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山顶洞人山顶洞遗址位于周口点北京猿人遗址的顶部，1930年因清理寻找北京人遗址堆积的界线而发现。193334年发掘期间，发现了丰富的人类化石、文化遗物和大量的动物化石。文化遗物包括石制品、骨角器和装饰品。在山顶洞堆积中发现的动物化石有54个种类，其中48种为哺乳动物。在哺乳动物中，仅有最后鬣狗、洞熊和鸵鸟为绝灭种，占整个群体的12.1%，其余均为现生种类。这说明山顶洞的时代应为晚更新世的较晚阶段。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文化层堆积的年代为距今2.7万年，开始阶段的堆积为3.4万年左右。山顶洞人类化石的材料包括8个个体。其中有2个成年男性，3个成年女性，1个少年，2个幼儿。在3个完整的头骨中，
2、有1个60岁左右的老年男性，1个中年女性和1个青年女性。其共同特征是：前额隆起，颅穹隆的圆隆程度，脑量达1300-1500毫升，头骨最高处在顶结节附近，矢状脊小，头骨壁较薄，前颌部后缩，牙齿细小，齿冠较高。这些特征都说明山顶洞人属于典型的晚期智人类型。德国学者F.魏敦瑞认为，老年男性头骨的测量指数接近西欧的克鲁马农人，但据形态观察，又可确定为原始的蒙古人种。中年女性的类似爱斯基摩人，青年女性则类似美拉尼西亚人。后来中国学者吴新智重新研究认为，老年男性的头骨的鼻骨较窄、有鼻前窝，颧骨突出且较直，都是典型的蒙古人种的特征。中年女性的测量数据也显示与现代爱斯基摩人、美洲印第安人和中国人有密切关系。或
3、者说，这些测量数据除了晚期智人的共同具有的原始特征以外，主要方面都与现代蒙古人种接近，反映的是正在形成中蒙古人种的特点。山顶洞人的原始技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骨针和装饰品的制作可以看到，当时已经掌握了钻孔技术，不但可以单面直钻，而且可以对钻。另一项技术成就是磨制技术的出现，尽管这种技术还是初步的，并且只用于加工装饰品类的非生产性制品，但无疑为这种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由此，他们的生计手段大为改善，并促进了原始经济的发展。海蚶和厚壳蚌均非周口店所出产，海蚶是海产品，周口店当时距海肯定应有一段距离；厚壳蚌今天多生活在长江流域一带。这些无论是山顶洞人自己采集的产品，还是通过交换而来的，都反映了他
4、们的生活范围已经很大，原始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第三章第二节01、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是距今约7000年前融合了黄河中游地区的其他文化，而形成的以关中地区为中心的考古学文化，延续2000年。其鼎盛时期（第二、三期，60005000年间）的文化遗存的特点是：1、生产工具制作较精，也比较多样。石器制作中掌握了切割法和管钻法。有石质和陶质的刀以收割；有鱼钩、镞、鱼叉等渔猎工具等；出现了最早的酒（2004年的新材料认为中国最早的酒出现在距今约9000年前的河南贾湖遗存中）。2、用石铲翻土刀耕火种，除了种植粟、黍、稻之外还种植蔬菜（白菜或芥菜）。可肯定的家畜有猪和狗，不太肯定的家畜是羊和马，家禽可能有鸡。采集
5、和渔猎是经济的补充。3、陶器主要有钵（碗）、盆、瓶、罐、瓮（缸）五类，分别代表食器、盛器、水器、炊器和储藏器这样5种家居基本用途的器皿。还有竹、草编制器可供使用。纺织和制革业也发展起来。易言之，这是稳定、殷实的家居生活的反映。结合甘肃兰州白道沟坪的陶器作坊遗址和部分陶器已采用先进的轮制技术，说明陶器逐渐成为交换的产品。4、前期各个聚落的规模相近，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彼此间相对封闭。后期各个聚落的规模差别显著，甚至出现了中心聚落。聚落内的房子，前期无论是大房子还是中、小房子，都是单间的。后期则出现套间和特殊功能的房子。聚落布局得井然有序，大体说前期是凝聚、内向式的。后期是凝聚、相向式的。5、意识和
6、观念。仰韶文化前期是原始公产制社会的高峰时期，至后期就逐渐发生分化。前期人们的氏族观念特别强。后期家族的观念强于氏族。此外，仰韶文化前期彩陶主题花纹，可能寓意“人神结合”。后期的多采用二方连续的图案化装饰，反映了人们寓宗教和艺术于上生活中的意识。03、龙山文化龙山文化得名于1930-31年梁思永和吴金鼎等在山东省历城县（今章丘县）城子崖遗址（位于龙山镇的河对岸）。由于黑陶乃其主要特征，所以习惯上也称之为黑陶文化。由于以前的考古水平不高，故日后凡发现有黑陶的遗存，均称之为龙山文化。现知，在此众多是龙山文化遗存中，各文化群间的文化差异还是非常显著的，不宜划归为一个考古学文化。但是龙山文化的名字在人
7、们的头脑中留连已久，所以又产生了一种折中的叫法，即在各龙山文化之前再加上地区的名称，以资区别。如中原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湖北龙山文化等等。与此同时，总括各地龙山文化的内涵，发现其生产能力、社会结构和发展阶段又具有共同性，因此也可把各地龙山文化所处的时期叫做龙山时代（约距今45004000年间，也即铜石并用时代）。二里头文化1.生产工具主要有翻土的铲、砍伐的斧，切割的刀和收割的镰，还是石器为最多，青铜器几乎没有在农业中使用。由于牛、羊、猪、马等动物骨骸的普遍存在，说明当时家畜饲养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又由于经常发现用铜、骨、蚌、石、陶等制成的鱼叉、鱼钩、网坠、镞、矛等工具和武器，说明当时渔猎还是
8、经济的主要辅助部门。2.发现大型的夯土台基建筑遗迹。根据研究知，这是一座宫殿。在宫殿建筑的“中庭”内还发现有祭祀坑，内有人骨架。3.墓葬有大有小，大的有棺有椁，随葬品丰厚，小的无一定的腰坑，内无随葬品。4.有少量青铜礼器被发现，如鼎、觚、爵、斝、盉等。其表面粗糙，无花纹，无铸铭，显示了早期的特点。5.出土了大量的陶器，主要器类有大口尊、瓦足簋、夹砂罐、豆和酒器觚、爵、斝、盉等。早期的保留着浓厚的河南龙山文化的作风，如平底器多，多为较细的绳纹，蓝纹也较常见，有一定数量的方格纹。晚期的则与郑州早商的非常接近，如盛行圜底器，器物内壁多有麻点。6.现知豫西晋南是二里头文化的中心分布区，在陕东、鄂北豫东
9、也有同类遗存分布。其年代大致在B.C1888-1529年之间，因此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夏族人在夏王朝时期所创造的文化）。02、“殷墟文化”殷墟文化简略点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的文化特征是：1）陶器以灰陶为主，红陶较少，刻划白陶已很盛行。作为礼器的觚、爵、斝经常见到。2）青铜器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礼器，多无铭文，偶尔有者多半是“族徽”。3）卜骨或卜甲都有钻有凿，卜辞已大量出现。4）除殷墟之外，河北、山东、河南、山西等地也发现此期的青铜器。晚期的文化特征是：1）陶器中的泥质红陶显著增多，白陶继续盛行。作为礼器的觚、爵、斝已经衰落。2）青铜器除了礼器之外还出现了一些杂器。有铭文的器物渐多，但铭文一般仍为
10、族徽，直到最晚期才偶尔出现了几十个字的短篇铭文。3）卜辞仍大量出现。4）此期的文化遗存分布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地区，但北至内蒙、东北，南至湖南、江西，西至陕西、甘肃，东至海滨均有晚商的青铜器出土。这至少可以说是帝乙、帝辛时期商人的文化影响所及。07、“妇好墓”即殷墟5号墓。位于小屯村西北，1976年发掘，墓口面积仅22.4平方米，墓深8米，设二层台和腰坑，有棺有椁，殉人16个，殉狗6只。出土的青铜器中有100件以上铸有帚好字样，又根据6件成套镂孔铜觚上的铭文与甲骨卜辞帚好的写法完全一样，并且墓葬的年代与第一期甲骨文（武丁时期）宾组卜辞的年代相符合，断定墓主为殷王武丁诸妇之一“帚好，她是武丁最宠幸的
11、一位王后和女将。该墓是殷墟考古史上唯一可与甲骨文联系起来并能确定墓葬年代的一座王室墓。随葬品总数达1928件（不包括小铜泡和小圆玉片）。此外还有逾6800枚贝币、1枚阿拉伯绶贝，还有红螺壳。其中主要是青铜器，共460件。其中又以礼器为主，共210件。这些礼器的特点是：器类较齐全；多成对成套之器；方形器居显著地位；带盖之器占相当比例；纹样繁缛绮丽；普遍铸有铭文。殷商文化中，有铭青铜器多数有其自身的组合形式和特有的纹样。其它各种质地的随葬品如玉、石、宝石、骨、牙、陶、蚌器，整体体现了高度发展的殷商文明的多面性。第四章第三节05、“周原”遗址作为一个古部族的“周”，始祖乃后稷，聚居的为邰（今陕西武功
12、）传到公刘，迁到豳（今陕西西彬县）古公亶父（周文王之父）时，定居于周（今陕西岐山），周文王时，迁都于丰（今陕西长安沣河以西），周武王时，建都于镐（沣河以东）。一般称沣河两岸的周人遗址为“周原遗址”（主要分布在今陕西岐山。扶风两县的北部）。西汉以来，这一带就不断有西周青铜器出土，相传著名的大丰簋、盂鼎、毛公鼎等重要青铜器均于清代末年出土于岐山。1976年起多家考古地位联合在此开展发掘。所发掘的建筑遗址甚有价值。歧山县凤雏村的西周早、中期宫室基址，从平面上看，整个基址是以殿堂为中心，围绕着殿堂，合理地安排了庭、房、门、廊、阶、屏等单体建筑。殿堂开间大，进深也深，可以看出此建筑物比其他各房要高大一些
13、，应该是统治者处理朝政、举行婚丧、祭祀等典礼的场所，也就是后代文献中所说的“朝”、“堂”。殿堂之后的建筑，比较隐蔽，大概是贵族及其嫔妃们居住的地方，也就是后代文献中所说的“寝”。殿堂前两侧的10间房是为厢房，也称“个”，当各有专用。整个建筑群的布局，合乎周代“前朝后寝”或“前堂后室”的设计。从结构来说，凤雏的宫室建筑显然是从二里头和殷墟的宫殿直接发展而来的，同时这种把私人生活所在与其处理政务场所非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整体结构，一方面是按当时宗法制度的需要而建造的，同时也是后代殿堂建筑群的滥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发现的西周青铜器窖藏已有十多起。其中最重要的有1975年气血汉董家村出土的包
14、括裘卫四器在内的37件，1976年扶风庄白出土的103件微氏家族青铜器群。07、“公墓”和“邦墓”“公墓”和“邦墓”在周礼盛行的西周，周族人强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聚族而葬，即同姓宗族或者同宗的死者埋葬于同一墓地。但这种族葬又有两种：“公墓”和“邦墓”。公墓是王室、国君等贵族的墓地，归冢人掌管：事先有一定的规划，确定墓地的范围，并画成图样，按照宗法等级关系排定墓位周礼.春官.冢人：“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各以其族。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 邦墓归墓大夫掌管。“令国民族葬而掌其禁令”。这些死者应当是同族的自由民。族葬制本来是原始氏族社会的公共
15、墓地制的遗留，自由民在社会生活中尽管具有自由的身份，但他们仍然是被统治者，让这些同宗者“死相迫”是要让他们认清“生相近”之“礼”：我们是归附于姬姓嫡长子政权的被统治者。08、周代棺椁制度据记载，周代的棺椁制度有严格的等级，即所谓“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考古发掘工作究明，有些大、中型墓，在椁室内置双重棺，可见记载是大体可信的。商、周同样，往往在之后、贵族墓附近设有“车马坑”，即埋葬真车真马的埋葬坑。车马坑的规模冶视墓主人的身份高低而有等差。09、周代“九鼎八簋”制度“九鼎八簋”在周礼盛行的西周时期，诸侯、贵族使用青铜器和死后的随葬品都有定制。在各种器用中，鼎和簋是最重要的。
16、天子用九鼎配八簋，诸侯用七鼎配六簋，卿用五鼎配四簋，大夫用三鼎配二簋，士用一鼎。这在考古发掘中得到了证明。进入东周，周礼已被破坏殆尽，即所谓孔子痛心疾首的“礼崩乐坏”。这首先表现在“僭越”：低一级的贵族肆意履行高一级的贵族之礼。二是青铜礼器的有无、多寡本来是贵族身份地位的严肃体现，但此时却被视为小事，具体的表现是仿铜陶礼器盛行。这种因经济实力不够而以陶器充当礼器的现象，也可理解为僭越，或者是一种“乱礼”。三是宗族的观念被家族的观念所代替，具体的表现是夫妻异穴合葬墓甚至家族墓地的逐渐出现。10、西周青铜器纹饰西周早期仍因袭商人遗风，以动物和怪兽为主题的兽面纹为主，三层满花，对称而繁缛。西周中晚期
17、则确立的周人的风格：主流上带状的、变体的图案花纹代替了原来通体满花的、写实怪兽纹；疏朗的二层花纹代替了繁缛三层花纹；一方面是植物枝叶纹比较流行，另一方面是出现了个体形态的“交龙纹”。人们可以从这里体会到周礼的“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思想。或者说周礼也具有轻松、融洽的一面。11、西周青铜器铭文西周青铜器铭文晚商的青铜器很少有铭文的，有的也只是短铭文，称“简铭期”。西周多了起来，并不乏长铭文，称“长铭期”。如著名的康王时器大盂鼎，铭文长达291字。西周初期铭文的内容通常是激扬祖德、刻记功烈之类。到了西周中期以后，铭文就变得“公文程式化”了：纪时、纪地、纪事、赏赐、勉励和对扬、作器、祝愿。例如师兑簋
18、：“隹元年五月初吉甲寅（纪时），晚在周，各康庙，即位，同仲右师兑入门立中廷（纪地）。王乎内史册命师兑足师和父嗣左右走马、五邑走马（纪事）。赐汝乃祖市、五黄、赤舄（赏赐）。兑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丕显鲁休（勉励和对扬）。用作皇祖城公鼎簋（作器）。师兑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祝愿）。”西周初期的铭文书体有称“波磔体”，即字作肥笔，笔道首尾出锋，粗细不一，喜作波磔，有如“画字”，尚有书写者之个性。到西周中期以后，书体则称为“玉箸体”即笔道柔和，粗细如一，两头浑圆，千字同模。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铭文不多，内容也单调，一般是“某人择某吉金，自作某器”，或“余某某之子，某某之孙”这样的字句。各地铭文的书体也有
19、较大差异。被称为“自作体”。第五章第一节01、秦始皇陵秦始皇陵位于今陕西省临潼县城东5公里处。现知秦始皇陵的布局是：高大的冢丘（底部方形，每边长约350米，现残高55.05米）四周建有双重围墙是为陵园。内建有寝殿和一些附属建筑。秦始皇陵东面有诸公子、公主的殉葬墓，有埋置陶俑、活马的从葬坑群，还有模拟军阵送葬的兵马俑坑。陵园西面有埋葬役徒的墓地，还有打制石材、烧制砖瓦和堆放建筑材料的场地。02、秦半両秦国半両钱体大而厚重，钱文高挺，书法粗率朴拙，字体狭长，笔划高低粗细不一。秦朝半両在秦始皇陵陪葬墓出土了一些秦朝圜钱，一般直径2.52.8，方孔边长0.70.8厘米，重2.54.0克（秦两约重15.
20、6克）。这就纠正了史记.平准书上所说的“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03、秦简秦简指战国晚期的秦国与秦始皇时期的秦朝的竹简文书。重要的出土秦简有两批，一是“里耶秦简”，一是“云梦秦简”。毗邻重庆的湖南省里耶县，也是秦势力南渐西线上的一个据点，虽然竹简尚在整理之中，但可以预料简文的史料价值引人注目。“云梦秦简”指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11号墓出土的竹简，墓主是秦狱吏喜，于秦始皇三十年下葬，1100多枚竹简的简文有编年记、语书、为吏之道、日书和秦法律文书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秦法律文书。中国古代律文能够完整保存下来的，以唐律为最早，隋代以前的不过是断章零篇。这批秦简保留了秦律的许多内容对研究中国乃至世界古代法律制度，有重要的价值。又， 睡虎地2号墓出土木椟2件，乃士卒黑夫和惊写的家书。这是我国出土最早的两封家信实物，据考订写于秦始皇二十四年（B、C、221）。上述诸墓均有出土。代表了汉代丝织技术的最高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