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适应者死亡连载章节目录序一 莫让浮云遮望眼：正确认识我国当前的战略环境 / 王湘穗序二 战略研究：我们需要怎样的头脑？ / 刘戟锋序三 中国战略研究的新视野 / 朱亚宗导 论 知媒者生存 / 19第一章 生活在意象世界谁要统治世界？ / 29“被第一”的中国 / 33风从何处来？ / 38中国不高兴折射了什么？ / 41“军力报告”再掀风波 / 44中国梦惹争议 / 50危险的意象 / 54潜伏着的“黑天鹅”/ 56大国总理的清醒认知 / 62仰望天空的精英 / 65“ 温水煮青蛙”的故事 / 69第二章 媒体狂欢的时代“中国元年说”/ 75“中国世纪”大合唱 / 78警惕被“格式化”/ 84
2、“中国威胁论”伴奏 / 88看！“中国责任论”来了 / 97月亮与洞穴 / 102中西媒体不对称 / 109解码美国强势媒体 / 113大脑要装防火墙 / 117第三章 美国衰落：建构或现实？美国！美国！ / 128金融危机引发形象“地震”/ 129星条旗内外激辩“美国衰落”/ 132臆想中的美国崩溃 / 139再看美国崛起之路 / 142第一次科技革命与美国发展 / 149第二次科技革命与美国崛起 / 153第三次科技革命与美国霸权 / 157“唱衰美国”还太早 / 162美国竞争力优势 / 167奔跑的美利坚 / 172第四章 触摸“美国世纪”的拐点海湾战争散不尽的硝烟 / 182一战归来
3、的美军 / 185二战：科学大显神威 / 186万尼瓦尔布什 / 190“Spunik-1”升空引危机 / 192“阿波罗登月”计划的遗产 / 195走出越战泥潭 / 1971981 ：不仅仅是巧合 / 198冷战注解“美国世纪”/ 203“911”之后 / 205第五章 美国是唯一的坐标系吗？高科技崇拜 / 212富国与强军的逻辑 / 217“ 被动锁定”很危险 / 221美国优势的支点 / 224战争留给伊拉克什么？ / 237身陷阿富汗 / 244“山姆大叔”恋上武力 / 247“ 美式战争”之奢侈，谁敢要？ / 251拒绝“美式霸权” / 254美国反对美国 / 259建立自己的“坐标
4、系”/ 263第六章 适应者死亡，不是杞人忧天上将之感慨 / 272第三次世界大战？ / 274“星球大战计划”的阴谋/ 276尼克松之不战而胜 / 279此起彼伏的“颜色革命” / 281“无核武世界”背后/ 283太空，已硝烟弥漫/ 287美国是玩战略的高手！ / 291希腊悲剧/ 296第七章 中国应对全球战略博弈C 形包围预警 / 306中国离战争有多远？ / 307“大国崛起”要流多少血？ / 310还敢与“科技革命”失之交臂吗？ / 316直面“钱学森之问”/ 321“智库一条街”的启示/ 325“韬光养晦”没有过时/ 331“中国世纪”不是梦/ 333后 记 国家强盛，我们的责任
5、 / 339序一 莫让浮云遮望眼正确认识我国当前的战略环境王湘穗（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 超限战作者）如何看待当前的形势，并据此对所处战略环境进行准确判断，这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从战略指导角度看，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邓小平同志精准地认识到全球格局的大变化，把握住了中国发展现代化的战略机遇期。2002 年十六大提出，二十一世纪前二十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今年以来，在中国周边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使人们对我们所处的战略环境是否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产生了疑问。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
6、规划的建议再次指出， “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同时强调，我国的发展“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 。因此，如何从总体上把握我国当前所面临的战略环境，不要让短期事件左右我们对形势的基本判断，保持内政外交的政策稳定具有重大意义。看形势关键在抓特征，特别是反映时代基本趋势的重大特征。目前我国所处的战略环境的基本特征，可以用“变” 、 “乱” 、 “难” 、 “险”四个字来概括。所谓“变” ，就是我们正在面临着国际体系的大转型之中。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冷战和一超多强的格局之后，我们再一次面临着国际体系的全面转型。根据美国国
7、家情报委员会在全球趋势 2025转型的世界的报告中判断，到 2025 年，国际体系虽不至于全面崩溃，但将面目全非。有位中国的学者在分析国际体系变化的时候，用了一个更加形象的词：“蜕变期”原本像蛹一样的世界，正在生出翅膀。看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世界体系处于转型的历史周期中。然而，有多少人真正意识到这将是一个“变化多于传承”的过程呢？在许多人看来，此次转型的最重要的标志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的崛起。这些被称为“金砖国家”的新型大国，以自身经济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世界经济版图和国际体系的力量格局。其实真正深刻的转变，还在于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历程提供了与传统西方现代化道路不同的新模式。这种已经存在却
8、不被广泛承认的新模式，对无法学习金融资本主义的美英模式，也学不了高福利的欧盟模式，甚至也难以复制东亚模式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吸引力的借鉴。同时，因这些新兴国家大多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寻求改革国际秩序中不合理、不公正的部分，使之成为全球国际体系中一支清新健康的力量。与新兴国家崛起对应的是西方国家的相对衰落，这是全球转型的另一重要现象。体现这一趋势的重要标志，就是以G7 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俱乐部正在把处理世界事务的权力让位于 G20 这样的国际组织。转型的意义不止于新兴国家与西方世界的力量消长，还在于更多新的跨国议程的出现，创建能够应对更复杂挑战的国际新体系的过程已经开启。然而，西方国家国力下滑及其
9、对国际地位的坚守，与新兴国家的快速发展和对国际事务的陌生，这意味着权力结构的重大调整将充满着动荡。所谓“乱” ，是指战略环境因为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出现了紊乱的局面。以往在进行战略判断时，最重要的任务是判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开始各说各话和相互攻击。抵御金融危机的全球共同努力，逐渐被以邻为壑的冰水所浸没。发达国家之间、新兴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矛盾，正在孕育或已爆发为冲突。不论是哥本哈根会议，或是 G20 会议，各国的立场大相径庭，无法取得一致意见。原有的联盟被打破，新的联盟尚未成型，原本需要“遏制”的对象成了“同
10、舟共济”的伙伴，而长期的“战略伙伴”又成为“竞争对手” 。国家关系一年一变或一年数变，世界似又回到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混沌状态，国际秩序陷入无序。在纷乱不已的世界上，我们首先需要反对什么，还要搞清并能够说清楚我们需要什么，也要理解别国的利益需求，学会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实现与其它国家的多赢。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要寻求通约各国间利益的方式，提高区域共治乃至全球治理的能力，而这才是使得国际秩序恢复有序运作的关键。所谓“难” ，是指我们面对的战略环境中存在着大量的、却越来越难以化解的矛盾。出现这一困难局面的直接原因，是二战后体系在逐步瓦解的过程中遗留下可能引发冲突甚至危机的诱因。如自 1971
11、年，尼克松“创造性地摧毁”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抛掉了保持美元之舟稳定的最后“压仓物” ，全球经济体系就陷入越来越频发的危机之中，而要重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却是全球最困难的任务之一；再如二战后确立了大国划分势力范围、组成联合国以大国一致原则解决安全事务的雅尔塔体系，欧盟的出现和苏东集团的解体，颠覆了雅尔塔体系的欧洲部分；而日本的复兴、东盟的出现直到中国崛起，亚洲部分残存的雅尔塔体系也开始动摇。一些在和平年代被掩盖和搁置的历史纠葛和利益冲突开始显现，如我国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关系、中日钓鱼岛争议、中美经济关系失衡、美元体系缺陷等等，在危机时期各国政府都有把民怨引向外部的政治需求，这使原本就因很难解决而拖延
12、下来的分歧，更加缺少转圜余地。目前的两难是，真要解决这些重大问题还有很大难度，但要继续留待时机成熟时再着手去解决，当事方又似乎难以面对越来越激昂的民意。所谓“险” ，是指战略环境存在着凶险的一面。快速的变化总会产生不稳定，转型更可能存在颠覆的风险。在美国人看来， “新的国际秩序是从美国主宰的单极世界向老牌列强和崛起大国难分高下的等级结构转变，以及从国家行为体向非国家行为体的力量扩散” 。这意味着， “向新国际体系的转型将险象环生” 。的确，对处于没落中的西方大国来说，面对着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强、而且还越来越难以防范的反抗，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凶险。然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处于转型之中的世界也具有
13、同样甚至是更大的风险。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后发国家，我国从洋务运动开始，在历史上有过多次中途夭折的现代化努力。其原因就是没有把握世界发展变化的大趋势，或疏于内政、或失于外交、或缺少军事准备。结果在严酷的国家竞争中被列强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打败，逆转了现代化的进程。经过 30 年改革开放，我们取得了重大成就，也积累了许多重大矛盾，国内的改革处于攻坚的困难阶段；而从全球角度看，我们又处于全球性的危机时代、一个国际体系的重大转型期。稍有不慎，仍有可能重蹈覆辙。因此，对战略环境中存在的巨大风险，我们不能不高度重视。与人们危机已经过去的乐观态度相悖，有可能引燃世界范围的贸易战、货币战已经飘起了烽烟，全球金
14、融危机的第二波探底似乎越来越近。而最近的朝韩炮击事件和黄海军演，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对我们来说，认识战略环境可使我们避免陶醉于八方赞誉、形势一派大好的飘飘然之中，也可以使我们摆脱四面皆敌、风雨如磐的判断。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同样，认识战略环境，就是为了适应环境，并创造条件去营造有利于我国发展的环境。序二战略研究：我们需要怎样的头脑？刘戟锋（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科学院院长、教授、博导）从事战略研究，首先要了解战略是什么？我们的回答是：战略是谋划，因此必须面向未来；战略是艺术，因此没有一定之规；战略是创造，因此不需引经据典；战略是判断，因此不能模棱两可；战略是指南，因此必须付诸行动；战略
15、是选择，因此有跟踪对抗、自主创新之分；战略有层次，因此有大小战略之别；战略有时效，因此有长期、近期战略之称；战略分领域，因此有军事战略、企业战略之谓。战略研究是时代发展提出的必然要求。因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演变，进入 19 世纪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社会科学领域，诞生了马克思主义；在自然科学领域，诞生了麦克斯韦方程。这两大成果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理论开始超前于实践。如果说此前人类社会的发展尚处在经验探索期，那么此后社会的发展进入了理性设计期；如果说此前战略研究还只是个别天才人物的睿智表达，那么此后战略研究则成了社会分工中某个群体的职业担当。战略研究需要怎样的头脑？肯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以下三
16、个方面似乎缺一不可。一、合理的知识结构是基础战略研究是人类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理论乃是系统化的知识。因此，从事战略研究必须具备合理的知识结构。但知识结构的合理性问题，因职业、领域、时期、地位、专长而不同。由于战略研究的本质是要用科技手段达成社会目标，所以有两点必须具备，一是社会知识，如果研究企业战略，就要懂企业管理；如果研究国防战略，就要懂军事。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不了解社会的需求，显然无法设计发展战略；二是科技知识，因为现代科技已影响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所谓企业发展，军事变革，也总是由科技的应用、由装备的创新而发轫。举例来说，人类战争发展至今，就与科学的关系而言，其实应用的主要是物理
17、学知识。而物理学之所以发达，之所以成为所谓的带头学科，仅仅因为在人类力图破解的一切现象中，物理现象最简单。运用最简单的科学知识作为战争手段，尽管势所必然，但肯定有所局限。这就需要对物理战有所检讨、有所反省，其结果是发现物理战至少存在三大困境，即作战对象偏转、作战时空受限、作战费用飙升。这种反思和检讨需要懂科学技术史、懂军事斗争史，它也是研究未来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的必要基础。尤其应该指出，从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就已呈现出多方称雄的局面，物理学也早已不是一枝独秀。在自然科学领域，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和医学狂飙突进，在社会科学领域，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和法学如日中天，在交叉学
18、科领域，系统学、信息学、协同学和突变论异军突起。特别是现代生物科学及其技术的发展，已将认知的矛头直指人类进化黑箱，引起世界社会的广泛关注。现代心理科学及其技术的进步，更将探索的触角伸向人的意识、大脑和心灵，使人类的认识进入到一个广袤的精神天地。现代科学技术的兴盛和繁荣，必然引起科学与战争关系的改弦更张，依旧豪情独钟于物理科学及技术的做法，不过是屈从于思维的习惯和定势，已成了自牛顿以来机械唯物论在军事领域的翻版。二、清晰的理论思维是核心战略研究是创造性的工作，因此必须具有理论思维的能力。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理论思维其实就是哲学思维。哲学不承认一
19、成不变的思维定式，不承认众口一词的理论体系，不承认一锤定音的终极真理。哲学思维就要敢于怀疑、敢于批判、敢于破旧立新。具有理论思维的能力，才能创新，所以也可以说，理论思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理论思维其实并不神秘，关键是要真正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举例来说，有一个通行的观点，认为战争的基本目的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战争的最高目的是迫使敌人屈从我方意志。但只要提高到哲学层面就会发现，战争的基本目的和最高目的其实完全是一回事。所谓消灭敌人，不能单纯地理解为肉体摧毁，一旦敌人屈从我方意志，是否也是消灭了敌人？与旷日持久的伊拉克战争相比，颜色革命是否更成功？如此说来，消灭敌人就有两种方
20、式，一种方式是肉体意义上的消灭，可以运用物理战、生物战、化学战的手段；另一种方式是精神意义上的消灭，可以运用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的手段。如果我们把物理战、生物战、化学战称为军事作战，那么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就是政治作战。与军事作战相比，政治作战具有全维度、无间歇、攻易防难、效果滞后的特点。对于军队来说，一味钟情于军事作战、肉体摧毁固然可以理解，因为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主要就是军事作战的历史，但同时必须重视政治作战、意识操控，政治作战与军事作战至少具有同等重要性，这也是军事斗争发展到今天的必然。三、敏锐的前瞻眼光是关键战略研究是面向未来的探索，因此必须具有前瞻的眼光。战略研究的关键是提出问题，
21、如何解决问题已不重要。见多识广才能作出判断，才能把握机遇，才能举一反三。战略研究可借鉴，但没有通用的法则。重要的是把握需求，需求既来自现实，也来自创造。而社会需求是多方面的，我们主要是把握军事需求，把握力所能及的需求。能凝炼出需求的是战略，解决需求的是对策。能提出短期可行的思路是战略，长期才可行的则是预言。面向未来的探索就要有前瞻的眼光。前瞻眼光不光是只会盯着别人，亦步亦趋。跟踪对抗可以借鉴先进国家军队的做法，有所为有所不为，但自主创新必须敢于标新立异，而不必拘泥于是否引经据典。人们不是都在津津乐道于信息战吗？诚然，信息战从概念提出，到今天变得甚嚣尘上，至少也有十几年的历史了。十几年来，人们围
22、绕信息战的特点、规律、战法展开了广泛的探讨和研究，却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所谓的信息战，是否就是今天人们街谈巷议的这般模样？对于信息战的理解，是否应该有更宽广的视野？事实上，从产生机制来看，信息可以分成两大类：物质信息与精神信息。物质信息又包括物理信息与生物信息，这就意味着，信息战应该存在三种样式，即物理信息战、生物信息战和精神信息战。物理信息战正是目前依托于计算机的主导信息战模式，生物信息战也为一些大国所跃跃欲试，但从战争的最终目的看，光有物理信息战、生物信息战是远远不够的，由物理信息战拓展为生物信息战，最后达致精神信息战那才是人类战争的最高境界。序三中国战略研究的新
23、视野朱亚宗（中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教授、博导、少将）二十多岁的青年，是竞技领域的主角，是演艺界的新秀，也可成为创作、创业的新锐，在学术界纯粹基础研究领域，也有众多脱颖而出的新星。海森伯 25 岁创立量子力学，爱因斯坦 26 岁提出相对论，马克思 27 岁时写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恩格斯 28 岁参与发表共产党宣言 。华罗庚 26 岁解决了数论中的完整三角和估计问题、27 岁提出华氏不等式，王国维 29 岁开始写作人间词话 ，闻一多在 24 岁写出精彩的女神评论。石海明、刘杨钺、张茜三位 80 后青年学者，投身于通常需要深厚积累的战略研究领域，以复合的知识结构、独特的科学敏
24、感和哲学的宏观视野，对当代中国战略提出了有异于背景深广、资历厚重的战略学者的独到见解，为众说纷纭的中国战略研究领域吹进一股清新之风。适应者死亡媒体狂欢时代的全球战略博弈一书，最启人心智的是突破民族主义和情绪主义的桎梏，而从哲学维度和历史理性的高度立论：“强兵兴国对每个主权国家都有着天然的吸引力。然而，历史上德国、日本曾经亲历的悲剧，提醒全球每一个现代国家，在强兵与兴国之间没有简单的逻辑。历史上的大国崛起往往伴随着血流成河、硝烟弥漫，但时至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更多的是文化竞争、科技竞争、教育竞争，以往攻城略地般的战场厮杀正在让位于悄然进行的人才、科技、文化较量，正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富国与强
25、军之间的逻辑，真正实现和平发展、和平壮大。 ”而对于中国未来的崛起，作者切中肯綮地提出，中国要过“三道关”：开放包容的气量关、文化传承的甄别关和探索创新的才智关。像这样自出机杼的独到见解在书中屡见不鲜。全书从立论到论证渗透着哲学的思维与历史的理性，再看看当今不少情绪化的战略著述，不禁使人想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义愤不能推进科学的论断：“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做证据，而只能看做象征。愤怒出诗人，愤怒在描写这些弊病或者在抨击那些替统治阶级否认或美化这些弊病的和谐派的时候，是完全恰当的，可是愤怒一用到上面这种场合，它
26、所能证明的东西是多么的少。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 189 页。 ）透过全书的深入探索与独到见解，人们不难发现，作者不仅具有盼望中国伟大复兴的社会责任感，看透狭隘民族主义的世界眼光，超越媒体狂欢迷雾的清醒理性，而且具有突破潮流、挑战权威的批判创新精神。我真诚地期盼本书的青年作者，伴随着中国战略研究的深入发展而成长为一代战略名家。中国战略研究近年来渐趋繁荣，笔者近日翻阅了最近出版的阎学通等人所著的中国崛起靠什么 、宋晓军等人的中国不高兴 、易强的美国沉没 ，以及 20 世纪 90 年代宋强等著的中国可以说不 。这些著作与国际战略学家托夫勒、奈斯比特、贝尔、
27、佩恩、汤恩比、池田大作以及中国学者资中筠、李泽厚、吴敬琏、袁伟时、秦晖、陈志武、崔之元等人的战略思维相比，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更关注当下局势，更倾注情感因素，更喜欢具象讨论。这些不同折射出了中国当代战略专业研究在关怀问题的深刻、学术底蕴的深厚和价值取向的深远等方面的不足和差距。此外，当代中国战略研究由于立场、观点、方法的不同，而各有所好，异彩纷呈。这样百家争鸣的局面，是通向某些战略共识的必由之路，是中国学术研究的进步，应该为之欢呼。学术研究最大的考验是时间，也就是实践的检验。战略研究的争论可以从长计议，战略研究的观点可以求同存异。但是，中国战略研究在异彩纷呈的同时，也必须关注其形上层次的规律，
28、充分发挥它对战略研究的基础性和导向性作用，并在有章可循的深层理性基础上，形成指导中国战略研究的某些原则性共识。以笔者之见，当代中国战略研究应遵循如下三项基本原则：从中国问题出发，遵循世界普适规律，牢记人类最高目标。一、从中国问题出发一本战略研究的著作，以“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为研究纲领，有宏大志向，但是论证的方法是可以商榷的。书中为驳斥“文艺腔”的“小右”们，引用了网上的一个帖子：“他说：中国宋朝被蒙古打败，固然文化有问题。 你问他：西罗马、拜占庭被野蛮民族攻灭，是不是文化的问题？他说不知道！”“他说：中国古代有太监。 然后哈哈大声嘲笑。你问他 ：欧洲的太监、阉割的艺人，自废的教徒
29、呢？他说不知道！”“他说：中国人裹小脚。 然后哈哈大声嘲笑。你问他：现在的隆胸呢？他装听不见。 ”“他说：孔子流浪各国，不异于犬与鸡。 你问他：十二宗教徒呢？他不敢放个屁！”“他说：儒教黑暗，八股，封建宗法！你问他：欧洲的宗教裁判所呢？他茫然不知！”“他说：儒教杀人太多，该被废除！你问他：欧洲天主教杀人更多，为什么不废除？他耍太极。 ”“他说：孔子曰妇人难养，孔子压迫妇女。 你告诉他：圣经里称妇女为淫妇！他照样和女朋友去过圣诞节！”“他说：中国有那么多酷刑，野蛮啊！你告诉他：欧洲中世纪挖皮肉、钩舌头、洒石灰、淋铅水！他闻所未闻！” （宋晓军等著， 中国不高兴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
30、 60 页。 ）这样的论辩出现在网上无可厚非，但这样的论辩引入严肃的学术著作是令人遗憾的。恩格斯的确说过从事实出发，但其含义决非从随意抽出的单个事实出发，而是要从各种事实的联系出发，正如列宁深刻指出的， “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 ，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从事实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地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
31、或者甚至于连儿戏也不如。譬如，一个从前要求严肃，现在也希望人们说他严肃的著作家，竟以蒙古传统的事实为例来说明二十世纪在欧洲发生的某些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说他只是在闹着玩吗？说他在进行政治欺骗是不是更正确些呢？” （马克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 ，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 309 页。 ）因此，不是从个别的、简单的事实出发，而要从事实的联系出发。研究事实的联系就会发现问题，无论是自然科学研究还是社会科学研究，毫无例外都应从问题出发，这是比从简单事实出发更高层次的研究方法。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异常复杂，对问题轻重缓急的判断也见仁见智，恰如有真问题才有真学问，在战略研究领域也只有真问
32、题才有好战略。以笔者之见，当代中国的问题，有外部问题，也有内部问题，而内部问题的解决是决定性的。本书引述了温家宝总理在 2010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谈到的部分问题：“中国这些年经济虽然发展很快，但是由于城乡不平衡、地区不平衡，再加上人口多、底子薄，我们确实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上海和北京的发展不能代表整个中国。我们要实现小康目标还需要做出艰苦的努力；要建成一个中等发达的国家，至少要到本世纪中期；要真正实现现代化，还要上百年以至更长时间。 ”温总理虽然只是直接指出了中国当代经济发展问题，但是“要真正实现现代化，还要上百年以至更长时间”的论断，显然隐含了中国发展中的其他深层次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
33、，比经济发展问题更为复杂，甚至需要一场深入持久的社会进步运动。如甄别和反省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优秀部分与糟粕部分，现行制度的完善和改革问题，社会公正和正义的实现问题，法制规则、商业道德、科教风气、社会价值的纠正和重建问题等等，都绝非易事。中央电视台 12 集纪录片大国崛起中，有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奥斯维辛犹太人墓前历史性的一跪，旁白是：“跪下去的是勃兰特，站起来的是德意志。 ”中国人近代以来屡受外侮，自然无须下跪。但是彻底反省的精神，中国人却无法回避：对于历史传统的反省，对于我们失误的反省，对于社会弊端的反省。鲁迅先生是最深刻解剖自己，并最敢正视中国文化的勇士，鲁迅的精神和判断，今天的学人似无人能够超
34、越：“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倘使当正视而不敢，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然而，不幸这一种勇气，是我们中国人最所缺乏的。 ”正视历史，是为了记取历史的教训，现代化的实现必须跳出杜牧阿房宫赋所感叹的循环：“秦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二、遵循世界普适规律恩格斯深刻地指出，在人的主观愿望和行动背后，潜藏着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无数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
35、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马克斯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 243 页。 ）马克思的伟大贡献首先就在于发现了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的普适规律，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经济、政治、社会、科技、艺术、思维等许多方面发现了普遍规律，马恩著作成为人类最丰富的思想宝库。随着时代的前进，已有更多的世界普遍规律被揭示出来，未来还将发现更多的世界普遍规律。这些普遍规律是人类文明的最高结晶，它与各国的具体国情条件相结合，呈现为丰富多彩的特殊规律。但是普遍规律是认识论上的路标，认识了普遍规律，犹如登上了高峰，易于看清特殊迷雾的全局。十七大报告也已经明确提出，要同时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