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些年来的当代儒学研究中，人们似乎多言境界，而很少论及境遇。而实际上，儒家思想中那个普遍的道德心性及其所开显出来的形上境界，是要通过具体的、差别性的境遇来体现和落实的。此所谓境遇，包括个体的、社会的和时代的。而在一个剧烈变革的时期，个人的遭遇又往往是与社会、时代的因素不可分割地纠结在一起，特别是对于一位以天下为己任的儒者更是这样。普遍的道德心性在具体而特殊的境遇中谋求落实所产生的矛盾与问题，乃是促使儒家思想谋求自我调整、转化和充实的动力与契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儒家与生活的关系也就是境界与境遇的关系。无视于时代的特殊问题和每一位儒者独特的生命感受，而只是片面地强调儒家思想无所不在的普遍性和超越性，则此所谓普遍性至多只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此所谓超越性也只是一种虚设的(概念的)超越性。从此种意义上说，一个真正以儒家的圣贤理想为依归的人，并不只是在一般的意义上成为儒家，而更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成为这个时代的这一个儒家，在其希圣希贤的追求中必然折射出时代的色彩和闪现出个体生命的光辉。本文主要是通过对于牟宗三自传体著作五十自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