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对国内外学术界、思想界将“乡土中国”等同于传统中国、以“乡土性”概括中国传统性的学说和观念提出了质疑，并对上述中国观的形成机制作了反思性探讨。作者认为，近代中国的思想家和中西方人类学家、社会学者们借助于西方现代社会科学来建构“中国社会”的过程，其实也是他们参照“现代的、城市的西方”，将既有的中国裁剪、过滤成“传统的、乡土的中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中国基层乡村社会的一些基本属性，被扩大为中国整体社会的本质特征，中国城镇社会、城乡关系的传统以及传统的城市性等等，相应被忽略。由此，不仅中国的传统性被单性化，中国的城市性也成了纯粹的西来之物、无本之木。这既于我们的文化自觉无益，亦不利于对现实中国城乡问题的把握。如何重新理解“中国”，已成为中国知识界抵制全球化、倡导文化自觉的一个基本问题。追根索源，我们需要就社会学与现代中国的“中国观”之间的关系作一些梳理和反思。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学被引入中国，是中国人了解西方和认识自我的需要的结果。社会学不仅让中国人发现了西方的“社会”（作为“社会”的西方），也让中国人确认了自身“传统”的、“落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