消散的方法。这些都是安排，是人与人之间的合约，虽然不是我们常见的通过律师办理的那种。每种安排都可以很复杂，变化多。历史上，土地产权的演进，记录最详尽的是英国。等级权利的安排，最值得研究的是昔日的共产中国。法例规限或管制，到处都有，而这些研究经济学者做过很多，虽然不是从减低租值消散的角度入手。土地实行私人使用，通常是把土地划分，指定某人某户有独享的使用权。这是一种合约安排，在神州大
36、地盘古初开有之。古时，为恐外族侵犯，要鼓励人民附地而生，土地不容许自由转让权。这就是史学家说的封建制度了（是我个人之见，史学家可不是这样看）。中国如是，欧洲也如是。土地使用权的年期可长可短，有永久年期的称 fee simple，而永久年期加上自由转让权，称 fee simple absolute这就是西方法律鉴定为完整的私产土地了。如果土地没有永久的私人使用权，其所有权（ownership right）不可能是使用者的私有。然而，只要使用的年期够长，费沙的利息理论说是否永久无足轻重。如果外侵不忧，土地的转让权重要，非常重要。多种理由这里不说，铁一般的证据是日本的明治维新。这个大名鼎鼎的维新的要
37、点，是把早就有私人使用权的土地加上自由转让权。这是说，只把土地使用的合约安排修改一处，日本的经济就起飞了。上述简略地说一下土地的权利安排，是人与人之间或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合约安排了。这里略说，好叫同学知道，一九八一年我推断中国会走今天的路，只不过是推断权利划分的合约安排会怎样转变：按照当时的局限转变，中国会从等级界定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那边去当然不会一帆风顺，但只要局限转变稳定，国家整体性的合约安排一定会朝着我指定的方向走。当时反对我这推断的师友无数，芝加哥的舒尔兹甚至来信说经济学不可能推断这种事。这些大师们的缺失，是中了经济学的缺环之计，以为制度问题是政治上的事，不了解制度的选择只是选择合约
38、安排，原则上与戴维德的捆绑销售是同类分析。想当年，同意我对中国推断分析的只有同事巴赛尔。我们日夕研讨经济的多方面，他知道我的思维是在经济学的缺环中打转。细读我八一年的中国文稿后，他说推断的结论难以置信，而他自己是不相信的。但他说：反复重读，理论逻辑没有错，一百分，所以一定要发表。这里补充一个小秘密吧。当八十年代初期我理解土地承包是怎样的一回事，立刻建议北京容许承包的自由转让，这等于容许土地的买卖了。其实当时我知道，这容许一定会出现，因为局限的现实会促成这项合约安排的修改。这项及其它类似的，使不少人误解，以为北京听我的话。当然不对，但走在时间的前头，以推断作建议提出，中计而把我看作英雄者不少。这
39、样的甜头我吃得不久。可不是吗？近几年我对中国的建议是建议，明里暗里皆非推断，效果彷佛泥牛入海，英雄安在哉？中国今天面对的局限，有国际政治的问题，有压力团体的左右，也有从西方学回来的我不懂的新潮经济学知识，变得太复杂了。未富先骄也是个大问题，而衷心说实话，推断穷人的选择与推断富人的选择，历来比推断不穷不富的选择容易。这就带来另一个科学问题。科学方法说，推断一个现象的发生与解释一个发生了的现象是同一回事。逻辑上，这观点没有错。然而，解释一个发生了的现象，一般远比推断还没有发生的容易。二十六年前我推断中国经改会走的路，准确得很，算是推断了还没有发生的。然而，在当时，我熟知地球上多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历史
40、，有不少前车可鉴，准确的推断是比较容易的。今天的情况不同了。目前中国的经济制度，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加上上述的复杂局限，前途的推断远为困难。两年前贝加对中国的前景不看好，是基于德国与日本的经验。他可能对，但中国的经验史无前例，外地的经验作不得准。贝加出错的机会于是增加了。我们当然希望他错。还是回到土地使用的例子去吧。传统的经济分析，着重于土地，以农业为主，土地与劳力是两种主要的生产要素。古典学派着重于租值与工资的厘定，是收入分配与宏观经济的起点。到了新古典学派，有数学的协助，边际产出下降定律容易处理，资源使用有了均衡点。再跟着是生产函数（production function）的分析大行其道。
41、于今回顾，英国的 P. Wicksteed应该是此函数的开山鼻祖。我很少用生产函数，有时避之则吉。这使不少后生小子以为我这个老人家不懂。其实我是懂的，曾经非常懂。一九六八在芝大，R. Fogel 正在写他后来获诺贝尔奖的Time on the Cross，分析美国黑奴的生计，我替他解决过一个生产函数的问题。那时该函数的英雄是Z. Griliches，也在芝大（后来是哈佛的经济系主任，今已故），跟我很谈得来，指教过我，而他的好友 D. Jorgenson 从加大转到哈佛后，曾经与我共事过一件反托拉斯案。后者天才无疑问，对生产函数与统计分析的结合令人拜服（此君应获诺奖，还没有）。前后左右的朋友都是生产函数专家，近水楼台，机会难逢，但我没有入局。不是不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