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历史的真相，真实的文革作者：黎阳 写在前面：郁达夫曾说过：“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毛泽东是中华民族乃至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没有之一!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力量主要是精神的力量，丑化毛泽东就可以瓦解中国人的精神，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国内很多人对毛泽东的仇恨，在客观上完成了西方列强一直想做却无法做到的事情，很多不明真相却自以为是的人，事实都成了西方列强的走卒和帮凶。捍卫毛泽东，我们责无旁贷!还清白于毛泽东，我们义不容辞!如今许多年轻人自以为知道的文革，其实是一个当年被蓄意歪写、如今被拼命写歪的神
2、话“文革”、鬼话“文革”、谎话“文革”。如今流行的“文革罪恶”种种，没有一桩是毛泽东主张的，没有一件是毛泽东指使的。把不是毛泽东主张、不是毛泽东干的事硬安到毛泽东头上，这符合什么人的需要?道理非常简单：文革的关键和矛盾焦点其实就一条：“整党内走资派”与“不准整党内走资派”“矛头指向党内”与“矛头指向党外”。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一切原来似乎不可理喻的荒唐立刻一目了然。毛泽东：“阶级敌人就在党内”。文革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矛头指向党内。刘邓：“阶级敌人不在党内”。“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矛头指向党外。为了权力，就必须禁止“矛头指向党内”，就必须“矛头指向党外”，就必须证
3、明“阶级敌人不在党内”，就必须证明在党外、在社会上存在着大量“阶级敌人”，就必须没有敌人也得造出敌人来。但在已经实现了公有制的中国社会无法根据人们的经济来源划分敌我。硬要从普通群众中抓出大批“阶级敌人”，就只能想方设法鸡蛋里挑骨头，吹毛求疵找差别、挑岔子，结果就是查家庭出身，查平日言行，找生活差错。后果就是“血统论”、“文字狱”、“生活问题”、“穿一样的衣服”、“人人自危”毛泽东刚下令广播北大大字报搞文化大革命把矛头指向党内，刘邓马上派出工作组搞“二次反右”。工作组一到，立刻人人自危，全国学校的老师和校长都受到冲击。有人统计，工作组仅在首都24所高等学校里就把1万多个学生打成“右派”，把两千多
4、名教师打成“反革命”。1957年反右还是先让人说话，说完了再说这个话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1966年6月工作组往往不等人说话，而是先翻档案。谁的档案有问题，谁就是“监控对象”，结果是连说话机会都没有就被揪出来了。1966年6月9日，刘*奇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比1957年反右派的规模还要声势浩大，所定的右派人数要超过1957年。学校单位的夺权斗争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要涉及到中学。”刘*奇批过一个的报告说，在中学生中间和在大学生中间要抓百分之一的右派(当时中国中学生好几千万，大学生150万。百分之一是几百万超过“反右”的55万)。所有这些其实就为了证明一条：“阶级敌人在党外不在党内”
5、，所以必须把文革变成又一次镇反、又一次反右“为权力而真理”为了“矛头指向党外”，就必须证明“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就必须在党内当权派权力受威胁时出现社会动乱、出现一切想得到和想不到的荒唐事，不荒唐也要造出荒唐来：毛泽东：“阶级敌人就在党内”。文革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矛头指向党内。刘邓：“阶级敌人不在党内”。“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矛头指向党外。为了权力，就必须禁止“矛头指向党内”，就必须“矛头指向党外”，就必须证明“阶级敌人不在党内”，就必须证明在党外、在社会上存在着大量“阶级敌人”，就必须没有敌人也得造出敌人来。但在已经实现了公有制的中国社会无法
6、根据人们的经济来源划分敌我。硬要从普通群众中抓出大批“阶级敌人”，就只能想方设法鸡蛋里挑骨头，吹毛求疵找差别、挑岔子，结果就是查家庭出身，查平日言行，找生活差错。后果就是“血统论”、“文字狱”、“生活问题”、“穿一样的衣服”、“人人自危”毛泽东刚下令广播北大大字报搞文化大革命把矛头指向党内，刘邓马上派出工作组搞“二次反右”。工作组一到，立刻人人自危，全国学校的老师和校长都受到冲击。有人统计，工作组仅在首都24所高等学校里就把1万多个学生打成“右派”，把两千多名教师打成“反革命”。1957年反右还是先让人说话，说完了再说这个话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1966年6月工作组往往不等人说话，而是先翻
7、档案。谁的档案有问题，谁就是“监控对象”，结果是连说话机会都没有就被揪出来了。1966年6月9日，刘*奇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比1957年反右派的规模还要声势浩大，所定的右派人数要超过1957年。学校单位的夺权斗争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要涉及到中学。”刘*奇批过一个的报告说，在中学生中间和在大学生中间要抓百分之一的右派(当时中国中学生好几千万，大学生150万。百分之一是几百万超过“反右”的55万)。所有这些其实就为了证明一条：“阶级敌人在党外不在党内”，所以必须把文革变成又一次镇反、又一次反右“为权力而真理”为了“矛头指向党外”，就必须证明“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就必须在
8、党内当权派权力受威胁时出现社会动乱、出现一切想得到和想不到的荒唐事，不荒唐也要造出荒唐来：在群众中制造对立因为“阶级敌人不在党内而在党外”，所以有了“二次反右”，所以有了个划分敌我的问题。当权派“以我划线”划分敌我不听话、提意见的就是“敌人”，用听话的监控不听话的，用一部分群众整另一部分群众，用群众搞“二次反右”、“抓阶级敌人”。这就把本来并无利害冲突的群众分成了你死我活的对头，非把对方搞垮不可。群众的分裂对立就此形成。1966年7月25日至28日“中央文革小组”分别宣布撤消刘邓派出的一切工作组，号召群众“自己解放自己”。1966年7月29日，刘少奇在人大会堂接见首都中学生代表时宣布：“保护少
9、数”包括保护主张“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人。1966年8月1日，毛泽东以写信支持与工作组对立的“红卫兵”的方式公开表态支持成立群众组织与刘邓派出的工作组对抗。各学校工作组依靠的学生立即摇身一变成为“红卫兵”和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用“红卫兵”对付“红卫兵”，用群众组织对付群众组织你不靠工作组靠群众组织，我给你来个“真假孙悟空”。工作组“挑动群众斗群众”、依靠一部分群众整另一部分群众导致群众的严重对立。成立了群众组织后，群众由个人的对立变成有组织的对立对抗。双方都拼命证明自己“革命”，都竭力证明对方“反革命”，都自觉不自觉地遵循“阶级敌人不在党内而在党外”的思路千方百计挑对方人员的一切毛病：出
10、身、言行、生活问题“血统论”、“文字狱”、“生活作风问题”等等从此变成整个社会关注的问题你用出身不好的人，就证明你“组织不纯”，就证明“阶级队伍不纯”，就是“招降纳叛”，就是“反动组织”；你文章演讲能“鸡蛋里挑出骨头”，就说明有“反动内容”，就证明是“反动组织”；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严重，就证明是“阶级异己分子”，就推论出“反动组织”所谓“文革极左”浪潮就这样愈演愈烈。由此产生了一系列荒谬：对立、谩骂、武斗、破坏这反过来又成为“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的证据 谁让你搞文化大革命的?谁让你“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挑动群众打人。1966年6月我亲耳听到工作组传达毛泽东关于一些
11、单位出现群众打人事件的指示：如果是坏人，那么打了你活该；如果是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如果是好人打好人，那是误会，不打不相识嘛。据我所知，这次传达是全国统一传达的。这条“最高指示”一传达，全国各学校顿时打人成风：毛主席都批准打人，谁说“黑帮”打不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然而时隔很久我才知道，毛泽东当时严厉批评了这个“传达”：为什么偏偏删掉了我最关键的最后一句话：“今后不准打人”?!这正是“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这一理论的需要。第一，各学校打人成风，岂不证明了“没有工作组就要大乱”、广播北大大字报就是“敢动党内当权派，就必然天下大乱”?第二，通过打人一事让群众产生错觉：毛泽东的三大
12、纪律、八项注意之类可以不算数，只要“出于革命义愤”，那就“情有可原”，不必计较从此对毛泽东的主张可以“各取所需”。第三，在受害者及家属心里种下对文革、对毛泽东的仇恨种子。第四，把群众的注意力吸引到打人，不再关注“党内走资派”。第五，在群众中丑化文革。此例一开，尔后的暴力事件便层出不穷，如洪水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从打人骂人到各种各样的人身侮辱：戴高帽、挂牌子、剃“阴阳头、坐“喷气式”现在人们所见所闻有关文革的种种劣迹，无不源于此次“传达”。尽管之后公布的“十六条”规定“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但“二次反右”已经造成了群众的严重对立，歪曲传达的“打人指示”已经先入为主，暴力之风已形成。“要用文斗，
13、不用武斗”等规定在文革中几乎无人理睬，形成的怪逻辑是：不折不扣按毛泽东的主张办、讲政策、守规矩倒成了“保守”、“条条框框多”，无视毛泽东的三令五申才“革命”，才体现“造反精神”“造反”落实到对抗毛泽东的三令五申上，还说这叫“最忠”。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刚刚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代表，8月20几日立刻开始闹起了打砸抢抄抓、毁坏文物、肆无忌惮把矛头指向社会群众的“破四旧”，同时“血统论”风靡一时“血统论”以强调出身为名，把“红卫兵”解释成应该以干部子女为主的组织。而“干部子女”其实就是“党内当权派子女”。由“党内当权派子女”组成的“红卫兵”显然对到社会上“破四旧”、落实“阶级敌人在
14、党外而不在党内”比认同“阶级敌人在党内不在党外”、“把矛头指向党内”积极得多。当时这些“红卫兵”都是年方十来岁的中学生。如果没有老谋深算的人暗中唆使支招，这些过去从未接触社会不喑世事的小年青哪里会想得到跑出学校到社会上去大闹?那些“有人冲入您家，打砸抢烧您的一切，拖您的父母出去砌墙堆砖，而且毫无理由”、“打死老师、亲人告密、殴打被认定为黑五类的人”、血统论、打砸抢烧、破四旧之类暴行全都是这个时候发生的，即最需要破坏毛泽东“矛头指向党内”的文革重点的关键时刻发生的这其实是反文革力量直接“将”毛泽东的“军”的极巧妙的一记毒着：你毛泽东依靠“红卫兵”闹文革把矛头指向党内，我来个“四两拨千斤”，用“血
15、统论”唆使“红卫兵”把矛头从党内引向社会。“红卫兵”到处乱砸乱打，你管不管?管，那你就不能指责我派工作组镇压学生不对我派工作组不就是“管”吗?你不是刚刚宣布撤消工作组、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吗?你说我镇压学生，你不是也得镇压吗?只要你宣布“管”，那所谓“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指责立刻不攻自破，我不但立刻翻案，而且立刻就坡下驴，把这群“红卫兵”连同一切群众组织统统取缔镇压下去，看你文革还怎么搞。如果不管呢?那正好激起全社会老百姓对文革的反感，离间毛泽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煽动武斗，全面破坏捣乱为了权力，所以必须“矛头指向党外”，所以必须证明“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所以要唆使“红卫兵”闹“血统论”、“破四旧”、打砸抢，以此证明只要“矛头指向党内”就要引起大乱。这一套没有动摇毛泽东“矛头指向党内”的文革方向，可见乱得还不够，还需要升级，于是一系列荒唐疯狂举动接踵而至：掀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思潮、破坏文物、批斗著名学者专家、抢档案、炮打中央文革、冲击公安部、大规模武斗、动枪动炮、全面内战。
