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何解？“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出自论语 述而 “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即：志向在于道，根据在于德，凭籍在于仁，活动在于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做人。 “ 志于道”：可以解释为形而上道，就是立志要高远，要希望达到的境界。这个“道” 就包括了天道与人道，形而上、形而下的都有。这是教我们立志，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目的；“据于德” ：立志虽要高远，但必须从人道起步。所谓天人合一的天道和人道是要从道德的行为开始；“依于仁”，指依傍于仁，也就是说道与德如何发挥； “游于艺” ：“游戏”的“ 游”是“辵” 旁，这里
2、是水旁的“游泳 ”的“ 游” ， “游于艺”的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其次，境界也体现为一种批判审视意识，因为它是与终极关怀相联系的，这种关怀精神能让人用一种未来指向的眼光去批判性地审视当下，让我们摆脱生活经验的简单积累与既有思维模式，提出一些创新的理念甚至问题。不管是做诗词还是做研究，你能用一些新的视角、新的框架去把握和描述既有的东西，或者直接推动一些新事物的产生，那你的价值肯定就会大点。境界其实也决定了你发现问题、把握机会的眼光。说到境界，就不能不提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与社会责任。我特别欣赏萧乾评论冰心的一句话：“知识分子不止是埋头搞自己业务的人，还应该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良心
3、” 。在西方社会，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也是倍受社会推崇的，因为它承载了许多像一般的律师、金融分析师等高度专门化的职业所难以承载的东西。我记得很久以前在一本西方的书上看到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深有同感。它说知识分子有三重身份：第一，是社会的良心；第二，是人类智慧的传播者；第三，是神明的亵渎者。也就是说，一名优秀的知识分子，不仅要继承和传播人类既有的文明成果，还要有勇气去维护一个社会的正义与价值，服从于政治和经济之外的更高权威，自觉服务于公众。另外，这种“服务”和“服从”并不总是遵循一种既定的模式，一个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是会随着经济基础和社会权力结构的改变而改变的，作为知识分子，还要有一种追问精神，对于
4、一个给定的命题，不但对这个命题本身持一种批判性的审视态度，还要能够超越命题的既定前提，向它产生的语境发出挑战。这一点尤其需要勇气。记者：您刚才介绍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跟社会责任，既然您这么认同，大概也是您自己一直努力去身体力行的吧？喻国明：终极追求是一种彼岸性的东西，是我们所向往的一种状态。在现实生活中，受各种现实条件的约束，每一个人也还都有无奈的时候。作为一名研究者，相对于一般人来说，已经有了更多的思考和言说的自由，但是，任何自由都是有其限度的。作为一名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者，尤其是在有了一定的话语权之后，你要考虑你的言论对各方面可能造成的影响，很多时候，这种影响是交织错杂的，对于不同的利益方
5、而言，正负效应是不同的，你必须在现实中做出平衡。作为我本人来说，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吧。 “境界”和“知识分子角色与责任”一直是我从事学术研究的指导性原则，因为我一向认为，一项学术成果所能够达到的高度首先是由研究者的境界高下造就的。记者：那么，在您眼里，什么样的学术成果才能算是优秀的呢？喻国明：在我看来，就社会人文学科研究者来说，他们的学术荣誉就在于深刻地描述和解读社会上正在发生和形成的历史。只有具备这种现实关怀和深刻认识，研究者的学术成果才能够说有效地融进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潮流当中去。远离社会中心性需求的边缘性课题，不管理论建构有多完美，论证有多缜密，引证的材料有多丰富，都很难称得上有很
6、高的社会价值。一项真正意义上的优秀学术成果，永远是跟时代发展的“问题单子”联系在一起的。衡量一名学者的学术素养，就要看他能不能很好地去甄别和把握在他所处的历史时点上，在各种内外部环境中，本领域的当下瓶颈之所在，并且提出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这是一项真正意义上的优秀学术成果的基本内涵和目标所在。记者：能不能对您自己过去这么多年的研究成果略作评价？喻国明：这个问题不大好回答，因为一个人的学术成果是不是优秀，不是由自己说了算的，即使是外界的评价，能够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才是最为客观的。如果说，我这二十年做了些什么的话，应该说是持续地坚持了以实证研究为特色的学术风格，迄今已经完成了140 余项调查
7、研究项目，为中国传播学的研究和创新积累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材料。在理论研究方面，提出了“传受互动方格”理论、新闻体制的多维选择理论，关于必读性、可读性、选读性内容划分的理论，以及提出“传媒特区”的概念和较早引进了“报纸不但应该成为新闻纸，也应该是有用纸”的理念，较早提出并系统论述了传媒经济的本质特征是影响力经济的理论等。另外为几十家媒体进行了调查、策划，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对自己的研究成果既满意又不满意。满意的是从上个世纪80 年代的社会调查、宏观新闻体制研究到90 年代的媒介市场定位调查，基本上都是围绕我国新闻业当期的热点或困境而进行的，在这些研究中都注入了大量的心血与思考，也提出了一些属于自己
8、的看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走在同时代研究的前沿并且作用于实践吧。在这一点上，我是无负于自己的学术价值观的。能在这样一个社会影响力相对较大的领域，见证和参与这场影响深远的变革，为它的发展作一些奠基性的东西，这是我作为一名研究者的幸运。对于我的研究，我是用全部的情感和精力包括生命来做的。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就有一种观点，一个在生活面前不动感情、写文章不倾注自己心血的人，只能成为文字匠，而不能成为一个有思想、有自觉追求的人。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在文章里尽可能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如果别人已经把真理表述得很通透了，就不必再去重复别人的话。我要说的话应该是有自己的思考，有它的独立价值的。当然我没有做到每一篇都达到这
9、样的高度，但是尽可能去做，决不会人云亦云，毫无选择地跟风。我觉得我的每一篇东西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不同于其它研究者的东西的，这是我对自己满意的原因所在。不满意的是，时代的发展不断就有在传媒领域为我们提出新的命题，作为一名研究者，面对现实的巨大渴求，个人的时间精力毕竟有限，虽然焦灼感和责任感不停督促我去做更多一点的东西，但到底无法超越上天给予我们的那一点可怜的“生命预算约束” 。记者：还有没有什么感到遗憾的地方？喻国明：最大的遗憾还是刚才所说的，上天给予我们的“生命预算约束”时间上的，精力上的，机会选择上的。如果能够重新来过，或许我会选择一种不同的治学道路,做一个躲在象牙塔中的纯粹研究者。我觉得，
10、真正大智慧是在一种沉静寂寞的环境中产生的，在层面的生活中难以产生深刻的思考。我现在做的研究，有一些是学术性的，而有一些只是操作层面的研究，繁忙的现实工作缺少系统性梳理的时间。学问历来有“形而上”和“形而下”之分， “形而上”的学问是以学术逻辑为本位的，关注的是学术本身的范式和进展；“形而下”的学问则是以社会操作为本位的，关注的是社会的现实问题和操作问题，是一种描述、解释和控制社会现实和社会发展的学问。一个优秀的“形而上”的研究成果能让人青史留名；但是一个好的“形而下”的研究成果却常常像空气、雨露和阳光那样，滋润社会于一时，但很容易变成时间隧道中的易碎品，事过境迁即成明日黄花。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有
11、限，总得在两种学术路径之间做出一种选择：是追求“永生” ，还是甘愿“速朽”？处在这样一个社会巨变的大时代，我们很难选择置身事外， “躲进小楼成一统” ，去皓首穷经。我尊重别人的学术路径选择，在我自己来说，更信奉一种“经世致用”的学术价值观，现实的推动工作总得有人去做吧？个人的学术生涯难免有所牺牲了。这也可以说是我的遗憾之处吧。记者：其实在我个人看来，这种学术路径选择本身，其实也是一种“境界”的体现吧。给我的感觉， “境界”两个字已经深入涵化到您的思想最深处了，不管是在课堂上还是在您的学术文章中，它的“出场率”都是挺高的。一个人很执著的信仰，常常在无意识中不断流露出来。能不能结合传媒领域的研究实
12、践谈一下“境界”的作用？喻国明：我国的传媒业不管从传播技术层面还是传播政策层面都面临着一场整体性的重构，以网络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正在改写着传统的传播影响力格局，社会大系统的发展和变化也对于传媒业在功能和角色的转型与重塑方面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这两方面的力量都在推动着原有传媒游戏规则的改写。现实格局的变化中潜藏着众多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意味着传播市场的重新洗牌。面对这样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领域，需要有一种战略性的眼光从总体上把握导致我国传媒业发展变化的内外因素，了解它们发生作用的内在机理，预测它们可能带来的变化和趋势，因为把握趋势就意味着发现机会。解决这样的战略问题，就需要境界和眼光。我们知道，解决
13、战术问题主要靠的是经验和积累，时间可以增加经验，用心可以增加积累；但是，境界的提升和眼光的修炼就比较复杂了。它既和时间经验与知识积累有关，又要能够超越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像刚才所说的，有一种超越个人得失的现实关怀，关注中国整个的政治、经济形势出现了怎样的变动？社会的核心动力人群出现了怎样的转移？他们的关注重点、关注方式已经或可能出现怎样的结构性改变？需要我们的传播单位做出怎样的战略性、结构性调整？以财经类报纸做个例子，当改革还处在目标选择阶段的时候， 经济日报 、中华工商时报是领风气之先的，但是到1992 年确立走市场经济道路后，如果他们还沉醉在过去的套路里，还在不断论证说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
14、是应该的，是必要的，是多么正确的，这已经不能满足大家的需要了。过去大家需要的是确定去哪儿这样一个目标问题，香山、北海还是天安门，现在目标确定是天安门了，接下来应该解决的是怎么去的问题，怎么去更省力，更好操作。中国经营报之所以在1996 年以后崛起，就在于它很敏感、很准确地看清了这个需求，在这方面进行了一系列中微观层次的实操指导、案例分析及相关的知识和资讯服务。与此同时，仍然满足于目标论证层次，没有根据社会需求变动做出对位性调整的经济时报和中华工商时报则陷入了衰落。但是，中国经营报提供的是终端的操作原理、操作线路，随着社会紧张程度的提升，涉及到个人生存选择优化的许多问题必须从整个社会与体制层面寻
15、求整体性的信息与解答，这显然是侧重于技术操作层面的中国经营报所不能提供的。在这样一个市场空间里，就崛起了21 世纪经济报道 ，从产业层面出发，求助于政治、社会层面的问题解决。这种高举高打的编辑定位，实际上是满足了新一轮需求重点的转移。 中国经营报并不是自身的操作技巧出现了问题，而是“对位性”本身发生了错位，由此导致原有的市场份额遭遇到新的挑战。像这种社会需求的甄别与把握，需要的就是一种境界和眼光。有很多问题的出现，单从自身经营的层面去找答案，有时是无解的，但如果把视野放宽，从更高一层的社会关怀层面去考虑问题，可能迎刃而解了。在传媒产业整体格局面临重新洗牌的今天，一定要对宏观的社会结构与产业结构
16、的发展态势有一个很好的把握，这样才能结合自身的资源与能力优势为自己寻找到新的生长点和适合的合作伙伴。进入新千年，面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游戏规则和以因特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的兴起，现实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比上个世纪90 年代更加巨大和深刻的挑战不管是从理论观念、体制构造、游戏规则还是到具体的操作和发展模式上。这些挑战不是简单地去拥抱理论教条或者依赖原来积累的经验能够得到解决的，它要求我们必须用一种更具超越性的思考和更加操作化的研究来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是我们这一代理论与实际工作者没办法回避的历史使命。完成这样一个使命，不仅仅需要智慧和责任感，有时候也需要自我牺牲的勇气。在当代中国，任何一个现实问题的解决，都要牵涉很多复杂的社会链条，有时候可能是以一种死循环的形式来呈现到我们的面前。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有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勇气和决心。如果说传媒研究需要秉持某种“境界”的话，我想这也算是其中之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