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成书后，在历史上一直享有很高的声誉。宋元之际的史学家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1（卷32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清朝开国名臣宁完我，曾给皇太极上奏折，提醒统治者重视此书，他说：“如要知古来兴废的事迹，则有通鉴一书。此等书实为最紧要大有益之书，汗与贝勒及国中大人所当习闻明知，身体而力行者也”2（卷中请译四书五经通鉴奏）。资治通鉴之所以博得世人如此重视，不但在于其能以直书求实的史学精神写出一部信史，更在于其能于浩如烟海的史事中择取有关国家兴衰、生民休戚之事，以古鉴今，垂训将来。综观资治通鉴一百一十九篇“臣光曰”，其作为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众多的历史叙事得到了理论的升华，从而反映了资治通鉴所蕴含的丰富历史思想。因此，读资治通鉴，不可不细读“臣光曰”；而细读“臣光曰”，必将对资治通鉴有更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