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行政诉讼制度在中国的诞生，就不会有近几年关于“司法最终权”的提法。但行政诉讼也似乎只是给了人们一些现象上的提示，我国立法对司法最终权既没有明确肯定，也没能力完全肯定一一在一定程度上这应该是一个宪法或宪政中的问题。也许，更重要的还不是立法的态度，而是司法最终权在理论上是否成立。如果理论上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国法制建设中的某些方向性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一司法最终权的意义尽管我国已经有人尝试着谈论中国的“司法最终权”，但这个概念既不是我国的特产，也不首先产自中国。最先提出并肯定司法最终权的是西方人，我国有些人只是在发现我国的某些制度有些西方司法最终权制度的样子，才有了这种不合传统宪政思想的提法。事实上，所请西方的司法最终权，既不是由宪法或哪个普通立法的某个条文明确规定的，也不是在十年八载中形成的，而是在长期的法治思想、尤其是宪政思想的不断发展，在法治实践、尤其是宪政实践的不断进步中形成的，如今已被认为毫无疑问:法院给人定罪、处理民事纠纷;法院审查、裁决行政行为是否合宪合法;法院审查、裁决议会的立法是否违宪。而除了法院自身或另一个法院，其他任何国家机关都无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