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实证分析【原文出处】经济研究【原刊地名】京【原刊期号】200311【原刊页号】4253【分 类 号】F31【分 类 名】工业企业管理【复印期号】200402【标题注释】本文是福特基金会“公共政策研究项目”之“中国国有企业的激励与交易成本”研究项目中的主要成果。感谢福特基金会“公共政策研究项目”的资助。在本文的研究与写作过程中，作者得到了 Queens大学 C. Ferrall教授的热情指导以及北京大学姚洋教授的数据帮助，谨致谢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蒋承、彭云峰同学参加过讨论，并贡献过有益的建议。在此一并致谢。文中错误全归于作者。【作 者】平新乔/范瑛/郝朝艳【作者简
2、介】平新乔，范瑛，郝朝艳，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100871【内容提要】我们运用“2002 年国有企业改制调查”中的激励工资数据，按Broyden-Fletcher-Goldfarb-Shanno的最大似然估计模拟程序，对中国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规模、原因做了估计与分析。结果发现，中国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相当于6070的利润潜力。也就是说，在现存的国有企业体制下，代理成本使企业效率只达到了 3040！委托人（政府的国资管理机构）对客观随机冲击 、代理人风险规避参数 r及努力的边际成本递增率 缺乏充分信息所产生的代理成本占总代理成本的 2/3；而由代理人风险规避所导致的代理成本占 1/3。模拟
3、估算的结果显示，采取租赁、出售或租售国企的方式，大约可以使利润潜力的利用率增加 20个百分点；若要降低契约的信息成本，则应该在财产所有权与控制权上努力实现分权化。【摘 要 题】改革探索【关 键 词】激励性契约/代理成本/国有企业【参考文献】平新乔，2003：中国国有资产控制方式与控制力的现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 3期。Aggarwal，Raj and Andrew Newman，1998，“The Other Side of the Tradeoff：The Impact of Risk on Executive Compensation”，JPE.Banker，Rajiv，Seok-Y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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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d Productivity Profiles：Parametric and Semi-Parametric Evidence from Payroll Records”，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31，pp.275303.一、导言国有企业作为一种企业制度，可分为产权制度与内部契约制度两个层面。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提出的国家作为出资人来构建国有企业的模式，强调的是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财产控制权。但对于固有企业内部的契约制度，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并没有提出具体构想，这实质上为实践中的国有企业决策者提供了发挥创造力的空间。企业内契约制度的设计，从本质上说，是确定如何提供激励，如何在
11、激励与保险之间进行权衡，其中主要的决策依据是代理成本。按 Jenson与 Meckling（1976）的定义，代理成本指由于企业所有者缺乏关于代理人努力与客观状态的充分信息而发生的权益损失。它以充分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契约所实现的利润水平为参照，通过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次优契约所实现的预期利润来估算。过去三十年里，现代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告诉我们，导致代理成本的基本原因有三个：一是企业所有者缺乏有关企业运营中客观随机冲击（以随机变量 表示）的准确信息，而处于第一线的代理人往往对 拥有相对充分的信息。这样，由于有关 的信息不对称，委托人、（所有者）所选择的基于绩效的契约会导致激励机制上的扭曲，于是造
12、成所谓“次优契约”相对于“最优契约”的效率损失。这是第一层次的偏离。二是在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的条件下，实践中的契约常常偏离理论上存在的次优契约从而发生效率损失。本来，由于信息不完全，理论上存在的次优契约与充分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契约相比，已是“次优”的了，但在实践中，连这种“次优契约”也难以实施。Holmstrom（1979）、Grossman与 Hart（1983）都证明了，服从信息不完全这一约束的次优契约形式一般来说不是一个显式解，即使有显式解，代理人对利润的分享规则也不是线性的。考虑到实践中非线性的利润分享规则操作成本很高，企业往往会选择简便易行的线性契约，即比例分成制契约。这是第二层次的偏
13、离。三是代理人规避风险的态度，会降低最优激励系数的功效。一般来说，代理人的风险规避系数（r）与激励强度系数（）在委托代理模型的解中是此消彼长的。代理人越害怕风险，企业越有存在的必要，但内部契约的激励强度也会越弱，最终使预期利润更加远离充分信息条件下的基准点。这是第三层次的偏离。由此可见，研究与估算代理成本，实质上涉及到五个变量：1.企业生产经营中的随机冲击（）；2.代理人努力的边际成本；3.代理人的风险规避系数（r）；4.企业所有者选择的激励系数（）；5.用以评价绩效的绩效基数（x）。简言之，企业的代理成本，即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由委托人选定的契约形式（，x）与代理人对风险与努力的态度（r，
14、k）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效率损失。考虑到中国国有企业过去 10年的经历，我们在代理成本研究上还必须强调以下几个问题：首先，随着中国经济改革与开放的深入，处于“在位”地位的国有企业所面临的客观随机冲击 是变化的，对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而言， 可能是恶化的。而当 持续恶化时，如果处于企业第一线的经理与员工观察到这一现象，又要完成作为委托人的政府硬性规定下来的绩效基数 x（x 可以是纳税基数、上缴利润基数、或产值基数，甚至按企业分摊的各种费用的基数等），则代理人的最优反应便是不做任何努力，甚至选择跳槽或自动离岗。这种反应反过来又会使企业的处境更加恶化。其次，1992 年中国最高决策层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
15、度”，这实质上宣告了 20世纪 80年代盛行于中国的那种政府与国有企业经理层之间公开的“契约”制（承包制）的结束，但这不等于说，以后的国有企业中就没有实行激励性契约。事实上，通过对“2002年国有企业改制调查”样本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国有企业内部，就企业与工人的关系而言，大体上存在三类激励性契约：一是广义的奖金制（绩效工资）；二是在岗职工的基本工资；三是下岗威胁。当在职基本工资与下岗后待遇的差别日益增大时，当下岗的概率达到 42（在 1/4的样本企业中，下岗概率甚至高达 60）以上时，“续聘”或“下岗”的命运安排理所当然地要列入“激励性契约”的内容之中。这可以被视为对西方“永聘制”理论的一种引
16、申。第三，代理人对风险的态度与大量国有企业的出售是否相关？第四，国有企业的大量亏损，能否从契约层面找到一部分原因？关于激励性契约与代理成本的实证研究，是滞后于委托代理理论发展的。在最优契约理论形成 20年之后，即 20世纪 90年代，才开始出现这方面研究。Lazearr（1996）、Harry Paarsch 与 Bruce Shearer（1996）、R. Banker、Serk-Young Lee与 G. Potter（1996）、以及 S. Fernie与 Metcalf（1996）都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分析企业内部的激励性契约如何降低了代理成本，从而提高了生产率。John McMillan
17、、John Whalley 与 Lijing Zhu（1989）及林毅夫（Lin，1992）都对中国农业在上世纪 80年代的迅速增长与激励性契约之间的关系做过开创性的实证研究。T. Groves、Hong、Yongmiao、J. McMillan 与 B. Naughton（1994，1995）的两篇论文，分别估算了激励性契约对于中国国有企业生产率的效应，以及激励性契约对于经理人员的筛选功能。另有一类研究者则注重识别现实中实施的激励性契约的关键参数，进而对契约的效率增进效应或效率扭曲效应做出定量分析。J. Laffont 与 M. Matoussi（1995）曾指出，在最佳的分成比率的契约中，
18、分成比率的设定决定于代理人的风险规避系数。C. Ferral 与 S. Smith（1997）运用结构模型方法，对契约中不可观察的参数做了识别与估算。C. Ferral L与 B. Shearer（1999）运用上世纪 20年代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矿区的工资数据，运用数学模拟程序估算了奖金激励契约的诸个参数。A. Copeland 与C. Monnet（2002）同样运用数值模拟方法，根据企业的生产记录，估算了看不见的代理人的努力程度以及努力的边际成本。我们在 Ferrall-Shearer（1999）模型的基础上，做了如下改动：第一，Ferrall 与 Shearer考察的是矿井作业工人的激励
19、性奖金制，他们运用了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而我们考察的对象是 376家企业，并不是某一特殊工种的职工，因此我们将每个企业的员工全体（工人与经理人员的总和）视为一个团队，以企业为单个观察单位，于是放弃了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而采用更为一般的CD生产函数形式：y=。这里， 为客观的外部冲击，实质上代表了企业的物质生产条件与经营环境； 为代理人的努力程度。第二，工资与奖金的数据不取个人数据，并且我们将基本工资以外的绩效工资统称为奖金。理由是，这种绩效工资反映了与企业绩效挂钩的激励。第三，由于我们采用的是以企业为观察单位的工资总额与奖金总额，因此，当企业 i的奖金总额发生变化时，既可能是由于人均奖金的变化，也
20、可能是由于就业人数的变化，还可能是由于该企业上岗职工与下岗职工之比的变化。按我们关于激励的定义，人均奖金、就业量及上岗/下岗比率三方面的变化，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下，都属于激励契约的变动。因此，我们运用企业的工资总额与奖金总额作为模拟的变量，事实上就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考察中国国有企业的内部激励机制。本文不是着重探讨“内部人控制”与资本流失问题，而是在过去 10年内中国国有企业的经营环境（）逐渐恶化、大量国有企业被出卖、国有企业存在巨额亏损、42的职工下岗的大背景下，从实证的角度考察并寻找在实际经济运作过程中发生作用的内部契约的几个关键参数，从而进一步揭示，除了产权体制安排、企业融资结构等方面的问题
21、外，在内部契约上，国有企业是否存在大量的“内出血”。下文的安排如下：第二节给出了估算所依据的理论模型及几种具体的契约形式解；第三节介绍了数据来源及模拟程序，并运用模拟方法得出了无约束估算模型与结构型估算模型中关键参数的估计值，这是本项研究中最困难的环节；第四节根据关键参数的估计值，比较了充分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契约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被扭曲了的契约在预期利润水平方面的差别，从而估算出以效率损失度量的代理成本，并总结全文，给出实证结果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含义。二、模型我们假设厂商 j的生产函数为的假设表示努力的边际成本是递增的。情况一：完全信息条件下的优契约定义 1：完全信息条件下（工人和企业都可
22、以观测到 的值）的最优契约用工资函数、努力函数来表示，它们满足如下关系：公式（4）表明，在完全信息的情况下，工人的工资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由产出决定，另一部分由保留效用和 r决定，我们将这部分称为基础工资。工资并不是一个常数，因为产出会受到外生冲击的影响，因此，工人努力的最优选择会根据 的变动而不同。工人的努力程度是 的增函数。同时，由于工人是厌恶风险的，而厂商是风险中性的，故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契约要求企业完全担保工人的风险。如果工人的保留工资不同，对相同产出要求的工资便不同，但是最优的分成比例是相同的，都为 1/（+1）。情形二：线性奖金（比例分成）我们下面开始考虑不完全信息的情形。如果厂
23、商不能够观测到 的值，他无法区分是外界冲击还是工人不努力造成了产出波动，工人就有了偷懒的动机。这时，厂商便需要使用与产出挂钩的工资契约来激励工人多努力。我们首先讨论线性奖金，即比例分成的工资契约。工资包括基本工资 和奖金 。企业 j中工人的奖金采取下面的形式：于是不同企业的工人获得奖金的机会均等。在这样的假设下，工人就业于哪个企业是无差异的。因此，假设 2中的第四点是合理的。当企业经营的客观环境很差，无论工人怎样努力，产出都不可能超过产出基数 x时，工人就没有努力的动力了。我们假设 存在下限 *，当 *时，所有工人的努力都为零；而当 *时，工人会在努力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地方确定最优的努力
24、程度。*的存在性对于模型的识别是至关重要的，下面我们来求解 *。 定义 2：x0 的情况与 x=0的情况相比，显然，对企业来说，线形奖金契约是有净损失的。（注：这里，我们省略了常数项 因为它不会影响到最后的结果。） 情形三：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工资契约定义 4：在关于 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最优的工资契约由关于努力程度（）和工资（W）的函数组成，并且满足企业的利润最大化条件以及工人的个人理性和激励相容条件，即我们不知道不完全信息条件下最优工资契约的具体形式，但它应该不同于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工资契约形式和线性工资形式。不完全信息条件下最优工资契约带来的企业利润应该介于定理 1和定义 3所描述
25、的利润之间。由于我们无法用数值解法求解定义 4中的最大化问题，我们只能首先估计出满足定义 3的一组参数，然后采用离散化的方法得到关于定义 4的一个近似表达，最后将参数值代入表达式进行计算，以此结果作为对不完全信息条件下最优工资契约带来的企业最大利润的一个近似描述。我们分两步来近似这个最优契约。首先，离散化服从连续分布的生产性冲击 ，方法是找 800个分位数，满足：其次，离散化 后，关于 的连续函数变为分布于这 800个点上的阶梯函数，在此基础上，我们求出最优工资契约。定义 5：不完全信息条件下近似的最优合约是如下问题的解（注：这里我们仍然省略了常数项 ）将估计的参数值带入（14）式就可以计算出
26、利润函数的值。三、模拟3.1 数据本文的数据全部来自于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和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的“2002年国有企业改制调查”。为了保证样本企业具有充分的代表性，本次调查覆盖了 11个城市的 683个企业，在抽取这 11个城市的时候，调查既考虑了城市的地域分布，也考虑了城市的规模大小。这 11个城市自北向南分别为哈尔滨、抚顺、唐山、兰州、潍坊、西宁、镇江、黄石、成都、衡阳和贵阳。在企业的选择上，调查的初衷是希望能够随机地抽取企业使得样本具有更好的代表性从企业的成分上说应该包括已经改制的国有企业和尚未改制的国有企业；从企业改制前的隶属（尚未改制的企业则指当前的隶属）上说应该包括中央直属、省、市以
27、及区县各个层次上的（前）国有企业；从企业所处的行业上说应该包含各种行业的工业企业。但是，由于调研是通过国家经贸委以及各地市经贸委组织进行的，此次调研的样本企业并不能完全符合随机抽取原则。这中间存在的一些问题是：1.由于地方经贸委不再是改制企业的主管部门，或者说地方经贸委对于改制后企业的影响力已经远远小于对尚未改制企业的影响力，在样本抽取的过程中，地方经贸委更容易让那些尚未改制的企业填写问卷，他们也更乐意让这些企业填写问卷。这使我们的样本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国有企业比重过大、而改制企业比例不够的问题。2.与前面的理由一样，由于各地市经贸委主要负责管理市属企业，因此我们的企业样本主要是（原）市属企业，
28、在一些城市还包括区县所属的企业。不过我们认为，这一点并不会影响我们的分析。原因在于，首先，市属工业中有很多企业都是由中央或者省里下放到市里的，市属企业具备了很好的代表性；其次，当前的中央直属和省属企业只是少数大型国有企业，与我们关心的改制主体国有中小型企业存在很大的差别。3.从问卷回收以及问卷的填写质量上看，较大的企业以及当前仍归国有的企业其数据质量较高。但是，就我们研究的目标来说，样本中未改制国有企业多恰好符合我们对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研究。由于大多数改制企业是 2001年后改制的，因此，我们运用 2001年的财务数据，基本上仍能够反映中国国有企业的状况。表 1 数据小结表 1中各项指标的样本
29、量不同，是由于抽样调查中数据缺乏所致。而对本项研究至关重要的“工资”数据，有 376家国有企业填报了信息，因此，我们模拟估算所依据的样本的规模为 376家。粗略分析一下表 1，可获四个方面的信息：（1）绩效工资（奖金）占工资总额的比例，均值为 0.44，说明激励性工资收入在工人的收入中占有相当权重。（2）在岗职工人数的均值仅为 563人，而职工总数的均值为 939人，下岗率为 42（见“在岗职工比例的均值”），说明下岗概率非常高。（3）在岗职工的工资水平大大超过下岗工人的收入水平。企业即使以全部职工平均的年工资水平作为在岗职工的年工资水平（这显然是被低估了），其均值也为 1.25万元，即月工资
30、为 1000元，相当于下岗工人月收入（300-400 元）的 2.5-3倍。（4）无论平均工资还是工资总额，方差都很大，说明企业之间工资标准与就业量差异不小。我们估算契约几个主要参数的依据只是“绩效工资”（奖金）总额，它按“绩效工资比例”与“工资总额”之积来定义。3.2 无约束模型在我们的模型中，当客观的外部随机冲击 *时，也就是企业的经营环境差到一定程度时，绩效工资 w会等于零。最小奖金 w（*）总是可以识别的。我们从样本数据观察到，奖金量在 50（万元）的企业就属于奖金发放量最低的企业，大约占到 376家样本企业的 1/5。于是，我们设 w（*）50（万元）。我们还需要找出奖金发放量最低的
31、企业其经营环境 的上界 *，可以证明：似然函数也相应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项是奖金为 0的部分，第二项是奖金小于等于50万元的部分，第三项是奖金大于 50万元的部分。估计的结果见表 2。表 2 无约束模型的估计结果表 2的结果是我们使用 Broyden-Fletcher-Goldfarb-Shanno最大似然模拟程序得到的，所用的奖金数据是从企业绩效工资数据中分离出来的、大于 50（万元）的奖金量 w，i的列向量。将此代入（20）式的 w，i，就得到了实际计算的算子式。无约束模型估算的只是探究工人奖金在什么参数条件下获得的概率最大，这是从已观察到的工人获得的奖金量 w，i列向量出发，反推出使 w得
32、以发生的契约的参数值，从而找出激励性契约所受制于其中的客观环境 与工人努力的边际成本参数 ，以及影响奖金量的契约激励力度 a与绩效基数 x之积 ax。表 2的结果显示，工人努力的边际成本曲线其形状下凸，而且非常陡峭，其斜率k=+1=7.5705+1=8.5705。这意味着，在现有的国有企业中，代理人努力的边际成本递增得非常快。它反映的经济背景是：工人在国企中就业所付出的代价是很高的，这是国企整体经营环境恶化造成的。同时，陡峭的边际成本曲线导致国企中工人的努力*不多，这又进一步增加了契约的难度，使整个国有企业的经营状态继续滑坡。表 2中另外一个参数 的估计值为 1.3401。由于 是变量 ln
33、的标准差，因此该估算结果同样显示国有企业经营环境 的变动幅度较大，企业经营风险较高。按定义（公式 6）只是激励系数（）与代理人风险规避系数（r）的函数，并且与 及 r呈负相关关系。 的估计值较小，说明 或 r较大。而且，按（6）式，较小的 值会使产生正奖金的 的门槛水平 *变低，从而提高产出为正值的概率。表 2中 的估计值为 0.01194，明显低于 Ferrall-Shearer（1999）的估计值（我们的估计值只是他们的十分之二左右）。较低的 值导致较低的门槛水平*，从（7）式我们便可以推断，中国国有企业中职工愿意付出最低限度努力的必要前提并不苛刻；但与前述努力的边际成本急剧递增的结果相结
34、合，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在现存的国有企业中，工人对就业还比较在乎，但工人上班后一般也不大愿意付出较高水平的努力，因为努力的边际成本会迅速上升。3.3 结构模型的估计下面我们考虑结构模型的估计。结构模型是在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约束下进行参数估计。我们首先需要这样一些准备工作：第一，将似然函数式改写为需要确定的（，r，a，x）六个参数的函数；第二，叠代初始值的确定；第三，将约束条件（11）改写为等价的可以进行数值运算的等式或者不等式约束；第四，将连续函数离散化。（注：这部分的数学证明可向作者索取。）由于结构模型考虑了企业预期利润极大化的要求，因此，契约参数（a，x）必然依赖代理人的风险规避系数 r与努力的边际成本参数 ，同时，最优线性契约（a*，x*）与 ln 的两个参数（均值 ，标准差 ）一定也是内生的。这样，（，r，a，x）的均衡值的估计值反映了在企业实现利润极大化的前提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