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普列汉诺夫一已故的卡勃利茨在七十年代后半期写了理性与感情是进步的因素一文。在该文中，作者引用斯宾塞的言论，硬说在人类前进运动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情感，而理性只起着次要的并且完全是从属性的作用。有位“可敬的社会学家”反驳卡勃利茨时，对这种轻视理性的理论表示了含有讥嘲意味的惊异。这位“可敬的社会学家”为理性作辩护，当然是正确的。但他如果不涉及卡勃利茨所提出的那个问题的实质。而单只指明问题的这种提法本身如何不可以和不容许，那他就较正确多了。事实上，“因素”论本身就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它随便挑出社会生活中的几个方面来，将它们看着独立的实体，变成是从各个不同方面并以不同的功效引导社会人类走向进步的一种特殊力量。这个理论在卡勃利茨那里所具有的形式，尤其没有根据，因为他不是把社会人类活动的某些方面，而是把个人意识的不同的领域说成为社会学的特殊的实体。这真是绝顶的抽象；无法再前进一步，因为再进一步就会走进显然妄诞无稽的境界。这才是“可敬的社会学家”应该叫卡勃利茨及其读者们注意的地方、这位“可敬的社会学家”发现卡勃利茨因极力探寻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因素”而走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