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浅论史记与汉书的思想差别以史记汉书中的项羽形象为视角摘要：史记和汉书是二十四史中前两部，是我国历史上的宏伟巨篇，分别开创了我国史学史上纪传体和断代史两种体例，促进了我国史学的发展，给我们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历史资料。两书作者分别生活在西汉和东汉，都叙述了秦亡汉兴到汉武帝时期九十多年的历史，因此两者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但是由于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以及个人的思想倾向的差异，导致对历史认识的叙述和评价的差异，为此本文选取了秦汉之际左右政局的风流人物项羽为切入点，通过对照两书对其叙述的特点，试阐析司马迁和班固思想的差别及原因分析。关键词：史记 司马迁 汉书 班固 项籍 差别一、史记与汉书的比较史记和汉书均产
2、生于汉朝，分别开创了纪传体通史和纪传体断代史，是我国重要的历史著作，奠定了我国史学史的基础，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因此，很多人非常有兴趣把这两部书及这两位作者进行一番比较，进而对两书的写作上有更清晰的了解。本文以项羽的形象塑造为切入点，通过比较两书的叙述差异，进而分析两书作者思想的差别。(一)就项羽在两者书中所处的体例而言，史记要比汉书高明。在史记中，司马迁将项羽归入到“本纪”中，在卷七史记项羽本纪，而班固将项羽与陈胜列于一处，同归于“列传”，在卷三十一汉书陈胜项籍传中。据司马贞史记索隐：“本其事而记之,故曰本纪。”张守节史记正义：“本者,系其本系,故曰本;纪者,理也,统理众事,系之年月,名之曰
3、纪。”又裴松之史目：“天子称本纪。” 转引自：与的比较刘学彦，社会科学学科研究历史学研究2011年1月故知本纪,一是专叙天子及其世系,二是按年月次序叙事。司马迁将非天子的项羽列入天子之列，充分体现出司马迁对项羽功绩的肯定和欣赏。司马迁在其自序中有言，“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执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 史记选主编 来新夏，中华书局，2009年4月版，第82页司马迁生活在西汉刘氏的王朝下，不畏当朝权力，秉着作为历史学家的评价标准，不以胜败论英雄，坚持项羽的功绩“近古以
4、来未尝有”，逆统治者的意志将其归入天子之列。从这里可以看出，司马迁始终坚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撰史宗旨，尊重历史发展的脉络，重视客观的历史事实。汉书在西汉初的历史叙述上基本上继承司马迁的史记，但是在关于项羽这一段历史中，班固却改变了写作安排，将项羽列于陈涉一流，贬到“列传”中，实际上贬低了项羽的在历史上的地位。为何班固会做出这样的改动呢？汉书叙传称：“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班固编造尧到刘邦的世系，汉朝是继承尧的血统，实际上是倡导一种正统论，为东汉的政权服务。其撰写汉书的目的在于颂扬汉朝大一统，为汉朝政权的正统地位提供理论基
5、础。因此，在思想动机上，史记要比汉书的视野开阔，更客观，也更符合历史潮流的发展。（二）就两书关于项羽的内容上来看，史记和汉书内容的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关于项羽的史实，汉书在内容上基本继承了史记，叙述了秦末在农民农民起义的大潮中，项羽顺应时代的大潮，以摧灰拉朽之势推翻了秦朝的统治，废怀帝为义帝，建立楚国，楚汉之争落败，自刎乌江的悲剧一生。但是，在内容大体一致的基础上，汉书将史记一部分转移到汉书高祖本纪中，删减了一些内容，改动了些许文字的表达，使得描写项羽的内容在篇幅上大幅度缩减，笔触比较凝练，同时，补充了相关的具体的史实，侧重于对事实的客观记载。相对而言，史记的叙述比较多的对话展现，侧重对历史场
6、景的再现，带有比较强烈的个人情感。例如：史记详细记载了鸿门宴这一历史事件的背景，展现了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向项羽告状沛公进驻咸阳，占据了所有珍宝的对话场景以及项羽范增的反应，字数达161字，而在汉书只是简单的一个概括，“闻沛公欲王关中，独有秦府库珍宝。亚父范增亦大怒，动羽击沛公。乡士，旦日合战。” 汉书，班固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58页总共才38字，字虽减但是意思尽达。而对鸿门宴的叙述上，史记花了大笔墨，充分展现了项羽与刘邦之间的较量，将事件的前前后后，了无巨细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汉书中只是一带而过，寥寥几字，“明日，沛公从百余骑至鸿门谢羽，自陈封秦府库，还军霸上以待大王，闭关以备他
7、盗，不敢背德。羽意既解，范增欲害沛公，赖张良，樊哙得免。” 同上同时，汉书对相关事实进一步的补充，例如：项羽带领大军到达新安，史记只是记载“到新安。 汉书选读项羽本纪，来新夏 主编，中华书局，2009年4月版，第66页”而在汉书中补充了“汉元年，羽将诸侯兵三十余万，行略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 汉书陈胜项籍传，班固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58页”。在这些内容上的写作特点，表现出史记和汉书不同的史学价值观，司马迁的写作风格比较翔实，根据事实，创设历史情境，注重历史的再现，生动活泼，使读者能够置身于特定的历史氛围中，领悟历史，因此史记是带有作者比较强烈的个人主观情感在其中，以一个人的眼光看待
8、和评价历史未免会有失偏颇。而汉书写作风格比较朴实，侧重对客观事实的展现，以及历史的整理和记录，因此叙述相对比较平实和客观。（三）就项羽的评价而言，史记和汉书都体现出强烈的思想倾向，明显的意识形态的差别。汉书带有明显的维护汉室尊严的倾向，贬低项羽的地位和作用。除了在编排上，将项羽从本纪转移到列传中，本身否定了项羽的历史贡献。同时在语言上，也在无形中降低项羽的地位。如：汉书陈涉项籍传，直呼其名，这是在古代史不礼貌的表现。在古代，由于特别重视礼仪，所以名、字的称呼上是十分讲究的。在人际交往中，名一般用作谦称、卑称，或上对下、长对少的称呼。平辈之间，只有在很熟悉的情况下才相互称名，在多数情况下，提到对
9、方或别人直呼其名，被认为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平辈之间，相互称字，则认为是有礼貌的表现。下对上，卑对尊写信或呼唤时，可以称字，但绝对不能称名，尤其是君主或自己父母长辈的名，更是连提都不能提，否则就是“大不敬”或叫“大逆不道”，所以便产生了我国特有的“避讳”制度。此外，在史记的基础上，补充的一些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项羽狂妄，英勇无谋的形象。例如：在叙述项羽听闻刘邦占据了咸阳后的反应，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添加了以下文字，“闻沛公欲王关中，独有秦府库珍宝。亚父范增亦大怒，动羽击沛公。乡士，旦日合战 同上”，而在史记中，“范增说项羽曰：沛公居山东时，贪於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
10、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 汉书选读项羽本纪，来新夏 主编，中华书局，2009年4月版，第67页”。两句话一比较，可以看出汉书传达出来的意思是项羽的重要谋士怂恿项羽攻击沛公由于“独有秦府库珍宝”，而史记表达的是刘邦有称天子的野心。同时，汉书在时间上是以汉为本位的，例如：“到新安”这一段历史，汉书在前冠增加了“汉元年” 汉书，班固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58页的时间。这些写作细节中，可以显示出汉书具有明显为政治服务的倾向，束缚在维护汉朝大一统的条框内，部分内容显得有点牵强，而史记写作比较灵活，尊重自己对历史人物的判断，肯定其在历史长河中的作用，不
11、以成败论英雄，具有比较强的公正性，比较客观。（四）在对项羽兵败，自刎乌江的结局评价上，表现出司马迁和班固不同的历史观。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司马迁和班固在天人关系中都存在着对神、天等非自然力量的崇拜，这主要表现在史记和汉书中存在一些符瑞征兆以及天命论，如对刘邦的外貌描写上，“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一老夫看相预言刘邦“乡者夫人兒子皆以君，君相贵不可言。”因此，从这里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在历史观上存在一定的狭隘性。但是，司马迁对天命观存在一定的质疑和批判，并不是完全的信奉者，在史记项羽本纪当中，司马迁以“太史公曰”的形式将项羽的失败归结为“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批判项羽的
12、“天之亡我，我何渡为”的观点，认为“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实际上，司马迁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天对人命运的决定作用，更多的是肯定了人的作用，用史实来证明是非成败的关键在于人心，以及计谋，而不是天，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从这可以看出司马迁的思想中存在否定天人感应的因素。而班固迥异于司马迁，是天人感应的忠实的捍卫者。在汉书当中存在很多天象异常、五行阴阳附会应验社会现实的现象，特别是在五行志中，这种观点愈加明显。通过以上对史记项羽本纪和汉书陈胜项籍传的比较，史记比汉书更具有思想性，史记是立足于历史的整体性，没有过多的限制，思想
13、比较自由，公允，而汉书拘泥于汉室尊优的观念，服从于统治者的意志，具有比较大的偏颇和局限性，因此两相比较史记比汉书在思想上站得更高，对后世的影响也将更深远。二、浅析思想差异的原因从当时的时代大背景来说，司马迁所处的年代正直汉朝走向强盛时期，道家的思想是国家的主流思想，但是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依旧盛行，这时期思想尚未形成高度的大一统局面，学术思想上是比较开放的。到汉武帝时期，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汉朝政府颁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术成为了政坛上的主流思想，而其他的思想学派则从社会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于是形成了思想上的高度统一局面，历代统治者都有意加强对人民思想的控制，因此此时的史学
14、是为政治服务的，其思想的局限性是必然的。从个人的出身背景而言，司马迁出身于史学世家，其父司马谈的著史思想对司马迁的影响不容忽视，而司马谈是汉初的史学家，实际上已经是统治阶层的重要成员，因此其立场必定是站在汉王室的尊严利益上。同时，司马迁经历了汉初的学术活跃期到汉武帝时期的学术思想的大一统。因此司马迁价值观的形成肯定受到多元思想的影响，从而使其撰史思想观上出现两面性，既有“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媚于主上 汉书司马迁传”为汉室歌功颂德，树立丰碑，维护伦理纲常的儒学基本原则的狭隘性，亦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述往事者，思来者，网罗天下”的史学认识高度。而
15、班固生活在东汉，正统论已经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金科玉律”，因此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成长起来的班固，对巩固东汉政权负有一种是使命感，必然是维护东汉封建统治的，其思想必然是要捍卫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础，治史为政治服务和宣扬天命观的目的就无可厚非。从个人的经历而言，司马迁在继任其父太史令官职之前曾到全国各地做实地的考察，因此对社会的现实具有比较清晰的认识，以及对民间疾苦有比较深切的体会。同时，司马迁的人生充满了挫折，四十八岁因为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而触怒汉武帝，身陷囹圄，遭受腐刑，而后忍辱负重写下史记。而班固与司马迁同样受到良好的教育，娴熟历史，同时班固是依靠汉王室的支持下而修撰的，因此汉书是官修史书，史记是私撰，从这一点来看，文史通义书教评论说:“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从“历史观的角度,进而指出:“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 ,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班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而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这种评论就不难理解了。由于两人的成长的时代背景以及个人经历等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导致二人撰史的指导思想的差异,一以弄通古今社会的发展变化为目的,一以维护和巩固汉政权为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