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的继承关系一，司马迁的愤而著书：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曰：“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同样的意思，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其所以反复发为此论，无疑主要是缘于遭遇李陵之祸、“身毁不用”的严酷现实。所谓发愤著书，是因为不得志，故抒其愤懑，“思垂空文以自见”，即著书以见其志。不过，这里司马迁提出发愤著书说的思想基础，显然是儒家的“三不朽”观念。既然不能立德、立功，退而求其次，立言才成为其所追求的目标。所以，发愤与著书之内容的关系，少有涉及。二，韩愈的不平则鸣：“不平则鸣”这一理论观点出自韩愈著名的送孟东野序。此文开始就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进而慨叹“人之于言也亦然，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