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文档，欢迎下载我二十四五年前画过一幅油画，后来送给朋友，他带到香港来，在八七年我加题了些字在上面： “一九六七年余住在北京京新巷，鄙陋非余所愿也。有窗而无光，有声而不能发；言必四顾，行必蹒跚，求自保也。室有窗而为邻墙所堵，度日如夜，故作此以自慰，然未敢奢求如今日光景耳。好友南去，以此壮行。黄永玉补记于一九八七年。” 我想，油画如果有点意义，题些字在上头亦无妨。 文革期间，我住的那些房子被人霸占了，只留下很小一些地方给我一家四口住。白天也要开着灯，否则过不了日子，于是我故意地画一个大大的，外头开着鲜花的窗口的油画舒展心胸，也增添居住的情趣。 文革之后接着是“猫头鹰案”，周围压力如果不是有点幽默感，是很难支撑的。 阿Q自从向吴妈求爱失败后，未庄所有的老少妇女在街上见到阿Q也都四散奔逃，表示在跟阿Q划清界限，保持自己神圣的贞洁。 我那时的友谊关系也是如此。大多朋友都不来往了。有的公开在会上和我明确界限；有的友情不减而只是为了害怕沾染干系；这都需要我用幽默感和自爱心去深深体谅他们的。 我不是阿Q“一失掉卵泡就唱歌”这样的人：他开朗无心，而具备善自排遣的本领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