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中国传媒报告卷首语精选学术公告中国传媒报告是全球十大华文新闻与传播学术期刊之一,国际著名数据库乌利希期刊指南 （UPD）和哥白尼索引 （IC）收录的核心期刊。杂志自创刊以来的全部学术论文和历年中国娱乐与创意产业蓝皮书均可在中国传媒报告网免费整本或单篇下载，下载地址为：http:/ 年第 2 期卷首语沈 珺“一带一路” （The Belt and Road，缩写 B应该致力于打造一种不分高低贵贱、社会成员相互尊重、开放共享、平等交流的传播氛围和社会环境,坚持文明对话、文化平等的思想,鼓励跨文化对话和批评;应该鼓励采用一种内外结合、上下互动、左右联通、多方呼应的统筹协调、包容互动、互利共赢的原则
2、或理念,处理和应对传播世界的变化和挑战;应该致力于6与世界各国媒体、各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及高校传播学术组织开展全方位合作与交流,共同推进人类整体传播学走向健康的良性发展轨道;应该致力于构建一种既有纵向的时间久远性、又有横向的空间广阔性、还有竖向的层级高低性的理论分析模型;应该致力于建构一种第一二三世界融通、东西南北各方兼顾、宏观中观微观结合的良性互动、和谐发展的世界传播新格局;应该致力于推崇世界的多极化、经济的全球化、文化的多样化,使人类传播中的世界性与地方性、全球性与民族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整体性与个体性等各种对立关系得到有机化解、协调融合和重新升华。未来社会是信息社会、知识社会、智能社会,
3、亦是传播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万物感知,万物互联,万物智能,万物一体。人类整体传播不仅是人类的特权和表征,是社会关系的整合和呈现,而且还将是全球性的人与人、人与物、人与天地勾连互动的神经和大脑,是千门学科、万种行业互联互通的桥梁与纽带。在人类吃、穿、住、行、传的五大需求中,传播的需求及其重要性如今已经提升到了首位或者已经居于五大需求的核心。人类整体传播学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而辉煌,而人类整体传播学则必将成为新社会每个成员的案头必备和生活指南。面向新世界主义的传媒发展与愿景中国传媒报告2017 年第 3 期卷首语邵培仁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要发展,必须顺应世界发展潮流。要树立世界眼光、把握时代脉搏,
4、要把当今世界的风云变幻看准、看清、看透,从林林总总的表象中发现本质,尤其要认清长远趋势。 ”习近平主席及其领导集体对时代潮流、世界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所持有的创新性的系统性认识、论述、主张及行动方案,体现了一种内涵丰富、思想深邃、系统完整的新世界主义理论体系,是对当今世界局势和走向的深入洞察和准确把握的政治智慧。中国的新世界主义主张世界各国携手“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构一个和谐包容、开放合作、共生共荣、共赢共享、和平发展的新世界。其理论体系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反对霸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主张世界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反对地域保护主义,主张人才物讯自由流通、开放合作;反对利己主义,主张共商共
5、建、共赢共享、共生共荣;反对干涉他国内政,主张和谐包容、市场运作、和平发展;反对否认、歪曲、篡改历史,主张牢记历史,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同时,要求充分认识国际格局的复杂化、多极化,世界经济调整的7曲折性,国际矛盾斗争的尖锐性,国际秩序之争的长期性和中国周边环境的不确定性。要求居安思危,警惕和防范国家被侵略、被颠覆、被分裂的危险,改革发展、社会稳定大局被破坏的危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程被打断的危险,做清醒的新世界主义者。中国的新世界主义是以国家根本利益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出发点,既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又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前几代中央领导人优良的革命传统和先进的国际主义理念。在毛泽东时
6、代,主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邓小平时代,要求“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江泽民主政时期,推动世界多极化、参与经济全球化、维护世界多样性,积极构建国与国之间的“伙伴关系”;胡锦涛主政时期,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强调“和平崛起”,建“和谐世界”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主动提出了具有全球视野、世界胸怀和大国担当的新主张“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亲、诚、惠、容”的外交新理念,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新世界主义致力于同国际接轨、与世界对话、同全球共命运,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各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互动互助、共进
7、共演。新世界主义意味着包容性、发展性、层次性、策略性、弹性和张力,意味着需要用一种内外结合、上下互动、左右联通、多方呼应的统筹协调、包容互动、互利共赢的原则或理念处理和应对世界变化与时局挑战。今年 3 月 17 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的第 2344 号决议,首次载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重要理念。这一具有重要世界意义和历史价值的决议得以顺利通过,体现了国际社会对新世界主义的认可和赞同,彰显了中国的新世界主义理念和方案对全球治理的重要意义,也标志着这一理念已经突破或融入了国际社会的价值体系和话语体系,并成功登临人类道德的制高点,对西方社会推崇的普世价值顺势进行了一次有益的精粹、优化和升华。
8、其影响力也必将向政治、经济、外交、贸易、文化、安全以及传媒等各个领域延伸、扩展,甚至有可能渗透进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之中。这给中国传媒发展和改革带来无穷的想象空间和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要加强国际传播战略统筹谋划,为新世界主义的国际传播提供全方位、多渠道、全媒体服务。要大力传播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大力宣传中国解决国际热点问题以及全球经济发展问题的新理念、新倡议、新方案,积极开展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使新世界主义尽快为世界各国政府和大众理解和接受,成为全球共识和行动。要积极构建信息传播的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传播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8搭建资
9、源互惠、技术共通、人员共作、渠道共享的传媒共同体平台,携手发展中国家媒体共同推进国际新闻的生态平衡,携手世界各国传媒集团或机构进行新闻联合报道,实现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传播模式,更高效、客观、全面地报道世界。要积极建构兼容本土性和全球性的价值体系和话语体系。新体系应该既不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也不是东方中心主义的,而是以跨文化交流为基础的世界各国都能接受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体系。坚持文明对话、文化平等的思想,鼓励跨文化对话和批评。要努力构建科学有效、层次分明的传播结构和机制。新的传播机制的构建是一项从硬件到软件、从体制到流程的深刻变革,也是一项由浅入深、由内到外、由下到上的迭代交融的系统工程
10、,还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作生产、共传共享、互利共赢的新型市场运作模式。新世界主义语境下的中国传媒就是要以谦逊实干、开放包容的中国态度和智慧努力消除世界对中国的误解与隔阂,化解一切敌对的力量,整合漂移的离散力量,加固亲密的合作力量, 同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世界主义和中国传媒改革中国传媒报告2017 年第 2 期卷首语胡雨濛世界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深深根植于中国传媒的生产传播体系，经过媒介话语的社会内化，最终成为国家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共识和政策方向。在对世界想象进行表述时，当代中国话语在国家顶层战略决策的不断调试之中确认路径和方向从年代开始的“走出去”路线，到新时期的“中国梦”和“一带一路
11、”制度框架。“一带一路”是近年来政治经济学的热点名词，它所倡导的“开放合作、和谐包容、互利共赢、共生共荣”的理念也反映了新世界主义的愿景，并且契合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同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世界主义核心理念。伴随这一国家主导战略，一种新的世界主义话语得以形成，并在中国国际传播路线中扮演重要作用，影响中国传媒的运作机制和发展模式。“一带一路”所表达的世界话语至少包含几个维度：9在时间维度上，“一带一路”在不同时期表述了不同的内涵：世界主义贸易网络所形成的全球交往联系，以及去霸权化、去中心化的政治想象。在不同时期的意涵变迁中，传媒通过不断创造以及再构关于过去的特定印象，深刻影响了人们的世界观念
12、。在空间维度上，鉴于“一带一路”对中国的桥梁和纽带意义，国内媒介在建构世界主义时往往糅杂全球化潮流与在地文化现实，使之延展出层次丰富的视觉图景。这种世界主义的本土化印记为观察传媒生产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运作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问题面向。在发展维度上，“一带一路”倡议描绘了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商共建、共赢共享、融合发展的经济利益和文化图景。在此过程中，大众媒介如何传递此种世界叙事用以支持相应的政策开展以及跨国行动机制，尤为值得关注。在地缘维度上，“一带一路”战略虽然表现出了一定的全球战略的特征，但是它在本质上还是区域性质的。包含诸如国际传播中的“亚洲主张”“亚洲电影”“亚洲传媒”等在内的区域传播
13、理念，以其特殊的泛地区认同方式仍能在地缘战略辅助框架中具备适用性，亦延宕出更大范围的与外界互动互助、共进共演的可能性。面对“一带一路”布局渐具规模，中国传媒如何回应此项政策驱动在各类政治经济议题产生的影响，牵涉国家传播软实力，关乎中国全球治理战略。而伴随“一带一路”作为复杂的世界主义想象的被接受过程，也将内在驯化中国传媒产制。首先，以“一带一路”战略建设为契机，中国传媒一方面需努力深耕本土问题，理性诠释面对当代全球复杂的国家利益纠葛与国际关系困境，中国所可能施展的作为；另一方面则要在吸收新世界主义内涵的基础之上，向外界呈现担当、分享与合作精神，持续保持关怀世界的道德责任。第二，在挖掘进一步的“
14、中国认知”过程中，传媒研究事实上交织着三个不可分离的部分：建立在对全球文化流动与信息工业深入观察的基础上理解中国传媒文化的特殊性；通过检视中国媒介面临的矛盾性过程与复杂结构机制，提供反思西方主流经验的媒介研究方向；从制度的传媒过渡到国家整体性轮廓，以传媒为窗口展示中国可供世界主义理论吸收的历史经验。第三，“一带一路”既强化了沿线国家彼此资讯分享的必要性，也在客观上形塑了新的信息资源分配可能。中国传媒业目前具备的资源优势，亦可进一步统合入“一带一路”框架：既包括以互联网、移动传播等基础设施技术为先导推动沿线国家交流硬件建设，以10流行文化商品为基础扩大内容商品的共同消费市场，亦涵盖以新闻开放数据
15、源为平台的资讯分享机制。最后，跨地理维度决定了“一带一路”的传媒话语实践会在交织冲突、协商与共识的线索下展开，在探讨传媒的在地化实践时，既需要深入关注文化间性中的传媒生产，评估其如何塑造人们关于文化地理的认知变迁，形成新的社会网络；又需要注意到媒介技术、产业、内容与受众多维度的持续融合所赋予的世界主义内容变化。传播学科的时代问题中国传媒报告2017 年第 1 期卷首语王 昀传播学正面临自身的时代危机。对于许多研究者而言，这样的命题无疑并不感到惊愕。过去学科内部已经持续呈现的一系列反思，多多少少表达出类似焦虑。这些反思有的面向方法论，有的牵涉学科伦理层面，有的则直接回溯至更远的历史深处，或许均源
16、于研究者本身面对复杂的时代问题，所衍生出的质疑与自我叩问。 的确，传播学科难以形成一种习以为常的“安全感”。在媒介文明的快速更迭中，支撑人们彼此联结的方式实在变化太快。“传播”被纳入到一种寻求更高效率、更大范畴、更强互动的进步性指标之中。新的声音突飞猛进，尽管这并非意味着传统议题会随着科技工具的潮流而消逝，但那些新奇的、陌生的、流行的现象，显然更容易吸引当代人的视线。在这种追赶性的意愿驱动下，传播学的问题领域映射出强烈的危机意识。我们急迫地试图抓住未来的袖口，去关注大量从社会文化变迁内部涌现的新生事物。种种外部力量不断打破着研究者过去建立的认知习惯，向理论匣子添加着新物件。在此过程中，受众、媒介、新闻等等这些贯穿于传播学科的基础概念正不断得到补充修正。数字媒介的日常化线索，也使得传播的意涵持续深入社会公共领域。深谙键盘与触屏的平民甚至比研究者更为懂得传播之道，所有的理论关照都可能被迅速拿来置入现实的世俗世界予以检验。这使得传播学研究变得逐渐公共化，也进一步提高了其与日常生活、与其它人文社会学科相互对话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