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学术论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宪政研究 典藏文献 学术论文 学人文集 对策研究 调查报告 百家争鸣 观察与思考 学术规范 学术动态 学术论坛 博客推荐首页 学术与争鸣 学术论文明清时期中西方不同命运的制度诠释作者：徐晓全来源：作者赐稿本站发布时间：2010-1-3 18:53:17阅读量：434次 摘要：十六世纪后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在这个关键时刻，中西方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本文试图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分析产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关键词：十六世纪；资本主义；专制主义；制度结构；制度绩效十六世纪后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当时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是，资本主义正在逐步取代专制主义，传统政治正一步
2、一步走向衰亡。西方封建社会经济结构解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飞跃。西方世界从此崛起了一个又一个大国，成为世界的霸主。而同时代的中国，专制主义统治不但没有受到挑战，反而在空前的强化。明朝的专制统治不仅使“家天下”的专制主义观念扩大到整个明代宗室，从而形成了一个皇族地主集团，而且整个官僚集团与专制主义皇权在利益上达成了一致，共同蚕食、鲸吞着社会的经济财富，使科学技术始终不能转化为生产力以推动生产关系发生变革，使资本主义始终萌而不发。专制主义使中国社会未能像欧洲那样迈进资本主义的门槛。在这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中西方的制度结构出现了明显的不同：一个是新
3、兴的资本主义制度，一个是明清空前的专制主义与独裁统治。制度结构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产权安排，而产权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国家的兴衰。西方殖民主义国家迅速崛起，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和掠夺殖民地，把整个世界都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中国却始终不能抓住历史发展的机遇，在中外的交流与碰撞中，逐渐由主动变为被动防守，成为西方国家蚕食的对象，并且在近代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事实上，直到明朝中期，中国的很多技术一直是领先世界的，经济的繁荣更是令西方人羡慕不已。到1750年的时候中国的GDP依然是世界GDP的1/3。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其大国兴衰一诗中写道：“在近代以前的各个文明中，显得最先进，感觉得出最优越
4、的，莫过于中国文明。15世纪时，中国人口达到1亿至1.3亿，中国文明最令人惊奇的特点必定是它在技术上的早成。”1明清政治、经济发展史的事实是，政治日趋腐败，而经济继续向前发展，朝局混乱与经济繁荣同时并存。然而经济繁荣的背后并非制度结构带来的有效产权，它只是专制主义夹缝中体制外的繁荣。帝国的制度安排与制度结构迟早会限制这种发展。无效率的产权下是不会产生良好的制度绩效的。明清中西方出现不同命运，其直接原因是产权安排的不同所致，而不同产权安排的背后则是制度结构的差异。一、海禁：中国丧失了崛起于世界之巅的最佳时机十六世纪是世界的分水岭，东西方的历史此时都处于一个全新发展的关键时刻，人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
5、从广袤的大陆转向了浩瀚的海洋。中国人的浩大船队出现在世界的最前端，比西方早将近一个世纪。大明帝国时期的郑和下西洋历时28年，先后7次出航，航程15000余海里，总行程10万余里，每次访问的国家和地区少则十几个，多则三十个，最远到达南非东岸。其规模之大，船舶之多，人员之众，航行范围之广，都是其后欧洲人的远航无法比拟的。中国人创造了一个航海史上的旷古盛举。然而，就在郑和的船队第七次下西洋归来的第三天，大明帝国的皇帝就宣布实行“海禁”，对沿海实行紧锁。郑和下西洋半个世纪后，西方才开始走上了开辟新航路，进行海外贸易与殖民掠夺的道路。同样是航海，为什么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在中国航海史上只是昙花一现?为什么仅
6、仅只经历了二十几年的辉煌，这支强大、雄壮的船队就在海上销声匿迹?为什么西方世界却走上了发展海外贸易与殖民掠夺的道路并且崛起了一个又一个大国?说到底，是由中西方不同的制度结构决定的。专制主义与官僚政治社会，政治主导下的经济结构与经济安排是小农经济。统治者总是极力维护着这种小农经济，这样才能保证统治者能够汲取尽可能多的社会经济资源，以实现自身的租金最大化。统治者要从小农经济那里汲取更多的经济资源，其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把人们束缚在土地上，否则就会动摇统治的经济基础。而海上贸易的发展在统治者看来是与农业发展相违背的。因为发展海上贸易必然使小农脱离土地去从事商业，这显然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专制主义统
7、治所不能允许的。小农经济作为经济结构，其本身的惯性也会影响到帝国的经济安排。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人产生一种万事不求人、小富即安的心态，也使人形成一种封闭保守、不思进取的心态。这个大一统国家不像欧洲国家那样地域局促、空间有限，所以形成向外寻求生存空间的需求。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不可能产生欧洲新兴资本主义那种开辟海外市场和原料产地的强烈愿望。”2当然，中国历史上的对外贸易也十分发达，早在汉代就开辟了通往西域与中亚诸国的“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后又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但是通过丝绸之路流通的商品，基本局限于皇帝和贵族以及官僚们的奢华消费，交易的规模极其有限
8、，仅仅只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它始终不能发展为社会的一种主导产业，相反，却处处受着帝国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的束缚。因此，小农经济本质上具有排他性，受小农经济惯性的影响，中国古代社会未能主动走上海外贸易发展之路。小农经济的经济结构下，统治者的治国良策是“重农抑商”，“以农为本，以工为末”，商业始终是作为“末业”来发展的，它仅仅是小农经济的补充。郑和下西洋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由于肩负着皇帝炫耀国威的使命，航海是不计较经济成本的。“整个航行从筹备到实施，都是以皇家的名义出现的，无论是船舶的建造，人员的筹组，所载物资和对外交往赏赐品的筹措，国内航路上的补给等，皆是全国之力来操办的。由
9、于船队庞大、人员众多、航程遥远、出访国家又多，因而所耗经费十分巨大。”3由于没有经济目的，只有不计成本的巨大投入而没有与之相应的经济回报，甚至经常是赔本买卖，这种远航导致国家大量金钱的耗费，最后甚至造成了国库亏空，其必然不能持久，最终只能在无奈中收场，甚至走上了极端的“海禁”之路。由此可见，专制主义支配下的小农经济的经济结构下，是不可能出现一种有利于社会产出最大化的有效产权的。这种经济结构反映在制度安排上必然会出现一种致力于统治者租金最大化的无效产权。无效的产权最终影响了制度绩效。因此可以说，是帝国的经济结构决定了“海禁”政策的实施。而“海禁”则使中国丧失了崛起于世界之巅的最佳时机。比郑和下西
10、洋晚约六十年的西方航海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的航海规模远远小于郑和船队的规模，但是他们的船队产权归属明确，是皇家与私人共同投资的，即实行类似于现在的股份制公司的运作机制。“各方的经济目的也很明确，皇帝要的是海外领地，要的是金银财宝;领军人物航海成功，就可以成为新领地的总督，并可世袭，还能从新领地的经济利益中获得丰厚的回报;随行人员只要能活着回来，就可以将他们从海外采购来的货物以数十倍的高价卖出，摇身一变成为富翁。正是这种丰厚的经济利益，激起了欧洲人出海探路的无比狂热，并且经久不息，从而带来了地理大发现，新大陆开发。”4二、最高统治者个人利益最大化与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的融合中国古代社会是政治决
11、定土地分配，有土地者出读书人，读书人“学而优则仕”。地主阶级不仅是官僚的来源，同时也是专制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在打击和消灭旧豪族地主的同时，政治权力又建立了一个新的贵族地主。明代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贵族地主阶级，李洵先生认为，“他们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力量在明初已经形成。伴随着其自身的发展，构成的成分更为复杂，大体上包括四种集团势力：皇帝和诸王，是最尊贵的上等贵族;皇后、诸王妃亲属的皇亲国戚;有军功的功臣封公、侯、伯、爵位者，实际地位与皇亲贵族不相上下;皇帝周围的心腹近臣(宦官与近亲)，本来不应算作贵族，与军功贵族一样，都属于异姓贵族。他们势力很大，有时甚至超过那些封藩贵族”5。贵族地主根植于中国皇帝
12、制度这块沃土，是皇权的派生物。贵族地主并不是西周分封制的复活，它的出现并非是对专制权力的削弱，相反却是专制权力“家天下”的表现。通过封藩，明王朝把“家天下”推向了极致。而通过分封军功异姓地主，是在增强整个贵族统治集团的势力。事实上，专制主义与官僚政治的制度结构决定了专制主义与官僚系统存在利益上的张力的同时也存在利益上的合力。专制统治的性质决定了专制权力具有排他性，官僚系统作为专制主义皇权的潜在威胁是受到专制主义排斥的。而专制统治的实现又不得不靠官僚系统的配合。而官僚系统中官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性又决定了它需要专制主义皇权的提携。两者利益上的张力始终存在，这是整个专制主义官僚社会的常态。然而，当
13、两者利益上达到不谋而合，共同发挥合力时，整个社会的统治阶级将实现利益一致化，就会形成掠夺社会的合力。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实现社会产出的最大化。有明一代，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庞大的贵族地主。贵族地主凭借政治上的权力来牟取经济上的利益，为实现自身租金最大化而鲸吞着社会的产出。明代贵族地主经济势力发展最为集中、明显的标志就是土地兼并。“明朝中叶土地兼并日趋激烈，皇帝、王公、勋戚、宦官所设置的庄园数量之多，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6。明代开始设立皇庄。建立皇庄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宫中的高消费需要。地租收入全归皇室所有。实质是皇帝与民与国争利，是对国家正税、田赋收入的一种赤裸裸的公开掠夺。“皇庄的出现说明国家经济形
14、势潜伏着危机。于是引起皇室的恐惧，生怕自己的高消费因此受到威胁，遂广立庄田以储其财富。这既充分反映出皇帝的贪婪本性，又透视出统治者分割地租的激烈斗争。”7然而，皇庄的设置又导致了向国家交纳税粮的田地的减少，因而皇权的物质基础也就随之动摇。因此，皇庄的设置反映了统治者之间为争夺租金最大化的内耗，对社会产出最大化来说极为不利，最终带来的是统治者的租金的耗散，显然不利于社会的长远发展。有明一代的土地兼并之风，首先是由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带头刮起来的。皇庄，以及后来的王府、勋戚、中官几类贵族地主庄田，都是专制主义皇权的产物。“并且其结果都和原先的本意背道而驰，成为侵吞国家田赋，祸及农民的社会公害，以致
15、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皇庄、王府、勋戚、中官庄田，总计在40万顷上下，约占全国官田总数的1/20。它们主要由钦赐、奏讨、投献、强占四部分构成。”8其中任何一种都是依仗权力而产生的。贵族地主大量侵占土地，强化经济势力，主要是凭借他们手中的政治权力，尤其是对中央权力的控制。贵族地主是以皇权为核心的地主阶级集团，他们是地主阶级最高决策集团的核心。前述，专制主义与官僚政治的制度结构在明朝发生了畸变，其中最为根本的就是君主专制主义的空前强化。而以皇帝为首的贵族地主集团说到底是皇权空前强化的必然产物。贵族地主依仗政治权力拼命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最终导致了社会产出最小化。原因是9：(1) 不纳粮税。“名为钦赐庄
16、田，而册籍不载”，国家失去税粮收入。(2) 明初农民“额外垦荒者，永不起科”之田，被侵占成为庄田，变为权贵者免纳租税的私产。(3) “所奏请，多指民间垦田为之荒地”，纳税的熟田，被捏造为“荒地”，奏乞强占，税粮自然随之化为乌有，致令“军国费用靡所出”。(4) 官民田的佃种者，在田土被强占或进献之后，往往照旧纳“无地之税”，而庄田主则“得收有田之租”。(5) 各王府纵令旗校，加倍征租。又如各侯伯等官强佃官地，召民转种，倍数收租。(6) 逃避差徭。按制度规定：“除皇庄外，无不出办差徭者但是实际上，尽免其徭”。(7) 管庄之人额外科索。“管庄内关假托威势，勒逼小民其所科必逾常额”，“使利归群小”。由
17、此可见，贵族地主经济满足了以皇帝为首的贵族地主集团租金最大化的需要。使他们通过官员榨取了更多的社会经济资源。当然，贵族地主尽管存在利益上的合力，对社会经济的残酷掠夺使他们在经济利益上达成了根本的一致，但贵族地主也并非铁板一块。事实上皇帝的个人利益最大化与藩王、勋戚的利益最大化之间存在持久的冲突，他们之间必然存在利益的争夺。因而出于利益上的争夺，贵族地主之间常常是疯狂地对社会资源进行掠夺。显然这种追求自身租金最大化的无效产权无益于社会的产出最大化。“如果说中央的决策大权主要操纵于贵族地主之手，朝局的走向亦主要为其左右。那么地方各级政权机构，从政策的解释权到具体运作，则实实在在控制在官绅地主手里。
18、”10如果把整个地主阶级集团作个精英与大众的分野，那么贵族地主则是少数的精英，官绅地主则是大众。事实上，贵族地主的分布空间有明显的区域性，而官绅地主则遍布全国各地。明代官绅地主是一个特权阶层，其对地方权力的把持决定了其享有资源分配上的“法内”或曰体制上的特权。然而他们还利用权力来追求“法外”权利，从而吞食着社会产出。“专制主义的性质就是权力主宰一切，而专制主义体制下的权力分配方式是信息不可能对称的委托代理时，权力就能将人性中的恶魔释放出来，进行贪婪的掠夺，最终使社会利益最小化”11。尽管官绅地主享有“免服徭役”，“论品免田粮”等制度内的特权，但他们往往不会满足于此，而是凭借政治权力与信息不对称
19、，疯狂地掠夺社会经济资源。在古代社会，权力是牟取财富的最有效的手段，人们的经济地位往往与政治地位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人们通常先通过读书做官牟取政治地位，然后再凭借与该政治地位对应的权力分配社会经济资源。“明代官绅地主牟取法外权利的主要手段有：通过诡寄、投献等各种方法，扩大优免田粮的数量和范围，拒绝承担属于优免范围之外的里甲正役;拒不交纳限额优免之外的税粮”12。“法内特权是猎取各种法外权利的补充前提，法外权利实质上是法内特权的延伸和发展，是对法内特权的补充和强化。否则法内特权地位也就不能巩固。”13土地是地主阶级生存的基础。官绅地主同贵族地主一样，也在拼命地进行土地兼并。官绅地主对土地的兼并占
20、有，有这么几个特点14：1、形成风气和规模，在时间上比贵族地主稍晚一点，但速度极快。2、分布甚广，数量极多。虽然贵族地主占地很多，但与官绅地主相比，则是可等量齐观的。贵族地主的土地不仅只限于京师等地，而且其总量就更远远少于官绅地主。3、其土地来源，绝大多数都是通过权力转化而来的，或强占、白夺，或投献、诡寄，只有少量是自己购置的。由此可见，在中央，是贵族地主在疯狂地追求自身租金的最大化，在地方则是官绅地主在牟取租金最大化。官绅地主的存在，由于他们大多是地方官员，一方面保证了官僚大帝国的稳定运转，另一方面都与专制主义的皇权争夺着租金的最大化。官绅地主凭借着信息不对称的天然优势，不仅牟取了法内的特权
21、，而且更多的是在疯狂牟取法外特权。这尽管既不利于社会产出最大化，也不利于最高统治者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最高统治者深知官绅地主在维系王朝稳定运转中的作用，因而它不能去消灭官绅地主，而只能是设计出一种按政治权力大小分配财富的潜规则，来控制着官绅地主阶级的过分膨胀，并且通过严厉的吏治措施来限制官绅地主的“法外”特权的扩张。然而，按政治权力大小来分配财富的潜规则只能限定官绅地主的“法内”特权，但对法外特权是没有丝毫约束力的。法内特权是不能满足官绅地主要求的。明朝的政治史实是，官绅地主是更多的在牟取法外特权。严酷的吏治并不能阻止权力贪婪的本性。在历代王朝中，由于专制政治的本质决定了吏治败坏是一个难以克服
22、的痼疾，“到了明朝中期，已经是贪官污吏遍布内外，剥削及于骨髓”的局面。此外，明代还有很多官员让家人亲戚或仆人经商，以职权逃避税收，强买强卖，占夺其他商人及百姓的财富。15可见，尽管最高统治者可能会励精图治而刻意追求社会产出最大化以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最大化获取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和政治稳定，然而由官绅地主把持的地方官僚机器，乃至由贵族地主把持的中央官僚机器都在疯狂地以损害社会产出最大化为代价而牟取自身的政治利益最大化。在这样的制度结构下是不可能出现有利于社会民生问题的有效产权制度的。这是专制主义政治本身就存在的内在机制上的不可克服的弊端。中国古代政治史的常识是，最高统治者与官僚集团利益上的张力与冲突
23、并没有带来社会产出的最大化，相反，更多地是最高统治者与官僚集团利益上的合力而导致的社会产出最小化。三、不良政治的制度绩效1、频繁的农民起义最高统治者及其利益集团与官僚集团利益上的合力必然会带来社会产出的最小化，民生问题得不到解决在社会上必然出现“官逼民反”的现象。终明一世，农民起义始终未断。正如著名历史学家吴晗所言：“明朝历史上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明朝建国不久就发生农民战争马上就有农民起来反对他，这种斗争次数之多，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相比”16。再如著名的历史学家白寿彝说：“农民的反封建斗争历代不绝，但明末农民起义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时间之长，是前所未有的”17。中国古代社会的小农历
24、来具有安土重迁的传统，如果不是被统治者逼到绝路是不会起来反抗的。明代农民起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折射出了明代政治结构的问题。吴晗先生认为，“官绅地主豁免和逃避的那部分赋役，也都摊到农民身上”18。赋税和徭役是皇权存在的物质基础，农民最沉重的两种负担，也是农民与地主产生对抗的根本原因。明末农民起义是明代历史上规模最大并且最终颠覆了明王朝的大起义。这场起义，发生于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透露了一些以前从未出现过的信息19：其一，皇权衰落，皇帝一代不如一代。神宗又“贪财”成癖，惟货是闻，派遣大批太监为矿监税使，以“开矿榨税”为名，搜刮膏民，闹得民愤载道，怨声震天。其二，农村两极分化加速，阶级矛盾空前尖锐，
25、突出表现是土地高度集中，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其三，党争剧烈。自世宗以后，君主深居简出，不见群臣，上下沟通渠道阻绝，纲纪废弛，约束无章，于是群臣争权夺利之风日炽。其四，出现新的民族危机。明初以来长期困扰明朝安全的“南倭北虏”，于时已发生了根本转变满洲贵族的后金政权成为明王朝的致命威胁。后金政权的崛起，也是历史上的新事物，而由此引发的辽东战争，促使明王朝实行“三饷”加派，使得农村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则是导致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由此可见，农民起义的爆发有着深刻的制度原因。最高统治者不是去限制和打击官僚集团对小农经济的搜刮，而是为了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派出自己的爪牙去加紧搜刮小农，拼命地与官僚
26、集团争夺对小农资源的汲取。杨光斌教授认为，“当最高统治者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时候，整个统治集团就会形成一个合力来侵害社会，国家和国王就是一个最大的强盗”20。因此明王朝最高统治者与官僚利益上的合力不仅使社会产出不能实现最大化，而且还会带来农民负担的无限增加，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农民起义。整个统治集团对社会资源竭泽而渔的掠夺，除了引发无休止的农民起义外，没有给王朝带来任何新气象。2、科学技术水平的滑坡明清以前，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一直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宋代，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达到世界的最高峰。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中的火药、活字印刷术就是在此时出现的。然而中国的领先地位却从明朝中后期开始一步一步衰落
27、，直到停滞并最终落后于西方国家。尽管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尤其是四大发明更是令西方人惊羡不已，然而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却只是停留在简单技术的应用上，始终未能转化为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的生产力。而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入欧洲后，却迅速转化为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的巨大生产力，改变了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面貌。表面上看是中西方统治者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不同，而态度的背后则是制度与制度的差异。中国古代社会是政治权力主宰一切的社会。在专制主义政治下，经济、科技、文化等只不过是政治的附属品，甚至是政治的“婢女”。专制主义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或曰小农经济是专制主义赖以生存的沃土。专制主义的性质决定
28、了专制主义统治集团必然会极力去维护小农经济的存续，不管其是否为有效产权。所以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制度安排上没有推动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动力。首先，由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固有的分散性和狭隘性，其对科学技术的要求并不高，而且统治者始终把科学技术的应用限制在小农经济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改进上，不可能使科学应用到较大规模上，统治者并没有把小农经济推向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愿望。因此可以说，专制主义下的小农经济是排斥社会化大生产的。其次，封建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不仅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也阻碍了和工商业有关的科技的发展。第三，明清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如八股取士，大兴文字狱，把大量
29、知识分子迫入了脱离实际、脱离生产、脱离对自然界观察研究的歧途，使科学技术逐渐在中国失去了产生和发展的政治文化基础。中国专制主义与官僚社会的教育以儒学为主要内容，以培养官僚为目的，很少涉及生产和科学知识。总之，日趋腐朽的专制主义制度是导致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滑坡的根本原因。在权力主宰一切的社会里，科学技术的应用仅限于小农经济的生产上，始终不会成为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的力量。人类社会进入十六世纪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后，中国的四大发明仍没有引起专制主义与官僚社会的中国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改变。然而四大发明传入西方后却使西方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有力地促进了西方世界在近代的崛起。造纸术在西方的传播，促进了西方
30、文化的内部交流，为欧洲的教育、商业、政治的活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推动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到来。印刷术在欧洲的出现，以其催化剂的角色而大放光彩，为欧洲的科学在历经中世纪漫长黑夜之后突飞猛进发展，为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和资本主义的产生创造了重要的物质条件。它有力地推动了欧洲走向近代化的进程，使全人类的文化得到了保存、传播和发展。火药的西传成了欧洲市民反对封建贵族的锐利武器。正如恩格斯所言，欧洲人对于火器的采用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统治和奴役的政治关系也起了变革的作用。因此“火药和火器的采用绝不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是一种工业的，也就是经济的进步。正是由于火药的广泛使用，才使大规模的开采矿产成为可能，
31、才有了近代的矿冶业，从而推动了近代工业的长足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火药改变了世界的面貌。”21指南针的使用使近代欧洲航海家的一系列远航和地理大发现成为可能。1516世纪时，达伽马环绕非洲到达印度的航行，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航行，麦哲伦的环球航行，如果没有指南针，是根本不可想象的。总之，我国的四大发明传入欧洲，不仅为欧洲文艺复兴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也为新航路的开辟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保障，对于整个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也就是说，欧洲从封建社会跨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划时代的变革是与我国的四大发明分不开的。正如弗朗西斯培根所说：“我们如要观察新发明的力量、效能和结果，最显著
32、的例子就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了”22。科学技术为什么在西方却有截然不同于中国的命运呢?说到底是制度的作用。当时的欧洲已经进入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文艺复兴鼓舞下，资产阶级纷纷起来要求推翻腐朽的封建制度，建立新型的资本主义制度。“正是有这样的制度背景，才可能有巨大地推动经济革命的科学革命。王在法下的新制度保护了有效产权，鼓励人们去发明创造;而文艺复兴为基础的新环境，鼓励了哲学家科学家与匠人的有效联合，从而产生了以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1543年)、威廉哈维(1678-1657)的心脏学与血液学和牛顿的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1687年)为代表的科学革命。”23四大发明在中西方的不同命运向我们展示了制
33、度主义的魔力：在好的制度结构里，制度安排上会出现一系列有利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有效产权安排，有效的产权则直接产生了好的制度绩效。而在空前的专制主义政治和思想钳制下，不可能会出现什么重大的制度创新。“在政治权力主宰一切的社会里，在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的制度里，人们追求的是政治上的等级，是儒家经伦，而不是能够推动经济发展的被认为是雕虫小技和无名无分的技术。在这样的专制主义的政治文化中，不可能产生哲学家科学家与匠人的实际联合，尽管有过技术进步，但是不可能推动科学革命。”243、资本主义的萌而不发明清时期，从总的情况来看，自然经济仍然占压倒性优势，但是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品经济逐渐繁荣，商业资本活跃，
34、资本主义萌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有所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在江南某些地区和行业已经开始出现。明中叶以后，苏州地区手工业雇工的情形已经非常普遍，出现了“机工”、“机户”。采用雇工生产的地区不断地扩大，行业不断地增多，手工工厂的数目也在不断的增加，雇工的人数也在迅速地增多。按照一般的社会进化理论，这种新的经济因素会逐渐成长壮大，最终形成一个以资本主义经济为基础的强大的资产阶级，并最终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从而将中国推进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历史并没有沿着这样的路线走下去，明末清初的资本主义萌芽最终的命运是胎死腹中。这一方面是与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有关，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排斥市场化的;另一方面更与权力宰制
35、一切的专制主义与官僚政治的政治结构有关。在权力宰制一切的社会里，由于政治对经济的主导作用，“依靠生产力的自然发展很难形成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并进而演变为新的社会形态”25。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资本主义的萌芽是嫩弱的，它不是单纯依靠经济关系的力量成长，必须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获得榨取到足够的剩余劳动力的权力，才能使自己更快地发展，从而取代了封建生产方式”26。而中国古代政治史的常识是，资本主义萌芽不仅没有得到皇权的保护和支持，反而倍受皇权的打击与摧残。专制主义与官僚政治的制度结构决定了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清之际始终萌而不发。专制主义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因此专制主义一旦产生，它必然
36、会利用权力来千方百计地维护小农经济的存续，以保护专制权力赖以存在的土壤。为维护小农经济的主导地位，历来统治者都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因此当明朝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后，不仅得不到统治者政策上的支持，相反却受到统治者的百般摧残。以皇帝为代表的整个统治集团对工商业进行疯狂地掠夺，“诸如垄断盐、茶和海外贸易、造船，对各种商品重征迭税，对所需用物资强行佥商科派，监督限制丝织业、制瓷业生产的数量、品种、规格，并通过分派领织、官搭民烧等方式，使这些产品被低价强行收购，而生产亦摆脱不了封建徭役的性质。这些都是对新的生产方式的打击。正是在丝织、航海、制瓷、茶叶、矿冶这些最有可能更早出现生产方式变革的领域，受到皇权
37、控制、垄断与掠夺最严重。”27事实上，工商业的发展不仅受到专制主义皇权的侵蚀，而且受到整个统治阶级的掠夺。统治者历来不是单一的帝王，还有帝王以次的大大小小的官吏和皇亲国戚。明代，专制主义皇权不仅创造了一个庞大的皇族地主集团，而且整个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与官僚之间已实现了利益上的合力，在皇帝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各级官僚也利用权力之便而讹诈掠夺工商业以实现自身租金最大化。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皇帝带头掠夺的后果，“无疑是肥了皇室和饱了税使及其爪牙，苦了大众并钳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矿监、税使及其爪牙将所掠夺的全部钱财的9/10留归自己，将1/10奉给明神宗。”28在杀鸡取卵式的疯狂掠夺
38、下，苛重的税收使大小商贾、手工业作坊主及小手工业者纷纷破产，从城镇到乡村商业活动日趋萎缩，手工业生产越来越不景气。总之，资本主义的幼芽刚萌发出土，便遭到专制主义政治的野蛮干扰和阻挠，资本主义萌芽只能在专制主义的夹缝中艰难的挣扎着，迂回曲折地缓慢发展，而且始终未能得到体制上的支持从而达到成熟的阶段。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精辟地总结道，“资本主义只有同国家权力结为一体，并成为国家本身时，才能赢得胜利”29。然而在专制权力宰制一切的社会里，资本主义萌芽不仅得不到帝国制度上的支持，专制君主不但不保护有效产权，相反却在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疯狂地掠夺资本主义工商业。在这样
39、的制度安排下，不可能存在有效产权，期望靠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自然地冲破旧有的政治、社会系统而形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显然是不可能的。终明一世，资本主义始终摆脱不掉专制主义的限制，始终是萌而不发。然而，同时代的西方的资本主义萌芽却有着与中国截然相反的命运。在西欧萌发于中央集权形成期的新生资产阶级，正是与王权相互支持，在王权的保护下得以迅速发展起来的。正如马克思所言，“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时间顺序特别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的。在英国，这些因素在17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所有这些方法都是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
40、大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30再如，“英国都铎王朝的社会经济政策，主要集中在保护工商业、鼓励海外拓殖、强迫农民、贫民成为雇佣劳动者方面，促进了资产阶级迅猛地发展，就是明证”31。而英国“光荣革命”后确立了“王在法下”、议会主权的君主立宪体制，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纳入国家的制度结构，从而形成了对本国产权、经济活动以及个人自由的政治保护。资本主义的制度结构导致了一系列围绕发展资本主义的有效产权的出现，使英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有效方式获取资源，并且促进了英国在近代崛起为世界性的大帝国。由此可见，中西
41、方资本主义萌芽的不同命运，表面上看是产权与产权的差异，而产权差异的背后则是制度结构的不同。正当西方代表中央集权的王权与新兴的资产阶级相互支持、共同发展，并顺利地跨入资本主义社会时，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却由于专制君主与官僚集团的共同蚕食、掠夺而倍受摧残。正当西方社会开始工业革命从而促进生产力突飞猛进时，明朝却面临着农民大起义与清兵入关的频繁战乱而导致的对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大破坏。西方顺利地实现了社会形态的转变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而中国仍旧在进行着专制主义的改朝换代。一句话，制度使结局完全不一样。四、清帝国的制度惯性专制主义的不良政治下很难产生良好的制度绩效。大明帝国的覆亡就是佐证。然而清帝国
42、的建立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新气象。清承明制，专制主义与官僚政治的制度结构依然循着自身的运作路径演化下去。正如张鸣教授所言，“在皇权专制方面，明清却有一以贯之的精神血脉，所有的制度安排无一不是围绕着如何加强皇帝的权力而展开的”32。清帝国的制度安排，表现出了专制主义与官僚政治的强大的制度惯性。“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专制主义皇权扩张的本质决定了在没有出现强大到足以威胁皇权统治的新的社会力量以前，皇权的扩张是永无止境的。清帝国继承了明朝的衣钵，不断强化着专制主义皇权，使专制主义皇权达到顶峰。清朝中枢决策机制的运作完全是围绕着皇帝的意志和行动在运转，专制主义发展到清朝，皇帝才有了对权力的最大满足感。清朝皇
43、帝的高明之处在于，不仅做到了君主集权，同时还有效地防止了出现宦官专权以及监阁之争等带来的政治动荡。军机处的设立标志着皇权专制达到顶峰。雍正上台以后出于对西北用兵的需要，建立“办理军机处”，以便能快捷而机密地办理西北军事事宜。后来军机处逐渐成为清朝的决策中枢。军机处在性质上跟明代的内阁一样，虽然责任重大，但充其量不过是皇帝控制下的秘书班子。所有军机大臣概由皇帝钦定，而且一切工作都处在皇帝严密的监督之下。军机处取代内阁成为皇帝秘书班子，并且排除了宦官的掺和，使君主专制发挥到了极致。“雍正乾隆二帝所以能实行极端专制政治，正是因为他们以军机处为枢机，对汉民族及本民族传统政治中一切有碍君主独裁的机构、制
44、度，甚至相应的政治文化，全面地进行了改造和批判”33。清代的制度安排还有一个高明的地方就是用八旗子弟掌管的内务府来管理内庭事务。一方面，这“使得太监机构只限在服务的领域，最大可能地剥夺了以往宦官拥有的传统权力，使得宦官即使得宠也难以有借以扩张势力的阵地”34，在难以解决宦官专权痼疾的君主专制体制下，有效地遏制了宦官专权的可能;另一方面，八旗子弟掌管内务府也反映了清朝皇帝的“家天下”意识。这也是君主专制继续向前发展的一个标志。清代可能是由于异族政权的缘故，对于意识形态控制得特别紧。尤其是康雍乾三朝，一手抓“文化建设”修书，一手抓“文字狱”摧折士大夫。“明朝朱元璋的文字狱还只是阿Q式的胡闹，但清朝
45、的文字狱则是地道的诛心之举。文字狱扼杀了原本旺盛的在野言说，也使得做了官的士大夫的学术生涯谨小慎微，不敢越出雷池半步，全副精神只好放在对经典的考据上。”35声势浩大的修四库全书之举，虽有整理文化典籍的意义，但更重要的目的是对文化的清洗和筛选，因此后人称“清人修书而图书亡”。无论是“文字狱”，还是“修书”，说到底是皇权独尊意识的体现，是为强化君主专制统治服务的。不仅在政治制度安排上，而且在经济制度安排上也表现出了强大的制度惯性。“重农抑商”仍是帝国一以贯之的基本国策。清帝国依然奉行“海禁”政策，即使是在中外贸易稳定上升、中国从中大大受益的时期，专制主义的皇帝也推行“海禁”政策，严格限制海外贸易的
46、发展。专制权力对工商业的基本态度依然是抑制与打击，对商人是百般地剥削与榨取。“重农抑商”虽然导致了清朝中期的康乾盛世的出现，并创造了世界第一的GDP，但这种无效的产权并不能带来长久的好的制度绩效，而且在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新制度的冲击时也显得不堪一击。在后来的中外交流与碰撞中，帝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外的交流、制度的碰撞，最早就体现在对外贸易上。清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就是众所周知的闭关锁国。“乾隆皇帝推行的闭关锁国政策恰恰发生在中外贸易、尤其是中英贸易稳定上升时期，是中国从中大大受益的时期。当国家和民众都初步尝到远程贸易的甜头的时候，统治者却因洋船日众而闭关锁国。”36因此，闭关锁国政策严重损害
47、了国家的经济利益，这种不良的经济绩效最终导致清政府臣服于西方，使帝国的制度结构发生着强制性变迁。清朝统治者不仅排斥海外贸易的发展，而且对本国的工商业也严格限制。在政治权力主宰一切的清王朝，统治者不仅不会保护和推动工商业的发展，而且通过十三行等行会组织，限制与禁锢其发展。专制权力压制下的工商业很难演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如吴建雍评论道，“清政府有防范外夷的规章，却无保护本国贸易的政策;有对欠课行商严厉制裁的法律，却无保护中国商人经济利益的措施。这种现象源于封建王朝重本抑末、闭关锁国的基本国策，同资本主义的重商主义无法同日而语。”37这样的无效产权使得资本主义始终萌而不发。总之，在强大的制度惯性
48、下，清王朝循着专制主义与官僚政治的特定路径演化下去。“当西方开始进入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而建立以分权为核心的新制度时，处于封闭世界中的中国的旧制度又一次因为政权的轮替而被一个更不安全的少数民族统治着而进一步加强”38。帝国的制度结构决定了专制主义与官僚政治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制度创新的动力的，即使存在制度创新，也只是对原有旧制度修修补补的维护和完善，而根本不可能存在改变帝国制度结构的动力。然而，世界历史的进程却不以中国的意志为转移，跨过16世纪这个世界历史的分水岭，中西方历史的岔道越来越多，差异越来越大，面对强大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冲击，中国一步一步走向被动，最终落得个任人蹂躏、任人宰割的地步。帝国的制度结构也被迫发生强制性的变迁。专制主义与官僚政治的天朝大国已是强弩之末，中国真正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1 肯尼迪：大国的兴衰自15002000年经济变化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