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代以前对于春秋之“义”和“事”的认识在中国学术史上，孟子不仅是第一个指出了孔子作春秋的人，同时也是第一个指出了春秋有着“事”和“义”分别的人。根据孟子滕文公下和离娄下的文意，春秋之“事”亦即“史”；而孔子对春秋之“义”有所“窃取”，这个“义”，也就是“微言大义”。所谓“微言大义”，是说孔子在叙述春秋242年的史事时，通过采用一些特殊的修辞方法，来表示他的价值取向和判断。春秋之“义”和“事”孰重孰轻？孔子自己没有说明，根据孟子的话，我们也还得不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孔子在作春秋时的确有对“事”亦即“史”的隐讳，春秋三传均有这方面的记载。因此，孔子修春秋，事实上存在着“重义轻事”的倾向。对史实随“意”取舍，掩盖事实真相，这是一种非实事求是的不良倾向，孔子开了一个不好的头，对此我们不必为孔子讳。然而，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还有着主张“直笔”，主张实事求是的另一面。最著名的例证就是左传宣公二年所载董狐的据事直书，孔子赞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但是，到了西汉，今文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并没有对孔子思想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