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化认同”不宜看作文化语言学的具体研究方法苏新春刊汉语学习1994 年第 1 期“文化认同”与“文化参照”这两个术语，是与中国文化语言学差不多同时出现的，并且愈来愈流行。只不过，它们的应用很灵活，既可以指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型，也可以指在这个基础之上形成的两种学术派别。如现在国内对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大体划出了这样的三派，申小龙的“文化认同派” ，游汝杰的“文化参照派” ，陈建民的“社会语言学派” 。另外还有一派也曾偶有人提及，这就是“交际语言学派” 。而文化认同与文化参照用得最多的地方是在方法论上，指文化语言学中的两种基本研究方法。“文化认同”与“文化参照”最早是由申小龙先生作为中国文化语言学的两
2、种研究方法提出来的。他在历史的反拨：中国文化语言学 （刊学习与探索年第期）中认为：“文化语言学的方法，首先是一种文化认同的方法，它较适用于与民族思维、民族心理的相联系的语言学科。这些学科的研究对象由于是共同的民族思维方式、文化心理的历史积淀，因而不仅相互之间具有文化通约性，而且与民族哲学、艺术等文化现象这音也有深刻的通约性。 ”“文化语言学的方法，又是一种文化参照的方法。它比较适用于与文化变迁、文化交融等社会历史现象有联系的语言学科。 ”这时他提出其它方法还有“文化镜象法” “文化底层法” “文化耗法” 。对文化认同法，他认为是要在汉语与汉文化之间找到它们的根本相通点，而最深刻的相通点就是在语
3、言与民族心理思维的对应联系上。 “因为语言形式同思维形式紧密联系，直接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思维习惯，各民族都有它特有的思维反映现实要素的顺序，语言作为这种顺序的表现也就具有民族性和不可渗透性。因此，我们既可以从汉语语法的特点看汉族人思维形式的特点，也可以从探讨汉族人思维特点入手认识汉语语法的特征。这就是文化认同的方法。 ”（汉语人文精神论 ，辽宁教育出版社，年，第页）如他本人的语法研究，就是立足于汉民族的思维特点上寻找汉语句法的规律。西方民族是以自然空间为对象的焦点思维方式，反映在句法上就是以动词为中心的句法关系框架，这是一个注重空间造型的构架。而汉民族注重的是心理时间，重事理逻辑型的时间构造，因
4、而在汉语的句子组织上体现为以句读段按逻辑整理顺序横向铺排的“流水句”作为典型句子形式。为此，他建构了“弹性实体” 、 “流块建构” 、 “神摄方法”的三位一体、相互照应的句法理论。这样，文化认同法也就基本定性为寻找语言与民族文化，特别是民族思维、心理特征相贯通的研究，从事这一研究的逐渐被称为文化认同派；汉语句型研究成为文化认同的代表成果；申小龙先生成为文化认同的代表人物。对文化参照法，他认为是要把中国的语言材料与中国文化史上的种种问题结合起来，探讨语言与文化史的内在联系。最有代表性的成果就是汉语方言分区与汉民族历史地理的关系，即周振鹤、游汝杰的方言与中国文化 。在我国的人文地理中有一个显著特点
5、，就是两千多年来系统的地方行政制度和严密的地方行政区划，使得州府成为所属各县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也使得所属各县的方言向州府的方言靠拢。这样旧时的州府行政区划就给后来的方言分区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周、游二人的研究成果受到学术界的瞩目。这一研究实践与他们对文化语言学的主张是相吻合的。游在语言学与文化学 （刊语文导报年第期）中提出“把丰富复杂的中国语言和方言跟多姿多彩的中国文化结合起来研究，可以成立一门边缘交叉学科中国文化语言学” 。主张“把语言学引进文化学” ，把“文化学引进语言学” 。这样，文化参照法也就基本定性为语言与文化相互参照起来，从事这一方式研究的逐渐被称为文化参照派；方言与中国
6、文化的研究成为文化参照的代表成果；周、游二人特别是后者也就成为文化参照的代表人物。由研究方法引出研究成果，由研究成果引出研究类型，由研究类型引出研究派别，这样“文化参照”与“文化认同”也就成为中国文化语言学中从方法到成果，再到派别的两种基本分类。此后，几乎所有的评论文章都沿用了这样一种基本的划分。但我们认为，把“文化认同”与“文化参照”作为不同的研究类型、不同的学派划分是可以的。但作为研究方法，它们却不能构成互为对应的一对概念，它们实际上是对同一研究从不同角度所作出的分类结果。“文化参照法”说的是把语言与文化对照起来进行研究。以文化作为语言研究的参照系是参互比照法，以语言作为文化研究的参照系也
7、是参互比照法。这是一种属于比较性质的纯方法上的含义。无论是从历史地理中的行政区划看到汉语方言分区的影子，还是从汉民族的心理思维特征看到了汉语语法的基本格局，这都是利用民族文化作为参照系，进行分析、对比、映照，而得出的研究成果。从研究手法上与思维方法上这二项成果都显示出颇为一致的基本倾向。参照也就是比较，不进行参照，不以民族文化为依托，而是语言结构封闭性的纯结构性的研究，也就谈不上是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应该说文化参照法是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在“文化参照法”中，这是一种纯技术性的方法，它不包括任何目的性的内容。“文化认同法”说的是在它所研究的语言对象要与民族文化的基本特征、精神保
8、持一致，要寻找二者的共通点。可见，文化认同法的立论正是从这项研究所要达到的一种目的而言的。而要做到文化认同，其前提仍是要把文化与语言相互参照起来进行研究。不进行相互参照任何的研究就无从开始。参照的目的是多种多样的。文化认同只是参互比照进行研究的目的之一。它还可以有别的目的，如在语言身上发现某些文化因子，或在文化领域中发现某些语言现象。另外，文化认同的涵义也应该相应地扩大，从文化对象来说，它们不应仅仅限于思维与心理，从语言对象来说，也不应仅仅限于语法的构造，也可以是文字，词汇，语音等。值得注意的是，最早在方法论上提出“文化参照”与“文化认同”的申小龙先生，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却把“文化认同”从具体的
9、研究方法中取消了。 中国文化语言学（）是他的很有特色的一部著作，在万字的篇幅中，用了整整一半来阐述“方法论” 。在这里他比以前提出的种方法作了很大的改进，提出“文化镜象法” 、 “文化参照法” 、 “常态分析法” 、 “多元解析法” 、 “心理分析法” 、 “异文化范畴借鉴法” 、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 “传统阐释法”八种研究方法。 “这八种方法体现出文化语言学方法论的三个层次：一是文化上认同的层次，如文化镜象法、文化参照法、都是将语言事实与文化事实内在地联系起来。 ”“二是语言事实本身解析的层次，如常态分析法、多元解析法、心理分析法、异文化范畴借鉴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法等，都是注重
10、在语言分析中贴近语感、贴近内容，不为了某种形式化的技术而割裂或肢解语言事实，追求不背离语言的整体精神，能够得到语言内容高度肯定的形式理解。 ”“三是语言研究传统的阐释的层次。这一方法论层次将人类各民族对语言的解释看成一个不可割裂的文化过程，把语言研究的现代化看作一个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纵向过程，而非移植异文化传统的横向过程。 ”这里最引人注目的有两个地方。第一就是把文化认同从研究方法的组合丛中取消了，一变而为研究方法中的一个层次。第二就是对语言事实本身解析的方法独立为一个层面，将它与文化认同层次形成互为对立的二者。如果把前者理解为对语言结构本身进行描写分析的具体方法，而后者就可以理解为对语言进行
11、这种具体研究所需要的一种逻辑与思维走向。申小龙先生在这里对文化语言学研究方法所作出的重新分类，是对他早期观点的一个重大转变。可一直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人们仍然把“文化认同”与“文化参照”作为两种互为对立的方法，实在是会在方法论的理解与运用中陷入纠缠不清的地步。在这些年的研究实践，还很少能看到哪一项成果是说自己只用了其中这一种而不是那一种方法取得的。我们不同意把“文化认同”与“文化参照”作为两种相互对应的研究方法，但认为把它作为不同学术流派的划分名称却是可以的。因为，同样是运用语言与文化相互对照的方法，却可以有很不相同的研究目的。有的是在承认现有的汉语言知识前提下来发现文化方面的某些因素或意
12、义，也有的是希望在汉民族文化的背景下重新认识发现汉语的组织结构规律；有的认为文化语言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有的则认为它是关于语言的本体学科，是对汉语本质的重新阐释与描写。这样不同的研究行为被人们赋于不同的名称，前者被称为“文化参照” ，后者被称为“文化认同” 。这些有明显差异的研究行为还会牵涉到对其它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认识。如对中国现代语言学历史的评价，对西方语言理论的看法，对古代研究传统的态度，等等。但须指出的是，这种学派含义上的“文化参照”与方法论上的“文化参照”已经有了很不相同的内涵，后者是纯粹指观察问题的一种思路、分析材料的一种手段，而前者则还包括了研究目的、学科观等一系列极为丰富的涵义。?
13、语言理论的看法，对古代研究传统的态度，等等。但须指出的是，这种学派含义上的“文化参照”与方法论上的“文化参照”已经有了很不相同的内涵，后者是纯粹指观察问题的一种思路、分析材料的一种手段，而前者则还包括了研究目的、学科观等一系列极为丰富的涵义。当代中国词汇学认为，中国文化语言学最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仍是立足于汉民族文化有基础上，找到真正能反映汉语词汇本质的结构规律和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它认为向民族文化进行汉语结构与意义上的“认同”确有它特殊的意义，并将努力遵循这一思路进行思索。 。但从它要运用的方法来说，则仍是首先要通过“文化参照” ，把汉语词汇放在汉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把二者相互对照相为参证，只有
14、这样才能观察到它们之间的相通点。二、关于“解释”与“描写”的思考人们在谈到文化语言学时，总是说它是“解释”的。这样的断语是从相对于结构主义语言学总是“描写”而来的。但在关于它们的讨论中，时常会听到结构主义者的反驳，说没有纯粹的语言描写，没有无目的的单纯描写，描写也是为了说明某些所要阐释的东西。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说文化语言学是属于“解释”的科学，这是从学术范型的角度来说的。它的所谓“解释”是指阐释汉语所包含着的文化意义，而不是仅仅限于在纯语言结构范围中的研究。在语言学史上有这样一种说法，认为一百多年来的西方主要语言学流派都是在“解释”或“描写”上出现重大的变更。如结构主义是描写的，转换生成语法是
15、解释的，功能语法也是解释的。可以看得出来，这里所说的“描写”与“解释”都是从它们的出发点与归宿点是不是仅仅限于语言这个范围而言的。结构主义是为语言而研究语言，追求的是一种对纯语言结构的了解。而其它的研究流派都超出了纯语言结构这一界域，希冀在生理、心理或人文等方面作出新的阐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解释”与“描写”是形成不同学术范型的根本区别点。但说结构主义的描写中也有解释，这只是从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来说的。这里所说的解释只是一种单纯的“说明” “揭示”的行为。对事物性质的认定与阐述是“解释” ，详细地呈现事物是怎样的状态是“描写” 。在一个完整的研究过程中，它们可以或先或后地依序出现，也可以有主
16、次地将两种方法杂揉起来运用。以详细的铺陈达到深刻阐述的目的，或在深刻的阐述中夹杂着详细的铺陈。在一个完整的学术发展过程中，更是解释与描写不可或缺的。以描写为主的结构主义也有它们的理论家，索绪尔、萨丕尔、布龙菲尔德都是这一理论的阐释大师。后来的某项具体研究也并不都是单纯地只进行“描写”的，在它的材料铺陈中也是为了阐述或映证某些道理。这些道理或是由它提出，或是有前贤曾经指出过。在不同学术派别的发展中，虽然总会表现出在某一发展阶段中以某一种研究方法为主的特点，但作为一个完整的学术派别，在它的理论中，在它的整个历史发展中，都必须应该既有“解释”也有“描写” 。只有这样，它才能对语言事实建立起一个站得住
17、的理论框架。在这个意义上来， “解释”与“描写”又是不可分开，相互相成，对充分地建构一种理论所必需的。在中国现代语言学的近百年研究中出现了两种明显的失误，一是不由分说地借鉴、实践、诠释着西方语言理论，主要是在用这一理论来框正汉语体系上下着功夫。二是它的着眼点还主要是框拘在纯语言结构的范围内。而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崛起恰恰是从一开始就在这两点上希冀有所作用。那么应该说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理论建设中是既需要“解释” ，也需要“描写” 。在对纯语言形式研究的反思中，需要在语言研究中加进“文化阐释”的意识和功能。现在的许多研究都表明，汉语的语言结构并不是无意识的纯“约定俗成”的产物，在它的背后，蕴藏着丰富的民
18、族文化因子。它们或是以影响语言的产生、变迁、组合、运用的因素出现，或是直接以汉语的结构规律出现。这些都需要用“解释”的方法才能予以说明。在建构符合汉民族文化精神的汉语本质特点和规律的汉语本体论的汉语学中，又是需要“结构描写”的意识和功能。因为如果是单纯地认为中国文化语言学只需要解释，那么其实这是在承认现有的关于汉语结构、规律的知识的前提下来进行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它认为汉语描写的任务已经由结构主义的研究所完成或基本完成，现在所需要的只是对以前所忽视了的语言结构中的文化意义进行挖掘、阐释。说中国文化语言学只需要“解释” ，并不是显示了它所独有的学术价值，却恰恰显示了它在汉语的本体论上将不会有太大的
19、作为，显示了它只是在承认现有的汉语本体论的前提下，对它所蕴含的文化意义进行一种补充性的挖掘与阐述。因此，要真正把中国文化语言学建成关于汉语本体论的科学，要真正发现符合汉民族文化精神的汉语言结构与本质上的特征与规律，就必须重视“描写”工作。申小龙先生在他的近期研究著作中对文化语言学的方法论作出了重大的改变，分出三个层次，并对其中的第二个层次即对语言事实本身解析的方法表示了格外的重视，其根本的原因正是源于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类方法比文化认同类的方法更为深刻，也更重要，它直接关系到人类为什么要研究语言这样的本体论问题，也关系到语言究竟是什么这一本质问题。只在正确运用这些方法，我们才能最终超越近一
20、个世纪来笼罩在汉语分析研究上的确定性、形式化迷障，走出科学主义的怪圈，回到事物本身。 ”（中国文化语言学 ，吉林出版社，第页）如申先生建构了分别代表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句型系统的左传与老井的句法体系，就是对这两部书作了严格的“描写”工作。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描写”工作为基础，才牢固建立起根据表意功能划分的主题句、施事句、关系句三足鼎立的汉语句型观。又如为什么说汉语的单音词具有这样重要的作用，它的文化基础是什么，它与汉字的关系如何，这些都属于“解释”范围的工作。但人们为了准确地解释它们的关系与底蕴，就需要对它们进行一些量化的研究，如单音词在历史上出现的数量与频率、单音词的语音基础音节的构成与数量、
21、单音词与汉字的对应及导致的表意功能的变化、汉字对单音同音词的区别度等一系列问题，都只有在作出准确的量化研究，准确的“描写”工作后，才能保证这一“解释”是合符汉语词汇本质的。因此，由于“解释”与“描写”有着各不相同的含义，我们不主张单纯地说一种研究派别是“解释”或是“描写”的。当然也就不同意说中国文化语言学只是一种“解释”的学科。如果简而用之的话，它只会在讨论中增加含混度，也不利于中国文化语言学作为汉语本体科学来建立的努力。三、概括以上所论， “文化参照”是中国文化语言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它要求把汉语与汉文化相互参照起来进行考察。而“文化认同”则是中国文化语言学追求的最高理论目标，追找汉语的结构
22、与组织规律与汉民族文化精神保持的一致点。 “解释”与“描写”作为两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应该是任何一种独立的研究都需要的。它们只有在指称不同的学术范型，看一种研究是把它的主旨局限于语言还是有更宽广的追求时，才是说中国文化语言学是属于“解释”的语言学。第二节 词义分析法及认识论基础一、九种词义分析方法对词汇进行研究，可以按研究对象分为词语研究和词义研究。对词语可以按地域、行业、语体、风格、情感上的特点进行研究，也可以按词语的构成特点进行研究。对词语的结构人们基本上认为词法结构与句法结构高度一致，这使得汉语词语在结构方法上缺乏自己独立的特点。对词义的研究包括词义的构成成分、词义的属性、词义各个成分之间
23、的联系、词义与词形的关系，而其中主最要的就是对词义构成成分的研究。词语的主体就是词义，词形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词义的影响，因此，词义研究在整个词汇研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古往今来的汉语词义主要的研究方法，可以总括为九种：形训法，是指根据汉字的形体部件及构成方式来解释词义的一种方式。这是中国传统语义学中最古老、也是汉语言学中特有的一种释义方式。它的存在基础就是汉字所特有的象形会意性质，从汉字的字形上直接映透或让人悟到它所表示的意义。如“米，粟实也，象实之形” ， “甘，美也，从口含一，一道也” ， “戍，守边也，从人持戈” ， “刻，镂也，从刀亥声” 。这里分别用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构字方法
24、，都可以从整个或部分的字形上看出意义的存在或指向。形训所体现出来的意义大都是词的本义，最早用字形记载的意义。从本义的分析上可以看出古代是如何用字形来体现他们对词义理解的。声训法，是指根据词的语音特征来揭示词义构成的一种方法。声训在先秦就有出现，而在汉代运用得最为普遍。如“仁，忍也，好生恶杀” ， “通，洞也，无所不贯通也” ， “地，底也，其体底下载万物也” 。声训在历史上曾经历过褒贬起伏的遭遇。从现在的词义学分析的结果来看，声训所反映的主要是词义成分中的深层义。同义词相训法，是指用一个意义相同相近的词对另一个词进行解释，在词语形式表现为单个词语的对释。如“倾：歪，斜” ， “把，握也” 。由
25、于多个同义词相训例之间往往有着这样那样的关联，因此它们又可以形成“互训” “递训” “同训”的格局。如“颠，顶也”与“顶，颠也”是互训；“语，论也” ， “论，议也”是递训；“把，握也” ， “持，握也” ，“扮，握也”是同训。同义词相训主要是从一个已知的词语出发来认识未知的词语，它所追求的是对词语“近似”的了解。互文见义法，是指利用同一上下文中，语义呈两两相互足或相反对应，结构相同相似的句子或短语来显示、说明、鉴别、映证词义的方法。如“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 （李密陈情表 ）中的“除”字，它的词义比较少见，加上对“洗马”这个官名大家也不太熟悉，要准确掌握比较困难。但相对比于
26、上一句的“拜臣郎中” ，它的意思就比较明确了。这是两个同义结构并列的句子，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中，词义相互之间起到了以易显难、以僻显俗、互为说明的效果。界说法，是指用多个词语，或一个几个句子来对一个词的意义进行描绘性的说明。界说法古代又叫“义界” ，现代则多称为“定义” 。如“突，犬从穴中暂出也” ， “黥，古代在人脸上刺字的刑罚” ， “式，物体外形的样子” 。界说法追求的是对一个词义的准确说明，它直接反映出人们对这个事物的认识水平和结果。辩异法，是指在一组同义词之间，运用标明它们之间意义差别的手段来解释词义的方法。如“谷不熟为饥，蔬不熟为馑，果不熟为荒” ，在“饥” “馑” “荒”三个同义词中
27、，相同的部分都是“不熟” ，不同的部分是一个为“谷” ，一个为“蔬” ，一个为“果” 。这里用简洁的方式将不同的地方突出出来了。义素分析法，是指深入词的内部，把词义分成许许多多的义素，然后分析一个词的义素构成情况来达到认识、比较、区别词义的目的。如“母亲”这个词有“非男性” 、 “直系” 、“长辈”等义素， “舅舅”有“男性” 、 “母系” 、 “长辈”等义素， “叔叔”有“男性” 、 “非直系” 、 “长辈” 、 “父系”等义素。一个个相关相类词语之间就靠其中一个或几个不同的义素区别开来。语义搭配法，是指通过一个词在与不同的词语形成不同的搭配关系来显示、判断词义的方法。多义词在单独出现时是比
28、较难断定它具体所指的意义是那一个，而运用语义搭配的方法就能比较轻松地做到这一点。如“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这里面的“患”指“担心”义；“赵盾、士季见其手，问其故而患之”中的“患”指“忧虑”义，它们都是靠在具体的语义搭配环境中来体现所确指的词义。 构词鉴定法，是指通过构词情况的分析、考察来鉴定区别一个词的意义状态和意义组成情况。构词鉴定法颇有点相似于语义搭配法，只是前者的使用范围完全局限在词，特别是复合词的范围内。如“经纬” 、 “经书” 、 “经典” 、 “经理” 、 “经济” 、 “经纪” 、 “经营” 、 “经商” 、 “经受” 、 “经过”等复合词中“经”的意义是不同的。它的“
29、直线” 、 “圣书” 、 “管理” 、 “从事” 、 “遭遇” 、 “通过”等不同意义都是通过复合词内词素与词素的组合来体现的。这就给人们认识那些具有构词能力的单音词词义提拱了一条很好的认识途径。二、词义分析方法的认识论基础词义分析方法不仅仅是一种具体的操作方法或操作程序，而是反映出人们对词义的认识手段和认为历程。这些词义的分析方法，有的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有的纯是西方的泊来品，有的则是对其它学科借鉴融合生成的。按它们分析词义的途径，大致可以归为下面这样几类：第一类是根据词的外部形式来对词的意义内容进行诠释的，如“形训”就是根据词的书写形式， “声训”就是根据词的语音形式。汉语词的语法形式特别匮
30、乏，不足以反映包括词的语法意义在内的词义，因此也就没有“法训”之类的诠释方法。第二类是根据词语的具体组合来展现词义的方法，如“语义搭配法” 、 “构词鉴定法” 。当一个词形中包含着许许多多的词义，这时一个词形的意义显示度就会出现模糊，引起词形对具体词义表达能力的下降，这样就需要利用别的方法来对词义进行解释。还因为，在一个词义中，它内部不同的语义构成不仅会反映在意义的表达上，也会在词与词的搭配组合上反映出来。因此，根据词语的组合，其中主要又是词义的组合情况来揭示词义面貌，也就成为可能的了。词与词之间的搭配是一种组合，复合词内部词素与词素的搭配也是一种组合。第三类是根据词与词之间的同异关系来揭示词
31、义，如“同义词相训法” 、 “互文见义法” 。在一个语言中，总会有多个不同形式的词语来表达相同或相近或相关意思，这样就在词与词单个独处的时候，也就在它们之间天然地赋有了种种关系，其中对显示词义最有价值的就是相同关系的词语，这就是平常所说到的同义词，借助于与它有着大体相同意义的词来反衬自己。除了单个独处，词语的同异还会在一定的语法结构中反映出来。所谓的“互文见义”就是在两个相同或相近的语法结构中，来比较两个不同词语所具有的相同词义。第四种是根据对词义内部构成的直接剖析来反映词义，如“义素分析法” 、 “辨异法” 。一个词义就是一个独立体、综合体，它是由许多的意义因子组合而成的。对它的内部构成进行
32、分析，就可以发现许许多多各不相同的意义因子，也会发现它们各不相同的排列。因此，对这些意义因子的存在与排列关系进行分析，也可以达到认识、反映词义的目的。 “义素分析法”就是这样的一种分析方法，它可以根据不同的比较对象，或不同的比较目的，甚至不同的比较手法来灵活地运用。而“辨异法”可以说是“义素分析法”的一种简洁运用。它不需要象前者那样，尽量地罗列出尽可能多的意义要素，而只是将差异最大的义素显露出来。第五种是根据对词义的直接描述来达到说明词义的目的，这就是“界说法” 。它面对词的意义内容，用明白、直接、叙述的语言对它进行说明。界说法所受到的限制最少，只要有这种认知表达的需要，就可以不受篇幅多少的影
33、响，直接地进行述说。其中“界说法” 、 “义素分析法” 、 “辩异法”大致可以说是直接面对词义的诠释，除此之外，则大都借助了词的一定形式特征。因为词本身是一个形式与内容结构的统一体，又是一个具有静态的语言性质与动态的言语性质的语言单位，因此，它的各个方面也就给人们提供了认识词义的途径。可以由形式追及到意义，如“形训” “声训”类；也可以由结构追及到意义，如“语义搭配法” “构词能力鉴定法” ；还可以由关系追及到意义，如“同义词相训法” “互文见义法” 。义素分析法则反映出哲学上的物质原子论的观点。它认为一个物质的内部是可分的，不可穷尽的。它可以把词的意义要素分得很细。这些认识词义的多种手段情况
34、清楚反映出人们对词义世界孜孜不倦的追求。它呈现出从各个方面深入到词义的内部世界的全方位努力的格局。从它们在词义研究史先后出现并盛行的过程来看，反映出人们对词义认识具有这样的一些发展趋势：从由词义的外部进行间接的认识到直接面对词义内部构成的直接分析；从对单个词语意义的孤立剖析发展到对它在词语群中所处位置与关系的宽域分析；从平面的词义潴留状况的静态分析发展到对流动中的词义使用过程的动态分析；从求近似值猜度式的模糊把握转到对内部原子世界计算排比的精确认识。这种演变本身就反映出人们在认识词义的历程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巨大进步。它们正是在摒弃了把语言看作是一个单纯的形式符号的观点。对它们的综合运用，可以看到在底层起作用的正是语言是以义为主、以语形为辅的结构体，是静态与动态、是物质与文化相结合的统一体的语言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