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历史考前精读 40 项1 从“焚书坑儒”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战国时期诸侯纷争相适应的是百家争鸣的文化局面，而与秦汉时期君主专制主义集权政治相适应的则是大一统的学术格局。尽管主流思想存在变化，有时是法家学说，有时是黄老之学，有时是儒家经学，但就其学术呈现大一统的局面而言则是一致的。从上古三代到战国再到秦汉，随着社会政治格局的变化，中国传统学术也呈现出一个螺旋递进的状态，即从官学到私学，再从私学到新官学。秦王朝的建立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这就需要统一的学术形态，秦王朝虽短暂，但也在构建统一的学术体系上作出了艰辛的探索。秦朝建立后，在学术上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建立一种新官学，统治集团原本希望在
2、博采先秦诸子百家之长的基础上来建构新官学体系，博士官制度就体现了这种意图。然而，这种愿望却与现实的政治决策产生了冲突，本应代表官方学术、体现统治者意图的博士们对秦王朝的现实政策提出尖锐批评，引起了统治阶层学术政策的重大变化，博采众长的新官学一转而成为先秦法家一家学说的极端化发展。秦王朝建立之初，丞相李斯指出，博士淳于越以古非今、以私学非议政府决策，不利于君尊臣卑的现实政治秩序，于是采取了“焚书坑儒” 。这种粗暴的文化政策标志着先秦诸子学术兼收并蓄的学术局面基本结束，秦王朝从政策上限定了学术范畴，春秋末期以来那种蓬勃发展的自由思索遭受了致命的打击。 “焚书坑儒”事件的影响是极为消极的，表明秦王朝
3、在文化领域由博采先秦诸子学术向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化专制转型，新官学的内容也由综合宽容转向了专制。汉初君臣从秦王朝的灭亡中吸取教训，奉行“黄老”的无为而治，实行较为宽松的统治政策，与民休息，稳定社会秩序，在汉武帝时达到了鼎盛时期。然而，从政治思想方面巩固、加强统一的中央集权成为统治者面临的重大问题，主张无为的黄老之学显然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在此背景下，儒家学者董仲舒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以期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此后，儒家学说代替黄老之学成为统治思想。这时的儒家学说并不是简单地重复先秦儒学的内容，而是在吸收先秦儒、道、墨、名、法、阴阳各家学说的基础上的
4、再创造。作为一种官学，它不同于普通的学术流派，而是摆脱了学派的樊篱，兼容并包各种学说，为现实社会服务，具有“杂家”的色彩。秦代焚书禁学与汉代独尊儒术的目的均是为了统一思想，但采用的手段却大相径庭。秦代重在“禁” ，采用简单粗暴的行政手段强制解决意识形态问题，激起了强烈的反抗。汉代重在“尊” ，将儒家经术作为国家培养和选拔人才的基本内容，将其贯穿于学校教育和入仕途径之中，从而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得士人专注于学习、钻研儒家经义，促进了汉代经学的兴盛，推动了当时学术的发展。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是提高儒学的地位，将其奉为官方统治思想而已，并非禁绝其他思想学派。事实上，儒家
5、之外各家学术的传习者仍不乏其人，他们不仅可以公开教授、治学，而且不少可以进入宫廷为官。这样，既确保了思想的统一，又为不同思想留下了适度的发展空间。2 三省六部制三省制是三省首长制、三省并重制和三省分权制三个内涵因素构成的一种施政机构宰相制。魏晋南北朝是其酝酿时期，中经隋代，至唐正式建立。唐初三省长官集体议政于政事堂，三省首长制成熟；三省借设在门下省的政事堂平衡地位，内轻外重各有优势，三省并重制成熟；三省分掌出令、封驳、执行之职，三省分权制成熟。三省地位的平衡是这一制度得以存在的基础。从唐睿宗起，三省长官相权旁落，表现为低级官员入相，难以驾驭朝政，三省长官不专机务，动摇了三省机构的互相制约关系；
6、三省六部职能废弛，各种使职大量产生，干扰和削弱了尚书六部的行政权。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节度使出将入相打破了三省分权的政治平衡；专使的设置削弱了六部的行政职能；翰林学士草拟诏敕代行了中书省部分决策权；宦官专权瓦解了三省制的组织原则。3 繁荣的宋代文化宋代文化繁荣的主要原因不在于经济繁荣或重文轻武的国策，而在于宋朝政府所采取的开明的文化政策和对文人的优待。近代中国的变迁，一方面是受了西方的影响，吸纳了大量新事物，另一方面又是对宋明文化2进行解构和改造基础上的再发展。宋代所发生的变化可以概括为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君主独裁形式的文官政治代替了权力与血统相结合的贵族政治；平民文化兴起；理学学
7、说的出现，既是社会变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又体现儒释道融合的特点；在以上基础上形成的新的国家管理方式和宗法家族文化。宋代文化与前代的不同，从封建生产关系的变化看，宋代是从庄园农奴制向封建租佃制的重大转折时期；从经济观念的演变看，宋代是商品经济观念发生转折的时期；从学术思想的变化看，宋代是从传注之学向义理之学的转变时期；从政治体制演变看，宋代是从“皇权-吏员”体制向“ 皇权- 士大夫”体制转型的时期。宋学体现的时代特色，宋学是两宋时期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是对这一历史时期现实问题的积极回答，其出现适应了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宋学中体现的变易精神、求理精神、道德精神和求实精神，
8、成功地回应了当时社会各个方面的挑战，化解了各层面的冲突，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质。宋代文化发展的内外环境。一方面辽、金、元等游牧文化对中原农耕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主要体现为改农为牧及采用奴隶制，使中原生产力遭到破坏，经济发生阶段性的倒退；另一方面中原农耕文化也对游牧民族产生了重要影响，宋元时期农耕与游牧的碰撞与交流未尝不是中华文化弃旧图新、广纳博采的有益过程。尽管在这一过程的某些阶段，不同文化、民族间的敌视、抵触也使中华文化的发展陷入停滞或倒退。如元朝的四等人制即以种姓制取代宋朝的阶级开放，践踏了文化的尊严，种族、民族与职业的分等制使文化风尚发生了改变，促进了元曲的勃兴。元曲在精神上的两大主调，
9、即倾吐整体性的郁闷愤怒及讴歌非正统的美好追求，正是元代士子失意心态的反映。宋朝的重文轻武政策、宽松的政治环境，历来被视为宋代文化发展的有利因素。北宋统治者并未在文化上实行专制主义，在科场考试中，命题多杂出老庄之书，且在思想、学术、文学及艺术上都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这是宋学得以昌盛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扩大科举名额及刻印书籍等右文政策，不过是因势利导而已，作用要小得多。宋王朝为解除武人干政的威胁，采取右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宋初在强调儒、佛、道融合的同时，儒家处于首要地位，而佛、道两教的地位也有轻重之分，北宋时期佛教的发展也远胜道教，这种政策导向直接推动和影响了宋学的形成。宋文化的特点。唐文化与宋文化属
10、于两个不同的类型：唐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宋文化因各派思想主流日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局，其文化精神及动态亦趋单纯与收敛。宋文化有内向收敛及注重人文涵养的倾向。宋代社会的基础是文官政治，内在精神是注重品性涵养，外在表现是书卷风流，他们三位一体，构成富有人文气息的氛围，其审美情趣也从外在的羁旅漫游、征戍迁谪，逐渐转向丰富多彩的心智活动，构成宋代文学及文学思想中博大精深的人文气象。4 文官政治的形成两宋时期，文臣群体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以科举出身为主体的文官队伍成为政治的中坚力量，独具特色的文臣士大夫政治体制得以确立。这种政治体制的确立是唐五代以来社会结构变化和经济文
11、化发展的产物，同时也与宋代的科举制度、崇文抑武国策等因素密切相关。宋代处于中国古代社会承上启下的转型时期，从唐代开始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层结构的变化，在宋代得以最终完成。在经济结构上，传统的封建土地国有制崩溃，封建土地私有制得以迅速发展，土地转移和流通的频率加快，租佃契约关系得以确立。这种变化诱发社会结构随之发生变化，传统的门阀士族势力退出历史舞台，庶族地主取而代之，平民社会的因素开始显现，社会流动性空前加强，为宋代士大夫阶层登上政治舞台准备了条件。唐末五代时期，武人专横跋扈，操纵了由上至下的政权，恣意妄为，其时朝代更替多由武人倚仗军权而实现。宋朝建立后，吸取前代武人拥兵自重而皇权式微的教训，宋
12、太祖确定了以文治国的方针和“右文” 、 “重文”的价值取向，制定了“兴文教，抑武事”的国策，为后继者以“祖宗家法”的形式继承下来。宋朝统治者对文人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宋太祖定下了“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家法，以后的历代皇帝也都秉承这一精神，坚持“与士大夫治天下” ，以至“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 。这种“以儒立国”的政治格局，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重武轻文的风尚，为宋代士大夫政治的确立提供了保障。两宋时期，科举制度得到了较大发展，削弱了门第血统在科举中的作用，增加了寒门士人仕进的机会，使科举考试向整个社会敞开了大门。科举已经成为国家取士的主要途径，通过科举考试，各个阶层的士人得以3入仕参
13、政，成为各级官吏的基本来源。科举制度的蓬勃发展和完善，使大批知识分子进入官僚机构，促使官僚集团的结构由贵族士族型向文人学士型转变，以科举起家的官僚取代士家大族成为社会新贵，把文人政治推向了极致。此外，宋代教育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官学、私学的数量和规模都超过了前代，这既提高了社会整体文化水平，也为文官政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宋代文官政治的确立，改变了自汉代以来官僚集团的结构，进而改变了代表士族门阀利益的政权性质，扩大了统治基础，提高了官僚集团的整体素质，酝酿出独树一帜的政治文化，培育出“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使宋代官僚政治展现出区别于各代的特色。5 宋明理学两宋时期是中国传统儒学的复兴
14、时期，实现了学术思想的又一次繁荣，以后的元、明、清三代学术基本上都可看做是宋代学术的继续发展。此一时期，儒、释、道三教汇合，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哲学形态理学。理学虽然以复兴儒学的形式出现，但实际上受到了佛、道思想的深刻影响，是以儒家礼法、伦理思想为内核，吸纳佛、道思辨哲学、宇宙生成、万物化生等理论及精神修养方法，而最终形成的一种既有精巧的思辨形态，又有极为现实的纲常伦理内容的哲学体系，突出地表现为重视本体论之建构和心性哲学中心地位之确立。理学形成以后，被统治阶级奉为官方哲学，成为六七百年间（宋、元、明时期）居于正统地位的社会思潮，从某种程度上主导着经济、政治及文化思想的发展。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
15、古代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理学的发展分两个时期，宋元时期和明清时期。宋元时期又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北宋，这是理学的形成及初步发展阶段。著名理学家周敦颐、张载、程灏、程颐也生活在这个时期，重要的理学范畴、命题这时都已经提出。第二阶段是南宋，是理学进一步发展及朱学统治地位逐步确立的阶段。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建立了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第三阶段是元朝，是朱学北传阶段。元朝建立了统一国家，南宋时期在南方发展的理学得到了北传的机会，进而扩大了理学影响的范围。更重要的是，程朱之学演变为科举考试的程式，开始成为正统的官学。明清时期也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明初，是朱学统治阶段。程朱之学被统治者定为
16、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但学术成就并不突出。第二阶段是明中期，是王学崛起及传播阶段。王阳明的心学达到主观唯心主义的高峰， “知行合一”学说达到了历史上知行观发展的新水平。第三阶段是明后期及清前期，是对理学的总结批判阶段。明末清初出现总结理学的著作，黄宗羲、全祖望的宋元学案 、 明儒学案是这方面的巨著。与此同时，也开始了对理学的批判，早期启蒙思想的出现表明理学已走向没落。理学是宋明时期的统治思想，是当时思想的主流。宋明理学有其独特的范畴、命题，如性、心、气、理等，所有这些虽是从古老的经典中抽出来的，但却注入了与其时代相适应的内容与含义。理学家们充分阐发这些范畴、命题的微言大义，其解说精深、缜密，他们
17、所提出的范畴、命题及探索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这都表明宋明理学达到了思想发展史上的新水平。6 乾嘉学派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发展到康熙中期之后，逐渐失去了批判的锋芒和启蒙精神的色彩，由“说经皆主实证”的乾嘉汉学占据了学术界的主导地位。乾嘉汉学亦称“专门汉学” ， “取汉代经师治经重家法而贵专门之义” 。其治经“主实证” ，专事文字训诂、名物考证，与注重义理的宋学形成鲜明对比，因此也称考据学或朴学。由于它在乾隆、嘉庆时期达到鼎盛，又被人称为乾嘉汉学或乾嘉学派。乾嘉汉学是继清初的批判、总结理学思潮之后兴盛起来的，旨在恢复汉代古文经学家的治经传统，其实是一场经学复兴运动。乾嘉汉学的兴起与当时的社会
18、历史背景有着密切联系。首先，随着全国的统一和政局的稳定，清王朝的统治进一步稳固和加强。在这种情况下，旨在匡世的经世致用之学不再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重“经世”的探求转向了贵“专门”的研究。其次，清政府实行严厉的文化专制政策，屡兴文字狱残害士人，窒息了整个学术界。学者们为了避祸，不得不摒弃经世之学而务专门之学，躲进脱离现实生活的故纸堆中。第三，就思想渊源来看，乾嘉汉学与实学思想有着直接关系，主要表现在继承和发扬了清初学者的尊经复古思想及主实证、重考据的治经传统。正因为乾嘉学术这种轻经世、贵专门的特点，有利于清廷在知识界推行思想文化专制政策，因而为其所利用和提倡。自清初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 、
19、“舍经学无理学”的口号以复兴古文经学，在治学方法上开辟了博稽经史的学术途径。其后，经历以阎若璩、胡渭、毛奇龄等为代表的汉学先驱阶段，发展到乾隆、嘉庆之际，考据4之学大兴，汉学达到了鼎盛时期。通过训诂、校勘、辑佚、注释和辨伪等方法，乾嘉学派对中国流传下来的传统古籍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总结，在经学、小学、历史、地理、金石、考古以及工具书、丛书、类书的编辑方面都留下了可资借鉴的宝贵遗产，很多领域的研究成果都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乾嘉学派中有许多严肃的学者，在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上严谨扎实，一丝不苟，开近代实证学风之先河。他们的研究方法初步出现了近代学术研究的气息，这也说明，学术能够反映历史转折时期
20、的时代特点，那种所谓乾嘉汉学把“中国学术进到近代之路阻隔了”的说法并不符合历史实际。乾嘉学派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但也应该看到，该学派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和局限性。在研究方法上，乾嘉学派观察和思考问题的角度是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而论证的过程和方法也过于机械和烦琐。此外，乾嘉学派内部存在着壁垒森严的门户之见，这是它的另一个弊端。7 士商相混中国传统社会以等级森严著称， “士农工商”不仅是等级的基本构成，还是中国传统社会人们身份状况的一个最直接的表述。它成为千百年来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权威的一个社会阶级基础。史书中明确规定， “凡民曰四，一曰士，二曰农，三曰工，
21、四曰商” 。其中， “以士为尊，农工商卑” 、 “以农为本，工商为末” 。长期以来， “士”被尊为四民之首，享有各种特权，而“商”则居于四民之末，多为世人所轻。然而，到明清之际，受“重商主义”思潮的影响，在经济发生转向的江南地区，出现了“士商相混”的现象。正所谓“天下之士多出于商” ， “豪杰有智略之人”也多致力于经商。嘉道时期，士商相混的趋势愈演愈甚。在当时的许多历史文献中， “绅商”一词使用的频率已经很高。一些地区出现了“儒商” 。读书人加入商人队伍，将儒家思想运用于商业经营中，经商不再被视为不体面的事，反而成为致富的好途径。儒商的出现实际上说明了商人的地位明显提高。中国十大商帮山东、陕西
22、、山西、福建、徽州、宁波、龙游、洞庭、广东、江西等商帮在嘉道时期都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在商人经济地位提升的同时，他们把培养后代入仕作为从商的最终目的，借此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他们经商赚钱之后，让后代接受良好的儒家教育，考取功名，光宗耀祖。除此之外，晚清时期捐输买官也成了无缘科举及第的商人们跻身于绅士群体的主要途径。甲午战争以后，绅士转化成商人的现象更为明显， “弃士经商”蔚然成风。士商相混，其结果是在中国“士农工商”的缝隙中，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绅商群体，他们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又有相当的经济实力，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绅士阶层，成为大、中城市乃至部分乡镇之中最有权势的在野阶层，在晚清政治中
23、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存在，导致了四民社会的最终解体。8 天朝朝贡体系的变化马噶尔尼和阿美士德的“傲慢”行为，“触犯”的不仅是皇帝的面子和个人尊严，而且是中国数千年以来一贯的文化传统。清政府的“固执”也不仅是傲慢与自大的体现，它们与根深蒂固的“朝贡体系”密切关联。中国近代外交的诸多现象多可以从这一体系中得到“合理”的解释。朝贡体系是从公元前 3 世纪一直到 19 世纪末存在于东南亚和中亚地区的、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等级政治秩序体系。它与条约体系、殖民体系并称，是世界上的主要国际关系模式之一。它既是一种国际关系，又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政治秩序。在朝贡体系的长期影响之下，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书写
24、汉字、尊奉儒家、信仰佛教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以经济实力为支撑的朝贡制度明显会随着国力的衰落而衰落。顺治、康熙、乾隆朝的“恩威并施” 、 “怀德为上”的方针到嘉道时期演变为“羁縻防范” 、 “不开边衅”和“不失国体” ，经济上的炫耀所剩无几。此时，朝贡关系已经不再是经济关系，而转化为政治举措，是一种强调“华夷之辨”的中外关系。这其间的变化，一方面与中国国力趋于衰落相关，一方面也与西方国家早期殖民活动密切相连。清廷将西洋国家从朝贡范围内逐渐剔除，转而对这些国家采取严加防范的政策，如禁止其在中国传播天主教、限制其在中国的贸易活动等。至于中国境内的周边民族，则以内附的形式退出了朝贡行列。 “西洋国家的
25、退出”大致说明：一方面，根据传统的观念，清朝统治者摆脱不了“天朝上国” 、皇帝是“天下共主”的观念，尽管“远洋小国”不服朝贡体系的管理，但清王朝决不能放下这个架子， “剔除”较为清静。另一方面，根据外商来华的表现，清朝统治者感到，西方人来华似乎只是为了“通商” ，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朝贡。而“通商”这一层次是不需要5用“天朝”的官员直接管理的，因此改由广州十三行商代为管理，在等级上就降了一格。对清王朝来说，国家之间的条约制度是不可接受的，其思想还沉浸在“朝贡体系”的自我满足中。1793 年马噶尔尼来华的态度与所提出的要求无疑会被看做是不可理喻的。这种外交体制在造成盲目塞听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后
26、来西洋国家用武力强行打开中国大门提供了借口。1842 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签署了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此后，经历资本主义国家一系列的条约冲击，朝贡体系逐渐瓦解，至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清政府宣布放弃对朝鲜的保护，这一体系最终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9 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对于近代中国人而言，民族主义是个典型的西方舶来品。它产生于 18 世纪末叶的法国大革命，在 19 世纪中叶德、意民族统一过程中发展壮大。民族主义是以民族权益和民族感情为核心内容的一种政治观念、政治目标和政治追求。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既是我国传统民族主义思想在近代的转型，又是西方近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引进，是二者结合的产物。就
27、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而言，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华夏中心观，二是华尊夷卑观，三是建立在华尊夷卑观基础上的“华夷之辨”的观念。促使这种传统民族主义向近代民族主义思想转变的原因，是西方的入侵引起的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变化。在具有高度文化的“西夷”面前，中国人不得不放弃古代的华夷观念，认识到中国只是世界各国中的一国；同时，在“西夷”的侵略面前，为谋自救而迅速激活了民族意识。此民族意识已逐渐摆脱古代的华夷观念，而导向建立独立的近代民族国家的目标。建立近代民族国家，是近代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想表现为两种，其一是法国的民族主义，其二是德、意的民族主义。前者指的是一个民族的“自决权” ，后
28、者强调的是民族特征。梁启超是中国揭示和宣传近代民族主义的第一人。他宣传、介绍和接受的是德、意的民族主义。中国人之所以接受的是德、意的民族主义，而不是法国的民族主义，是因为法国的民族主义是政治民族主义，德、意的民族主义是文化民族主义，而后者与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更接近。相比而言，德、意的民族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更接近于中国，更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中国传统民族主义在近代的转型，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而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引进，则使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就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而言，二者缺一不可，对任何一方面作用的片面强调都是不恰当的。在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一百多年里，
29、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清末民初，这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表现为，近代民族主义与传统的民族主义相杂糅，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争取国内各民族的平等的斗争相交织，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相结合。这一时期推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的主要有两种力量，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宪派。第二，五四时期，这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在反帝与反封建的同时，人们开始从思想认识上寻找中华民族落后的原因，认识到中国文化的落后是近代以来中国屡遭列强侵略和政治变革失败的重要原因。于是，从文化上入手，谋求文化上的解决。此外，民族主义开始与各种政
30、治运动和思想运动相结合，呈现出多元的倾向。第三，九一八事变以后到抗日战争结束，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高涨阶段。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人们在思想文化方面，从原来的反省、批判传统文化转变为对传统文化的发掘和弘扬。国内各阶级、各党派、各种政治势力逐渐集合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形成全民族共同抗战的局面。近代民族主义是在中国不断沦为半殖民地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发展的。它与中华民族反抗西方列强侵略的斗争紧密相连，这种特殊的发展环境和过程使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了一系列与时代主题相适应的鲜明特点：其一，它与近代救亡运动紧密相连。其二，主权思想占有主要地位。其三，存在着内在的矛盾。近代思想家在探索自强的过程中往
31、往遇到民族自强与文化保守如何统一的问题。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评价：首先，它促进了爱国精神的觉醒。再次，它促进了革命精神的觉醒。最后，它促进了启蒙精神的觉醒。近代中国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和掠夺，因此，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一直是民族主义的中心内容之一。在长期斗争中，民族主义有过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产生过各种不同的结果，其中经验与教训不一而足；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作用，是由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内容决定的。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内容是由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主要任6务决定的。中国近代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一是民族独立，一是社会进步，实现现代化。所以，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最主要内容是实现民族独立，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
32、，实现社会进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10 传统价值观的变异和扬弃戊戌维新在提倡科学与民主新文化主导精神、新型知识分子队伍的最初集结和推动近代新文化建设几方面具有历史功绩。戊戌维新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推动中国传统民族意识的觉醒，夷夏模式的转换，文化理性主义的取向以及民族平等观念的萌发等。维新派兴办西学，从理论和实践上把西学作为价值观、方法论来对待，开始冲破“中体西用”的知识框架，提出了全新的以“中西汇通”为特征的近代知识体系，实现了中国文化内在结构的更新。总起来说，清末的一些学习西方的有识之士，用儒学中的心性之学与心学的思想资料为变法维新服务，形成了一种植根于时代需要、围
33、绕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心学思潮。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表现是“重道德生活，轻物质生活” ， “重道德，轻才干” ， “重道德，轻法律” ，但其在现代化过程中却经历了“经济转向” 、 “科技转向”和“民主、法制转向”三种变化。中国传统价值体系在近代解体的原因有：社会基础的变动，普遍王权的崩溃，圣贤的退隐，经典的没落，科举的废除，伦理纲常的批判等。传统价值体系的解体使“一些中国人丧失了支撑其生命活动的价值资源与意义归属，从而陷入了深刻的精神迷惘和“意义危机” 。中国传统知识阶层对此的消极反应，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何近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会遇到强大的阻力，以人文关怀代替了非理性的批判。中国传统价值观在近代
34、产生转化是由于社会发展、顺应全球化发展进程以及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发展的需要；其转化有义利统一，人与物、情与理的统一，群与己的统一，现实性与超越性的统一。11 传统风俗的变异和扬弃民国处于中国风俗从古代到现代转化的过渡时期。国外的生活习惯和观念大量涌入，和中国本土（主要是都市）的风俗互相碰撞、交融，形成富有现代意味的风俗事象。这些风俗事象又与乡村的风俗形成对照，并且也在互相影响，从而使民国时期的风俗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洋”化倾向、崇尚奢华、重商拜金、不平衡性。近代民俗变迁涉及社会礼仪、消费、服饰、饮食、居住、出行、节日 婚丧等各方面，民俗变迁的主要原风乃是由于洋货输入、传教灌输、租界展示、出洋
35、考察等因素的影响；近代民俗变迁在主流上呈现出一个特点：移植性、变异性与传承性；近代民俗象征符号既具有多样性、开放性及进步性，又具有强烈的民族性，体现了民族文化传统的顽强延续性。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早已不像过去那样发昏和狂热，其情绪逐渐稳定在理性关注的层面上。同时，随着中国国际影响的不断扩大，随着民族自信力的不断增强，人们对儒学和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以及深层次解读，引发了学术界对传统的研究兴趣不断升温。12 慈禧新政为了寻求继续维持统治的应急措施，慈禧于 1901 年 1 月借光绪帝之名发布了征求变法的第一道上谕，表示在“万古不易之常经”外，没有“一成不变之治法” ，这
36、标志着慈禧新政的开始。清末十年，清政府先后在比光绪新政更广泛的领域里推行了三十余项改革措施，以除旧布新。政治上，改革官制，裁减冗员；仿西方资本主义各国法律，改大清律例为大清新刑律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刑律。清政府设立督办政务处后，拉开了行政改革的帷幕。军事上，裁汰旧的经制兵，在各省编练新军；中央设练兵处，专门负责编练新军事宜。经济上，设立了商部，颁布商律，试办户部银行；在各省设立商会。这些标志着“推动实业发展”的政策得到实质性落实。教育上，设立学部，令各省广设新学堂；选派留学生，留学生归国一律赏给举人、进士出身；更重要的是于 1905 年宣布废除科举制度，这是中国教育发展历史上具
37、有革命性的变革。慈禧新政与光绪新政前后衔接，在变更“祖制”上走得更远。可以说光绪新政是一个开始，慈禧新政是其继续与推进。它们是清政府濒临灭亡之时的自救运动，尽管没有触动封建制度的根本，也没有产生显著的效果，但却是晚清以来中国进步人士探求救国救民之策在政治上的落实，也是当政者设法挽救统治危机所进行的积极行动，对时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新政否定了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使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发展；传统的教育制度和伦理观念都朝着积极的方向演变；新军的编练无疑壮大了军事力量，留学生的派遣与新式学堂的建立培养了更多的现代化人才。7但统治者始料未及的是，由于各项新政策的落实需要大量资金，其中尤以编练新军所需要的费用
38、最为巨大，致使新政时期清政府苛捐杂税越来越多，导致民众与政府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在这个意义上，清末新政的实施为辛亥革命的爆发作了重要铺垫。13 清末宪政的尝试清末新政开展到后期，政治改革开始向纵深发展。在前期建立的一些新机构的基础之上，重新厘定了中央与地方的官制，使清政府内部机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预备仿行宪政”是上述改革的集中体现。清政府最终决定“预备立宪”是资产阶级立宪派长期斗争的结果。1905 年，清政府在各方面的压力下终于派遣五大臣赴欧美、日本考察宪政。归国后，他们认定宪政会给中国带来好处，于是积极呈请仿行宪政，其样本是日本的君主立宪政体。以慈禧为首的最高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集团的最高利
39、益，为了消解革命，为了笼络立宪派士人和实力派官员，接受了这些主张，宣布预备立宪。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政治体制改革被纳入到宪政的轨道。清政府决定“先行厘定官制” ，随后成立“编制局” ，作为编纂官制的专门机构，在编制馆“厘定中央各衙门官制”的奏折中，要求按照立宪国制，以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并峙为原则，改革以军机处为政务中枢的部院制，在中央设立资政院，司立法之责；裁汰军机处与旧内阁，设立十一部，掌管行政之事；而司法之权则专属于法部，以大理院任审判，以法部督之。改组了中央各部，组成度支部、礼部、陆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部、民政部、外交部、吏部、学部十一部，各部设尚书一员，侍郎二员，不分
40、“满汉” ，还设立了“资政院”以博采群言，设“审计院”以复查经费。在厘定中央官制之后，清政府致力于改革地方官制，批准了编制馆上奏的修订各直省官制情形折 。该折以司法独立和地方自治为原则对地方官制进行厘定。除此之外，清政府还颁布了一系列预备立宪的措施。1907 年设立资政院，接着命令各省尽快设立咨议局和预筹各州县的“议事会” 。1908 年 8 月，清政府颁布了具有君主立宪国家宪法性质的文件钦定宪法大纲 ，包括附件在内总共有 40 条。尽管钦定宪法大纲的核心是强调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却不能不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臣民的权力。此外，还规定了议院、选举方面的内容，确定立宪预备期为 9 年。无论如何
41、， 钦定宪法大纲含有资产阶级宪政的性质，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1908 年底，光绪、慈禧相继去世。清政府的宪政步伐并未因此而停止。次年，各省咨议局相继成立，其领导权多为立宪派把持。立宪派对清政府的宪政抱有很大信心，觉得只要召开国会，中国的宪政民主就能够顺利推进。接下来，他们发起了三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迫使清政府将立宪预备期由 9年改为 5 年。请愿行动惹怒了清政府，在“查拿严办，勿稍纵容”的恐吓之下，立宪派不得不发布通告各省同志书 ，宣告国会请愿代表团解散。此举标志着立宪派“速开国会”请愿运动的结束。国会请愿的失败加速了清末革命形势的最终形成。1911 年 5 月 8 日，清政府发布
42、上谕，宣布内阁总理、协理及各部大臣组成首届内阁。在全部 13 位阁员中，满族占 9 人，其中又有7 人为皇族，所以人们把历史上的这届内阁称作“皇族内阁” 。 “皇族内阁”的成立，标志着预备立宪的破产。预备立宪表明了清政府想“变”的决心，并非“骗局”一句话所能概括。但是，这样的努力为什么得不到人民的认可呢？为什么不能成功呢？事实上，慈禧死后上台执掌政权的满族少壮派亲贵既不谙时局，又要揽权，还想按自己的步调行事。而清末时局已经没有再给他们从容改革、从容步调的历史余地。不过，清政府的官制改革引进了诸多新因素，其颁布的许多章程，如各省咨议局章程 、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 、 资政院院章以及钦定宪法大纲等都
43、一定程度体现了宪政的推进；促成了政治体制的现代化。同时，宪政的开展壮大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宪政是晚清新政的继续和深入，是近代中国学习西学的一个新高度，是从器物之学上升到制度之学的具体体现。14 社会生活的中西合璧有识之士不断融合中西文化，但一直未创造出真正适合中国现代化实践发展需要的新文化体系。按梁漱溟的说法，是“旧辙已破，新轨未立” 。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支离破碎，但现代西方文明对中国影响又有限，导致民国文化呈现出流于表面的“多元化”特征。民国时期，各种西方文化在中国有着不同命运精致文化融入难，世俗文化融入易。民主、共和、宪政、自由、平等、博爱、人权仍然未能在中国真正施行；而中国人的衣、食、住
44、、行等风俗则部分西化，呈现出明显的中西合璧特色。15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8梁启超倡导“新民”学说和“文界革命” ，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驱，对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化运动所追求的个性独立、民主自由、科学精神、道德革命表示赞许，他是新文化运动的辩护者而非敌对者。游欧前梁启超的文化取向与新文化运动是一致的。游欧归来后，梁启超增加了反省现代性的思想支点，其与新文化运动原主持者间的关系是求同存异。他认同新文化运动所彰显的几大原则，但他主张对西方学说也不应盲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则反对全盘否定，主张借助西方科学的精神与方法，重新估
45、价和整理国故，以发展新文化。梁启超是新文化运动的骁将，他由反省现代性归趋整理国故，仍不失其独立的地位。五四时期的梁启超发挥了积极作用。他坚决支持文学革命并身体力行，是陈独秀、胡适在白话文运动中的同道；他一如既往地坚持资产阶级宪政理想，维护民主政体，同时不再仅仅把民主作为政体变革的目标，而是将其作为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新的伦理精神和人们应享有的自由权利的价值理想；他服膺科学精神，反对科学万能，主张科学与人文相协调，体现了对待科学的理性态度；他为引进新知识、传播新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工作在五四新知识界中无一人能望其项背。梁启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支持者，是五四新文化阵营的重要成员。梁启超
46、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他提出“亦中亦西”的文化观，为东西文化问题的大讨论提供了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意见；其二，他是陈独秀、胡适、鲁迅、毛泽东等先进知识分子的启蒙导师，其政治思想成了新文化运动勃兴的精神催化剂；其三，他倡导“诗界革命” 、 “小说界革命” 、 “文界革命” ，组织共学社，编译新书，邀请外国名流来华讲学，又对中国的学术领域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梁启超从多方面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为中国近代学术的演进奠定了基石。16 抗战中的国共关系三民主义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两党各自代表的阶级利益
47、不同，从而在抗战中对其实际的践行是不同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是激励中国人民团结一心、血战到底的坚实思想基础和强大精神支柱。抗战时期的国共合作模式为“一国两制” ，该模式体现在两个方面：政权同一，法制并存；一党执政，多党协同。特点是政策对于法律的引导作用，表现为政策指引法律，法律服务政策。这是在当时政治和战争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出现的独有现象。国共合作的因素有几个方面：第一，全国各界人民坚决要求和大力推动是国共合作实现和坚持的直接动力。第二，国共两党合作是双方共同的政治要求和共同的政治利益的体现。第三，国共两党的互相信任和互相让步是合作的必要条件。第四，两个战场在共同抗日旗帜下相互配合和
48、支援。第五，国共两党在反对侵略、维护民族独立的前提下，承认两种政治制度的并存并出现两种政治制度之间的竞赛。第六，国共两党都克服各自队伍内部的消极因素，才能实现和坚持合作。第七，共产党审时度势及时制定和修正自己的口号和政策，更配合以适时适度的行动方针。国共关系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受到日苏可能开战的影响。因蒋介石判断“日苏开战将不能避免” ，两党关系在 1943 年的夏季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危机，即第三次反共高潮。最后，仍然是基于苏军的胜利彻底制止了日军的企图，国共关系据以走出这一阴影。整个过程验证了毛泽东的一个基本判断：国共关系要看日苏关系的变化。17 抗战中的对外关系从战略角度看，欧战对中国有利，但
49、短时期内中国则面临更多困难和风险。苏芬战争爆发及苏联被国联开除后，中苏关系日渐疏远，中美关系则更为国民政府所重视。抗战结束前夕，中日双方的军事较量与日本在大局不利时“和平”解决中国问题的企图，以及中国内部国共双方着眼于战后之角力，展现出国共日三方互动关系之错综复杂的图景。国共合作对日，国方重正规军事，但因实力所限未有重大进展，中国共产党重敌后蚕食，因广大空间而如鱼得水。日本对国民党军事压力与政治诱惑并举，同时也不放弃利用国共矛盾以渔利。日本投降后，国民党虽在战后接收中得到了投降日军的合作与支持，但并未能实现其遏制中国共产党扩张之企图；中国共产党有了较之以往更为有利的态势与国民党争夺中国的主导权，并以其正确的战略战术而成为这场战争最大的赢家；最先发动这场战争的日本则成了最大的输家，以其无条件投降结束了多年侵华的历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向盟国争取“先亚后欧”的外交努力，除了反共的目的外，也有在战后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战略考虑。9从 1934 年末开始，蒋介石开始了抗战前的政策调整，开始突出“攘外”的内容，并在对日外交态度上逐渐突出维护领土与主权的外交原则，由以前的外交重于军事转向外交与军事并用。19331934 年间的中国对日对苏关系就整体来看，蒋介石在此期间并未单纯偏向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