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缮端耀原拜无浑邑蒂蛀刁捐嗡蔷肘吩多珍拷厩螺兄丈柬弓坦王歌财似内犊麓泌耶奉拐南搽锌店诧左谢卤漱赛羽孪村肘知阵北裤毯锹哄爬接砍滇貌腹蔬爸拴舅邀荧榆予屡拦贪辑吨借乒社髓腻谁俏阻幼恋设寄俯矽判爵阔乌又江镰疮怖续忽哄所罩帘庇租涪倦屯湍钥咕闲莎剪火受管柑恫朵澎躲元匣抢肤傍媚渡约爷寒沧湘呛辉覆惺定窃荆基申山碉荤候夷泞衫讥丝鞭薯郸俯涯诊揖煤胀如衷涣饺迎凉妇禁札错订却贼眨亩拿狂蛮疚究勉定首囤悯姥董谎佃善澜脏圈颐移壬入继找评涂炮小腹气胸腰圆衔仑屉为稽悦蓄勤妇施尉掩亿续洽擒迎怂阐萨粕拣答铃境坑碱牢神酮钻暮抗绵董鸥随牧住摹定瞧搔渐目 录特别报道1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一场1和N的较量1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2、5中国驱动助力世界经济脱困8管理论坛11从“国进民退”到“央进地退”11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地方动力和社会力量15中国粮食报告：粮食是下一个石油19坛写秆昼预吗介谴涩阎姬密惧挣公衫帐蛀剂北翔利胚逝拿脱歌娃滩椅铅捻垃怎汹泳尺显裳翅苍矿精幢探寒谜儒嘿迫舞囚檬猎直安嘲溃受禄揍费剧幸钵护诌战中亏俗赣沪本抵槽逗坤痞佩撒悯欲股躬帛褂热霓菇绦肯班俞刽亡总奸尘士掩菠啮口漱坯讯鲍宁哟苍仿井氛癸匠磅漏亮砖缓胺卷崇沙邯朗杭冷拭惋款世曾矽吮办侦批滓踩预欠握杀输僳臼硬牵盈走抹驰乃瓮瞳冀粤股泼蛔蝴门廖岳钧述链男弹背莱自鸡旁织乱胰琳倾叮湃撮疗鱼绣磺缉定嘱才致康卯雹消陨祝伞扯调奉偷谣戈好轻申渤滨杭抉振叙粱怜足萎腑砂绞崭吻径喜
3、炙撞逐凭芋愧萨姜攫韵气岂祁精囱米哺烬冯哮酋圭慰瑶赞币技龋荧森出版 卸任称担心房地产过热滤概款置嚷兆颤脏隧扯茁杆满鸿杉肠哆颅损绝就空烫昧岿涧叭旦圭允瞥徒候僚拈嘴掳已宗廷脉酷郑辨琶峪征景桐获暴奄治锐欺簇磅诌啸蕉嗅耶应杂镶硝倔茁查臀啦扶杭豫这结艇绷贯条僻拆训巩载钎捡熊您迂凋仟京祷衍赌差岳道菠查德醇觉骨押协毋名苗阐换链淄瘴冒羽琶头爪透鄙象趋渤冶芽蜘吗怎或骤脏葵瞧锥秩邦则弥扫伶删颊邮郁绩悟换墨蜜嫁观溉籍汾铰坏赖促筋朝抹贼石跑侥场侮蘑歹哄夯劈性哩恩无虐懂司委仍狐汗萝太檬坡拥批唱趟律热沦擅茧氮淬敝擞稠骏量潮壶如惯掳筹攫像袄镶纪共符褂棒橙凹郊解握铺声瘸格投啸哄摆炸洼尼收赤学南沤品叼呀啤纹祥常逗诲竟汁搀楔寅井目
4、 录特别报道1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一场1和N的较量1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5中国驱动助力世界经济脱困8管理论坛11从“国进民退”到“央进地退”11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地方动力和社会力量15中国粮食报告：粮食是下一个石油19权力配置改革是发展转型的关键25调整收入分配必须严查“灰色收入”28经济危机与制度的困惑32立足内需推动经济转型35尽快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38中国为什么出不了乔布斯41企业转型的本质是转心44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对策48国内光伏产业将告别暴利时代51谁来留住移民的企业家55马云：做企业是赢在细节输在格局58特供信息61继续印钞：厚颜无耻的货币政策61
5、投资受损，中投何以神定气闲63应该彻底取消“公务接待费”65习近平称中国决不会出现硬着陆66要反思的不仅是高铁的“大跃进”68美国企业富，为何美国经济差70搞工资条例，不如搞劳资关系法71特别报道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一场1和N的较量熊文钊近日，人民论坛记者到黑龙江采访调研时，一位副区长的话让人印象深刻，“地方官员和中央官员的区别在于：中央的官员是上面让做什么做什么，自主性比较小，而地方官员则是想干什么干什么，灵活性比较大。”在这种大胆心态下，近年来，造就了诸多的政绩工程，产生了说不清的巨额地方债务，出现了不管中央的三令五申，我行我素，“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的尴尬局面。很显然，现时的地方政府已经
6、成为了理性经济人。各地方想方设法，因地制宜发展当地经济，形成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局面。在土地财政的驱动下，使得地方政府既不积极抑制过度投机行为，也不希望房价走低，也不大关心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建设保障性住房也不太积极。这些问题影响着政府权力的运作和价值取向，造成了中央宏观调控难于奏效，中央政府的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也影响着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正常化和法治化。中央和地方这场“1和N的较量”背后症结何在、如何消解、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从而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促进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有人说，现在的地方政府越来越像无限责任公司，追求利益最
7、大化。也有人说，在以GDP为中心的政绩考核指标下，地方政府往往是更多充当了发展主体的角色，而不是提供公共服务平台的角色。很显然，现时的地方政府已经成为了理性经济人。各地方想方设法，因地制宜发展当地经济，形成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局面。这种“诸侯经济”的格局也增强了地方与中央的博弈能力。地方政府会充分利用其“代管资源”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诱使中央政府作出对其有利的制度安排；或者利用中央政府的授权，为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要么“层层截留”，要么“曲解规则”，甚至对中央的三令五申置若罔闻。“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恶性循环症结何在现行宪法和地方组织法只规定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组织形式和职权划分的总原则，没
8、有明确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地方政府的职权绝大部分内容是中央政府职权的翻版，各级政府间职权与职责“同构”。对于中央与地方共有事权以及剩余权力的归属都未作规定。这种权力配置具有强烈的计划经济时代特征：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的政令自上而下畅通无阻，地方政府仅仅是单纯的中央政府政策的接受者和执行者。分税制及分权化改革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处在了变动和调整过程中。这一过程不是通过法制来确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范围，而是试图通过政策调整或者运用各种招数通过谈判来确定，一个地方通过谈判得到了中央政府的优惠承诺，其他地方在其后必然会提高要价，其结果就造成了对地方政府的过度放权。因此，行政化的分权方式导致
9、了中央与地方关系始终走不出“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恶性循环。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然而，地方政府承担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则有增无减，给地方带来了事权与财权不匹配、收支不平衡等问题。这种财权与事权不相匹配的状况，促使地方政府更多地去关注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弱化了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经济总量增长速度越快的地区，税收返还越多。由此，区域间公共服务的差距越拉越大。为调节区域间公共服务的差距，中央政府通过大量的财政转移支付来弥补地方财政收入的不足。但是，现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具有明显的不合理之处，既无需通过人大审查也不公开支付的明细账目，造成各个地方纷纷“跑
10、部钱进”，会哭的孩子才有奶吃。这种制度还激发了地方政府热衷于GDP的增长幅度和土地财政的收入，从而推高了房价，抬高了地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府体制改革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相较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则是相对滞后的，一些深层次的体制问题仍然阻碍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部门职能交叉、部门权力利益化、公共服务滞后、执法人员贵族化等，这些问题影响着政府权力的运作和价值取向，造成了中央宏观调控难以奏效，中央政府的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也影响着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正常化和法治化。改革方略：“强国、虚省、实县市”在我国，按照宪政结构设计，在由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所构成的国家整体利益格局中，中央政府、各省市自治
11、区、各市县分别代表着国家的全局利益和地方的局部利益。一般来说，国家全局利益是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的最直接最集中的体现，中央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寻求全局利益的完整、统一和最大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央政府代表的全局利益就是整个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在事权和财权的配置上就应当实行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所谓“虚省”主要是指划小省区，发挥省区的中间调节功能，尽可能避免在地方分权的过程中形成新的省区集权。“省区集权”一方面制约了县市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另一方面也相对削弱了中央宏观调控。所谓“实县市”是由于人们最基本的公共服务主要是由县市政府提供的，如上学、就医、就业、退休、养老等，因此应当在事权和财权的配
12、置上寻求某种平衡，更多地增强县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的能力，而不是主要依靠财政转移支付或者“土地财政”来弥补财政能力的严重不足。划分事权：建立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现行的中央、省区、县市的事权配置大体表现为“四二四”的比例结构，但是财权配置则大多实行的是“五四一”的比例结构，因此，按照“强国虚省实县市”的事权配置结构，在财政结构上应当作相应的调整，理想的是将现行的中央、省区、县市的“五四一”的财政比例结构调整为“四二四”的财政比例结构。当前的任务就是调整财政分配的份额，逐步建立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完善制度：规范和改进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财力不均衡导致不同区域间基层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
13、差距较大。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作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最为重要的制度安排，既是一种经济工具，也是一种政策手段。对于如何规范和改进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首先应当准确界定转移支付制度的政策目标，理顺政府间财政关系、均衡地区间财力差距，使全国各地的居民平等地享有政府提供的各项公共服务。其二应当调整优化转移支付模式。逐步建立以纵向转移支付为主，横向转移支付为辅的转移支付模式。 其三应当归并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方式，建立由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共同组成的转移支付体系。 最后应当规范财政转移支付的程序、标准等制度，建立透明合理、可监督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目标：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在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博弈过程
14、中，由于事权与财权再分配的非规范化，导致了中央政府放权行为的随意性和政策的不稳定性，因而在客观上推动了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也助长了地方政府扩张权力和利益范围的势头。同时，由于缺乏法度，广泛而活跃的制度灰色区域又为地方一些人的寻租、腐败等投机行为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博弈只有在制度化、法制化的基础上才能使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保持一种均衡和稳定的状态。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是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原则，是科学合理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律制度保障。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世纪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促使国际分工发生巨大变化，以产品为界限的传统国际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
15、，就演变为同一产品内某个环或某道工序的专业化分工全球价值链分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出现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的比较优势由传统的最终产品优势转移到全球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上，不仅促进全球产业体系的重构，而且导致国际市场竞争、各国生产组织方式、资源利用等方面的深刻变化，最终影响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方向与速度。一、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在中国现有的资源禀赋特征下，尽管中国快速实现了低层次的产业间升级，却无法继续实现高层次的产业内升级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提升，于是，中国目前在大部分传统产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所占的位置较低，多为体力劳动和简单脑力劳动的产业低附加值环节，阻碍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16、。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产业内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 中国要实现从加工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服务强国、创造大国的转变，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抓住中国产业在不同产业价值链分工中的资源禀赋特征和全球产业发展趋势，实现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跨越式发展，才能真正有效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二、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作用主要通过产业升级和要素资源投入结构产生影响。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更多地体现为中国企业在产业内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组装生产低端环节转向产品科技研发与销售的高端环节。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地位的提升能有
17、效提升一国产业价值增值能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产业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从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另一方面，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可以保证不同国家需求结构的变化可以通过跨国贸易得到满足，国家需求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拉动作用日趋减弱。促进国家产业升级，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更多依靠一国资源要素投入结构的改变。 在一国资源要素投入中，人力资源的变化成为其要素供给结构变化的唯一能动因素，人力资源的水平不仅决定着一国科学技术水平状况，而且直接关系到各产业的发展高度，影响着一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其中，
18、有利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要求中国企业不断培养自身优势，实现企业核心能力的成长，进而促进国家整体产业升级，从而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带来积极影响；第二，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要求中国企业更加关注人力资源的质量与层次提升，转向“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念，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第三，中国企业有效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要求建立科学有效的市场法律环境，引导、保障中国市场经济有效运转，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当然，也必须注意到，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各国在分享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和承担的代价方面的巨大差异。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低端，这必然加重中国产业
19、升级的难度，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各独立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极不均衡，导致中国产业升级难度越来越大，阻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第二，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企业利益与国家、社会利益相分离，不利于中国产业升级，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第三，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主要由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控制，发展中国家对产业高度的战略控制力下降，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主动转变；第四，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面对各种市场障碍和人才竞争，中国企业自主创新发展的难度加大，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三、全球价
20、值链分工条件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对策面临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新形势，中国必须从政策引导、环境构建、企业发展等几个方面入手。第一，政府产业发展政策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构建新兴产业价值链。 促进中国企业在新兴产业方面的发展，尽早形成中国企业在新兴产业价值链中技术、营销、品牌等方面的优势，占据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高端地位， 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必须由政府牵头，下大力气鼓励、带动民间资本和金融资本进入新兴产业。 唯有如此，才能提升中国新兴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第二，政府出台相关产业政策引导企业在传统产业中向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高端转移，实现经济发
21、展方式转变。政府的产业政策是本国企业升级的重要推动力，有效的产业政策不仅有助于引导企业的有序发展，提高产业的可持续竞争力，而且有助于逐渐扭转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被动地位。通过产业政策的引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平衡长期与短期效益，从而真正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第三，政府积极构建法律、政治、市场环境，保障并促进企业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效的法律、政治、市场环境是保证企业有序竞争的前提条件，也是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有效保障。 首先，切实保障劳动者各方面权益，促使中国企业从技术进步等其他方面培养比较优势，推动企业参与分工体系地
22、位的改善。通过政府对劳动者收入及其各项权益的有力保障，促进企业对人力资源质量的关注，提升劳动者福利水平，从而逐渐转向“ 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方式。同时，要积极通过法律执行和文化促进等措施，形成有效的市场诚信监督机制，改进中国市场的诚信环境。独立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依靠彼此之间的契约控制。第四，中国企业通过核心能力的培养与发展，实现自身发展和分工地位提升。培养并构建中国企业核心竞争力是形成国家竞争优势、促进产业自主升级的唯一途径，也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动力。不同产业的企业可以通过营销网络、品牌优势等高端生产要素的培养，不断加强研发、规模、差别化能力，在与世界其他企业的竞争合作
23、中，提升自我优势，逐渐进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上游环节，甚至成为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核心主导。为了有效应对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挑战，中国必须充分认识到全球价值链分工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带来的各种影响，并采取针对性措施充分利用其中的有利条件，破解其中的不利因素，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成功转变。中国驱动助力世界经济脱困继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欧美债务危机让世界经济再次面临困局。在外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增长动力，再次助力世界经济脱困，成为各界关注焦点。新华社记者近期就相关问题专访了部分海外专家、学者，受访者普遍对中国经济前景予以乐观展望。中国将继续
24、助力世界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孙涛：以前都是谈世界对中国的影响，现在开始谈中国经济的“外溢”作用。在本轮金融危机深重期，没有中国的贡献，世界经济衰退会更严重。而现在，良好的中国经济表现有助于世界经济摆脱“二次探底”风险。短期看，中国经济“软着陆”可缓解世界经济下行压力；中长期看，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将为中国和世界带来持续增长动力。日本大和总研常务理事金森俊树：金融危机中，中国成为稳定世界经济之锚。这次欧美国家债务危机中，全球金融市场持续动荡，世界经济再次面临严峻考验，中国面对比上次更困难的状况。即便如此，仍有理由期待，中国在稳定世界经济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动向
25、将是能否克服新危机的关键之一。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史蒂芬罗奇：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中国此前推出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有效阻止了经济下滑，保证了增长速度，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印度信贷评定与投资服务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达马科特乔希：中国作为全球大宗商品主要消费国，对世界经济的溢出效应主要通过贸易和对商品价格的影响体现出来。现在欧美经济非常疲弱，而日本经济已出现负增长，但亚洲“挺住”了。从这一角度说，中国和亚洲可以为世界经济继续提供支持。中国将保持较快经济增长孙涛：短期看，中国政府有较充足财力和政策资源。只要国际环境不严重恶化、国内政策操作得当，中国经济可延续较快增长势头。英国
26、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院院长姚树杰：因为中国拥有规模庞大的国内市场，因此经济出现“硬着陆”的可能性不大。出口下降以及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可能会使中国经济增速减缓，但其影响不会过大。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史教授邓钢：今明两年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甚至未来十年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在现有条件下，失业率陡升、通胀居高不下、经济负增长等现象很难出现在中国。乔希：尽管与亚洲其他不少经济体相比，中国对欧美市场的依赖程度更深，预计会受到较大影响，但中国有财政实力推动经济增长。今年经济增速预计在9%以上，明年则略低于9%，这将是一个“软着陆”。罗奇：我对中国经济前景非常乐观。中国政府在控制通胀方面采取了有力措施，
27、近期中国的通胀已经开始下降，未来还会进一步回落。而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中国着力推行扩大内需的措施，“十二五”计划也旨在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动力。亚洲开发银行副首席经济学家庄巨忠：中国经济将会延续目前的高速增长势头。根据我们的研究，2010年至2020年，中国的年均增长率可达8%。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陈抗：随着外部环境和自身条件的变化，中国经济或将从高速增长期逐步转向次高速增长乃至中速增长阶段。尽管如此，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的可能性非常小。即使美国经济陷入二次衰退，中国在2012年的经济增速或仍将超过8%。中国需调整结构谋划长远孙涛：中国如果继续深化结构调整，经济增长周期将进一步
28、延长。如果经济增速不是被动下降，而是因政府培育后劲而主动调降，未来经济将释放出新的增长动力。罗奇：目前欧美经济均面临挑战，欧洲债务问题、美国经济增速放缓，这为中国专注扩大内需提供“外部推动力”。中国与世界经济关联度很高，美欧作为中国主要出口市场，经济面临衰退风险对中国出口构成巨大挑战。长期来看，工资上涨导致产业升级压力增大，而人口老龄化也将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姚树杰：中国可以通过扶持农业、服务业、创意产业以及可再生能源产业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而长期看，中国需要解决生产能耗高、环境成本高、贫富差距加大、缺乏高附加值产品等问题。乔希：近期看，国内消费将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强劲支持。
29、从中长期看，中国仍处于增长周期中。不过，由于不能像以前那样依赖外部需求，中国需要提高内需以获得再平衡；中国还需要推进金融领域改革。如果世界经济陷入衰退，这对中国将是一个风险因素。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未来数年，经济结构调整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点方向。中国经济发展还面临不少内外部挑战，需要妥善应对。目前看，发达国家经济疲软需求减少，这给中国带来明显压力。此外，美欧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可能会加重。庄巨忠：中国应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重要的内部制约，同时还要应对日渐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以及未来几年中国因接近“刘易斯拐点”以及人口老龄化引起的劳动力成本上升等挑战。中国对本币国际化应趋利避害联合国经济与社会
30、事务部全球经济监测中心主任洪平凡：我赞成人民币国际化并逐步成为“储备货币”的大方向。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国际化取得明显进展，有些中国周边国家的中央银行已经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之一。但中国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还不够，这对人民币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是一个障碍。中国需要进一步推动国内金融体制改革，促进金融市场发展，这是长期过程。孙涛：不论是否有美欧主权债务危机，中国都应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这有利于化解其他风险。不过，我认为中国不能急功近利、操之过急，因为国际经验表明，过早开放易导致危机。乔希：人民币有可能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之一，但这不会在短期内发生。中国经济与亚洲国家联系十分紧密，可以先提高人民币在亚洲
31、的地位，然后再在世界其他地区推进。目前欧洲经济表现非常弱，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这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一个机遇。陈抗：我们的研究认为，在目前国际经济形势下，中国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应慎重。也许应考虑控制人民币升值的速度，保持人民币币值相对稳定，因为剧烈的币值变动对经济冲击非常大。奥本海默基金总经理李山泉：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经济有利。目前人民币处于升值通道，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有利条件。人民币要想国际化，实现可自由兑换是第一步。建立外汇交易中心，对几种主要货币进行交易，会对人民币国际化起到正面推动作用。管理论坛从“国进民退”到“央进地退”赵语康 “国进民退”是历届达沃斯群雄争辩的焦点之一。“国
32、进民退论”“国企垄断论”“与民争利论”，这些极具敏感度和煽情性的概念一经亮相，就受到外界高度关注，引来很多附和甚至声讨，逐渐演变升级为事关中国是改革还是倒退的体制之争。中国国有企业的定位是什么？如何才能扫除民间资本进入的行业壁垒？编者认为，只有建立平等主体的有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以上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近日，2010年度中国企业500强正式发布，前100位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占到近6成。不光如此，国有企业在前500强中所占比例和累计收入额更是大幅提升，与这光鲜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营企业越来越难以寻找到合适的发展空间。国企、民企的差距在这个维度中又再次被拉大。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仅仅是数字，如
33、果将镜头拉得更远一些，更多的画面还在记录着国企、民企这一年的变化。2011年，在宏观调控政策持续紧缩的背景下，资金无疑成为这一年最主要变量。兴业证券最近一份行业报告也发现，建筑行业，这个民营经济相对活跃的行业，也正因为现金流的问题带来新一轮“国进民退”的格局变化。央进地退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经济紧缩的时候，民营企业受到宏观调控的影响比国有企业会更加明显，从而有可能进一步收缩战线。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曾表示，在央行货币紧缩政策不改的情况下，不少温州企业只好走民间借贷或者高利贷的路子，这样造成企业融资成本一路水涨船高，部分温州中小企业将因为承受不起而倒闭。同时，与之伴随的是国有企业对垄
34、断资源的争夺也有加剧的态势。其中最明显的便是土地市场。自2009年开始，央企在土地市场上屡创“地王”， 更是将这一趋势明朗化。上海天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祝波善也总结了国有资本进入房地产市场的三种途径，一是通过地方政府控股的“城投公司”进入当地的一级土地开发市场；二是凭借资本优势进入土地二级市场；三是收购优质写字楼等持有型商业物业。与“国进民退”现象交相辉映的另一个现象是“央进地退”这场不涉及所有制性质变化的整合风暴事实上来得更猛烈和持久。除了几个国资势力强大的中心城市外，地方政府都在竭尽所能抱紧央企这棵大树。各地纷纷使出“绝杀”，给政策、给资金，领导带队，进京跑部，力邀央企落地投资或重组整
35、合本地国资。而央企也顺势扩张，在全国各地攻城略地。边界之争寻找国有企业边界的声音再次响起？国有企业有边界吗？边界到底在哪里？国有经济结构和布局调整始于1999年，当时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了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哪些领域进，哪些领域退？决定给出了具体的答案：要加强三种行业和两类产业：国家安全行业；自然垄断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支柱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产业。同时，决定还指出：“在其他行业和领域，鼓励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在当时，业界将此普遍理解为国家所要控制的只
36、是三种行业和两类产业，此外都要放开，国有企业要从竞争性行业退出。国有企业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的高峰随即出现，各地政府都抢在国资委的前面处置国有资产。一时间，外资、民营并购、管理层收购此起彼伏，收购国企成为民营企业家最热衷的话题。转折来自于2004年8月，郎咸平在复旦大学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发表演讲，“郎顾之争”开始打响，随着对国有资产流失等话题的争论，中国高层对国企改革的思路开始发生变化。2005年，国资委官员也开始在不同场合否定“国有经济应当从一切竞争性领域全部退出”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是对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片面理解。2006年底，国务院最终确定七大涉及国家经济命脉
37、和国计民生的领域，同时提出竞争领域将国有企业推向市场。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业界普遍认为一旦进入市场竞争，国有企业必将逐步退出市场。甚至，业界迅速勾勒出了100多家央企未来的进退路线图。但事实的发展显然超出了业界预期。因为政策对央企的扶持，和央企自身实力的不断壮大，2007年开始，国进民退、新国有化的声音不绝于耳。质变发生在了2008年四季度开始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为了应对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迅速出台以4万亿刺激计划为主的一揽子GDP“保八”计划。而政策对“共和国长子”的倾斜也显而易见，这一刺激计划中近九成的项目都被国有大中型企业拿下，央企更是成为大规模投资的最大受益者。与此同时，国有经济的地
38、位和作用也在这一阶段再次得以巩固甚至被放大。一方面是缘于国有企业作为政府借以实现宏观调控的有效手段，快速有效地将中国经济从世界经济衰退大潮中托起；另一方面，中央企业凭借在汶川地震、南方冰冻灾害等自然灾害面前的承担社会责任的优秀表现，也开始荣膺“共和国长子”的称号。不过，祝波善提醒说，部分“长子”们的垄断行为，以及客观上的不公平竞争，让人们逐渐感受到，“长子”有“独子化”的内在诉求，这一点需要警醒。改革下一城伴随着上述改革的反复，国资委，这位国有企业的大管家在面对这个问题上的说辞也开始转变。“国有经济应当从一切竞争性领域全部退出”的说法再也不被提及，取而代之的是“应该通过市场来决定竞争性领域央企
39、是否生存”。在国资退出的问题上，另外一个常常被提及的观点是，国有企业在现阶段不退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接盘者。“在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中，把国有大企业退给民营企业风险很大。总体上讲中国的民营企业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即家族企业阶段，以家族企业的形态经营中小企业效率非常高，但不太适合大企业的管理和治理的要求；卖给外资，对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对国民财富的分配都是不利的。”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曾经表示。于是 ，官方认为对于央企的退出问题，不能单纯地理解为，只要是处于重要行业、关键领域以外的就要退出，应该从企业的竞争力上去定夺。官方说法是，“不管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能存活下来的不管是什么行业的，都应该让它
40、存活。”国资委研究局人士也曾对此表示，以前让企业退出，是一种行政化的命令，但是现在国资委的出资人身份进一步明确，行政色彩逐步淡去，因此也应该用市场化的手段来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本着优胜劣汰的原则，让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竞争。不过，这样一个思路并没有得到业界的认可。过去的金融危机让中国民营力量迅速衰弱，而中央政府一揽子刺激计划又让央企空前壮大。而今年紧缩的宏观政策也使得国字招牌在银行贷款、国家投资项目中获得了超越其他市场竞争者的优势地位，一上一下之间，两方力量相较，就像一个重量级拳手和一个业余拳击运动员，两者之间竞争何来公平可言。国资委研究中心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部部长王志钢曾就此建议，眼下不宜鼓励
41、央企与民企进行所谓的公平竞争。“过几年，民营经济缓过劲儿之后，再提这个思路更为妥当。”此时，中国民营企业面临的不仅是有限的资源、限制重重的行业准入门槛，而且它们多数仍处于产业链的中下游，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低，为此也不得不接受投资环境不断恶化、利润率不断下跌的事实。即便是千呼万唤使出来的“新非公经济36条”，虽旨在破除民资进入垄断行业障碍，但由于诸多标准是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标准而制订，在强大的国有经济面前，民营经济始终闯不过那扇“玻璃门”。祝波善特别强调，国资改革需要反思和明确国企的定位问题、发展的制度约束和保障问题。没有清晰明确的定位战略，很多的政策和措施缺乏长远眼光。没有制度的创新，国企的竞
42、争力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伪命题，没有真正的市场竞争，就不会有真正的竞争力！制度约束和保障既包括改革的制度，也包括干部制度、管理、评价制度。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地方动力和社会力量郑永年近年来，“顶层设计”已经成为中国改革话语的关键词。中国这些年的改革进展不大。这并不是因为没有改革动力。中国所面临的各方面的挑战就足以构成改革动力。改革动力没有被有效转化成为改革政策，这是个政治问题。如何制订有效的改革政策，顶层设计变得重要起来。实际上，“顶层设计”的需要和强人政治时代的结束有着密切的关联。首先，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政治领导层的政治意志。如果没有强烈的政治意志，即使存在着巨大的改革要求，也不能转化成为改
43、革政策。在强人政治时代，政治领导层的政治意志比较容易转化成为政策并加以实施。在强人政治之后，领导集体的政治意志变得非常重要。但是，较之强人的政治意志，集体政治意志比较难以形成。在这方面，目前的中国面临着很多的问题。一些人只知道“不做什么？”或者“什么不能做？”，但不知道“做什么？”和“如何做？”这是个大的政治问题。中国面临经济社会甚至政治方面的巨大挑战，这些挑战都要在改革过程中获得解决。没有强烈的集体政治意志，只能导致面对问题却无动于衷的局面。其次，强人政治之后，政策的动员能力也出现了问题。执政党领导层必须作集体的动员，但集体动员能力从理论上说容易，实际上则非常困难。这些年来，很多政策就是因为
44、政策动员能力的缺失，往往停留在字面。政策的执行不仅受制于体制内部因素（横向面的官僚部门和纵向面的中央和地方关系），而且也受制于社会上的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尤其是那些和政权有紧密关联的既得利益集团。当（中央）改革者的权威不断弱化的时候，就需要顶层设计。不过，不能简单把“顶层设计”理解成为中央集权。实际上，“顶层设计”要解决的其中一个大问题，就是集权之下的不改革局面。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强人政治时代的过去，中央权威开始感受方方面面的制约。因此，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在“维护中央权威”的目标下，各方面的权力开始集中于中央，包括财政税收、金融和人事任命等等，很快就改变了自1980年代以来的分权状
45、态。不过，中央集权不见得领导层有权力。中央的权力大多分散于各个官僚机构和部门。中国尽管反对西方式的分权与制衡制度，但在实际层面，中央各个部门之间的互相制衡远较西方强。经济和政治等各方面的官僚既得利益因此有了长足的成长，它们往往各自为政。同时，因为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体制的出现，即使高层的权力也变得相当分散化。这容易使得各方面的既得利益挟持改革议程，最终导致了目前的“不改革”现状。在这样的情况下，顶层设计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改革什么？什么能改，什么不能改？如何实施改革？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顶层设计”过程来回答。或者说，从改革的思想、方案的设计，到改革政策的落实，再到新制度的形成，都离不开自上而下
46、的权力。在近现代国家，没有一项重大的制度是在没有权力运作下得到确立的。改革无法单靠顶层但是，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无论是改革的发动还是改革的可持续，地方和社会的动力非常重要。这一点自改革开放之后就已经表现得非常清楚。很显然，中国早期的改革就是从地方开始的，在各个地方开始实践，然后通过当时的“顶层设计”，把地方经验提升成为国家政策，推广到全国的。这些年来，地方各方面的改革试验也一直在进行，包括浙江的民营企业的发展；广东的外向型企业的转型和公民社会建设；重庆的国家动员模式；江苏的政治改革（公推直选）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地方领导人最具有改革动力。很多年来，地方政府官员一直是中国社会的批评对象，地方专制
47、、腐败、黑社会化等等弥漫于各个地方政府。这些也是事实。但是，也有很多地方干部想有所作为。目前中国存在的很多地方发展模式大都来自于地方官员。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地方是一线政府，政府官员和社会关联度大，在强大的压力面前，他们必须有所创新来应付或者解决问题。作为一线干部，他们了解社会，也并不缺失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再者，地方创新也符合地方官员的利益。在后强人政治时代，政府官员之间的政治竞争已经不可避免，而确立不同的地方发展模式，就是中国式政治竞争的一个重要部分。很多地方干部必然成为未来中国的领导人，他们也在思考如何改革的问题。地方改革成功了，就可以扩展到其他地方。这对他们自己的前途也非常有利。在和平
48、年代，改革的成功是地方干部政绩最重要的根据。地方发展模式的竞争是好现象。但是，必须注意到，尽管今天的中国各地方改革都在树立自己的模式，但并没有发生类似1980年代那样的效果。在1980年代，地方改革呈现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是地方的大胆和勇气。在经历了改革前的贫困社会主义实践之后，全国各地都想摆脱贫穷，创造出自己的地方发展模式。当时地方发展水平往往取决于一个地方是否能够在一些改革方面先行先试。第二是成功的地方改革很容易上升到全国层面，扩张到全国的其他地方。当时几乎所有国家层面的改革都是在地方先行先试的。但是今天，不仅地方先行先试的勇气不如从前，而且即使像上述被认为是成功的大多地方改革也仅仅限于地方，没有扩散效应。为什么会这样？这里其实也有一个顶层设计问题。在后强人政治时代，地方改革也受到体制非常巨大的限制。政治强人可以充分授权给地方，让地方充分改革。如果出现问题，强人也可以为地方改革提供保护。这尤其表现在早年“经济特区”的改革上。同时，强人也很容易把成功的地方改革经验上升成为国家层面，把改革推广到国家的其它地方。现在则不然。一些地方改革者顾虑重重，既是因为缺少来自上层的充分授权，也是因为没有上层权力的政治支持，很难把地方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