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是中国人民擅长的学科，但近几个世纪却未能保持这种优势。如果说，中国传统数学在明末清初与由欧洲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古典数学（几何学、借根方代数、笔算算术等）勉强比了个平手的话，其实几乎同时已经和笛卡儿、牛顿的变量数学相形见绌，以后差距越拉越大。两次鸦片战争使得国门再开，恭亲王奕沂“震于西人术数之学”，知道“盖以西人制器之法，无不由度数而生”1，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的买舰造船派人赴欧学习海军兵工，表面看来大同小异，可政制不改科学不兴，虽然李善兰、华蘅芳等奋起追赶西方数学，但已无力回天。于是徐光启彼方之材质”，入传统数学的“型模”，以及“度数旁通十事”（将数学应用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十个领域）等宏愿，历史地落到本世纪初派出的留学生群体身上。甲午、庚子之役败北，更加激励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决心，早期东渡日本的学人，忙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辛亥革命前后，因学制改革，出国之前得以从新式学堂和预备学校打下起码的科学基础，加之公费留学主要限学理工农医等科，在这支队伍中培育了未来中国科学挑大梁的人材。1914年爆发列强争霸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科学和技术的伟力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