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南方周末：“汉奸”郭嵩焘清代第一位驻英法公使郭嵩焘不仅敢于考究西方政体，而且敢于肯定其优长之处。然而他的主张不容于当世，下场凄凉，非但生前被唾弃，死去9年后仍有人要开棺鞭尸。社会精英思想的火花就这样一闪即灭。多年以来，郭嵩焘一直保持着大年初一赋诗一首以纪年的习惯。公元1883年正月初一，65岁的他看着镜中苍老容颜，心绪甚为寥落。在纪年诗中，他写道：眼前万事随云变，镜里衰颜借酒温。身世苍茫成感喟，盛衰反复与谁论？这年距离他卸任大清国驻英、法公使已有4个年头了。自光绪五年（1879年）由伦敦黯然回国后，这位当朝二品大员一直赋闲在湖南老家。如果不是因为造物弄人，去了一趟洋人的国家，郭嵩焘仍将被士人所
2、尊崇。出使英国以前，他在国内已是饱学之士，而且久经仕宦历练，并担任过巡抚、侍郎等职，“诏赏二品顶戴”。太平军兴起时，他赞助曾国藩办团练，建立湘军，人称“湘军财神”。击败太平军后，又致力于洋务，力主仿制西器、引进西学、废除科举与鼓励商办工业。在世人眼中，尽管先前的为官路上也有一些坎坷，但凭借其才学以及与朝廷重臣曾国藩、李鸿章的深交，平步仕途、终老一生，当非逆料之事。不过，后来的出使经历，却毁了他余生的顺境。梦醒者的痛苦郭嵩焘是清朝政府正式派出的第一个驻英法公使。当时的大清国里，王公大臣和名士们还停留在“闻洋人之长便怒、闻洋人之短则喜”的外交认识水平，因此把出使看作有损清名的差使。更何况清廷这次派
3、使是为“马嘉理案”向英国道歉。他的湖南同乡为他此行感到羞耻，企图毁掉他的老宅。当时，甚至流传一首极为尖刻的对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但郭嵩焘认定时局正艰，不忍坐视。他总结鸦片战争以来的经验教训，认为单纯靠义愤填膺和空洞议论是无补于艰危的。如果能多一两个了解洋人情伪、谙习其利病的人，自然可以多一重应变之术。他决心做这样的明白人，到西方去学习他们的“强兵富国之术”、“尚学兴艺之方”，特别是探究“其所以通民俗而立国本者”。取西方之长，补中国之短，由器而学而政教，这说明郭嵩焘的认识的确比当时人要高一筹。郭嵩焘到英、法等国以后，周咨详访，博览群书，见识
4、与学问都突飞猛进。他不仅认识到西方文化也有源远流长的发展过程，而且把“巴夫子”（柏拉图）、“亚夫子”（亚里士多德）等西哲与“孔夫子”、“孟夫子”等东哲相提并论，而且还特别推崇西方近代哲学与科学的发展。他说：“英人谓天文窍奥由纽登（牛顿）开之，此英国实学（科学）之源也。相距二百三四十年间，欧洲各国日趋富强，推求本源，皆学问考核之功也。”当然，最为可贵的还是他在政体（国本）方面认识的进步。他逐渐摆脱君权至上的束缚，不仅敢于考究西方民主政体，而且敢于肯定其优长之处。他说，西洋的国政一概公之于民，而中国自秦汉以来二千余年的国政，却正好与此相反。他曾列席旁听英国下议院的辩论，也曾认真研究英国议会政治发展
5、的历史，结果认识到：“推原其立国之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Parliament）有绍持国是之议，设买阿尔（Mayor，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败。人才学问相继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上要议会政治，下要地方自治，这是清末立宪派在20世纪之初的政治纲领，而郭嵩焘在30年以前已经有此初步认识。经过一段海外生活的实际体验，他逐渐认识到当时中国在世界文明中的位置。1878年春，英国泰晤士报抨击政府近年授波斯国王勋章一事，认为“半文明国家不足以授勋”。他感慨说：西洋人将国家分为文明的、半文明的、野蛮的，而中国被
6、称为半文明的。但汉代以前，只有中国有教化，其余地方中国人都称之为“夷狄”。现在都翻了个，如按文明发展程度区分文野，现在轮到欧洲人视中国为“夷狄”了。中国士大夫到现在还沉浸在“华夏中心”的迷梦中，怎不令人悲伤啊！三大“罪名”一个年逾花甲的人，读了大半辈子儒学经典，头脑里塞满了“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等“天朝”之类的旧观念，现在却敢于承认西方的先进与中国的落后，而且承认得这样彻底，这在当时需要何等的勇气。也正因为如此，他便为这个社会所不能容忍。在当时的条件下，就他所从属的那个社会群体而言，他已经走得太远。于是他难安其位，不断受到攻击，而最为恶毒的攻击便来自他的副手刘锡鸿。此前，郭嵩焘曾把
7、使英途中见闻逐日详记，辑为一书，名为使西纪程，其中有称赞西洋政教修明、中国应采用其治国之道等语。他将书寄回中国后，呈总理衙门刊刻，一时激起满朝士大夫公愤，要求将其撤职查办。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结果此书被清廷申斥毁版，严禁流行。此事发生后，他的副手刘锡鸿认为时机已到，立即起而指责郭嵩焘有“三大罪”：1.“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居然穿了外国衣服。2.“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见了外国国王居然站起来。3.“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听音乐居然拿音乐单。刘锡鸿还公然在使馆中扬言：“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
8、，我必不能容。”并又密劾郭嵩焘“十款”，极尽罗织诬陷之能事。刘锡鸿指责郭嵩焘的罪状，不仅是鸡毛蒜皮，而且都合乎国际礼仪，并可印证英人所说郭为“所见东方最有教养者”的称誉无误。但由于守旧势力的强大和大权在握，从朝廷到京师大夫充满一片唾骂指责之声。他只得在任期未满（仅仅一年零七个月）的情况下，奏请因病销差，清廷立即诏允并以曾纪泽接任。郭嵩焘在唾骂声中出使，又在唾骂声中回国。出使之日，他还满怀壮志，期望引进西方治国之道，使中华振兴并臻于富强；铩羽而归之后，他已失去继续奋斗的信心，因而又称病乞休，归隐乡里。郭嵩焘于1879年5月5日乘船到达长沙。当时湘阴正好发生守旧排外风潮，形势颇为紧张；连用小火轮拖
9、带木船到省城都受到长沙、善化两县的阻止，大骂郭嵩焘“勾通洋人”的标语贴在大街之上。尽管郭嵩焘钦差使臣的官衔暂时尚未解除，而自巡抚以下的地方官员都“傲不为礼”。他内心的愤懑和孤寂是不言而喻的。思想先驱者的命运思想界的先驱，在其初始阶段总是处于少数地位，而他们的孤独感又总是相通的。郭嵩焘在返国途中，曾检阅龚自珍集，认为从中可以领悟“处小人治凶顽之道”。刘锡鸿之流不就是鬼蜮与豺狼吗？在这个蝇蚁蚊蚤横行的社会，希望与前途究竟在哪里？船到香港，郭嵩焘曾上岸与正在香港主编循环日报的王韬晤谈。船开行后，郭嵩焘回忆1855年在上海拜访王韬于英华书屋的情景，在当天的日记上写道：“顷阅子潜（王韬）瀛土需杂志，念之
10、恍佛如昨，距今二十五年矣。一日之雅，雨舟之谊，潇潇风雨怃然于心，诵东坡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之句，为增怅悒。“如果说，郭嵩焘早在甲午战争十多年以前即已批评洋务集团学习西方“是治末而忘其本，穷委而昧其源也”；那么，在1884年以原两广总督张树声遗折形式出现的一篇政论，即已对西方国家之本作较为具体的探求，并且明确认为应该着重学习西方富强之本。遗折说：“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
11、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同时，此折还有“圣人万物为师，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等语。同在1884年，郑观应南游日记也有极相类似的语言。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后，洋务运动的内在弱点充分暴露出来，“中体西用”经过实践检验表明局限甚多，因此，后来者如谭嗣同等对其批评也日渐激烈而深刻。因为实质上讲，摆出一副公正持平姿态的“中体西用”说，尽管不再赤裸裸地公开反对向西方近代文明学习，但其貌似维新却在骨子里维护了农业宗法社会安身立命的根本。而癸未年前后，中国尚处于学习西方的第一个阶段，人们的认识尚停留在“中体西用”的水平，许多清流之士甚至还达不到这个水平。更何况郭嵩焘的思想明显超出同侪，无怪乎当时的朝野上
12、下不能容他。郭嵩焘自1879年黯然归国后，晚景甚为凄凉。尽管英国泰晤士报、上海字林西报载文称誉郭嵩焘，并盼朝廷起用郭氏，洋务派官员刘坤一等也一再上奏请召用郭嵩焘，但直至郭嵩焘终老于湖南老宅，再未得朝廷起用。曾力主官府应扶植私营经济、把官有资产交与商人经营的郭嵩焘，晚年三次申请开办轮船公司，第三次还直接得到权倾一时的李鸿章的支持，但终归化为泡影。本想经由考察西方强盛之道而报国的他，在“公论”大潮面前，无可奈何地成为观潮者。此种心境，他只能诉诸笔端，在晚年的一首戏书小像诗中，他叹息道：“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不过，他也自信：“流传百代千年后，定识人间有此人。”1891年，中国近代化的先
13、驱、后半生再未摆脱“汉奸”之名的郭嵩焘郁郁病逝。虽有官员请旨按惯例赐谥、立传，但朝廷颁旨说：“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直到他死后9年，当义和团运动高涨之际，还有京官上奏请开棺鞭戮郭嵩焘之尸以谢天下中国近代化历程中的郭嵩焘作者：朱薇 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面临着翻天覆地的激烈变化，正如当时人所说，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西方列强与近代文明空前的挑战和冲击下，中华帝国迈开了艰难的近代化步伐。 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大体上包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18401894)，这属于器物层面的近代化时期。部分觉醒的知识分子主张通过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铁路轮机和生
14、光化电来维护清王朝的纲常纪要，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第二阶段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18981911)，这属于制度层面的近代化时期。其间，无论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派，还是在国会请愿运动中轰轰烈烈的立宪派，他们都认为改造中国首先是要学习西方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等深层次的东西；第三阶段是五四新文化时期思想意识层面的近代化。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举起了“民主”、“科学”的大旗，开始了改造国民性和开启民智的反思。 郭嵩焘(18181891)，湖南湘阴人，字伯琛，号筠仙，进士点翰林，入值南书房行走，曾担任过苏松粮道、两淮盐运使、署理广东巡抚、诏受 窗体顶端窗体底端福
15、建按察使，并曾作为中国首任驻外公使出使英法。他是近代化历程第一阶段的代表性思想家，但其思想又远远超越了同时期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观。他不仅认识到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性，更强调了西方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的文明，甚至远见卓识地觉察到了道德、人心、风俗的重要。在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郭嵩焘不仅超越了器物的层面，而站到制度的层面，甚至更跨越到思想意识的层面上。其认识的深刻和超前惊世骇俗、振聋发聩。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他们看到了闭关自守的危机和朝廷士大夫的虚骄自大，承认有向西方学习的必要。但他们认为所要学的和极尽赞赏的仅仅只是以洋枪、洋炮、洋船为表象的西方科学技术。郭嵩
16、焘也曾是这一部分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 他第一次直接与外国人打交道和比较系统地接触西方事物，是在咸丰六年(1856年)。这年年初，他曾奉曾国藩之命，赴江浙为湘军筹款。正月二十五日，他在杭州与浙江著名学者邵位西讨论“西洋测天之略”。他对自己最近在西洋读物上看到的“日心说”颇为怀疑。在和邵位西充分交换了各自看法之后，郭嵩焘似乎豁然开朗，满心新奇无以言表。二月初五他来到上海，初七日他参观了上海洋泾浜法国人办的利名、泰兴两处洋行，看到了价格极其昂贵的风雨表和双眼千里镜。接着他又参观了领事馆的一处洋楼，他在日记中不仅详细记录了房屋的结构和陈设，甚至记录了领事馆洋人女子的生活习惯，以及在回船路上遇到的两个“
17、秀美”的夷人小儿。初九日他在人陪同下前往参观火轮船。他全面介绍了英国富领事轮船的结构、各主要部件的作用以及工作原理。他还不厌其烦地描述洋人款待的酒食，即便是悬在轮船两旁随风摇摆的西洋吊床也没有逃过郭嵩焘的眼睛。最后他还考察了由西洋传教士麦都事创办的墨海书馆，并由此结识了著名科学家李善兰、王韬等人，觅得西人所撰数学启蒙和西人刊行的新闻报纸遐迩贯珍数部。在那里他还第一次看到了印刷机以及它工作的情况，情不自禁地赞叹说“西人举动，务为巧妙如此”。短暂的上海之行给郭嵩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细致入微的观察和虚心求教的态度表明了他对西洋器物的赞赏。此后，咸丰八年(1858年)九月和十一月间，郭嵩焘多次与友人何
18、秋涛讨论俄罗斯史地，并向其索要论著朔方备乘仔细赏读；同年九月二十五日，郭嵩焘在日记中还特别提到了魏源海国图志近增一百卷，以及详细介绍西洋制器之法两本新书：俞正燮的癸巳类稿和邓复光的镜镜诠痴。同治初年(1862年)，郭嵩焘在上海、广东等地，继续接触西人、西学。他从与李鸿章侃侃而谈，议论军事方略的英国军官身上看到了西洋也大有人在；他从英法联军会攻嘉定太平军，顷刻拿下的战况感到了洋人兵精器利，是为忧患；他在“得利洋行”第一次看到了碾麦的“火轮磨”和所谓“传书铁线”的电报，禁不住赞叹真是巧夺天工，称雄中国。 郭嵩焘一开始也相信以西洋先进的器物、技艺，嫁接中国传统的纲常政教就足以解决天朝所有的困惑。然而
19、洋务实践的处处受阻，事事受挫，以及整个洋务事业的了无起色显然使他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他渐渐对中国固有政教习俗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他看到西洋也有二千多年的文明，它之所以富强并非偶然，有其自身的本末和体用，而根本在于政教风俗。洋务派极力效法西方的所谓“长技”，其实只不过是其“末节”而已。郭嵩焘这一思想的变化，清晰反映在不同时期他对当时著名的洋务思想家和活动家做出的不同评价上。 早先，郭嵩焘在和友人谈论洋务时，对李鸿章、丁日昌和沈葆桢等洋务名臣大加赞赏，认为李能知其大，丁能致其精，沈能求其实，而自叹不如。可是若干年后，光绪四年(1878年)十月，当在巴黎担任驻法公使的郭嵩焘，看到李鸿章通篇谈论枪炮军械
20、的折件，并得知其跃跃欲试计划购买德国制造的轮船时，毫不客气地说：李相伯考察西洋军火虽然是很精通的，但是很可惜这些都只是洋人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而最根本，最精要之处李鸿章却没有注意到。光绪五年(1879年)闰三月二十九日，郭嵩焘和友人张力臣谈论西洋政教风俗的本源。他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张氏重新评价李、丁、沈三人的赞赏。在他看来，李鸿章、丁日昌和沈葆桢都一味地考求西洋富强的技术，对于西洋政教风俗毫不涉及。这是舍本逐末的做法。即便是他们能够使中国的技术和西洋相匹敌，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些细节问题。更何况中国与西方在技术方面的差距也根本是无法丈量的。 因此光绪元年(1875年)，郭嵩焘于条议海防事宜中
21、，就最早在中国提出了“西洋立国有本有末”的观点。他认为“本”是指政教和政治方面的创制，“末”是指先进的科学技术。只承认中国之“用”即科学技术不如人，而不承认中国之“体”，即当时的封建制度落后于资本主义制度，无疑割裂了体与用的统一关系。恰恰正是因为腐朽的封建政治制度才导致了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所以在郭嵩焘看来，要使中国富强，不能光学西方的坚船利炮，也不能只学西方的工业制造，关键还是要首先从政治上进行改革，才算抓住了根本和基础，否则只能是舍本逐末。 郭嵩焘在出国之前对政治改革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和笼统，仅仅集中在对朝廷法度和纪律的剖析上。然而出使英法以后，他的认识更加清晰和明确。在担任英法公使期间，他
22、对西方国家的新事物、新学理细加研究，勤加考求。初至英国后，他亲赴下议院听议员责诘政府，言语颇为强硬；他看到了西洋国家新闻报纸议论时政的舆论监督作用，以及衙门和议院行政、立法的分权；他注意到了有着两百多年历史的英国两党政治，较之专制政体的随声附和确实要高明多了。实地考察和潜心研究使郭嵩焘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看法。在和友人李丹崖讨论英国政治风气时，李氏不解为何平日里相处很好的两党议员，对于国政却各持己见，互不相让，辩论的结果总是以人多为胜，败者一方也不会因此要挟为难。郭嵩焘发表一段十分精彩的议论，指出这是政治制度的问题，而不是政治人物个人品质的问题。他说西洋国家议会和两党相维系的施政保证比君主贤德
23、更靠得住一些。何以能如此呢？郭氏进而洋洋洒洒写了一篇千余字的日记，概述了英国由君权到民权的历史，不啻为一章英国政治简史，他说西洋国家长期稳定、国运昌盛的原因就在于有巴力门议政院维持国是，由民自选的买阿尔衙门处理政务，上达民情。两者相辅相成，所以才能立国千百年而不败。他接着说限制君权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争取民权却容易得到人民拥护。他看到了中西政体国体的差异：中国崇君，西洋重民；中国强调德治，西洋则强调法治，国家的安危更加合理地系于法制的建立和健全基础之上，所以能够形成普遍的规范和约束；中国皇帝总揽大权，政策的推行依赖有限的官僚体制。西洋国家则凡事以民为本，将政权交给大臣和庶民，各国士民都可以参与
24、国政得失的讨论，所以能够保持长久的稳定和繁荣。他大声疾呼：西洋的这种风气是最应该提倡的。由此，郭嵩焘肯定了英国的“巴力门”和“买阿尔”，从而否定了将天下的治乱和苍生的祸福完全系于最高统治者一人之身的“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的封建专制政体。他说英国的强盛在于议院制的设立，日本也是因为仿效了西方的议院制才使国家走向繁荣的。对封建政治的不满和对议院制的赞赏，明确反映了他认识到了西方的民主制度优越于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在近代思想史上，郭嵩焘倡导在中国开议院的政治主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此外他还非常留心西方司法制度等其它社会政治制度，认为中国应该学习西方的法律制度，改善监狱条件，废除过于严酷的刑罚等，这
25、样才能受到西方列强的平等对待。光绪四年(1878年)驻英期间，郭嵩焘在一次与英人的讨论中，热情地描绘了中国政治改革的蓝图：即在保留皇帝的前提下，其他一切，包括各项政治制度都要全面向西方学习，进行改革。资产阶级所渴望的“民主”和“民权”似乎都在这里隐约可见了。 郭嵩焘虽然批评舍本逐末的洋务思潮，但并未因此裹足不前，他同样深刻认识到学习西方先进技艺、发展近代工商业等经济活动在强国之路上的重要作用。郭嵩焘在国内任职期间，即很关心生产、流通、交换等经济领域的事务。他在出使英法时期，更是十分注意考察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在赴英途中，他和一个意大利的富商同舟，通过交谈，得知这个在国内是世爵，并获一等宝星
26、的富商居然在伦敦开设洋行。贵族经商，这在贱商、抑商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是不可想象的，郭嵩焘由此开始注意到中西经济生活领域的诸多不同。出国以 后，他与英国著名的铁路专家史蒂芬森书信往来，讨论中国修建铁路事宜；他在英人陪同下至斯达佛访问煤铁各厂，参观炼钢轧钢、高炉出铁，并和矿工矿主攀谈；他参观了洋行、电报局、皇家造币厂、英格兰银行、税务局、织绣院、轮船机器厂、瓷窑广泛接触到欧洲工业文明之后的郭嵩焘继续放眼西洋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并开始从国家制度、经济理论等方面来探索英国繁荣兴盛的原因。他诚恳地向井上馨、马格里等询问研究财政经济应当读什么样的书，得知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以及詹姆士密尔的经济学等经典著作；后
27、来还反复与英、日学者和官员讨论中国的税收、矿物和铁路造价。他对英国官吏根据薪俸纳税的法则大加赞赏，并大胆地得出结论：这种方法在专制国家是行不通的。西方各国的统治者都十分关心商业的举措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谋求中国富强也要先大力发展近代工商业，为最终引进西方先进的社会政治制度奠定物质基础。他大胆主张开埠通商。在光绪八年(1882年)七月十八日的奏折中，他说古往今来治理国家，都是要招徕商贾，没有谁会把闭关绝市当作仁义来施行的。他甚至说多开一个口岸就多一个口岸的税收，对国家有利，对老百姓也没有坏处。他呼吁撤销出海禁令，鼓励人民从事近代造船业。他说，如果老百姓能够制造火轮船，那就是和洋人夺利，这
28、和战场上的争胜负没有什么差别。他积极主张打破官府垄断，给商民更多自由经营的空间，从而成为近代民办工业的首倡者。他奏请纂成通商则例以保护商人利益，甚至主张让商人参政。他希望朝廷效法西方各国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求国富民强。这些思想的火花在仍重弹着重农抑商老调的19世纪80年代的中国犹如空谷足音。 郭嵩焘数度成为晚清社会的风云人物，但是仕途的坎坷又使他最终处于天朝政治的边缘，所以他的体制改革思想在其生前对清廷的影响是有限的。然而在郭嵩焘作古十多年后，清王朝又进行了最后一次的垂死挣扎清末新政。从清廷这次改革的许多政治经济措施中我们都似曾相识地看到了郭嵩焘的影子。 思想的先行者总是孤寂和悲哀的。郭
29、嵩焘倡导的“以通商为本”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及以“政教为本”改革封建政治制度的主张，均遭到了来自朝野上下的百般非议。面对不尽如人意的历史境遇，郭嵩焘进一步认识到，发展商业也好，改良政治也好，都必须从改变人心风俗做起。正如他在条议海防事宜一疏中论述的，只有使政教深入人心，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心理和社会风气，才是最根本的出路。他通过对西方国家的考察和中西文化的对比分析，进一步深刻认识到道德、精神建设在整个国家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当时的顽固派抱残守缺，拒绝学习任何西方的东西；即便是看起来先进的洋务派也只是单纯强调“师夷长技”，即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至于在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领域，他们也仍然固守着传统。郭
30、嵩焘比同时代人高明之处，不仅在于他对传统的人心风俗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分析批判，更重要的是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一种当时更为先进的人心风俗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心理和社会风气及其体系，并且进一步成为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滥觞。 风雨飘摇之中的晚清社会经济凋敝，吏治腐败，社会动荡，道德沦丧，价值迷失然而走出国门的郭嵩焘见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西方人永进无止、乐于趋公、不避艰辛、拱卫国家、风俗淳厚的精神面貌和两党相持、君民相随的民主风气。他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已经从整体上全面超越了中国传统的礼教文化，中国在世界上实已沦为文化二流之国了。他通过对中国传统社会心理、行为方式的批判，对闭目塞听、妄
31、自尊大、粉饰作伪以及好虚不实的传统人心风俗作了具体分析。同时他通过对英法的实地考察，对西方人的开放求实、积极奋进以及重商求利的民族精神颇为赞赏。 为了废除落后的、不合时宜的传统人心风俗，他积极投身于实践。起初他寄希望于朝廷能够以身作则，风范天下，从而扭转世风日下的局面。他在咸丰九年(1859年)正月陛见皇帝时说，只要朝廷认真一段工夫，破除陈规陋习，老老实实办事，那么就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天下的百姓自然跟着朝廷走，久而久之便会形成良好的风气。所以只要朝廷做个好榜样，社会风气便会好转。但是不争的事实击碎了郭嵩焘对满清统治者的幻想，他转而寄希望于士大夫能够积极进行风习教育。他认为政教的得失，纪纲法度
32、的修废，士大夫无能为力，但却应该以改善人心风俗为己任。改善的方法无非是大力推行有益于人心风俗之事，而坚决反对有损人心风俗之事。他在晚年深切体会到人心风俗是立国之本，而挽回人心风俗必须从学校开始。只有学校修明，人心风俗才能够得到振兴，懵懂之人才能够被潜移默化。 他自己在解职返乡、赋闲家居时，更是以挽救人心风俗为责，孜孜于教育事业。他曾写信给长沙三大书院的山长，痛呈完善学校对于挽救民情的重要作用。他更是尽一己之力兴学、办学。光绪五年(1879年)六月，他参与湖南学政朱肯夫的兴学计划。他帮助拟定章程，建立经、史、文、艺各堂，还参考了严复草写的英、法两国的学馆课程。同治十二年(1873年)，他主讲城南
33、书院时创设了思贤讲舍，初衷除了要陶冶和培养人才外，还想有益于乡里国家，不单纯追求为学而学。但是在当时，要想建立一所全新的西式学校根本是不可能的，即使若干课程如数学等，亦遭大忌。世风如此，他也只能着力于整顿风俗和转移风气，而不能奢谈其他。办学的艰难使郭嵩焘充分认识到人心风俗改造的难度，陈规陋习决非朝夕之功可以消除。他说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三十年可以告成，学习西方生产制造技术则需要五十年，而建立一所学校需待百年之后才大有收获。一百年清除陋习，一百年培养新人，再一百年稳固新风尚。振兴人心风俗需要不间断的三百年光阴。 如果说教育是人心风俗改造的长期的、循序渐进的工作，那么禁烟则是眼前最具体入微的问题。郭嵩
34、焘在英国时，就和英国禁烟会的友人有过私下的接触，对他们的行为表示赞同和感谢。他还亲自参加了英国人的禁烟会。光绪三年(1877年)二月初八，郭嵩焘和副使刘锡鸿会奏朝廷请禁鸦片，他说朝廷对烟民应该宽限时日，辅以教化，最重要的是让人们从心里感到吸食鸦片的可耻。返乡以后，他与友人一起筹备设立禁烟公社，商议禁烟公约，拟定每年集会四次。几乎每次集会都由郭嵩焘主讲，他反复宣讲鸦片流毒中国，人心风俗日益败坏，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他号召人们要认清鸦片之毒害，下定决心洁身自好，不要沾染恶习，已经吸食成瘾的一定要坚决戒除。然而这样一个温和、公益性的工作，还是招致了时人的不满，禁烟活动步履维艰。即便如此，郭嵩焘依旧没
35、有放弃，他告诉友人，自己之所以知难而不退，是因为禁烟确实有关人心风俗啊。 郭嵩焘在思考实现近代化的历程当中，甚至还触及到了人的近代化这一问题。他觉察到了国民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落后，认为国家富强和民族兴盛要靠国民的觉悟和奋起，渐渐将改造国民劣根性的问题提上了历史议程，并且导引了国人认识自己，提高自身素质的探索。 郭嵩焘的许多思想行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似乎已经走得太远，大大超出了封建主义本身所能调适的范畴，因而几乎受到举国士人的讥嘲和辱骂。他势单力薄，寡不敌众，只能败下阵来。这是郭嵩焘的悲哀，也是中国近代化的悲哀。然而曲曲折折、反反复复后，历史似乎依然走上了当年郭嵩焘指出的那条道路，所不同的只是付出
36、了更高的代价而已。郭嵩焘小论作者：章文博 傲慢疏慵不失真，唯余老态托传神。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1 这首诗是中国第一个驻外公使郭嵩焘在晚年写下的。郭嵩焘的一生横跨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包含了十九世纪的大部分。这个世纪的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郭嵩焘在那个时代并非顶尖人物，他崛起于咸丰年间，但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名声远远胜于他。他不仅在那个时代而且在现在都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人物。他思想的敏锐，以及对西方认识的深切，达到了遭忌遭骂的程度。他因此一生背负着骂名，生既不能在咸丰将相之列，死亦不得朝廷的赐谥。但郭嵩焘自己对时代的认识颇为自信，他在晚年写下的这首诗正是反映
37、了这种心态。郭嵩焘是洋务运动时期重要的洋务理论家，史学界对他的评价见仁见智，颇有争议。要想对其作恰当的评价，必须对其的思想作深入的分析，才不至于有失偏驳。先来看一下郭嵩焘最受人非议的外交思想。许多人都认为郭嵩焘的外交思想无非就是妥协、投降四个字，我却不这么认为。郭嵩焘的外交思想我认为可以概括为“知情、顺势、求理”六个字，也就是说，正视中国与西洋关系的新格局，承认并接受这种新的中西关系，在此基础上探求外交上的自处之道“当求折冲樽俎方要使理足于己。”2郭嵩焘认为：“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3他觉察到中西交往已经不可遏制，中国已经进入新的国际关系格局，传统的“四
38、夷观”必须加以抛弃，代之以平等交往的观念，确立新的外交观念及外交对策。郭嵩焘通过自己的实际观察，认识到西洋各国决不能再以“夷狄”视之：“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4他大胆的承认落后，承认文明先进地区的转移，这是一般封建士大夫所不能做到。而郭嵩焘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认为既然面对这个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就应当正视这个现实，应当去了解他们，考察世界大势，从而找出应对之策。于是，他推崇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是最早热烈提倡洋务运动者之一。，郭嵩焘的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以和为贵，这个思想历来被近现代的历史学家所批判。我认为以和为主的外交原则，与卖国
39、投降论者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其这种思想的形成，是缘于近代世界格局的变化和中外力量悬殊的客观事实，其对外主和重点是为了保存国力，且体现出通过和平谈判，力争主权的一面。在当时这样的形势下，和列强作必要的妥协、周旋，仍不失为明智之举。如果把一味主战或采取强硬态度，就说成爱国，像郭嵩焘那样就说成是卖国，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郭嵩焘认为“战无了局”，并非不知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性，他只是看到列强重商，为了商业利益，并不想轻易开启战端，中国正可尽量维持和局，从中紧握自强的时机。如果国家本身不强大而轻易的主战，只有使中国损失更重。郭嵩焘的“和”中又透着“争”。同治十二年（1873年），中国允准太古洋行的趸船“嘎的
40、斯”（Cadiz）号停泊于镇江英国租界对岸，但翌年该行擅自造桥、栽桩、脱架，使江岸出现裂纹露出倒塌的迹象。镇江海关要求移泊，而太古洋行竟不肯移泊。郭嵩焘在英国运用英国的律法同威妥玛进行辩论，终于使英国方面答应太古洋行趸船移泊，郭嵩焘锲而不舍，使英国方面让步，圆满结案。此案的交涉成功使得洋人任意曲解不平等条约的内容和任意扩大侵略权益的行径受到了一点限制。1877年，当他闻知，英方接见阿古柏来使，且有保护喀什葛尔之嫌，即向威妥玛质问并提出严重的抗议，使得英国方面难以招架。此类事情还有很多，不一一细举。但郭嵩焘的外交思想中，片面夸大了通商在解决中外冲突中的作用，对帝国主义列强对华领土侵略野心认识不足
41、，没有觉察到列强蚕食我边境、重新瓜分世界的形势。而且，在对待不平等条约的问题上，郭嵩焘没有认识到不平等条约下的中西通商会使中国自强事业走上畸形发展的道路，根本不可能走上富强之路。郭嵩焘是非常注重教育的。早在1859年郭嵩焘上书指出：今世策划“制御远夷之道”，首要的一条是“疏通夷情”。鸦片战争来，列强对中国情形虚实皆所周知，而中国对于外国，“通市二百余年，交兵议宽款又二十余年，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知其语言文字者。”他认为不正常，是一种倒退。他提出：令广东、上海和恰克图、库仑等地选派通熟外国语言者，“资入京，命理藩院岁蠲银两数千两，给之薪米，使转相传习，亦可以推考诸夷嗜好忌讳，以施控制之路。”5
42、这是近代最早提出建立外语学校的建议，比冯桂芬提出的设翻译所的建议要早两年，而且还是在北京条约签约之前，外国公使驻京等问题尚未落实前，说明其见识的之远。在任驻外公使的那段时间里，他看到了欧洲的教育在建设现代文明中的关键作用，所以他更加力倡开办学校。郭嵩焘到英国参观学校后，深感中国教育的落后“中国收招虚浮不根之弟子，习为诗文无实之言，高者顽犷，下者倾斜，悉取天下之人才败坏破裂之，而学校遂至不闻不问。”6他认为应以实学代替八股，以资产阶级的新式教育取代封建的传统教育，这是要求改革封建学校教育制度的先声。具体内容包括：着眼于西学的普及，而不是单独地为语言和加强防务需要。主张要求进行从内容到形式的整体变
43、革，而不是添加几门课程。提出“学仕两途相倚”，7学生毕业后，找到一个与专业对口的工作，以所学专业谋生。还可以通过公开竞争，取得参与国事管理的职位，为官吏选择提供更充分的条件，亦为知识分子开拓了更广阔的生活道路。认为中国的留学生不应只是学军事，应学一些勘探、测量、煤铁、兴修铁路电学，以求实用。他充分认识到教育的艰巨性，甚至要用几百年的时间去改变。他提出的教育改造有利于中国教育向近代转化。在政治上郭嵩焘也有高出同时代人许多的思想。首先，郭嵩焘是近代中国最早批评“中体西用”论的思想家之一。“中体西用”思想自1861年有冯桂芬明确提出以后，中国大多数欲图新之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这一思想或受其影响。而洋务
44、派则把此思想作为实践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早在19世纪70年代，郭嵩焘就看出“中体西用“的弊端。他在1875年条例海防事宜的奏折中指出：“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节也。”8在郭嵩焘看来西洋立国的基础是它的政治制度和思想体系，所谓“其本在朝廷政教”；在此基础上才有工商业科技的发展，所谓“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只不过是增强国力的一种辅助手段，是“末中之一节”。洋务运动最大的失误在于，效仿西洋的“造船制器”而速求中国之富强，以西用来卫中体。他认为这舍本求末、急功近利的做法非但不能使中国真正富强，就连抵御外侮的目的也做不到。因此，在他使西期间
45、，他十分注意观察和了解西方的“强兵富国之术”和“尚学兴艺之方”。在对西方的政教、军备、民情风俗都作了一定的考察后，他更认定学习西方不应局限于军事方面，而要从炼矿、铁路电报及人才教育着手。他写信劝李鸿章扩大仿效西方的范围，但是没有被李鸿章采纳。显然，这里郭嵩焘就高于李鸿章一筹，在知有兵事、外交的同时尚知有民政、内治。诚然，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郭嵩焘还不能对资本主义的本质作出正确的判断，但他已经意识到西方的制度优于中国的祖宗成法。政治制度、社会风俗、学校教育才是国家举办洋务所应注重的“本”。只有把西方的这些“本”学过来，才能达到以末来振兴国家的目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思想具有进步意义的。
46、其次，郭嵩焘也是近代中国最早研究并提倡西方议会民主的思想。早在19世纪50年代末期，郭嵩焘就提出了沟通君民上下之情的政治主张，这成为他日后倡行西方议会民主思想的基础。1876年，出使外国后，郭嵩焘专门研究了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在伦敦，他亲赴议院旁听，从中理解两党政治的意义与长处，有谓“朝党、野党，使各以所见相持争胜，因而剂之以平”，这就是两党政治能够达到制衡的效果。他还明确指出了议会和市长是英国立国之本：“计英国之强，始自国朝；其初国政亦甚乱，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parliament 议会）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mayor 市长)有顺从民意之情。二者相持
47、，是以君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败。”他特别羡慕土耳其学英国设议院之举，而自叹中国不如。对“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的封建专制制度提出了批评。郭嵩焘能从国家制度、经济理论等方面探求英国繁荣的根本原因，研究英国的“君民兼主国政”、君权向民权演变，是非常有意义的。当时的王韬未对英国的政治深入进行研究，孙中山、康有为等人也未提出类似的意见，郭嵩焘在这里开了一个先河。但是，郭嵩焘又认为民权过重也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对民主观念有其局限性“要须略存君主之意，而后人心定，国本乃以不摇。”在郭嵩焘的思想里，西方的议院民主制度尽管得到了肯定，甚至是赞许和向往，可就是没有作为一种政治主张提出来
48、，更没有向最高统治者以奏疏形式上呈，他只是把它记载在日记中，这无疑是郭嵩焘政治民主思想一个缺点。郭嵩焘在经济思想这一方面，可谓是独具卓识。特别是其关于发挥民族资本主义理论的详尽，是李鸿章所万万不能及的，这正是郭嵩焘思想中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并研究的原因。郭嵩焘是最早批评洋务派官督商办政策的人物之一。1875年他就认为官督商办不如商民自办好，“商人与官积不相信，多怀疑不敢应，固不如使商人自制之情得而理顺也。”七十年代初期开始出现的洋务派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在一开始就带有很大的封建性，政府派出总办监督，企业用人、理财和经营大权都掌握在这些官员手中。他们把封建衙门的一套搬到企业的管理中来，援用亲信，排除异己，挥霍公款，侵吞商股。这些使得商人不得利，甚至破产，这严重地挫伤了商民投资的积极性，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郭嵩焘认为商民自办取代官督商办是必然的趋势。他还认为洋务企业开支大收效却不大；耗费过大；洋务企业垄断民间企业，无异于“强夺民业”。他认为：“亦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而不在国家也。”9他对洋务运动深刻而有预见性的批评，启发和影响了王韬、马建忠等资产阶级改良派。郭嵩焘在1875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